全球化逆动，反全球化不断突破边界
屠新泉、娄承蓉
近几十年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但纵观2016年，与这一趋势相背离的事件却层出不穷。从年初的全球金融市场异动，到年中的英国脱欧公投，再到年末的美国总统大选，加之欧洲难民危机、土耳其政变等地缘政治冲突，2016年重大风险事件频频挑战着被视为“不可逆转潮流”的全球化。这种反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主要在于政策措施和市场态势不断突破常规边界。
全球化将经历强烈扰动
首先，作为经济全球化两大重要引擎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双双减速。近几年，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和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全球贸易增长显著放缓。2012年以来，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长受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影响，一直维持在3%左右，不及前30年增长率的一半。世界贸易增长勉强跟上世界GDP增长，贸易放缓范围广泛，全面涵盖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不断下调2016年的贸易增长速度之后，WTO警告，因地缘政治、全球分化等不确定性风险加剧，贸易增长速度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比预期得更慢。
贸易增长减缓不仅由于整体经济活动减弱，还由于相对较弱的投资环境。当前，无论是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国际投资规模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且投资政策碎片化态势严重。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持续积累也构成了对全球化的有力挑战。一方面，危机后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多数未被撤销，且新措施还在陆续出台，这使得现有的贸易限制措施总数呈不断增多之势。2016年6月，WTO发布的G20例行监督报告指出，尽管G20领导人一直强调“取消”现有贸易限制措施，但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成员实施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月均出台近21项新措施，数量为2009年WTO开始监测贸易措施以来之最。2010年至2016年期间，G20成员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总量增长了3.2倍。
另一方面，各国实施的歧视性政策措施也日趋多元，且辅之以一般性的经济支持措施，兼具隐蔽性与综合性。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报告列举了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使用频率最高的包括贸易救济措施、关税措施、当地含量要求、贸易融资、投资措施等10 类保护措施。此外，从近年的贸易实践看，作为限制进口的重要手段，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为代表的贸易救济措施被广泛运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大贸易救济调查的频率，贸易摩擦频繁。
全球贸易治理的停滞也是全球化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英国脱欧、欧盟的离心倾向使其失去了“以区域化促进全球化”的样板地位，这种区域一体化的倒退反映了全球范围的“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力量急速上升。多边层面历时十余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并未实现突破性进展，由此凸显的达成大规模全球协定困难重重，使得美国近些年来会同其他一些WTO成员国一直在推动聚焦更小、但成功几率更高的自由贸易安排，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然而尽管它们是高标准规则的代表，但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上述协定面临全面叫停的风险。
特朗普当选，一个极端的保护主义者当选为世界最大自由市场的领导者，无疑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冲击。特朗普还未入主白宫，就释放出了一系列颇为引人争议的经济政策信号，这些碎片式的言论或者承诺目前虽然还未成体系，但是，贸易保护很有可能率先成为特朗普的发力点。特朗普目前显露出的贸易政策已然带有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其贸易保护政策目前来看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通过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以此为理由向中国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二是重新审视美国既定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包括退出TPP、重新谈判或者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先不论这两项极有可能引发贸易战的政策能否真正实施，执政后的特朗普究竟将以何种方式治理美国经济目前也尚未可知，但可以假设存在两种极端的可能：一种是激进的孤立主义者。他将坚持选举立场，建立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逆经济全球化而动；另一种是温和的务实主义者。他将回归更加主流的经济政策，将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由于目前市场不清楚特朗普将如何实施刺激经济方案,但可以肯定，这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并构成了对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扰动。
反全球化的根源和推手
那么，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的根源何在呢？首先是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全球整体消费和需求疲软，因而成为制约全球贸易增长潜力发挥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的增长潜力已处低位，发展中国家又受制于自身结构性因素难以提速，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近年来均为负增长。其次是全球治理框架的有效性不足，以WTO为基础的多边框架因利益分歧难以形成共识，推动进程举步维艰，区域性贸易安排也因为受到发达国家内部因素的影响而难以推动，使得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划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这也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自由化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发达国家的国内因素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思潮。历史上每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民粹主义等极端行为往往随之而生。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出现了意、德、西独裁政府；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英国进行了第一次“脱欧”公投。今天，相似的历史也逐渐在全世界上演。
毋容置疑，全球化非但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拉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因此不断积累、扩大和激化。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与劳动的收益严重不对称，以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更加自由流动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都使全球化在贸易利益分配不均方面的弊端更显突出。大国既可以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可以是去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应该说，当前的全球化逆动，美欧等发达国家是主要推手。在世界经济遭遇周期性困难而整体下行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财富缩水，底层蓝领工人就业减少，受全球化竞争“挤压”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对全球化的“怨恨”和抵御情绪随之上升。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自2000年以来，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1/3，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减少大约20%。各国或多或少都遇到了类似政治生态的变化，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具有普遍性的一点是，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产生了质疑，并往往把一国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外来因素，如移民增多、进口增加等。
全球化未来趋势展望
当前全球化逆动是美欧等西方大国对其推动的全球化的主动收缩，是基于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满的反映，正是这种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从而为未来局势笼罩上了诸多不确定性。在种种不
确定性之中，未来全球经济贸易的走势并不乐观，世界经济低增长、低贸易和低投资的状况不仅在新的一年难有根本改观，甚至还有可能延续数年。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来源于短期风险的冲击，更根植于长期动力的缺失，全球经济并未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也缺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引领。放眼全球，有潜力的国家屈指可数。而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减速的势头将会持续，低迷增长逐渐常态化，昔日贸易高速增长的状况将难以再现。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美欧等国在各自大选和国内政治中所目睹的民粹主义思潮，反全球化扩大了民粹主义的市场，各国政治生态都受到了影响，反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反对人员自由流动和移民，这些主张阻碍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之势，在一些国家还可能逆转全球化进程。但如上文所述，民粹主义根源问题具有系统性且涉及移民等敏感问题，因此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其力量可能还将继续发酵，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显然不利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也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产生深刻影响。
从全球贸易治理来看，世界各国并没有广泛共识。虽然渡过危机的目标具有一致性，但各国各自为战，应对策略、运用工具都不尽相同。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分歧非常巨大。在美国进入以特朗普为首的执政周期之后，大国对全球化未来发展的共识将更加难以形成，所以世界经济未来整体的走势是较为悲观的，预计将可能持续5到10年。
中国如何应对反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反全球化思潮，中国并不能隔岸观火，独善其身。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第一要务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背景下，这样的贡献尤为重要。况且中国本身的制度建设还面临一系列问题，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也意味着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目前做好自己的事情，便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其次，中国应继续高举全球化发展的大旗。全球化体现了人类的需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类长远利益，仍然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会有波折，但不可能根本逆转。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并结合自身的经济贸易地位，中国有责任并且有能
力扛起全球化这面大旗。虽然中国的软硬实力还不足以引领全球化，但中国坚持全球化立场，努力反对反全球化浪潮，抑制其进一步扩散，也是为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再次，中国将积极开拓经济增长新空间，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一带一路”战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鼓励和支持来挖掘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与潜力，也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在此基础上，中国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各项落地措施，并将尝试探索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作者屠新泉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娄承蓉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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