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月16日生於趙村農民家。1924年入讀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对1959年“信阳事件” 承认有领导责任。大跃进期间，当时河南省委内部出现以建设速度的争论，在激进的吴芝圃和稳健的潘复生之间，邓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支持激进派在河南的领导权和作为。[1]1967年在广州逝世。时年61歲。
在1979年被平反。中国政府為他定性為「文革受害者」，但是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吴对河南省大跃进运动以及其中出现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与省长吴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闹社问题”，吴芝圃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芝圃才放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春，潘复生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会上，吴芝圃发动突然袭击，严厉批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委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潘复生以及坚持实事求是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受到吴芝圃的打击。此后，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点名批评了潘复生。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的发言，同时批评了潘复生。住院的潘复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结束，党中央宣布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省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开会期间。吴芝圃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准备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吴芝圃在会上发出号召：“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在吴芝圃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
（二）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初。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三）河南人民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事实的确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完不了任务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市群众也以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原国家计委干部王泓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王泓最后因为饥饿生病导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公社书记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4400人。王泓在文中回忆说: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两个……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抓得特别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又开始“反瞒产”，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初。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四）河南饿死了多少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五）吴芝圃的检查:“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1961年2月。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党中央调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党中央把吴芝圃调离河南，到中南局担任负责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同时，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为潘、杨、王平反。
沉重的教训使吴芝圃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他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向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检查，深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在广州去世，享年61岁。
（节选自杨继绳《墓碑》上卷地区篇）
胡传忠（河南）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170
口述人：胡传忠（1934年生，男，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油坊店村人）
采访人：胡金铭（1990年生，清华大学研究生）
口述时间：2012年2月8日
口述地点：胡传忠家里
采访笔记：
胡传忠，按辈分我叫大伯，是村里老人中少有的识字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奶奶介绍让他讲59年的故事，说他记性好。59年发生在油坊店村的饥饿惨剧，他描述了大概的死亡情况，分析了饥饿产生的原因，也讲了许多骇人的故事。在我的追问下，他回忆起了许多在59年因饥饿而死的人名。整个访谈都比较冷静，他很少有感触，过去的确痛苦，但对于当下来说，最让人烦恼的也许仅仅是孙子高考或者今天吃什么的问题。
被访人引言摘录：
“59年的事情，说不得，59年饿的人，那惨啊。”
“59年我教民办小学，学生上课都把头低着，饿的，最后学生死的差不多了，就没教了。”
“10月是正要命的时候，那时候死的人最多。那时候胡萝卜正上令，你奶奶就偷胡萝卜茵子（胡萝卜顶上的叶子）吃，到60年民主补课，把所有的干部弄到我们油坊店供销社来背胡萝卜，那时候胡萝卜就多了。”
口述正文：
59年的事儿，那惨得很
你要问59年我的事儿，那简直多得很！记不清名字的多得很，那惨得很！都不能说太详细，惨得很！现在人知道什么哟，就知道59年过了那“一难”（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有粮食你吃不到。
59年，总结那时候的形势，就是解放后，由单干到集体，从一开始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原来是一户一户的自己种田，后来转为互助组呢，就是一个小集体，但是收的粮食还是各是各的田，田多收的多，田少收的少，只不过互助组在一起干活，你帮我我帮你这样的。那到了初级社呢，那就归大队了，收的粮食都归大队，大队按工分分配，做多做少大队统算，工分多，粮钱就多，家庭要是劳力少，连口粮都捞不回来。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又转为人民公社，以公社为单位。一个大队管十来个生产队，我街上就4个生产队，东西南北4个。（油坊店村的一条街，街上的人家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生产队。村民平时赶集都在这条街上）我跟你爷爷是西（边）队的，那时候都是社员。还有锅炉、长山、刘小湾、陈洼、新湾、阮湾这十来个生产队，都是油坊店大队的。大队队长住在刘山，陈洼有个主任，叫绿连升，会计是刘友全。
吃食堂是58年开始的，粮食放在生产队，不分给社员，干活给工分，按工分计酬，算得多得少。家庭不允许有小锅小灶，想吃肉，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肉，过年，大队也发点肉，也打糍粑，过称称，一个人发一斤二斤。不让养猪，让养也没得粮食养啊。
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树都砍了
大办钢铁的时候，一个家庭的锅啊，好锅都给你拿去砸了，去炼钢铁。那铁拿去炼，炼出来不还是铁吗？真的要炼铁，是矿山那石头拉出来炼的，才能炼出来铁。当时就在南大河、白雀乡那大办钢铁，光山县就这两个炼铁的地方。那夜里那炉子彻天红。那时候社员叫你去炼钢铁，男的女的都去。你劳力抽多少人，在那里白天黑夜地抽风匣。当时我一个生产队派有十来个去炼，住在那炼铁。
为了炼铁把树都砍光了！大椿树都放倒了，在那里烧炭，往炼铁厂送。有的家里的把供桌椅子都砸了，烧成黑炭往炼铁厂送，多少的供桌都给它砸了，炼钢铁。那个炉子老烧得些，老要炭。炼了有一年，炼出来铁，完全指望收底下人的铁家伙，锅、铲子，化成铁水，炼出来不还是那些铁么？
59年不是“自然灾害”，是“浮夸风”害的
生产队的粮食都交给大队，公社再告诉大队，一年的粮食卖多卖少。大队就得听公社的。那时候啊，我们家里都不交粮食了，那是高级社，我们只管做工分，粮食都不归社员所管了，统一交给大队，大队再按人口分粮吃。大队向上面报多了，下面粮食没有了，就减粮食吃。
一个大队要是卖得少呢，就落后了，那时候“争上游”，谁卖得多就光荣。所以这样一搞呢，谁不想争上游呢？你的粮食达不到，卖少了，大队干部就挨批评。一评比，每个大队按面积，多少亩，人家大队卖得多，你的卖得少，就不行。那要是收的粮食没有那么多呢，还要卖那么多，要交给国家，这样一搞，农民的粮食越吃越少，把粮食都交给国家了。
粮食被大队和政府弄去，搞“虚夸”。马龙山（当时光山县县委书记）向省里产量越报越多，越光荣。那时候粮食都都送走了！留一点粮食虚夸，都送去卖了，就是马龙山拼命吹，把粮食都收走了，卖给国家了，要不是把粮食收走，怎么也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实际这一斗（亩）田产200斤，马龙山向省里报了那多粮食啊，他往上报500斤。那时候800斤上“纲要”（“粮食上纲”即当时的“国家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现在一亩田不止800斤，上千了。但是那时候没有肥料，一二百斤算好的。（就是）浮夸！
在59年快过年的时候，就在我那边屋旁边，弄一堆糠头，上面撒一层稻，让人来检查，以为都是稻，其实是糠头！我当时看到上面有一层糠，我偷偷装一点走了，回家弄着吃了。那时候吃糠都不错哩，有的人把糠头拿来焊焦，再用力舂，用筛子筛，吃得呼恰呼恰的。（那时）吃得比猪都不如。
总之就是，那时候一级一级的浮夸，没有那些粮食说有那些粮食，你要是报得少就挨打，大队干部也是说斗就挨斗的，大队干部只能多报，他大队长报得多，生产队的粮食就交得多，都交到上面去了，农民就没得吃了。不交不行的！不交大队干部都要挨打！不打死你！就是这样把人饿死了。
不管成分好不好，说错一句话就挨打
59年主要的原因就是“浮夸风”，不说实话，向上级紧瞒，不“浮夸”就打你，说你是右倾，你太右了。生产队挨打的人多了，那个刘守义，也不知道说错什么话了，大队的就打他，打到最后被抬回来的，一下就打伤了。
那时候还有个挨打是怎么回事吧，那时候大队的问，你一天得多少粮食吃？胡传银他老头（父亲）胡源登也是贫雇农，他说政府不该不给粮食吃，不该让人饿紧了。就挨打，说错一句话就要斗你，不管你成分多好都要斗你。有时候开会发言，有时候平时跟别人说话，积极分子就报，有的人说的是好话，他能给你分析坏了，就斗你。
南头有一个老头，六七十岁了，叫肖丙银，大队问他，你一天能吃多少粮食？他说，我一天能吃三斤。一顿一斤米嘛，那个时候真吃得了，平时任何时候谁都吃得了。那样大队就斗他，在大队（部）斗啊，开全大队的小队干部会来斗他。你猜大队说他什么，说他反对粮食政策，一天居然要吃三斤米咧。我们都去了啊，不光要去，还得动手打，不动手打他说你不积极。他受不了也要打他，最多打得轻一点啦。实际上哪里个个都去打，就是在四周喊喊：你反对粮食政策，一天还要吃三斤咧。
那时候，人饿的时候能吃得了三斤米，那不敢说啊，谁个不想吃多一点呢？那斗人的大队干部也想多吃一点啊，没有那么多粮食呀。说的就是反对政策，政策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吃。最后都不说真话，说假话受表扬，说实话挨批判，不然怎么能出现这些事。肖丙银他就一个光杆，没小孩，59年死了。他成分好，贫雇农，成分好也不行，照样斗。
59年，开始饿死人
到了59年，那年年底又缺欠（歉收）点，上面又“浮夸”点，粮食明明没有那些，他又“浮夸”。59年一人一天才6两，正要命的那两个月，一两都没有，不开伙。（食堂）有两个多月没开伙，家庭里又没有一粒粮食，你说死人不死人？非要让人饿死！阴历9月开始停伙，一直到腊月才有粮食。
这两个多月正冷，正过劲啊，吃什么？不就饿死！总而言之，就是大队浮夸，把粮食都交了，我们没粮食吃，就没得活命了，一家一家的都没得了。
饿得没法，偷杀队里牛被打，私宰小猪也被打
当干部的强点，能搞点粮食，社员到哪里去搞粮食？饿得没办法，偷偷杀生产队的牛，杀牛的人，牛皮都煮了吃了，大队逮不住就分了吃了，大队逮住了，就打个半死不活，把牛肉没收到生产队去。
就是杀自己养的猪也不行，吊起来打，猪肉最后也没收了。当时谢XX是大队支书，队长刘XX，那夜里我们这一片开大队干部会，六个大队的都来了，治安主任，支书，积极分子都来了，就在我屋后面开会。他们听见猪叫，有人跟大队告发，知道有人熬不住饿，要杀猪吃，就找，找到了就吊起来打，吊了七个人。大队打人，都组织底下的积极分子打啊。
我记得三佬（胡德福），把他逮住了。大队在我家屋后头，把他吊起来打，打得直嗷嗷叫。刚好你大爷（胡德勤）那天晚上杀猪被逮住了，就是杀自己养的小猪，你大爷养的，没多大一点。你大爷把猪盖在大缸里，大队（干部）把大缸掀开，逮住了，吊起来打，被打得浑身是血。有外大队的人，他打你大队的人还不往死里打？
我（家）对面有一个在大队里被打的，就是胡传武他父亲，叫胡德金，被抬回去了，是当场打死的，他外号叫三寡妇。打死了！不打死他，后面的也都打死了。
王从明当时被打晕了，泼凉水继续打，打完回家没几天就死了。王从明就是胡华阶的女婿，胡华阶就一个独女，回来找他爸老坟，没找到，在大沟（村里搁没人掩埋的死人尸骨的地方）里头找到一截骨头。
我家饿死一个孩子， 我带大儿子去逃荒
59年我家庭饿死一个，1岁多。我家里一共6个人，三个小孩饿死一个。那时候吃什么？吃糠头，吃燕麦，吃草皮头子，挖野菜，有什么吃什么。我大儿子金旺，怕把他饿死了，弄的饭都给他吃，也没多少饭吃，买点浆浆粉给他吃一点，这样才没把他饿死。
我急得跑走（指逃荒）了，带着我大儿，跑新县去了，在山上找野东西换钱活命。那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洋钱也买不到粮食啊！（连文芳插话：我那时候上普吉去买菜，差点死河里了。王XX，邵X的外甥，他是窑厂的头，他要我的菜，还要拿我一把半旧的雨伞，他拿了伞，让我把菜搁地上。我跟他哭，说我有个老婆婆在屋里等着，不然就饿死了，其实我哪里来的老婆婆，我老婆婆早死了，反正我死也不给他菜，他当时差点给我推到河沟了，我当时脚都快踩下去了。他现在还活着，我现在都不理他。你现在讲人情啊，那时候谁都不跟你讲人情！）那59年的事，都说不得，惨得很，说不得。
我家后面一家人都饿死了
到了过年都没饭吃，那年雪还下得大啊，直到60年4、5月的时候，生活才慢慢好一点。饿得厉害的时候，我后面一家家的都死绝了。胡华阶一家，那天你爸还问我胡华阶一家还有活的人没有，就剩两个媳妇了。他家里一二十口人，三个儿子，一个女。三个儿子，大老板的老婆姓颜，二老板的姓刘，三老板的姓郑。三个儿子都又生有小孩，加起来一共二十人。都饿死了。
胡华阶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个出名的人，他厉害，就跟现在那些流氓头一样，厉害，人都恨他。杀人倒没有干，就是厉害，是最厉害的人。54年全国一下子，一晚上就逮了好多人，连胡德耀、胡德海都逮起来了，那一晚上逮了好多人，逮起来之后就劳改了好多年，期满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之后地方群众又斗他，都恨他，又把他逮起来了，后来就死在外面了。他家其余的人都在59年饿死了。（胡华阶的）三个儿子没干恶事，都是农民。现在就胡德坤的刘氏还活着，80多了，又嫁到徐湾去了。
59年村里人饿死了一大半，我们生产队里还失踪了3个人
没有哪一家没死人，街上（油坊店村的一条街）死人多，原来街上有300多口，死一大半，这样的。那个叫胡德银的，一家五六口人，死绝了，他两口子就40多岁。王从明，一家也死得没得了……还有刘定国，一家也死完了，还有刘守义一家。我只晓得我队里的，洪毅禄、洪毅寿这弟兄两个两家人全死完了，他家人口不多，三四个人。
绝户的，我生产队里就这几家，那还有一家里死一两个人的，多了。洪毅禄、洪毅寿家没有老人，尽是四五十岁的，都饿死了。王从明他老娘置一个大寿木，结果王从明先死，他老娘后死。59年谁能抬动那个大寿木？就是我把他老娘抬到大沟扔了。最后那个寿木，三块银洋让南头邵三他妈买去了。59年谁有力气抬死人？有的人死在家里两三天。我们这里还算好的了，听说付老殿（潢川县的一个村）的，把死人抬得像稻草一样，一码一码的。我们还放大沟里。59年我抬死人就抬了两个。59年的事简直不能说。
王从明她妈，是我跟金老两个抬的，抬大沟（村里搁没人掩埋的死人尸骨的地方）里埋的。当时谁有劲抬呢？都抬不远，就抬到后院大沟里，放里面，铲两锨土上。那时候都抬不动，埋不动，不然把你自己也带倒了。坟只有一个，其它就不知道了。现在大沟也平了。
我队里59年还有三个人失踪的，一个艾裕阶，一个老头，他女儿在城里头，他去找他女儿，走到南大河北头，人饿得晕晕的，饿倒一下就起不来，就死在南大河那儿，死了也没人收尸，他儿都各顾各的命了，这死在外面就没弄回。还有胡传惠的父亲，那时候跑外面去要饭，那时候要饭谁有饭给你哩，最后就杳无音讯了。最后还有一个胡德培，他的四哥，也是跑到外头死的，到现在连坟都没有，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西队就这三个死在外面的，连坟都没有。西队当时有十多家人吧。
59年学校上不了课，因为学生都饿死大半
当时小学就在你奶奶家后面，那后面是大队的几间屋。大队在那办的民办小学，那时候的小孩，有的长到十几岁都没学上，年纪大都是文盲，不能把下一代的儿童都弄成文盲诶，后来大队就弄了民办小学，书杂费都由大队的出。就我一个老师，那时候民办的上学就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就我一个人教。
我在小学教书，有的饿得晕晕的，都坐不住，学生上课都把头低着，饿的，还上什么课？一个班四十多个学生，最后才剩十多个学生，都是饿死的，还上什么课呢？小孩都不来上课了。最后都不开课了。
村里确实有人吃人肉，还有人卖人肉
当时饿死的都放外面，连亲叔伯的都不知道。到处都倒的是死人……（连文芳插话：我从娘家回来都是从死人身上翻过来的，都是外面来的走路（逃荒）走到这儿饿死的人，就在四姐门口的陡坎儿那死的人，屁股肉都被割跑了。）
我还亲眼看到割肉，你晓得是谁吧？就是胡XX。他还卖，他把肉拿来卖，他开饭馆的，他弄的肉弄的汤，卖给人家吃。我亲眼看见，我那天去扒饭（应该是找吃的的意思，）往胡老殿去，就在小燕家门口那块田那里，那时天快黑了，瞧到那田里睡个人，那就知道他是死人，睡在路边田里，这是头天回来看见的。我第二天早上又从那儿走，往胡老殿那儿去，又从那个死人那里走，我还没走到那去，就看见一个人弯腰，手一动一动一动的，那就是在割，割那个人肉。他（割肉的人）眼睛也到处看，看到我非得往他那里走，他也怕，就跑了。跑到田埂那躲起来了，我从那走，看到割得红剌剌的，我才晓得人家在割那个人肉。等我走过田那头，又看见那个人又跑回去割。大家都说那是胡XX，他割人肉卖。
胡XX59年死了，他弄的人肉卖给人家吃，他结果死了（连文芳插话：他老两口爬一头死的，他死了屋里还有一坛牛肉，一坛米，还有洋钱。）最后就剩他一个儿，一大家人死的就剩他一个。他姊妹好几个，两个妹都是小孩，都饿死了。（一个叫）小娥死了，他瞒着，藏在屋里，没死，在食堂能打饭，他家人说小娥没死，还照样能多打点饭吃。那时候有一口饭都是好的。
我对门那个马X，她吃人肉，就是哑巴他妈，跟在武她妈两个人割的，吃人肉，她两个59年都过过来了。
解决“饥饿”问题，“民主补课”
队长刘XX，当时他家没死人，他能弄粮食吃，我们把粮食交上去，放在仓库里，在后洼仓库了，他能弄点出来吃啊。我们生产队的没得仓库，粮食不让生产队管，只有大队管，他能私自开开弄吃的，所以当干部的没得死人的。会计刘友全家里没死人。苦，苦了社员，晓得吧。
60年来一个“民主补课”，就是整顿59年里所有的卡粮食、不把饭吃、把人饿死了的干部，把原来打人的大队干部都逮起来，送到公社里学习嘛。油坊店大队干部都逮了老谢、吴思秀、刘子兴、就是禄连升没有去，他当主任那个时候。
“民主补课”县里省里都派人来整顿这些人，这些事。这时候粮食就解决了，上面才给粮食。生产队是一粒粮食都没有了，政府让上外面去挑，上北店（地点待落实）和凉亭去挑粮。刚开始解决的时候，一天一人连2两粮食都没有，后来慢慢解决，才加到一人一天6两。就算一人一天6两。一顿饭就十来斤米吧，在大食堂那大铁皮子锅里，十斤米煮的完全是水嘛。打饭用那划船的板子，搅着，舀着，盛到碗里就是一碗水，连米汤都不粘，就是喝个水，端回家加点野菜吃。这样一直熬到解决粮食。
那个59年的那些记载，我怕大队总有记载吧，我猜有人记载，60年“民主补课”死多少人都有数的，肯定记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