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逝世的那些日子里

                         在周恩来逝世的那些日子里

          记得那是1976年1月8日，刚过完元旦，那天是周三中午，部队已经开训了，我正在看周训练计划关于共同科目训练的内容，接到电影组长的电话，他是江西人，刚探家回来，他说今天是腊八节，他那里有好吃的，要我下课后去取。文革批四旧，已经不过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了，但是有好吃的，当然非常高兴。放下电话没多久，突然接到铁哥们儿军作训处江参谋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 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要保密，不许告诉别人，周总理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整个人有些头重脚轻，不知所措，非常难受。自从全党全军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后，心情就一直不好，从小建立的那些东西倒塌了，成天的政治学习只记住几句话：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心中唯有对周总理的品格和为人充满了敬意以及寄托在他身上的一点点对未来的希望。晚上下课后，我到电影组长哪儿去，告诉他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说：他也知道了，上级有通知，要稳定部队，统一收听中央台的广播。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谁都没有心情说话，后来，他拿出一块黑布，剪了一块给我，我把它别在我的左袖上，电影组长说：还是不要别在袖子上好，免得有意外。我点点头，把那片黑布放在我的军装左上衣口袋内。

            后来部队组织收听中央台关于周总理逝世的仆告，大家都痛哭流涕，许多人都自发的佩戴黑纱，但是马上部队就传达上级指示，禁止佩戴黑纱，于是大家就私下里悼念周总理。我是一直把那块黑布放在自己的上衣左胸口贴身处，一直放了240多天才摘下来。在那些日子里我在自己的房间点过蜡烛，写过悼念的话语放在自己的军用挎包里，四五事件后，我和哥们儿一起去服务社买了酒和罐头，躲在石壁山下弹药库西侧，面朝北下跪祭拜敬爱的周总理，以表达心中的思念和愤懑。也在战友间互传天安门广场上贴出来的诗词，用以表达大家心中那些不能说出来的对某些人的恨。记得6月底我在军区总院五官科住院，我和军区朱副司令的儿子住在同一个科室，晚上我们一起偷跑到司令部小礼堂看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听到前排几位军区首长在轻声聊天，说到周总理，他们都不说话了，只听到轻声的抽泣和叹息……..。我和那位病友兼哥们儿看完电影回总院时大门已经关闭，我们在翻围墙前，先面朝北向周总理鞠了3个躬后，才溜回病房睡觉。后来我们在诏安演习场碰面，他任连长，是水下障碍爆破队的队长，谈起往事我们还唏嘘不已。当时我在五官科住2床，3床住进来一个新病人，他是我们军的宣传处牟荣欣处长，他是来参加军区关于渡海作战战役集训的，不幸车祸头部受伤，因为军区总院五官科和脑外科是合并为一个科室，所以他就住了进来。牟处长过去是军区作战部的，后来到我们军当作训处长，文革时时髦“丘八管秀才”，他被调任宣传处长。我们成了病友，我们聊天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文革中他被派去支左，看到地方上武斗乱成一团，“如果不是周总理，这个国家要完了”，他说。后来部队要开始演习了，7月5号我提前出院，我告诉牟处长，明天有一架伊尔-14去漳州机场，是否一起去（我想揩首长的油）。他说：7号我和皮司令一起去东山岛。因为牟处长在军区作战部任职时皮定均作为军区副司令主管作战，所以非常熟悉，他想套套近乎。我出院时牟处长说：你的那个红梅牌收音机借我用几天，我想听听敌人对我们演习是如何说的，好向首长汇报。这台收音机是我每天“偷听敌台”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美国之音”对周总理去世后中国情势发展的评论，让我不至于当个“傻大兵”。当然这台收音机也随着牟处长和那架米-8，以及皮司令和我的哥们儿皮国红一起留在了云霄山脉中了。以后的日子里许多战友都在对周总理的无限思念中盼着一件事的发生，当然后来终于发生了…….。       

   1/7/2017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