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翼云日记）
1、“发配”路上
列车往北开，往北开，一股劲儿地往北开……
从告别了前来送行的老同学离开北京车站的那一刻起，我就几乎一直侧靠着列车的车窗，没有挪动过位置。我的目光贪婪地望着窗外移动的景色，那是我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美景：一边是群峦叠翠的燕山山脉，一边是烟波浩渺的渤海湾，过了山海关再往前走，就是连绵不尽的玉米和高粱地。有时候，我也会久久地望着脚下不断往前方延伸的双轨线铁道，它们始终相守相伴，却永远没有交集，只是偶尔进到某处站台前铁轨会忽地变做许多道，像是地上游动着许多长蛇，似乎都交集在了一处，于是列车就边前进边颠踬着仿佛做着横向运动似的，一会儿上移，一会儿下挪，车厢下的车轮也顿时忙碌起来，咯噔咯噔地乱作一团。这样热闹了一阵子，长蛇终于扭动着身躯，又归于平静，最终还是剩下冷冷清清的双轨道，一路往前。只有铁轨间的枕木像电影倒片时片头片尾映出的一格格的分隔线倏地闪过，车开快时，就成了白花花的一片了。这情景，颇像是人生的某种启示
“嗨，小岳，你望什么呢，这么出神？”坐我旁边的殷浦江给我的茶缸里倒满了热开水送到我眼前。她是化学系的，上车后才认识的，跟我们几个人一起被分配到黑龙江，由学校统一购买了车票一同送进了这节车厢。她是上海人，慢声细气，普通话里间或夹着一两个上海词语，鼻梁上架着一副挺秀气的眼镜。一看就知道比我大，当然我本来就是55级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四年下来，谁都不可能比我更小，殷浦江虽然不同系，我想也不会例外，只是总觉得她坐我身边，有种罩着我的感觉，让我不大自在。她是个自来熟，刚上车在我身旁落座时，就朝我膀子使劲一碰，说，“中文系的？往里坐坐，让阿姐坐松快点。”然后吃惊地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叫起来，“哟，侬个膀子肉嘎紧！”边说，还用手指隔着我的衬衫捏了捏我的三角肌，又用普通话问，“唷，你练过健美？”说着就一点不客气地挤进我们几个同学当间坐了下来。
我们这块儿是两排面对面的座位，坐满了六个人，只有她一个女的，其余都是我们中文系的雄性物种，虽说是同系，但同级不同班，平时上大课时碰个面，课后就散了，要不是这回毕业分配一起去黑龙江，由学校给订的车票，现在也不会坐到一起来。我们当中有北京的，有河南的，还有我这个南京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殷浦江，只是她比我们彼此间相识似乎还更快些。
我从她手里接过水杯，说声谢谢。这时候，坐我对面去上厕所的河南人王瑞祥从车厢的那一头费力地穿过站在走道中间的拥挤的旅客，过来了。他一坐下，就神秘兮兮地问大家，“你们猜，除了我们这六人，车上还有没有别的同学也一起来了？”他的河南口音特重，总觉得是唱音阶跳跃很大的曲子。
我们都摇摇头。
“难道还有其它人也分到黑龙江吗？没听说啊。”我疑疑惑惑地问。
“怎么没有？”王瑞祥压低了声音，“我告诉你们：陆文举也来了；还有一个，你们更想不到，一班的小班长李玉瑶跟她男人范长虹，也在。”
“怎么他们也来了？在哪呢？”我问。
“就在那节车厢。”王瑞祥头朝那个方向一摆，嘴都几乎碰都了我们的耳朵，“李玉瑶的手……还铐着。”
“你们说的是谁啊？”殷浦江睁圆了眼镜后面的眼睛，奇怪地问。
“我们年级的——右派。”王瑞祥细声说。
“怎么还……铐着？”
王瑞祥耸耸肩，“这我说不清。周延年，你是一班的，你应该比我们清楚。”
那个叫周延年的，一脸的正经严肃，见王瑞祥问他，看看周围没外人，把上身俯下来，我们几个人的头就都向他靠拢了。他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片儿，“你们讲的右派仅仅是范长虹。李玉瑶的问题更严重，是反革命。”他看看我们又解释说， “其实吧，反右原本跟李玉瑶没有关系，她鸣放的时候正跟老范热恋着呢，加上家里老奶奶病故请假回了趟家，根本就没参加。犯事儿是犯在老范身上，他仗着自己是转业军人，去过朝鲜，打过仗，硬气，鸣放那阵，就对党委书记何锡林开了重炮，说他睡了外语系的女学生是道德败坏，就为这，打成了右派。”
何锡林同时还兼任京师大学的第一副校长，跟女学生睡觉是事实，但那阵子，谁公开指責谁就是右派，就是“向党进攻”。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毛主席不是叫大家这么干的吗？当然，想不明白就只能烂在肚子里，政治运动嘛，没有道理好讲的。
周延年见我们都认真在听，又继续朝下说了，“李玉瑶一听说老范出了事，急眼了，一下子冒了出来。她这个人认死理，憋不住心里话，于是闯进了党委办公室去质问何书记，她就问，毛主席不是事先说好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不是还号召大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怎么老范只是说了事实就要治他的罪呢？这还了得？质问到毛主席头上了，反了！于是把她也定为右派。她不服，还闹，就轰下乡劳动。还是不服，更闹，给抓住了一个事故，说她有一次是故意铲断了棉花苗，属于‘蓄意破坏公社生产’，立马上升为‘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
“就为这点事情？”我犹犹豫豫问。
“啥叫‘这点事情’？”王瑞祥显得很有经验地说，“这就叫‘政治斗争’。说你是人就是人，说你是鬼就是鬼。”
周延年说到这里，看看我们，也犹犹豫豫地说了句公道话，“其实吧，这事儿有点玄，我这是憋到今天才敢说这话。我寻思，要叫我分辨哪是棉花苗，哪是野草，我也分不出来。你们分得出来？”
我们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他大概也感觉这话说的有点不妥当，连忙改口说，“当然啦，话不能这么讲，关键是立场，是不？”
周延年这番话让我们都沉默了。我这才明白，对反右运动想不通的，远远不止我一个人，只是平时大家都戴着面具、不说罢了。其实李玉瑶的问题正是大家共同的问题，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大人物讲话可以不算话？后来有个官方说法是“引蛇出洞”，这更令我想不通，耍手腕整人厚道吗？
过了一会儿，王瑞祥首先打破了沉默，他问周延年，“有件事吧，我到现在也没弄懂。你还记得那次何校长召开反右动员大会，就在大食堂开的，大家都是席地而坐。我看见你，还有好多同学当时都坐在主席台的台口，把主席台围得满满的，何校长一说话你们就鼓掌。他还当场点了几个学生右派的名。我记得上届有位男同学当场站起来为他们班上被点名的同学说明情况，表示校长讲的与事实有出入。那时候你们就喝倒彩，嘘他，硬把那位男同学给骂回去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你们好像动作一致得很，像排练过的，是不是预先安排好的人？”
周延年手摸着下巴，挺尴尬的一笑，“这话吧，还真不大好说。”
“有什么不好说的？马上都分手了，说不定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周延年眯起眼睛，手在下巴上来回地搓，最后一拍巴掌，好像下定了决心，“这样吧，说到此为止，不外传，行不？”
我们都使劲点头。
“当然是预先安排的。”他点点头，“由系总支书记组织的，说为防止右派分子当场反扑，必须保卫何校长的安全，他说话的时候必须鼓掌，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气焰。”
“哦！”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惊讶万分。
“那你可是坚定的左派呀，怎么跟我们走，一道‘闯关东’呢？”王瑞祥打趣地问。
周延年摸着自己的脑袋，有点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人吧，上不得台面。从这件事后，我就看穿了好多事儿，心就有点冷了，后面的运动我基本上都没参加。”
哦，是这样！周延年的话令我大吃一惊，我原先根本不知道，反右的背后有这么多的名堂。对外他们都喜欢说这是大家的意见，人民的意见，工农兵说话了，实际上都是由上头“组织”，导演出来的“戏”。这不能不令我对这场运动从心底深处怀有极大的质疑，而且有一种从头到尾都是被别人戏弄的感觉。
车轮在沉闷中单调地咯噔咯噔着，车厢里有人在抽烟，是那种非常冲鼻子的气味儿。我猛地咳嗽起来。有些人在说话，是一种跟北京话相近但味道怪怪的话，需要发尖舌音的，全换成了卷舌，而且表达情绪的虚词很发达，“我那儿纸（子），在那旮哒蹲着呢，啊哟妈呀，你问他那玩意儿？可老鼻子啰！”不知说的啥，就是个夸张情绪，让人听着怪费劲的，既亲切又陌生。有孩子哭起来，妈妈在哄着。
我想起了王瑞祥的话，站起身，排开了过道上的人，去了车厢尽头的厕所，完了后，又接着往前面那节车厢走，我心里记挂着陆文举，和那位小班长李玉瑶，要分别了，我很想再见他们一面。
陆文举曾经跟我同寝室，丹阳人，话从来不多，是个极其内向的人。他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一点跟我极相像，我俩常常会因为谈论同一本书争论起来。他很倔，我也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从来不红脸。除了我以外，他几乎跟同寝室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交流。但我知道他的心灵是细致和敏感的。大学一年级寒假前，国家组织全国性的方言调查，选中了我去了江苏组。他听说我们要去他的故乡丹阳，特地赶到车站送了我一朵月季花，说“带给我老家吧。”那一天下着雪，雪落在花朵上凝成了冰，他望着我捏着那朵花枝登上列车，然后站在月台上等，直到列车开动后我摇着手中的花向他致意他还没走开。
他成为右派而且最后划定是“极右”，这是班上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因为他没有写过一
大字报，鸣放会上也没有发过一次言，整个运动他就像是置身事外，他怎么会出事呢？
我后来才知道，麻烦是出在同寝室的另一位同学身上，他曾经偷看过陆文举的日记，运动里为了表现积极他揭发了。
那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我清楚记得，自从《人民日报》刊出了那篇“这是为什么？”的“重要文章”后，校园气氛就一下子落到了冰点，往日的欢声笑语、弦歌不绝的景象荡然无存，顷刻间，大学就像是古罗马的角斗场，人人都互相防备着，一手握刀，一手提盾，检举别人，防卫自己。学校里先是一个个的大会，每开一次，就要点一批人的名：先是教授，于是有的教授自杀了；以后就点学生的名字，也有个别的“自绝于人民”了……再以后呢，就是各个班级开小会。从这时起，就没有人通知我参加了。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有会议，开始是很小的范围，以后人数逐渐扩大，但就是轮不到我，除我以外，也还有十几号人撂在外面。我虽然搞不清他们在做什么，但明显的是，同学们的关系疏远了，寝室里再也没有人说笑，连必须说的话都小心翼翼的，遣词造句极其精炼，消极修辞学学到了极致。更有甚者，常常寝室与寝室之间，或是同寝室的人，会莫名其妙地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大凡是参加过内部会议的人都像换了个人似的，脸一个个撑长了像张长条烧饼。我隐隐地觉得一种危险正在逼近，至于它是什么，我不清楚。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种整人手段的？
陆文举也跟我同类，有一天，我悄悄问他，“他们在忙什么呢？”
他看看周围没人，低声说，“我猜，他们在组织‘阶级队伍’。”
“他们想干什么？”
“处理我们这些……”他想了想，选了一个词“‘候刑’的人。”
“瞎说！你跟我有什么问题？”
他嘿嘿一笑，“你走着看吧。”
陆文举到底比我多吃了两年的盐，他说的这个“阶级队伍”，用在我们的身上，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毫不讳言地讲，其实我读的书吧，尤其是马恩著作，只会是比他多，怎么就没听说过呢？回想起来，我大一就啃完了《资本论》第一卷，尽管读的我头晕眼花，几乎是靠了恩格斯的阐释才勉强弄懂，但心里想着的却是，列宁十六岁能读完的书，我绝不能在十七岁还没读完。至于其它的诸如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人的主要著作早就“扫荡”过了。我清楚地记得马克思有关“阶级”的定义是跟人在生产资料中占有的位置密切相关的。现在既然过渡阶段已经结束，生产资料全都公有了，又哪来的“阶级”呢？难道在一穷二白的大学生当中还有“阶级”吗？我想问他，但前面的运动进程已经教我学聪明了，想到祸从口出的古话，也就闭嘴了。
终于轮到我们了。这次会议一下子把班级里始终悬置在会外的同学统统喊齐了。
会议是在平时上课的教室里开的，一进门，就看见早就坐在里面的严阵以待的“阶级队伍”，一张张阎罗王的脸，杀气腾腾，气氛紧张得像要爆炸。我们这些人像犯了罪似的，都统统找了后排的空座位坐下了。
会议的主持者是新面孔，问问前排的同学，悄声回答说，是新任的党支部书记，专门从外班调来的，为的是加强反右斗争的领导。我猛地记起，这人以往在篮球场上见过，人家都喊他“屎球蔡”的。
这时候他站起身来，走到前面，简单地介绍了前阶段运动的深入过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运动到了今天，居然还有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稳坐钓鱼台。这说明了阶级斗争形势很严峻啊！”
我们听了都一惊，不知说的是谁。
“陆文举，你站起来！”屎球蔡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
同学们的眼光刷地一下齐齐聚焦在坐我身旁的陆文举身上。我看见他浑身一震，满脸的茫然，迟疑了一阵子才站起来，脸上并没有什么紧张的神情。
“你能向党交心吗？”屎球蔡问。
“能。”陆文举声音不大，但很平静，干脆。
“好，现在党要求你，马上交出你的日记来。”
我看见陆文举的脸刹时白了，转瞬又涨得通红，他嗫嚅着说，“这……这……是我的隐私……”
屎球蔡顿时严词驳斥，“革命人一切都是党的，不存在见不得人的隐私。你要没有问题，就马上交出来。”
“交出来！”
“交出来！”
“阶级队伍”一声令下，立即投入了战斗。
……
事情的结果是，他同寝室的室友当场“陪着”陆文举一道回寝室取出了日记。后来屎球蔡当众读了他的日记，在那样的气氛当中，许多平常也许是很普通的话听起来都像是在炸耳朵。日记里记载了他对时局、对农村统购统销政策的许多看法，记载了他家乡农民的艰苦生活状况。
从那一天起，我的心也像是被渔夫捏在手心里准备投入油锅炸的匹诺曹，我想起我们两人曾经说过的那么多的话，生怕被他写进日记里。在一度紧张之后，我很快镇定了下来。我细细回想运动以来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并没有落下什么大的把柄。我那个时期，特别迷恋俄罗斯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美托夫成了我人生的榜样，我发誓要做他那样的人，每天艰苦锻炼磨砺我的意志；我还日夜读书充实我的大脑，暗下决心要打破杜勃罗留波夫一年读四百种书的记录。可以想象，一个每天要读十小时书再做四小时体能训练的人，每天只会沉侵在读书的喜悦和经过超体能锻炼后胸肌、腹肌、弘二头、三头肌发烫发胀的大舒服当中，怎么可能有多余的心思跟时间去关注墙上贴满的大字报？这么一想，心反倒沉下来了：既然在劫难逃，那我就正面迎对好了。因为我深信，要成为我心目中的“超人”，必须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用我自己的话就是“勇于朝着自己的弱点进击”，那就准备好，统统朝我来吧！让我细细品味猛雷击顶的箇中滋味吧！我所要做到的，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否则我就不配成为拉赫美托夫式的人。哦，回想起来，我是多么幼稚啊！在集权制度下的个人是多么的无力。
所幸的是，在艰难等待了几天之后，我才知道他在日记里仅仅有一处提到了我，说我在听说了他家乡农民的苦难生活后，说了一句话，“这跟黑暗的旧社会有什么两样？”但就这“黑暗的旧社会”六个字，就差点把我打成右派。最后呢，大概是因为让我坦白交代时我变得聪明了点，许多发生在眼前的事实都在教训我不能再对他们言听计从了，不能再听他们的话了，否则下场将会很惨。
例子是明摆着的：那么多的“右派分子”不全是因为听了上头的话给领导提意见才倒了大霉吗？一个负责任的大人对千千万万青年大学生说谎话，你让人怎么想？
一个人受骗一次已足够了，如果多次受骗仍不醒悟，那不用说是不如猪狗，我看连蚂蚁都不如。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逗弄蚂蚁，我很想知道在蚂蚁那小小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就故意地给一只蚂蚁引向一条浅水沟，那蚂蚁开始听了我的，到了水沟前面，我又故意把水弄大了，把它淹没了。这蚂蚁连连挣扎。我不想让它死，把水给它引开，它也终于脱离了险境，只见它弓起身体，用两只前臂不停地梳理着头上的两根触须，然后逃走了。当我再次想引诱它重蹈覆辙时，我发现这只蚂蚁说什么也不愿意听我的话了。如果连只有几十个分子组成“大脑”的蚂蚁尚且不愿上当受骗，何况人乎？所以我在“坦白交代”时，我坚持事实，说与我原话不符，我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事后回想，这是我采取的最正确的步骤。事实证明，后来正是因为我坚决否认，单凭这句话又没有旁证，定案的根据不足，于是给我一个团内警告处分，让我过关了。在我的处分书上写着这样的话：“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坚持个人奋斗的人生观，走白专道路，反右运动中有类似把新社会说成是‘黑暗的旧社会’的言论。”
代表“组织”写上这段话的就是屎球蔡一个人，当时属于学生反右领导小组的，他们的组长也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学生中唯一的一名校党委的委员周季斌。我记得，屎秋蔡有一次当众失口对周季斌讲到，“这两天我光是写同学们的组织结论就把我的手写酸了，脑子里面的词都用光了。”那时候，我虽然听到了这句话，但却从来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用那写得发酸的手和发昏的头，决定了我们多少同学一生的命运。
至于那位小班长，四年来我从未跟她说过一句话，但我们全年级所有的同学都喜欢她，她叫李玉瑶，可我们都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李巧儿”。她来自无锡。太湖的山灵水秀塑造得她娇小美艳，人见人爱。令人意外的是，她居然就那么顶真，出事就出在她认理不服输的脾气上，这不由令我对一口吴侬软语的无锡人另眼相看，我钦佩她说真话的勇气。为此，我一直在心里为她叫屈。
就因为这些原因，我无论如何，一定也要见他们一面，说不上话是肯定的，但我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我心里有他们，同学跟同学之间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地冷漠，冷酷，我就想表达这一点点心意。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去辨认的，有公安在旁边我不想引起任何麻烦，于是决定在前面车厢里迅速走一个来回，这样坐位两面的乘客的脸都可以见到了。
我照我的想法去做了，很快就看见了他们。
他们的六人座上就坐了五个人，空下的一个位子没有让人坐。李玉瑶和范长虹面对面坐在靠窗的位置，陆文举坐在范长虹的旁边。挨着过道这头的座位上，面对面坐着两个年轻干部模样的人，把住了座位的出口，一看就知道是便衣警察。陆文举和范长虹手都搁在车桌上，明显的没有手铐。只有李玉瑶下巴搁在桌上，几个月没见，她那张小脸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两眼无神地望着窗外。她的手藏在桌下，我看不到。我知道对待“反革命”跟对待“右派”还是有点区别的，后者叫做“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一回算是考虑到了范长虹这个“敌我”当“内部”的矛盾，照顾他们“发配”到了一块。
陆文举最先看到了我，先是一怔，接着迅速地把脸扭转到了窗外。我清楚他是心里有些愧疚，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日记，也不会牵出我来。其实根本用不着愧疚，也谈不到谁牵连谁，至少，我们谁都没有出卖谁，这一点只有我俩心中有数。
我走过他们身边轻轻咳了一声，失手把过道对面的旅客桌上的一只搪瓷缸子碰落到了地上。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一边弯腰去拾起杯子，趁这个空，我飞快地朝李玉瑶的桌下瞥了一眼，看见她的双手都被铐在桌子下面的那根桌腿上，为了迁就她的手，她就只能一直伏着腰把头搁在桌面上了。
一想到她要用这个固定的姿势行过两天一夜的漫长旅程，我的心像被针狠狠扎了一下，我的鼻子忍不住发酸，赶紧低着头急急回到我的车厢我的座位上。
窗外的景色我已无心再去观赏了，壮美的东北大平原仿佛蒙上了灰色。风从窗子外面刮进来，吹透了我身上穿的那件显得紧绷绷的衬衣，弄得我透心地凉，我赶紧穿上我的外套。到底是关外了，即使是夏末秋初，也显露出了寒意。我拉下了双层的车窗，靠在椅背上。
列车在加速，车轮有节奏地敲击着铁轨的接头处，一阵紧似一阵。
“现在车好像开快了。”殷浦江没话找话地说。
我看了看手表的秒针，数着铁轨的声响，说，“现在已经加到了最高速度，大概是时速八十三公里。”
“吔？你怎么知道的？”殷浦江一脸奇怪。
我说，“很简单，铁轨每根是二十五公尺长，刚才我数了一下，每分钟钢轨敲击声是五十五下，你说呢？”
殷浦江被我说的笑起来，“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
“我哪一手啊？”
“我早就听说中文系有个杂家叫岳翼云的，今天总算是见识了。”
“哦，原来你坐我旁边是早有预谋的了？”
“你说对了。”说着又对我膀子轻轻“碰”了一下，“喝，嘎硬啊！”
夜晚很快降临。车厢里前前后后车窗一齐拉下来后，空气就迅速浑浊起来。附近有人在抽旱烟，浓烈的烟味呛得我不停咳嗽。车厢里前后不时也有人咳着，喉咙里发出像水烟似的呼噜呼噜的声音，一阵咳嗽后噗吐出一口浓痰砸在车厢的地板上叭一声，干脆得很。我不得不竭力调整我的呼吸，力求吸入少点再少点。我闭上了眼睛，想睡一会儿，耳朵里还在听着我这几位同学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
“依我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分配’，是变相……那个了，我不说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不知是谁在说。我有点困，朦朦胧胧的，没睁眼。
“你小子，学精了，死活不吐口。放心，不会有人揭发你，人走席散了。”
“明摆着，你就看看哪些人留校？哪些人到边疆？还看不出来吗？”
是谁说这话呢？我眼皮很重，不想睁开，脑子发沉发木，但“眼前”照样有画面，深灰、深蓝的天幕上会有发亮的区域，仿佛有无数星星闪烁，变幻不定。我知道这是大脑皮层上与视觉区域连接的神经细胞还在工作。有时，它会突然亮区扩大，一缕思路清晰的厉害：他们说的“变相”？“变相”什么？不就是“变相发配”吗？连这两个字都不敢说了？我于是知道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分到东北边疆去。但这跟我是两码事，我是主动要求到边疆工作的，为此我还写了决心书。为什么？就因为我给自己的青年时代选择了一条狂歌啸江海、纵马走天涯的人生道路。
“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这句稼轩词，一直是我的座右铭。遥想幼安当年，那是何等潇洒，何等狂狷，何等豪迈，何等风流倜傥！二十一岁，就是我这个年龄，就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再于次年，策马千里，入五万敌阵之中，擒叛徒如囊中取物，这又是何等大智，何等大勇，何等英雄，何等浩气长存！“心期在，万里功名，半生湖海”，这是中国古代所有英雄豪杰所期待的人生。大凡成大器之人，几乎无一不是在年青时驰骋天下志高行远的。我从小就讨厌庸庸碌碌，渴望着成就英雄业绩，我发誓要像辛弃疾那样去生活。
然而我的主动请缨，绝没有如我所期待地那样豪迈，相反却感到蒙受了几分羞辱，感到自己是受了骗。原因就是在毕业分配前夕，何校长给全校的毕业生们做了动员报告，号召毕业生到边疆去，“边疆需要优秀的毕业生。每一个进步的、优秀的青年都应该积极踊跃报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何校长热情洋溢号召说。我又一次地相信了他们，把它当回事去做了。当我把这份决心书递交给屎球蔡时，他仅仅虚情假意地笑了一下，随嘴表扬了我几句，就丢到了一旁，并通知我，马上参加毕业分配的会议。等人都到齐后，我才发现，原来召集开会的全是已被决定分配去边疆的人，会上宣布了分配名单和去向，当场分发了去东北或是去内蒙、青海教育局报到的介绍信和离校手续，并要求我们两天后离校，弄得许多人当场都措手不及。
接下来他又召集其他的同学连开了几场会，他们都分配在北京各单位。最后开的才是留校学生的会议，那就完全是清一色的反右骨干分子的会议了。直到这时候，分配的谜底才完全揭开。我们才从其他知情人的嘴里听到了谁谁谁为了留校早就在运动期间出卖了最要好的朋友，谁谁谁自知学习上不得台面故意揭发他人时出手凶狠为今天留校预先埋下了伏笔……
我这才知道所谓号召优秀生奔赴边疆完全是为我们这些“负罪之人”安排的一场戏，表不表决心毫不相干，你的命运早就由“组织”给你安排好了。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热情反受了骗，就像是吃进了他人的鼻屎那样恶心，年少季子也就颜面扫地了。
我终于找到答案。我原先一直不解，反右之后，人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如此隔膜？如此习惯于说假话了？现在懂了，上行下效，是他们首先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还能怪谁呢？不过同学们的这段对话倒提醒了我，人不仅不能对外人说真话，甚至对自己也不能完全说真话，比方说，日记。陆文举就是典型的例子，谁会想到呢？简直是飞来横祸。由此我联想到自己也有记日记的臭毛病，陆文举的事让我懂得无论天上地下这儿没有私密的空间，日记也绝不是思想驰骋的防空洞，收缴日记的事件，谁知道哪一天不会轮到我头上？这么说，敏感的话还是少写为佳，实在想写的就采用一些符号只让自己懂就行了。然而，本应该是诚实的社会……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谁之……“罪”？
我脑子里尽管还在转着，意识却渐渐迷糊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什么东西搁到了我右肩头，有点沉，右半边身子也觉到了暖暖的，软软的，脑子一激灵，醒了，看见殷浦江头靠在我肩膀，身子也贴着我，睡着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特，很新鲜，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体跟我贴这么近过，它让我极不自然，极不自在，右侧身体的全部神经细胞都被唤醒了，每一个细胞都仿佛人盯人似的盯紧了紧贴着对应部位的一举一动。我立马完全醒了，赶紧看看其他几个同学。还好，他们也都闭着眼睛睡觉，没人注意我们。我轻轻地把她朝外推推。她身子正起来，随着火车的颠簸，她的头左右摇晃着，随后又缓缓地缓缓地落到我肩头：她怎么就不往那边靠呢？我低下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了一张青春润泽的脸，五官的搭配精巧而细致，是典型的上海人。列车大概是通过一个车站，车窗外闪忽进很亮的光，在她挺直的鼻梁上变化着，仿佛闪耀着釉色，就这一瞬间，我突然觉着下边有了反应，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气势，而是酥酥的感觉。我很懊恼，我知道自从我进了高中之后，身体内的一头野兽就慢慢苏醒了，它常常在我体内东奔西突，弄得我十分难堪，时不时地冒出来，根本不听我的指挥。我为此总像是做了亏心事似的深深自责。到了大学以后，它完全长成了一头巨兽，我身体练得越壮，它就越躁动不安，不过自责感没有了，宿舍里大龄同学直言不讳地互相交流心得体会让我受益多多，我已经逐渐适应了它，它令我血脉偾张，让我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力，让我很振奋。当然了，不应该是在现在。我又把她朝外轻轻推正，竭力不惊醒她。大概是火车过道岔吧，车厢猛地一震，她的头一弹干脆整个贴上了我的前胸。我看她那样享受的样子，便放弃了努力，竭力压制着她身体绵软地散发出的温柔舒适，用冷静的分析思考来转移自己的注意。我想，这个化学系的女生，孤身一人，离开南方温暖的家，来到遥远的北国，她是因为什么呢？从她那爽朗的言行举止看，不像是运动中犯事的人，记得刚才她听大家谈论我们系里的反右运动情况时还插了句嘴，“中文系嘛，右派分子嘎多的呀，不像我们化学系，我们成天不跟‘右派’、只跟‘分子’打交道呀。”哦，我懂了：出身！上海人嘛，“资产阶级大小姐”，准是。不过这个“资产阶级大小姐”挺招人喜欢的，给她身子一靠，你就会产生一种想保护她的怜香惜玉的感觉？唉，男女之间的事，真是说不清楚。去他的，下面的警报解除，不想它了，睡觉！我想挪挪身子，坐得舒服一点，也让她靠得妥帖一些，这么长的路程，谁的身体承受能力也总有极限，都想睡的舒展一点儿。猛地想起了那节车厢里“李巧儿”还被拷着，心又被猛地一揪，我脑中跳出列宁的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一想到这，再也睡不着了……
难道真的如《狂人日记》所说，“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吗？
列车还在往北走，往北走，经过了三十几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到达了东北边疆的省府哈尔滨，一座旧俄时期建筑风格的车站庄重地迎接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