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九月三日，随着满城警报的拉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弗朗西丝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就此结束。战事频繁，伦敦被轰炸，弗朗西丝家里也分东离西，一家人第一次和贫困面对面。就在这时，她获得助学金去牛津大学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能到牛津大学读书本身（从来）就是很难得的事情，而在当时女孩子能进入如此高等学府更是罕见，男女同校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她进的学院叫：Lady Margaret Hall. 创建于1878年，百年之后的1978年才开始招收男学生，成为男女同校的学院。当时，即使是在战争年代，学校的校规还是颇有维多利亚时期保守的遗风，女生的长筒袜必须是黑色的，而且一点不能透明，以免引起外院男学生的注意。（打着仗也不能乱了规矩。）弗朗西丝回忆道：有一个实习老师得到许可，可以在她的单人宿舍里最后见一次即将上战场的未婚夫，条件是首先把她的床移到公用过道上去…
战时的牛津和今天车水马龙，游客如织的景象完全不同。弗朗西丝三年的大学生活也不得不缩短到两年。但她对此是这样看的：由于是战时，没有那么多社交活动干扰学习，除了学医的，身体不好的外，没有男学生，钟楼上的钟是不允许敲响的，怕引来敌人的飞机。哪里都是自行车，没有汽车，（因为汽油短缺。）昏暗的路灯让我们对明亮的月光充满期待，街上很是冷清
弗朗西丝每星期还到医院做两晚上的义工，中产阶级家的大小姐第一晚骑车去医院时，被路边树上吊着的人影吓得半死，斗胆走进一看，原来是人家挂在树上晾的衣服。学院的花园活也是她们自己干，收拾出来的残花剩草，拿去喂鸭子。（牛津河里的野鸭子在战时也有人这样照顾着。）冬天取暖的煤限购，凭票供应，太冷的时候，大家抱着热水袋去上课。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弗朗西丝在牛津的收获却是丰盛的。她写道：牛津让我终身爱上了诗歌，在大学教堂里，有一次我们坐在大主教威廉.坦布尔（英格兰教会大主教）的脚下，聆听他布道：C.S.Lewis (英国文学巨匠)的‘辉煌的力量’，甚是难忘。
精神的富足和物质的贫困在弗朗西丝的大学生活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是战时配给制，正在长个子的她和兄弟们真是非常能吃，有时候客人来会带一丁点儿培根，她妈妈也开始养鸡和蜜蜂，布匹也要凭票，小时候穿得很光鲜的弗朗西丝也不得不用旧窗帘改成衣服穿。她说：这下你明白为什么我们那代人什么都舍不得扔了。有意思的是弗朗西丝觉得配给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做到了人人平等，比老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要有进步意义。
战时的人们开始有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早上九点的新闻总有丘吉尔首相高亢激昂的声音，每次必提到希特勒的名字。有很长一段时间，净是坏消息，许多城市都被德国人轰炸，直到战后，弗朗西丝才意识到整个岛国已经是满目疮痍。
1943年，弗朗西丝大学毕业，等待她的是为战事工作。她先后在孤儿院和曼城的聋哑学校当过老师，多少个夜晚，她需要带着孩子钻进防空洞里。她也在伦敦的慈善组织里工作，帮助穷人中的穷人，街头流浪的孩子，这些对于出身富裕家庭的她，尽管已经经历了战争给自己家庭带来的拮据，但深入底层的贫困，仍然给了她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