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丝先天听力有障碍，那时候也没有助听器，但旧时代的教育理念是不会让这样的生理缺陷成为不进取的借口，她在上学前就开始学会从嘴型解意，而且明白自己需要付双倍努力去达到别人的高度。（和中国教育的传统很相似哦。）
她的第一个学校是即使在当时也仅存不多的极度传统女校。由两个在教堂任职的老处女管理。她们执意让孩子们称呼她们‘格林女士’而不是‘格林小姐’，‘我们又不是大白菜。’她们宣称。（格林的英文green.）这么死板古怪的两个老女人，把学校管制地非常宗教化，比方说在学校果园里最好的棵苹果树上的苹果一定是祭献给上帝的，每个星期天鸡下的蛋必须给牧师送去。学校里没有像现在幼儿园寓教于乐的方式，犯错误是要罚站的，而被罚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极其羞耻的事情。弗朗西丝经历过两次这样的遭遇：一次她认为上帝把埃及的马沉到红海里是不公平的做法，对此提出了异议；另一次她忍不住问：诺亚方舟上是怎样处理动物的粪便的？事后她妈妈为了安慰她受到惩罚后受伤的心，告诉她：上帝让它们都冬眠了。
在这种宗教占极大教育比例的时代，小小的弗朗西丝却有着自己的个性和思想。她曾经向家人宣布自己想当演员而不是像她的祖辈那样做传教士，因为演员可以挣不少钱。（近百年后的今天，我女儿宣布她想当医生，因为医生有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朗西丝是非常超前的。）当然她也做过那种躲在被窝里用电筒偷偷看闲书的‘劣迹’。那时候著名儿童作家Enid Blyton的书也属于闲书，不像现在，还要化不少力气才能把孩子们从电子游戏里拉出来读一本Enid Blyton. 那时候如果书里描述一个少女去聚会时抹了点口红，家长便觉得这样的书少儿不宜，不知道当时的杂志编辑如何看待如今少年杂志上有关约会和避孕的话题。
弗朗西丝少年时代，虽然没有像现在孩子放假去海外旅游，或学校组织外出郊游的活动，却从来没有和自然脱离。再加上他当医生的父亲对动植物的好奇，让他们从小就在显微镜下看奶酪的霉菌，和花蕊的形状，从她启蒙时期的教育可以看到，自然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到现在弗朗西丝还怀念小时候漫山遍野的野花，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她说现在有些花都见不到了，真可惜。这样看来，原来在我的眼里，英国美丽的乡村，从四月到十月鲜花盛开的诗意景象，其实已经是打了折扣的了。记得去年一个英国老人带我到荒郊野外去寻找一种野生兰花，他告诉我现在这种兰花越来越少了，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小小的花朵，非常像一只蜜蜂头扎在两片花瓣里，我蹲下来看了好久好久，想象着在久远的过去，这里曾是鲜花烂漫的青青草地。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沦陷，英国也在世界环境恶化的大趋势下渐渐走着下坡路，我也只能从弗朗西丝的孩童记忆里寻找似曾相识的，我祖辈曾经生活过的那片辽阔的土地—中华大地。
家境优裕的小弗朗西斯到1933年还没有对贫穷和失业有些许感受，她唯一对贫困的概念来自于每天去沙滩路上遇到的一个路边卖艺的，每次她都给他一分钱，然后想，他冬天到哪里去呢？他们家四个孩子，个个都是去的私立学校，当时的医生家庭，还没有听说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不像现在，由于大量有钱的外国人送孩子到英国私校，让这些学校坐地起价，搞得本土中产，包括医生都不一定能负担孩子的学费了。）而且，当时的私校，即使是女校，也不会教做女红，因为那些是仆人做的事情。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六年，然后就和弗朗西丝（以及整个英国社会）诀别了。战争在慢慢逼近，她第一次有这个概念是有一次去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门口有一个告示：‘日本人不准入内！’她问父母为什么？这才知道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商店外面贴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但一个‘日本人不准入内！’在精神上是多么提气的一件事啊。如果没有弗朗西丝的记录，我们如何体会得到海外华人的铮铮铁骨？他们可真不是围着锅台，卑微地卖几盒盒饭的厨子啊。直到今天，每年春节英国华人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意气高扬的雄狮会和游行，比国内此时出现的一个个空城，没有鞭炮，年俗寡淡的景象有着鲜明的对比。那些批判海外华人崇洋媚外的是否真正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过这个问题？扯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