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自Brain Pickings
2014年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How Long Have I Got Left?》，其作者是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西（Paul Kalanithi）。在诊断出转移性肺癌后，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将个人生涯的点滴融入病患故事中。与有幸又有时间写文章的奥利弗·萨克斯不同，卡拉尼西只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谈谈自己的教育和医学训练，最终在住院医生实习期结束后病逝。
一切生命都生活在自己有限的阴影中，而我们总是意识到，庸常生活纷纷扰扰，我们从不停下来反思自己。但是当生命的限制迫在眉睫时，人们才会幡然醒悟：除了用生命之光填满这个阴影，别无选择。这种内部的光明，我们称之为意义——生命的意义。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西在编年体回忆录《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中，记载了生命中这个猛烈的转折点：在职业生涯的高峰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介于蒙田和奥利弗·萨克斯之间，卡拉尼西将个人旅程的哲学反思与病患故事融合在一起，以照亮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道德——它激励我们同时用须臾和不朽的方式，追寻生命的意义。
富有洞见、真诚而清醒的启示浮现在书中，我们的自我感，有多少与我们对潜力和可能性的认识有关：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那些我们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我们是谁，当生命中的可能性戛然而止时，我们自身还剩下什么？
临终前直面生命的意义，正是外科医生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在其书《死亡的艺术》（Art of Dying）中的反思。卡拉尼西继承了这一点，开始在他的书中回答有关意义的问题，并追思其无数分形的含义。他写道：
三十六岁的时候，我登到了山顶：那片应许之地映入眼帘，从基列到耶利哥到地中海。我能看到海上漂着一艘漂亮的双体船，那是我和尚未出生的女儿露西周末度假的地方。我能看到自己的后背不再因工作而紧绷，生活变得更易于管理。我能看到我终于完成誓言，成为一个丈夫。
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讲述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和未来命运遭遇重击的事件之一：
在飞行途中，我的背部突然变得非常僵硬。当我到达中央大道赶火车去州北部的朋友家时，全身开始疼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遭受着各种猛烈的痉挛，从可以忽视的小毛病，到让我咬紧牙关的痛楚，再到令我蜷缩在地板上呻吟的剧痛。疼痛开始变本加厉，深入骨髓。我躺在候车室的硬凳子上，感到后背的肌肉扭曲，我气喘吁吁，想要控制它——布洛芬根本无济于事——于是当每一块肌肉撕裂到让我流泪时，我试图想起它们的名字：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一名保安走近我，“先生，你不能躺在这儿。”
“抱歉，”我挤出几个单词，“坏……后背……痉挛。”
“你仍然不能躺在这儿。”
……
我支撑着自己起来，蹒跚地走到站台。
正如书本身一样，轶事比特定的故事更深远，更有力——在这种情况下，则是我们对身体机能衰弱的文化态度：痛苦，乃至最终的死亡。我们试着在这些可能发生的身体衰弱上规定条件；让其符合希望中的现实；通过意志和无情的否认推翻它们。我们做这些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认为这种人生的溃败绝不可能发生，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
在书的结尾，卡拉尼西逐渐接近生命的本质，他回忆道：
每个人都屈从于有限。我认为我不是唯一达到这种饱和状态的人。大多数野心要么实现要么放弃，无论遵从哪种方式，它们都属于过去。未来，而不是通往人生目标的阶梯，成为永恒的存在。金钱，地位，《传道书》中所述的“一切皆空”，都变得乏味，如镜花水月，了无痕迹。
卡拉尼西于2015年3月去世，留下这本回忆录：一本宏大而精确的分类账簿，一部罕见的二元论杰作——死亡的悲剧不被推翻和稀释，而是作为人类的最大潜能，与活力之凯旋共存。
How Long Have I Got Left?
我记得那压倒性的不安涌上心头的一刻，我想起本科时学过的萨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七个单词：“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下去。”它们在脑海中反复徘徊，看似难以逾越的迟疑之海开始分散。我向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句子：“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下去。”然后，在某个时刻，我通过了这道坎。
自诊断出癌症差不多已有八个月，我的力量大大恢复。在治疗中，癌症正在退缩。我逐渐回到工作，正在敲掉科学手稿上的尘埃。我写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到更多。每天5点半，当闹钟响起时，我那将死的躯体复苏，我妻子睡在身旁，我又一次想到：“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下去。”一分钟后，我穿着消毒外罩，活着走向手术室，“我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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