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有知青的都是搞得好的生产队，队长有头脑,社员勤奋团结,年终分配钱粮多。我们队只有一个地主，其余最高的成份就是上中农了，也就是说阶级敌人只有这一户。
经过党的教育，认识地主的形象是：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胡汉三；他们有钱有地有势欺压百姓,是凶神恶煞，因为他们的剥削压迫，贫下中农才过的是苦日子。可社员远没有像我们的觉悟，特别是对这个地主。下乡头一两年的文革初期，阶级斗争弦被形势所迫绷得很紧，晚上大喇叭一叫，“四类分子”就得集合，无论男女老少无偿的去干活，他却从来不去倒不是因为他年纪大。
高老头年事已高，中等身材,花白的头发,行为说话仍有度。有一儿一女在外地工作，我从来没见过，只有一个没结婚的小儿子从北京辞工回乡与他一起过生活。据说每逢过年外地的儿女会寄点钱回来。爷俩都上过学算是才子，高老头从不参加任何活动，也不下地干活只给儿子做做饭，也不养猪,鸡,羊等家禽家畜。住着全村最破旧的三间房，还没有院子围墙；有最简单的家具,用具。平时很少与人说话，除非不得已才向队里提点请求而总是百分百得到解决。他儿子细弱的身材肩不能负重，在队里专职养猪。一次我问他，流星是怎么回事？他清清嗓子稳稳地说，是宇宙灰尘。几米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直径的石块专业地称之为“灰尘”，他们在当时,当地不能不说是有学问。高老头不享受“地主”的待遇并不单是因为他有学问，是因为做的一件大好事。
日本人占领时期我们村是据点,关卡，高老头是保长。日本人对有学问的人也是另眼相看，信任有加。一次他路过炮楼，看见日本人抓住了一个人；面熟，过去一看是本村参加游击队的某某。一打听是在通往北京的公路上抓的“探子”，日本人无论真假都是要枪毙。他过去抡圆了就是一个嘴巴骂道“总是喝酒误事”。日本人忙问“达勒哇”谁？，他解释是雇他到河北收租钱，定的是3天回来，现在都5天了才回来总是贪杯耽误时间。“拿路候都内”误会；误会，放人由高保长管教。解放后这位老八路在县里当上局长类的干部，对高老头呵护有加，回村时总给他带点礼物，在小破屋里坐坐。公社,大队,生产队也甘愿送个人情，同时对他的善良.机智,贡献给与肯定,赞扬。因此对他的专政，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后来高老头病故，这位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为这位地主,伪保长扶着棺材一直送到墓地，在当地传为佳话。
另一个典型的故事是曾任内蒙古军区司令的王刚，也曾被日本人抓捕了。到了晚上日本人命令伪军小队长（w）带人把王刚等两人拉出去枪毙。王刚当时在当地有点小名气,（w）想救他，就偷偷提出3个人，并让其中一人与王刚换了衣服，放走了王刚；枪毙了另两个人。解放后有血债的都会重判。（W）在审判时说：我对革命有功,曾救过王刚。这事非同小可赶紧写信核实，王刚亲自赶回来救下了他。（W）虽然定为反革命分子，却从没受过相应的待遇。后来王刚回乡省亲，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社长；大队书记,村长频频设宴招待。众人分坐两边，中间并排端坐的是王司令和反革命分子，使人啼笑皆非。
其实绝大部分的地主·富农不过是有钱有地的农民，能受到些良好的教育也不奇怪，因此有能力做些买卖也属正常。可莫名其妙的运动使他们遭罪近30年，也是悲剧一场。特别是成份的制定，那个地区大约是48年底解放的，每一家占有土地越多成份越高，生产工具如马车有1套的是上中农，2套的是富农，3套的是地主。如果有3个儿子分了家，地主就变成3个上中农了。为了固定既成事实，防止“弄虚作假”，把成份分家界限提前定在47年初。就像赶上个下下签，虽然还是相同的财富，没来得及分家的就成了地主,富农了。以后分他们的田,房,财产，怕他们不满,反抗就说他们如何如何坏,反动。可过去革人家命的阶层现在又是什么阶层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