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历史上，民国是个短命的朝代，也是一个诡谲多变的年代。专出大奸大雄，大盗大儒。好比一池静水，被一旦搅动，所有沉于池底的渣滓全部泛了上来。朝野混乱，社会动荡，泥沙俱下，对老百姓说来是灾难。对文学说来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时机，由此可观察形形色色的人性。民国，刚脱出了几千年王权的禁锢，还没落入到下一个专制的铁钳之中。民众的心性得以短暂地抒发，因此世界一下子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在别的社会，别的年代，这种人是权力阶层首先要诛灭的对象，因为围绕他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社会中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力阶层分享权力，发挥影响。而权力阶层的金科玉律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只有在民国这个多事之秋，权力阶层转换如轮，自身把持不定之际无暇旁顾。以及社会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法律相对宽松。像先生这种人物才有可能出现，生存，并且留下传奇。
也许恶之花特别鲜艳瑰丽。也许人心中都有临崖一窥深渊的冲动。也许是人都喜欢看咸鱼翻身，开始摸一手烂牌最后却胡了把清一色。也许法律边缘上踩高跷的人物特别赚人耳目，张爱玲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中国人既害怕法律又忍不住去尝试以身试法。也许先生特别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身上的猴性；猴子这种既不凶猛又不聪明（相对人类而言）是怎样在文明跟野蛮的边缘地带生存下来的？也许是先生把一个流氓做到了极致，一到极致，道德的界线就模糊了，因此猴子变成孙悟空，乡下少年阿大变成了先生，白相人变成名流，流氓也变成了传奇。
随便哪个行当，做到极致都不容易。一个极其心灵手巧的工匠，一个极其严谨的工程师，一个极其疯狂的艺术家，一个极其心黑手辣的政客，一个极其长袖善舞的白相人，都会在他的生涯留名立传。
‘先生’的传说和故事汗牛充栋，众多的小说和电影以他为蓝本，大部分是炒冷饭，包括看官您手里的这本，不同的是本人力求把这碗冷饭炒得火候地道些，作料丰富些，味道也好一些。
流氓意识是扎根于人类心田的一片野草，或潜伏，或蓬勃，全看天时地利。或被抑制，或被剪除，想彻底根绝，却几不可能。
流氓意识， 又是正常社会的一条分界线，在界线那边，有一种传奇般的诱惑力。每个男孩子在成长到一个成熟男人的过程中，或多或少被‘流氓’意识所影响到。这种剑走偏门的意识是男性自身朦胧的权力意识向外界挑战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生物的丛林法则隐性遗传。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掠夺与被掠夺是天天上演的剧目，只有拉帮结派才能自保。其中好勇斗狠者一点点初露头角，同时获得初步的财富和权力满足感。中国所谓的文学作品，从三国到水浒到七侠五义，甚至连东周列国志都流露和阐述各种流氓意识，或隐或显而已。这些不自觉的阅读也是灌输流氓意识的摇篮，更何况对心智还不健全的少年人来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声色犬马肯定比啃死书有吸引力。还好，父母和学校知道这些少年人一个行差踏错就可以改变终身，用戒尺和利诱把大部分人拉了回来。剩下的漏网之鱼大多游不了多远，就被警察和监狱收拾了大半。再剩下来的见了风雨，见了世面，渐渐油条老了，有点分量了。世界观定型了，想回头也回不了。这个时候摆在他们目前两条路，一是去做政治家，很多资质差些的人走上这条道路。第二条路就是坚持做个炉火纯青的流氓，像先生这样的不含半点杂质的极品流氓。
法兰西斯·考波拉的电影‘教父’雄踞经典电影榜的首席，是有其深刻的心理基础的。西西里的黑社会跟十里洋场的青红帮崛起和壮大同工异曲。社会的疏缺，民风的剽悍，形成了黑社会成长的空间。在这条狭隘崎曲的险道上，有人天生走来如履平地。打得挨得，头破血流无所畏惧，在刀光剑影中也眼不眨心不跳。但这只是物的一面，再接下去就看心理素质了。为什么柯里昂家族是老三执了龙头而不是老大和老二，在这里个人的资质，眼光，心智，个性，手段，都起了不可替代的决定因素。现代文学是一个分析和深入的过程，故事是水面浮花，人性才是水底的磐石。最后的结局是哪些决定性因素造成的，隐性的与显性的因素如何左右事件的最终结果？像‘教父’这种黑社会暴力故事和马塞斯·普雷斯特躺在床上写的‘追忆逝水流年’抒情文字其实同出一门——都是追寻人性的方方面面，观察其在不同的时空中不同的变异。
人性中的流氓意识，像块压在缸底的咸肉，肮脏，发臭，但其中的文学滋味鲜美。
再回过来纵观先生，这个川沙乡下人的确长袖善舞，从一个小跟班做起，一直做到上海滩的大亨。除了机遇，他的判断，决策，另辟蹊径的手法，对时势的把握，的确是高人一等。最后他在香港病榻上归西，与张大帅和黄老板之流比起来可算是善终了。
民国之前的五百年记载中没有出过这种上品咸肉。当然，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有魅力的‘流氓’，他的人生事迹必然有其美学意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篇小说的缘由。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