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陈丹青怎么说——多画速写6

听听陈丹青怎么说 —— 多画速写6

关于速写，这几周，好像拉拉杂杂说了不少。其实只谈了点皮毛，虽然还有很多没有谈到，如人体速写、色彩速写、素材速写等，还是见好就收，否则大家该腻味了。

在“多画速写“一开头，我已讲了为什么提倡大家有空可以画点速写，是考虑到大部分网友不是专业，画画时间有限，有些人还只停留在临摹阶段，故介绍速写练习这一方式，希望大家能将写生和临摹结合起来，而不是一味地临摹。只有当你能两条腿迈开，你才有可能往前走。

当然速写只是写生绘画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替代一切，（更不是万能良药、仙丹秘方）学艺的途径是因人而异、各式各样的。有机会能画些长一点时间的素描、油画或丙烯色彩写生（无论是石膏像、人像、风景或静物）甚至试着搞搞创作，也都是很需要的。

在这里，我想“借花献佛”，把陈丹青20年前写的一篇他速写集的自序请出来，看看他是如何看待速写的，作为“多画速写”杂谈的结束语。

陈丹青比我小11岁，严格说来，我们不是一代人，然而却巧合有趣地成了同学，在同一教室、同一批导师下，朝夕相处，一起学习了两年，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若论画速写，我绝对无法和丹青相比，若论文笔，他也绝对高我一大截，而且看问题的角度，自有他独到的深刻之处，不服不行。

《扑捉瞬间》叶浅予、陈丹青速写展

陈丹青在油画院作油画写生

旁立者为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

陈丹青在美术馆临摹委拉斯贵支原作

陈丹青用油画“画”草书

请看下文：

《陈丹青速写集》自序：

偶尔有朋友翻看我的速写，都说，还是当年画的有味道。

当年的纸张悉数发黄了。单是瞧这纸色，大概就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味道”吧。去年春末到温哥华，在旅居温市的上海画友哪儿，居然发现他存着我在江北插队时的一册速写本。我很难得瞧着自己的画而动感情的——老觉得这儿没画好，哪儿也幼稚，就像少年人格外敏感脸上的青春痘——这回，我不由分说讨回了那本破破烂烂的本子，用同样破烂的当年的塑料纸兜着，揣回纽约来。

逐页审视，想起江北，想起老乡站着蹲着给我画时，围观的村民吃吃地笑。本子在画友间辗转借阅，不知被哪位割去一页，割痕还在。许多速写失散了，忘了。后来回上海，我把留在老家封尘脆裂的大堆旧作翻出来，满头大汗地看：还是像青春痘，尴尬、生硬，然而模样诚恳。我不再瞧不起它们。那仿佛是另一个人画的，当然，在另一个时代。

中国画家，单是论速写，我喜欢陆志痒、叶浅予；画农民，那是王式廓的陕西写生最好。司徒乔先生，现在很少有人说起了，他画的那幅鲁迅遗容钢笔速写，还有抗战时代的流民图，我以为是人物速写的神品。

这几位前辈笔端的流风余绪，在当今速写中早已失落了，只见得越来越多的样式和招法。好不好呢，我说不出——在种种太过自觉的速写中，“感觉”不见了。

速写是一件半自觉的勾当。三分技巧之外，最可宝贵的就是敏锐的感觉、当下的状态、再加上作者的际遇——那几位老先生画速写，多少留着民国时期西画技术半生不熟的印记，不计较手段，也无所谓样式，直接粗率、迹近潦草，但下笔时目光锋利、意兴遄发，再用当年的老句子形容，是能够让人切实感受到“时代的脉动”。

想想看，假如司徒乔不认得鲁迅先生，不曾目击战乱流亡，我们将怎样看待他的手法？王式廓要不是投奔延安，情形又是如何？在中国哪里画不到农民？然而延安，以及当年生在延安的文艺青年，也只有十三年被历史赋予意义。这一时一地的意义，又好比民国旧上海芸芸众生之于叶浅予的速写，49年后，他就不再画上海人了。这不是“艺术来自生活”的老调么？不是的。生活要是错过富有才情的画手，“生活”将是些什么？

不消说，技巧非得磨练。速写本身就是磨练。但技巧怎么用，用得漂亮，还有待机缘际遇，也看作者对机缘、际遇有没有“感觉”。好速写，仓促之间已然事成，真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过“感觉”落在纸上，可度追忆，造次却难。像司徒乔、王式廓那般好手笔，旁人学不像，请他们自己再来一回，也必不如的。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道理。此刻我不问他对不对，只为它并非在讲如何画速写，而在教我如何看自己的画。过去，我一心想要，并当真以为自己会越画越好，一路给自己悬着名家大匠的高标准，对随手画成的东西总是不以为然。直到最近，这些旧作才给我看出不同的意思、意义。倒未见得怎样好，而是在一段一段的“当时”皆尽逝去之后，我发觉终于只剩这些纸片算是我与往昔的缘分——我曾有过这样的片刻，画过这样的人。现在呢，其实我的“现在”也是当年的将来。譬如以画农民作例，当年要是我预先知道“将来”会移居纽约，再难请到一位中国农民坐下来给我画速写，又何来越画越好这回事？

那么索性回农村——据新近造访延安的同行说。陕北男女如今爱穿民警制服或紧身“健美裤”。那想必另是一番“美”吧，农民同志也该换换行头了。但我就想到王式廓先生，他要是还在，重返延安，可有当年的画兴？

原来速写是这么回事。它比油画、创作更有赖一时一地的境况和际遇。朋友劝我：“还像以前那样画速写吧！”好的。但“生活”必须为我安排同样的境遇：再来一次文革（兴师动众），再以同样的方式将我送到赣南或苏北农村（受得了吗），而且施以魔法，让我霍然重返青春年华，十五六岁，至多二十出头。

面对旧作，细看细想下去，我发现别说是我，就连速写自身也有它的命，也活在各种境况遭遇之中呢。

在我这代人的青少年时代、身价可比现在强得多：那时没有美术学院，没有画册卖，也数不出几位画画的老兄拥有私人的照相机——速写，遂自然而然成为学画的初功和时尚，同时，也正契合“文革”绘画的技巧观、创作观。它体现为政治与艺术、官方与个人的双重关系。彼此自圆其说、协同奏效：你要画画，你就得“深入生活”，你要深入生活，你就得画速写。这条公式虽然未必催生了真正的艺术，却使速写蔚然成风。速写的功用、地位因此被夸大了，就像风格、形式、现代感、世界性之类说法在今天的中国绘画中被夸大一样。然而艺术或许从来就要靠言过其实才能有所作为吧，当年，速写几乎成了画圈子里的“流行文化”——作为艺术现象，此事值得一提。

而画速写的最高对象，就是农民。农民，也因时际遇，在“文革”中身价非凡呢。同绘画中另两类主角（工人和士兵）相比，农民形象不仅由于政治的缘故，而且出于美学的理由而被更多画家所眷顾。当年一幅画着农民的速写素描要是展出或刊印，俨然被认为是艺术，就代表美，不但时髦（好比现在的美女挂历），简直风雅（不信请看前苏联、俄罗斯，还有欧洲绘画史的农民形象）。当然，农民形象的“绘画性”（农民兄弟想必对此浑然不知）也被夸大了，弄成符号，迹近神话——作为艺术现象此事也值得一提。

现在，就我所知，中国的美术教育照旧提倡画速写，农民形象也仍然引动不少画家的灵感。不过时代到底变了。相机在手，即便无意冷落速写，速写也会先自意兴阑珊；农民形象，则多半被目下种种“风格样式”所淹没。面目不清、气质不纯了。凡事不能勉强。我的意思是说，绘画自当别开生面，放胆去寻求新的夸大之辞，不过要谈“速写”和“农民”这两回事，“文革”十年确乎值得一提——譬如说：

我自己干脆就是农民，有八年时间，就当时中国的城乡政策和粮油户口制度而言，我是一名准公社社员。记得被“借调”到县城或省府画画时（多么荣幸），我的那份口粮是老乡用箩筐挑着，翻山越岭去镇公所兑换成粮票，再寄给我用的。我可了解农民？我爱农民么？这得问我的速写。画农民，对我不全是所谓艺术上的选择（选择这个词在那时没有意义），而是命运，是一段真的生活。老三届都曾一度相信（虽然是被迫相信）他们将永远身为农民，老死在田舍里。在当年的行为中，唯一能分辨出这个家伙并不真是农民的标记，就是我的油画箱和速写本，而本子里每页纸上又分明是一张张农民的苦脸。

后来我画的藏胞，也是农民、牧民，是辛苦的人。

曾几何时，我成了纽约居民（我常为此惊讶，就像惊讶我曾当过农民）。在回忆中，我看见自己是那个上山劳动时揣着速写本的奇怪的角色。由于“文革”的热心撮合，速写、农民、我彼此遭遇了。从那以后，我居然渐渐成为“画家”——这是一个艺术的话题，还是一个时代的话题？

自然，除了农民的形象，在这本集子里我还选择了其它速写：初中时临摹的芬奇素描（我自以为这是这本集子里最美的作品，而且就算是我的“素描基础”）；“星星画会”成员的写生（那原是我毕业创作方案）；留校后带同学去内蒙的速写（最末一次在中国“深入生活”），然后就是我这些年在纽约的涂抹。

在纽约，在这个世界现代艺术的头号集中营，我发现我们以往在中国被告知的所谓“速写”找不到它的位置和理由了。在全新的境遇中，我所熟知的这类速写只能同它自己玩。我不再当真把速写作为创作的素材（我的创作早已换了路子，变模样了）只能在电视节目、舞台表演和人体素描班找到一点速写的藉口。当我极速勾画时，我仍会沉溺在近乎愚蠢的快感之中，但事后不再像过去那么在乎，还给朋友看——连我自己都不看。或许为了不至于迷失在当代艺术足可没顶的景观中而无法辨认自己（或许仅只为画照片画腻了），我会偶尔重施故伎（下意识地）摸一摸从小画惯的所谓速写。

是的，速写如今只是我的一项习惯。我不确定，也不想到这是不是好习惯。作为我经由速写（而不是学院素描）自习油画的个人简历，诸位在这本集子里可以看到我先后在眼界极度匮乏，又过于丰富的环境中、如何接受（或规避）诸般影响，又怎样在出国前以速写同油画周旋相处，出国后以速写自我逞能，聊作消遣。在画布上我竭尽全力，并用来换取衣食之资；我敬畏油画，不免也为之所累。速写，则同我长年保持着有心而无意的默契，既亲昵，又随便。我常常好几年不画速写，一画就不可收拾，以至随画随弃。当我理出这几十页纸片拿去发表时，我才发现它们只是我存放在抽屉深处的一小笔无用的私房钱。

（注：这是我根据《纽约琐记》一书用Word文档重打的，如有差错，以原书为准）

附：岁月留痕：旧照四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