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所作的序言
那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遇罗克的身体，击中了遇罗锦和我们。遇罗克在这个杀害他的世界里，用自己的生命，憧憬着一个奇妙的前途，见证着一个灿烂的前程。遇罗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个人，一个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许有一天”，“血红的黎明”和“纷纷扬扬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释和记忆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不在了。我们在向杀人者和灰烬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画要人；但双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绝望，宣示着邪恶必胜的普世价值。谁杀了遇罗克。政治答案是不难翻找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激动了姚文元，《出身论》见猎心喜着戚本禹，《中学文革报》挑战了不容挑战的“文革”及其体制……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当着十万人的面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27岁，“临刑前被强制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受益者是一位“劳动模范”。在东方的历史中，不难寻找杀人的理由；“正义”只是呼吁幸存者的注意、阅读和反正。在这里缺乏的是不杀人的理由，以及，现场阻拦杀人的见证。但中国一片空白，如宇宙中最大的伤口，如地上疯长着的尘霾。罪恶和死亡在所有的地方掌权，但只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统治是绝对的。十万人，四万万人，没有一个人说不；一个人受益，一个人受害。
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成功废掉了反对的声音，把每一个遇罗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肃杀冬天里。这是枪杀遇罗克的世界：“千倾雪原泛夜光，天心人愿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长”（遇罗克，1962）；“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1968—1970于狱中）。反对杀人和抵抗罪恶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但爱的能力从起初就被灭绝了。“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演着永恒的体育竞赛：罪对爱竞争，全面胜利。这场灾难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1919年圣经翻译的时候，翻遍经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与“神”、“罪”和“爱”对应的象形文字。人从根本上被废掉了保卫生命、尊严和荣耀的能力，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罪的忏悔，没有爱的勇气，这会使那恶者肆无忌惮和畅通无阻。底线已经崩溃了，剩下的只是把谁投进髑髅地，烤制成替罪羔羊。但是东方的斗兽场选择遇罗克不是偶然的 。再没有《出身论》这篇经典之作本身的内容和逻辑，更能见证这种必然性了。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包含三部分内容：“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受害问题”。这三方面内容分别揭示了罪在中国的行动逻辑或黜爱工程；但同时，这也正是遇罗克一生的三个基本阶段。遇罗克是中国政治的先知，也是自己命运的先知。
一、家庭：乐园的破碎
《出身论》首先聚焦当时的政治原则：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遇罗克谈到的“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首先可以还原为“家庭”这个主题，“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是创造的中心，是爱的根基。人类第一个家庭是被蛇拆毁的，从此以后，凡是罢黜爱情的罪恶行径，都会将家庭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恶最后的堡垒，家是对杀人说不最后的防线。正因为如此，抢劫者必须拆毁家庭。革命领袖在战争年代家破人亡的遭际，使别人的“家庭幸福”成为他牺牲的价值否定；这成为一种个人动力，强化了对家庭的三光政策。“血统论”首先针对的就是家庭关系，并将亲子关系变成怨恨关系。包括那些声援和施行血统论的“人民文革”与“毛的孩子们”，不过是对亲子关系在历史上的“不公正”做出的报复性反应而已。血统论首先根植于两个历史背景。一方面，家庭伦理为政治伦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学的原则基础之上；其中血统论，不过是等级社会最原始的分层策略。另一方面，“家天下”传统造成了社会封锁和不公正，历史积怨蓄势待发。而这两个历史积怨连同当下政治的需要，使恨大规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为地在家中制造冲突。爱被逼迫，离家出走；全面专制主义成功将自己建造在每一个家庭的废墟之上。
罗克的论文有很强的定位能力，这是超越时代的思想敏感。不过，这场卫家战争是未尽的事业。一方面，罗克只能通过缩小家庭影响的方式来迎战这个入侵者；另一方面，罗克自己的家开始在这样的入侵中支离破碎。掌权者用夸大的方式，而受害者以缩小的方式，将亲子之爱边缘化了。罗克说，“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这是非凡的勇气。罗克继续说，“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父爱”是“戚本禹”拆毁的对象，而在遇罗克这里，被迫使家庭之爱成了牺牲。这个牺牲当然不是全面的，遇罗克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保护乐园免遭政治的全面践踏和彻底沦陷。他在为家庭作无罪辩护：“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罗克在这里是背对着家庭的，他的注意力不在背后，而在前面，那个家庭入侵者，是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慌张。革命者和大饥荒的始作俑者以及绝不认罪者，由于拒绝民选和代议这最不坏的选择，剩下的只能是撒谎。群臣父子，这是儒家的弥天大谎；血统论是马家的历史诡计；判决书是一道毛家菜。
二、自由：罗克的出走
罪犯和革命对家庭的围攻，逼迫家庭成员突围，与家划清界限，在社会中寻求安全和自由。这是《出身论》第二部分即“重在表现问题”所涉及的内容。罗克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换言之，当局及其意识形态喧嚣指着家庭和父爱所加诸于青年的控告以及不公正待遇，逼迫娜拉离家出走，离开家庭这个重担，靠自己寻找出路。“重在表现”包含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个人自由，包括个人责任与个人权利。这个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另一方面，个人的不自由。“重在表现”，这里的“表现”指向一群观众和评委，而他们，有权力、有意愿、有能力根据你的表现作出符合公义的评价。但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时罗克将个人自由寄托在别人自由之中；而这些人就是在北京斗兽场上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的人，就是十万坟墓一样沉默的人民，就是活活夺去他眼角膜的劳动模范……此时的罗克只是认识到“姚同志”的无聊和局限，但还不认识人。向人表现和向人求自由，已经落入了人的牢狱。人就是地狱和锁链，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没有意愿、没有能力在意、论断和平反你的“表现”。罗克在思想中与娜拉一起出走了，他们只是到了一个比家庭更加黑暗和无耻的“公共空间”或公共厕所。他们等到的，是公共领域的毁灭。要过了许久之后，遇罗克和他的人民以及同伴，才会逐渐认识到，向任何人求自由已经不自由了；自由的国度根本不在这世界上。
但是，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重在表现”这个阶段上。翻阅《出身论》之后和之外的读书笔记和日记，能够看见遇罗克对“显在人前”的那种“群体自由”已经开始却步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先行者。遗憾的是，伤痕之后的作者没有能力辨认这个深刻的方向。罗克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架空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四月三十日），这不仅指文革政治说的，完全可以针对500多年来整个汉语思想文化界的全景。“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五月三日）。罗克应该知道，《出身论》也是有极限的。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罗克谈到自己面对暴雨中被殴打审判的宋玉鑫之时的矛盾心情：“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死尸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这是非常真实而深刻的内心独白。1970年3月5日，罗克自己站在了宋玉鑫的位置上，看见了下面黑压压的“当年的自己”。宋玉鑫的殉难抓住了罗克的灵魂：“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八月二十六日）。到这里，“表现”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观众或者人民，他们是靠不住的，他们用在场的方式不在场；罗克开始仰望超验的关注或神圣的支撑。这并非指向罗克的宗教信仰问题，但涉及到了他的信仰。
罗克一直在思想自由。40多年后，自由在遇罗克蒙难的地方启程，返回这样两个原则：第一、自己首先不要像神一样审判人。第二、绝不接受任何人像神一样审判我。这是罗克的画外音：“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以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人为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知爱为何物。”罗克一直在自由的道路上。他很幸福，有一个叫罗锦的妹妹。如果说罗克主要面对的是权力的专横和多数的暴政；那么罗锦在更长的时间里，更充分地经历了人民的冷血和人性本身的监狱。如果罗克不是死于权力的子弹，今天必然要毁于人民的流言。中国没有能力维系对自己英雄长久的尊重，就像习惯反目成仇的淫妇，不能始终坚守一场爱情。罗锦比罗克有机会更切身更细致更全面地经历人。对人的认识使罗锦在人间历尽沧桑。不安从家庭到北京到海外，蔓延滋长，开花结果。这个果子被罗锦称为“外星人”。罗锦对地球人已经完全失望，只剩下“我和我的外星人”之间的柏拉图爱情。罗锦在罗克的祝福中继续前行，“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好哥哥罗克，1961年8月）。其实罗克自己一直也在“憬着奇妙的前途”，正如海子说的，“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这灿烂的前程，这奇妙的前途，超越了血色的黎明，超越了邪恶必胜的世界，真实，永在，越来越近。
三、报复：丑恶的灵魂
罗克的离家出走引起了权力的恐慌，自由之路上埋伏着截访的狼群。《出身论》第三个问题，“受害问题”，一方面是在讲述挣脱血统论锁链的人所遭遇的苦难；另一方面也说明，那拆毁家庭的恶者，将在半路疯狂惩罚和报复所有不就地投降的浪子。事实上，罗克自己就是死于这种蓄谋的报复。蛇将爱消灭在家庭这个萌芽状态，而将自由截杀在离家出走的半路。罗克将半路截杀者的面目指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他们真的很丑：“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六期《中学文革报》，记录着遇罗克与他的伙伴们“对血统论生死博斗的整个过程”（遇罗锦）。路上的野兽长存，这个基本常识提醒一切追找真理、特别是被真理找到的人，在这人间，爱唯一的归宿就是殉难。遇罗克是一种自由选择：“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 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这是遇罗锦的感慨：“他即使不死在文革，也绝对不会幸运和长寿的——除非他真能逃离那块国土。假如他不想离开国土， 除了监狱和死刑没有别的在等着他”。在耶稣降生之前，希腊的哲学家就说过：如果一个完全人降临世界，他唯一的结局就是被全体人类处死。但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给真理的跟随者的安慰之一就是：耶稣比我更“可怜”，因此我勉力前行。
遇罗克不仅因为拒绝伤害也因为见证伤害，受到了加倍的伤害。这是《遇罗克死刑判决书》中的部分内容：“遇罗克……父母系右派分子，其父是反革命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0刑字第30号)，一九七O年三月五日）。中国式的伤害本身也成为一种仪轨，“示众”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报复的快感，更是一种普遍的威慑；刑场不仅是对凶手内在恐慌的壮胆或安慰，也是对受害人的双倍羞辱。上面的判决书首先用语言暴力羞辱和控告遇罗克，从家庭株连到内心；而且，再用“立即执行”的铿锵有力与现场示众，发泄魔鬼般的激情。连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一起，人就这样报复性地把自己扮演成对别人生命生杀予夺的上帝（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值得注意的是，“再审判决书”中提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罪企图藉着拆毁家庭之爱而全面掌权的努力，遭遇到最后的抵抗，仍然是家庭。他们怕的有理，但恢复已经开始，复归乐园的人已经启程。血统论要离间父子关系，但正是“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爱可能被伤害，但带着伤口和眼泪的爱，那脚上有伤心中有愧的爱，从未在宇宙的中心完全退场。爱的力量在寻找一个季节，一片草原，继续向天空开放。家之爱最后凝聚在兄妹之爱上。这是爱与死亡的争战。罗克的死像巨大的黑暗吞没了这个家庭，但这黑暗的胜利不是完全的。罗克的墓地有一束野花，40余年一直在生长。罗锦对罗克的记忆已经超越了政治和亲情的范畴，成了面对冷漠和死亡的迎战。这场记忆的抵抗也是一条殉难之路，也是遇罗克的道路，面对的也是十万无动于衷的人民。越来越孤独的记忆，越来越绝望的无人在场，需要一种属天的恩赐，才能警惕怨与恨的卷土重来。因此，记忆之花的“表现”要调整一个绽露的方向，一个与“他们人类”怎样回应都无关紧要的方向，那个“好哥哥”嘱托过的方向。哥哥绝对不愿意他成为妹妹生命中最大的重担，并将杀害和旁观他殉难的人类、包括后来用口水和石头将妹妹驱逐出境的人类，视为倾诉、追讨和自传的对象。相反，哥哥愿意他成为弟弟妹妹生命最大的祝福：“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灿烂的前程也不在指着下一代人而虚构出来的不朽幻象或轮回意象中。前途在别处，虽然生活不在别处。我们的世代有两位哥哥，遇罗克与海子。然而春天来了，“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春天，罗网如夜的碎片纷纷扬扬；清晨的日光如清晨的翅膀，四面照耀着；祝罗锦和这本书的读者在曙光中，有似锦的前程。
任不寐2013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