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潘文博的冤案始末
录音整理的文字中，没有涉及潘文博是如何被打成“坏分子”的内容，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潘文博刚刚走出校门，刚刚参加工作，一个20多岁的小学教师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坏分子”？成立毛泽东时代的专政对象？笔者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做个补充介绍。
潘文博1942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按他的成绩，考个一般大学本科应该是没问题的。在高考前，他到我就读的中戏来看我，我曾经问他，高考有没有把握？他很自信地对我讲，说班上只要有人能考上大学，他就不会落榜。他对自己充满自信。
然而，令他自己和全家人没有想到的是，发高考通知时，他却榜上无名。我们问他，高考发挥是否正常？他满脸沮丧地皱着眉头说，自我感觉并没有什么失误。他还说，平日功课比他差的同学都考取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却没考上？
在那个年代，考生或家长还不能查分，冥冥之中，人们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个无所不在的党组织手中。因此，二弟潘文博和家人都心情低落，而又一筹莫展和无可奈何。潘文博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回家到北京南苑大队物农。
直到40多年后的2007年，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从1958到1965年的高校招生中，党内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对一般人是保密的，高校中只有少数可以接触党的机密文件的人事干部才知道。也就是说，在那时候，高考录取主要不是根据考生的成绩，而是根据考生的政治审查情况来决定他能不能上大学，以及上哪类学校。显然，潘文博之所以没能上大学，无疑是出身成分影响了他，把他划入“不宜录取”那一类，使他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从而也使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所谓逆转，指的是，在当时他如果考上大学，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不管到任何单位，都是每月领工资的国家干部。没考上大学，一般来说，如果参不了军，入不了党，那么就只有沦落到社会的底层，靠自己去挣扎拼搏了。二弟潘文博出身成分不好，家里又没什么起作用的社会关系，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只有面向黄土背朝天，回大队参加农业劳动。
最初，他怀着沮丧的心情在生产队干活时，不免有些想不通，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高考落榜……大概正是在菜地干活时心中憋着一口气，所以在手握铁锨改溪口时，因用力过猛，胸部皮下的血管破裂，发生过胸部肿胀积血，在疼痛难忍下，我陪他到南苑医院动过一次外科手术，把胸部的积血清除，胸部却留下了疤痕。
就在生产队劳动不到半年的时候，突然接到人大附中的一个通知，让他到北京西郊一所小学去教书。看来，那时出身不好的人，上大学和参军入党很难，但却可以当教师。按当时的政治逻辑，怎么能让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去教书育人呢？这对红色江山的稳固也不利呀，想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潘文博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海淀区前沙涧小学，那里虽然校舍简陋，生活也比较艰苦，但终究每月都有工资收入，比在农村生产队里起早贪晚和汗流浃背地劳动挣工分当然要强得多。
有了教师身份，加上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很快就有一位女同事与他谈起恋爱。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前，在全国开展一场所谓“四清”运动，这场运动虽然主要是针对农村干部，但在北京郊区也波及到农村小学。就在这场运动中，潘文博被“四清”工作团打成“坏分子”，成了阶级敌人。那年他还不满24岁。
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充满青春理想，而且刚刚步入爱河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成了“坏分子”了呢？
当然，经历了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的人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人从革命者到“右派”，到“反党分子”，到“反革命分子”……常常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那么具体到潘文博来说，他的“罪状”又是从何而来？
从当时潘文博给我的信和后来见面他的介绍中，我才知道，这是一件只有那个年代才会发生的冤假错案。
那时，潘文博所在的农村小学类似农民的四合院，只有一间男老师住的宿舍，几个女老师的家都分别住在附近。这些男老师睡的不是床铺，而是和农民睡同样的土炕。
一天午饭后，潘文博回男宿舍，进门发现一位女老师和学校一位代课的男老师正在土炕上做爱（当年叫“通奸”）。潘文博作为一个未婚的男青年，见了这种场面，自然很不好意思，甚至有些心惊肉跳。如果是现在，人们可能不会把这件事当成什么大事情，可是在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而那时又特别强调要靠近组织，看见什么不符合组织要求的事情要及时向组织汇报。所以，潘文博由于刚刚走向社会，对社会的黑暗缺乏认识，便把自己看见的情况向校长做了汇报。结果那位代课男教师被辞退，这位女老师在共青团内受了处分。
这位受了处分的女老师叫李世琴，她从此对潘文博怀恨在心。“四清”运动一来，她便找潘文博教过的一个智力有些问题的女学生，写了一份检举材料，检举潘文博曾经猥亵和奸污过她。
当时的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谷伦接到揭发材料，就对潘文博进行隔离审查，要他检查交代。潘文博没有猥亵和奸污过这个女学生，自然无法交代清楚。四清工作组就对潘文博进行批斗，经过七斗八斗，在潘文博拒不承认那些强加给他的罪状情况下，就把他打成“坏分子”，开除工作籍，遣返回农村，监督劳动。
这件50多年前的案子，在如今看来，似乎甚是荒唐。当然，现在的世人首先觉得潘文博有点多管闲事——一对青年男女在教师宿舍寻欢作乐，现在人们见了一般都不以为然，不会大惊小怪，更不会当成一个问题向领导反映。可是在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样开放，封建主义遗毒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男女关系上也相当严重。潘文博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加上年轻幼稚，追求上进，所以看到这种事情，认为是个严重问题，于是便向领导做了汇报。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给他招来灾祸。
其次，四清工作队长接到那位女学生的揭发材料，听说潘文博出身富农，正是运动对象。所以，在办案时，既不做医学检查，又不深入调查核实，而且在中国一直普遍流行的做法是有罪推定，即有人揭发你有罪，就认定你确实有罪，而且你不按揭发材料检查交代，就是不老实，是顽抗。于是，潘文博经过大会批斗，于1966年6月2日被四清工作团正式宣布打成“坏分子”，遣返回家监督劳动。
这个冤案发生在文革开始阶段，按说文革前的四清运动被毛泽东定为是工作组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在文革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知道为什么各级组织都没有及时给潘文博平反。
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两个“分子”：一个是我父亲为“富农分子”；一个是我二弟潘文博为“坏分子”。二弟的灾祸，使本来因出身成分而抬不起头来的整个家庭成员进一步蒙羞。尽管他一再争辩说，自己是冤枉的。可是在那个组织威信不容置疑的年代，个人的申辩往往无人相信，人们总是认为组织不会搞错。因此，街坊邻居，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甚至包括父母兄弟和姐妹，大家都认为潘文博肯定“犯了错误”。这就叫有口难辨。
从录音整理的正文中可以看到，潘文博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到处申诉告状，十多年里颠沛流离，饱经磨难，甚至被抓进专政机关，判刑劳改。劳改释放以后，走投无路，只好回老家和一个带5个儿女的寡妇成婚，冒着生命危险，下煤窑，干苦力，在地狱中挣扎……
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潘文博才获得平反昭雪。然而，那年他已经年近40岁，在老婆孩子成群的生活重担下，日夜操劳，苦苦度日。
一个满腔热血和积极向上的青年，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雾霾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被莫名其妙地剥夺，又在整人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阶级敌人，然后是抓进监狱，投入农场劳改……
潘文博的青春岁月就是这样被无情摧毁！
有人在评论文艺作品《白毛女》时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在毛泽东的暴政下，类似潘文博这样千千万万被迫害打入地狱的年轻人，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他们的命运又如何解释？
2017/2/28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