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与爸爸的合影）
伯伯离我们去了，当我从越洋电话里听到这个噩耗，泪水禁不往夺眶而出。去年秋天，我回国料理父亲的丧事，之后曾到亭林看望伯伯。那时候伯伯还没有明显的疾病，但是比两年前我见到她时更虚弱了。分别的时候，我的心头一阵发紧，我身居海外，难得回国一次，伯伯必竟是８６岁高龄了，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想不到半年后，伯伯果真永远地离开了她的亲人和这个她生活了８７年的世界。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追忆伯伯，我觉得我应当把自己所知道的伯伯写出来，这样不仅可以告慰伯伯的在天之灵，还可以寄托对她老人家的哀思。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下辈人能更多地了解伯伯，了解她是怎样度过漫长而不平坦的一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我对伯伯的记忆始于1954年的夏天，那年我８岁，父亲和伯伯带了我去杭州游玩。爸爸对我说：「这是爸爸唯一的亲姐姐，快叫伯伯。」那时我有些不明白，伯伯应该是爸爸的哥哥，怎么爸爸的姐姐也叫伯伯呢？从那时开始，伯伯的形象就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和伯伯一起在沈阳度过了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大饥荒，后来我到上海松江二中上学，大学毕业后到苏北工作，每次见到伯伯，她总是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为我缝补衣服。我穿过的她一针一线扎起来的布鞋和棉鞋，不下10双。20年前我到上海读研究生，后来家也搬到了上海，探望伯伯的机会更多了些，伯伯的关心就又及于我的两个女儿。我到美国后，王莹留在上海。今年春天，王莹生了个儿子，伯伯又惦记着，让表姐专程到上海看望。在与伯伯长达45年的相处中，她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伯伯留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她与我父亲的亲密姐弟之情，他们的手足之情维系了一生之久。父亲经常向我提起，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共生了7个子女，5个都早年夭折，只有伯伯和他得以存活。伯伯比他大12岁，因而对他特别爱护。虽然家里有的是佣人，父亲小时候却经常是由伯伯抱着，有时是骑在伯伯的肩上，一起去大市场玩。在最近的四十多年里，伯伯一家一直同我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整整20年，我们两家可以说是互相扶持着，才得以共同捱过那恶梦般的岁月。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伯伯不得不独立支撑她的家庭，父亲尽力给了伯伯经济上的帮助，使伯伯的4个子女得以维持学业。而伯伯也长达十几年地帮助父亲照料家务，就连我的弟弟也是由伯伯带大的。后来伯伯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她就让表姐去沈阳看望父亲。11年前我母亲在西安病重，去年我父亲在沈阳病重，伯伯都是闻讯后立刻派表姐代表她前往。她对表姐说：「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然我怎么也要亲自去一趟的。」如今她们姐弟都已作古，但他们真挚的手足之情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小时候看到父亲给伯伯写信，称呼总是「胞姊如晤」，伯伯的来信也总是称「胞弟如晤」。那时候我不大理解这个文绉绉的称呼，如今回想起来，才体会到它的份量。
伯伯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她的坚强。她与民国同年诞生，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十年的见证。民国26年，日寇从金山嘴登陆直扑亭林，一路烧杀奸淫。伯伯那年才26岁，她把锅底灰涂在脸上，随家人逃到乡下，躲在芦苇丛中，才逃过了这场劫难。民国38年，山河变色，伯伯家的财产尽失，她那时不过38岁。四十多岁时，她又遭到失夫之痛，从此不得不独力支撑起残破的家。五六十岁时，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到种种摧残。算起来，伯伯一生87年，竟有一半是在苦难和忧患中度过的。
我不可能详述伯伯是怎样面对这种种磨难的，只能举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1957年，伯伯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到大连，这大概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在这之前不久，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姑父，因为许多年前任过半年的亭林镇镇长而下狱。我为伯伯带路，去大连郊外的周水子监狱探视姑父。到了那里，伯伯获准进去，我等在外面。探监的人不少，许多女人出来时脸上都淌着眼泪。大约半个小时后，伯伯出来了。她没有流泪，神情镇定，只是在回去的路上几乎没说一句话。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只要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明白她当时的处境。4个儿女都小，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经济上一下子断了来源，她肩上的担子该有多么沉重。可是她没有流泪、没有被压垮。相反，她凭着自己瘦弱的身躯，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切，含辛茹苦地把4个子女都培养成人。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受到了冲击，被罚在松江东塔弄扫街。我从苏北滨海来探望她，见到她在三九寒天的清晨，就拿着扫帚出了门。那时伯伯已年近花甲，体力上难以承受，更不必说精神负担的沉重。我为无法帮助她而着急，伯伯却反过来安慰我：「没什么关系，只当是练练筋骨。」她的神情依然是那样平静，一如当年在周水子监狱。就这样，伯伯凭着自己的坚强，闯过了人生途中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我们只要回顾她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就会不由得不深深钦佩她的坚强。
伯伯留给我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她的勤劳。1960年代初期，由于执政者犯下的大错，中国大陆陷入了空前的饥荒之中，饿死的老百姓数以百万计。当局迫于形势的严重，不得不让老百姓开荒种田。爸爸所在的中医学院把大操场都刨了分给职工，随各家各户在分得的那一小块地上「自力更生」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知识分子，种田的经验是半点都没有的，我和弟弟又都还小。有些出身贫下中农并以此自傲的人，在业务上没法与父母亲相比，这时就放话要看我们的笑话。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伯伯居然是种田的一把好手。从翻地到播种、从浇水到施肥、从锄草到除虫，她在在都挺内行。由于伯伯的辛勤劳动，秋后我家的收获一点也不比别的人家少。就连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人也不得不伸出姆指称赞伯伯能干。我不大理解地问伯伯怎么会种田的？她说她从小就喜欢种豆栽瓜，每年都要在房前屋后和院子里种十边田。她经常寄给我们的汁豆，就是她亲手种植又亲手制作的。她的勤劳一直持续到她的晚年。20年前她住进楼房无田可种了，就养了一群鸡，每天上下楼几趟照料她的鸡群。后来小镇禁养鸡鸭了，她依然闲不住，每天为家里经营的小吃店烹制熟食。后来伯伯的年事更高，但她仍然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尽量减少儿女们的负担。伯伯的长寿，与她的勤劳有极大的关系。从伯伯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女性的勤劳美德。
伯伯留给我的再一个深刻印象是她的睿智和明达。平日里伯伯的话不多，说出来却往往切中要害，让我们受到教益。记得在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当局在报纸上宣传「增量法」。说把一斤米反复地泡、洗、蒸，可以出10斤饭，许多人都如法泡制。我那时年纪小，吃不饱很难受，就要求伯伯也这样做。伯伯不同意，我就搬出报纸来同她辩，因为我那时候以为共产党报纸上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伯伯对那些五花八门的「增量法」未加置评，只说了一句话﹕「不管怎么折腾，一斤米还是一斤米，又不会多出来的。」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其实包含了许多真理，启迪我不能盲从，永远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大约10年前，一位亲戚告诉我，说以前被没收的房产可以收回。他说得有板有眼，并约我一起去做。我对伯伯提起此事，伯伯并不着眼于如何去做，只是简单地说：「要想过得好，还不如出去。」伯伯的话言简意赅，让我顿时清醒并牢牢记在心里。从那以后，我通过努力终于跨出了国门。事实证明，那位亲戚的话是空穴来风，如果真的去做，弄不好会羊肉没吃到反沾上一身羊臊味。人们往往把睿智和明达同文化程度联系起来，其实并不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伯伯上的学不多，大约是高小到初中程度。但是她的待人接物，往往不是受过更高教育的我们所能企及的。同任何人一样，她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在我的记忆里，不管对待亲戚朋友还是对待邻居，伯伯总是那样和颜悦色。对待我们，伯伯也总是晓之以理，从不以长辈的身份压服小辈。
在我看来，伯伯的睿智与明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能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不少人到了老年，终日无所事事，所见所闻不出百步，结果百无聊赖、精神苦闷。伯伯不是这样，直到晚年，她仍然每天阅读「新民晚报」和「参考消息」，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尽管她不曾同人谈论天下纵横，却由此保持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想。近几年来，伯伯的体力不济，已是足不出户，但是她的头脑一直很清醒。直到这次病重期间，她还谆谆叮嘱孙辈要好好学习外语，表达了她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伯伯离我们去了，但她留给我们的却很多。虽然我们不一定会经历她那样坎坷的人生，但我们确实应当学习她勇敢地直面人生挫折，坚定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要学会种田，但我们确实应当象她那样为自己的亲人勤劳一生。虽然她生活的时代与今后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我们依然应当学习她的睿智和她的明达。伯伯离我们去了，她是一位平凡的女性，但也是我敬重的一位女性。她的一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她却以她的一生向后辈展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以对人生的洞察，坚强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带着她一以贯之几十年的平静和安详，坦然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伯伯的坚强、勤劳、睿智和明达，将长远地留在我们心中，成为后辈学习的楷模。
1998年5月至6月写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