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吃肉民族，也不存在完全的吃草民族。吃肉民族也吃草，吃草民族也吃肉，不同只在于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
吃肉民族比吃草民族更聪明，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事实上没有这样绝对，吃肉民族中也常见笨竹笋，吃草民族中也多有红心蛋。只不过，从现代文明的成果看，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更符合这个世界的现实，更接近于真理，更有益于创造。
那么，为什么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其思维方式更有门呢？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交流，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大家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风尚习俗、科技成果、宗教信仰、人种基因等方方面面，巨细无遗地做了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总体上不比中国人更聪明，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明显与我们不同，倾向于更合理，更先进。我们中国人真正落后的地方，恰好在思维方式。
也许正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中西差异的根本所在，闹不清西方人善于改造、勇于创造、精于制造的秘诀，所以，我们一直派唐僧西天取经，向人家学习。
我经过十年的观察寻思和苦索，终于在最近有所顿悟，原来西方人神威无比的思维方式，确实与肉食有关，但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肉食营养，而是与屠宰牲畜，分割肉有关，受到动物的身体结构和器官功能的启发与诱导。
动物的生命体乃上帝所造，里面蕴含着奇妙的设计和巧思，人在解剖、分割牲畜肉身的时候，如果用心观察揣摩，一定能从中学到无穷无尽的创造技能。
西方游牧民族，一方面主食要吃肉，一方面祭祀要用到肉，因而，他们宰杀、解剖、分割牲畜肉的机会比较多，对有机体的机理认识比较深刻，熟悉模块思维和细节筹谋。这个分割肉的思维红利，直接惠及到西医和各种机械制造。
大家如果对我的这一发现尚有怀疑或不解的话，我建议你们重新读一遍中学课本里的古文名篇《庖丁解牛》，温故而知新。重读完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
遗憾的是，梁惠王在旁边听了半天，最后总结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人家跟他讲了那么多妙理，他却从中悟出了养生的道理。真是鸡对鸭讲！倘若当年梁惠王从庖丁的描述中，总结领悟的是医理或制造之理，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了：既然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就有这样的牛人，那为什么中国人后来没有形成模块思维和结构思维模式呢？我琢磨，可能有这样三个原因：
一、当然是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号召了。儒家讲仁政，鼓吹什么“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完喽！
二、屠宰职业的民间化和卑贱化，造成了分割肉这一行，懂行的说不出，会说的不懂行。糟糕！
庖，专指打理祭祀用生肉的，包括六畜六禽的宰杀、包裹、腌渍等等。庖人原先是御用的，在皇家宫廷里混的，后来流落到民间，变成了屠夫。
厨，特指烹饪料理之所，煎炒闷炸之职，现在改称“厨房”、“厨师”了。
三、佛教的传入和护生理念的形成，都对屠宰、解剖、分割肉行为，构成了致命性的压缩。南朝四百八十寺，连皇帝都出家了，谁还敢妄谈“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彻底歇菜！
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中国人喜欢使用畜力劳作，比如用驴骡拉磨，用牛马耕田，用鸡犬看家；而西方人则善于借助自然之力，比如用风力抽水，用水力推磨。用畜力是不需要动脑筋的，而用自然力却需要。
西方人吃肉，吃粉食，所以，三餐饮食都需要用到模块拼接和量化计算，久而久之，务实的作风和理性思维便被熏陶、训练出来了。
中国人吃菜，吃粒食，吃面条，干了干吃，稀了稀吃，不小心煮糊涂了，那就糊涂吃。千百年下来，咱中国人的心思，都跟那面条似的，一根一根的，一坨一坨的。危害之一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复杂的事情想简单。不信，你去问一下，胶东男人为什么爱穿花裤衩？我保证你问十个人，会有二十种回答。嘻嘻
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那篇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不过就是一个新来北美的女学生，对美国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氛围的三分感觉，二分比较，一分恭维而已。她是用中美两国的空气作比喻，来放大两国的学术和言论的自由度。
中国女孩喜欢凭感觉，晒直觉，盲从视觉；中国学生从小就世故，习惯阿谀奉承；中国老师和学者眼中只有中美，且美国一切好，中国万事衰（念摧）。这个女孩和这篇讲稿，活脱脱地体现了这三个方面的成果，仅此而已。
可是，中国大陆的土龙，和经常回国的洋龙，不知道是不是都被雾霾熏坏了，被口罩捂黄了，被纱巾裹戾了，怎么那么喜欢蹴鞠，喜欢械斗，一点屁事，马上就学孟良焦赞，黑灯瞎火里一顿砍杀，稀里糊涂里尸横遍野。
明眼人用鞋底都能看出，这是有人在小题大做，在转移被郭文贵戳脊梁骨的公众视线。尔等一向是火眼金睛，为何在这件事上却堕入肉眼凡胎？
思维混乱的五毛、六毛、猴毛们，你们的混战，其实就象这样。
2017.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