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战争舞台：美国对俄罗斯的“边缘策略”加大战争的风险
本文的思考将涉及而对21世纪上半期感受到的力量结构和挑战中的战争问题，直到现在这些挑战作为两个重大风险的存在而出现，资本主义积累在全球威胁生物系统和人类以及它所包括的文明：中心大国之间核战争的风险和正在发生的（地球）人为的气候升温（CCA，或更准确地说是停滞）。在这个架构中存在争夺自然资源的战争和冲突、人为的气候升温造成不稳定，由于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与大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破裂”，恶化的气候升温加剧了。这发生在社会组成的危机的力量之下，现在危机处于垄断/金融的阶段，包括长期的停滞和以美国为中心的高度军事化和长期的军事--工业动员，它处在“例外的状态”，对投机失去了控制，霸权主义在倒塌。
一，核战争，交易和冷战
自从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的冲突日益增加，这是由于在苏联垮台（1991年）和华沙条约的解体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单方面的扩张造成的。乔治·凯南是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遏制”共产主义的借口之下，他是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干涉主义实力外交的设计师。1997年凯南在《纽约时报》上发文警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在后冷战时期是美国政策最不幸的错误。这种决定可能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推向我们非常不高兴的方向”（美国参议院1998年5月1日通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在“9·11”袭击事件之后，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没有停止增加，尽管将是一次这类性质的冲突全球的灾难。
但是，在资本主义交易和利润是第一位的。威廉·哈通是军事支出和武器贸易/出口问题的专家，他观察到从比尔·克林顿总统接手老布什与他信任的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达成衰弱的口头协议，以“北约不向东部移动一英寸”换取华沙条约解体以来，出现了一种对美国国防部和武器的出口来说有利的大型交易和武器销售的骤变。在克林顿周围强大的战争利益比老布什的时候有更多的话要说。出现了一个交易的浪潮，后来小布什加快走向曾被禁止的“反导”部门。由于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在“9·11”的光环之下，进行巨额交易，使战略的不稳定处在非常危险的气氛中。今天的战略场景一部分是这样的：哈通在在一个国际研究所对对专家们和研究人员说，“自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向东部扩张以来，美国的公司关闭了合同，出售所有类型的武器，从歼击机到防卫的反导系统”。为此，“利用俄罗斯进行吓唬，为军备工业创造补充的利润，因为这对推动增加国防部预算是有利的说法，尽管国防部已经有足够的钱来应付对美国的任何威胁”。请注意，自从“9·11”以来这些（军火）交易并没有停止增加，包括特朗普提出的向沙特阿拉伯出售1050亿美元的武器，以及其他从现在到2027年共3000亿美元的武器销售。应当记住，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关于对纽约双子塔袭击的29页调查中提到的国家，小布什在2002年审查了这份报告，报告放在国会地下室拱顶的房间里看管。禁止议员们带着铅笔或钢笔、纸张或任何照相器材或电子仪器进入这个地方。2016年奥巴马总统下令经过审查后将其解密。
地方的或地区的核战争舞台
为了评估中心的大国如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它们操纵着世界核武库的95%，今天处在最高的警戒状态，容易发生错误和事故）一场战争的规模来说，检查一项对辐射、热度、撞击和大气影响的研究，对一种“地方的战争”或“地区的战争”（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的影响的研究是适宜的。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争夺的一方都可能发射100枚像投到广岛那样的炸弹到争夺的另一方的主要城市，这只需要使用世界核武库的0.4%。对人类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将会继续（在一个地区由于冲突、热度和辐射的后果会造成2000万人死亡），还要加上500万吨烟垢进入大气的上层，它将在那里停留几年以至十年，干扰太阳光进入地球，中断光合作用和破坏全球的农业。在这个舞台上可能有10亿人因食品短缺而死亡。在后来的会见中，作者们指出在随后用更加准确的计算机模式进行演算时发现死亡的人数更多。而这只是0.4%的核武库所造成的后果。
普遍的战争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国防部预算将增加500多亿美元，在军事--工业的交易与合同的推动下，这加大了普遍战争的风险。伴随着军事--工业几十年来对冷战的讲述，为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这个舞台是“9·11”事件直接的遗产，它通过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冲突的变化而迅速改变，在这种冲突中至少欧洲官方的讲述让人们感到官方明确拒绝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否定”，如同拒绝他在有关增加军事开支的问题上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人的要求一样。美国支付北约费用的70%，因此是舞会上的“发号施令者”。
直到现在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政策是在俄罗斯的边界上对其进行挑衅，以便之后提出它们“防御性的回答”，这是从“全球威胁”的角色看成是“侵略”。这是一种“边缘策略”（一种普遍战争的风险），增加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事故性的或故意的核战争的可能性。两个大国的弹道系统的射程包括短程、中程和战略的（洲际的），有能力从地面、海洋和太空的部署构成的三个角度将两个国家（和世界）变成灰烬。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处在瞬间警戒状态的数百件武器。美国科学家联盟指出，“尽管俄罗斯的第一次打击不是一种可信的风险，美国仍保留450件核武器在发射井里，以及在潜艇上还有数百件武器处于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其他数千件武器--近3500件--部署在其他的潜艇上或是作为储备。
美国的挑衅摆在日程上。前面说到的特朗普提出的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就表明了这一点。奥巴马最后的拨款（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是为了部署更多的装备和在邻国和俄罗斯的边界进行军事演习。此项拨款从2016年的7.89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4亿美元，以便“说服俄罗斯不要在欧洲进行更多的侵略”（请想象一下，在墨西哥的齐瓦瓦和加拿大的阿尔贝塔进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可能在那里部署它的反导系统吗？如同美国在克里姆林宫的鼻子底下所做的那样）。奥巴马政府认定俄罗斯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面对这种宣传运动，俄罗斯总理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去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问道，“我们是在2016年还是在1962年？”当时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那是第一次冷战时期最糟糕的事件之一。
我们生活在一场新的冷战之中，它比上一次冷战更危险。美国依靠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和国家反导系统，正在包围俄罗斯和中国。从2014年2月以来，由于在乌克兰发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际开发署协调的反对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政变，美国依靠国防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进入基辅。结果是在针对顿巴斯公民的侵略战争中建立了一个纳粹--法西斯政傀儡权。杰出的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斯蒂芬·科恩对爆发在乌克兰的这类冷战的危机也发出了警告。科恩认为，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不仅向美国发动了一场“新的冷战”，而且将美国推向“一种比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更加危险的形势”。这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因为危机的震中不在柏林，距俄罗斯还有很多公里，而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的文明之内:这是危险的。第二，因为冷战的四十年间确立了行为规则，相互以明确的方式承认或是有清楚的“界线”（红线），在核紧急的情况下有红色电话线（热线）。“现在没有规则。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没有规则，在任何一方都不存在规则”。第三，让科恩生气的事情是，“现在在美国面对这种冷战并不存在一个重要的反对派。在过去反对派永远是存在的；甚至在白宫一个人可以遇到某人有不同的意见。在国务院或国会同样的这种情况”。“媒体对辩论开放，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更多的没有了。所有的人都同声赞同，所有的媒体和频道都是如此”。
这是危险的：在战争的气氛中首批受害者之一是专业的新闻界，在有更多需要的时候，辩论俄罗斯科学院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维克多·克里梅纽克所说的“使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具有新的活力”的时候，这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在冷战期间在美国恢复已经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模式”。在苏联垮台之后，这个模式“缺乏外部的敌人”的影响，对此还要加上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可更新和不可更新的资源的大量消费，拥有这些常规的资源（高质量、容易得到和价格低）开始遇到困难，美国已经表明其“战略依附”的高指数。
二，为了资源的战争。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破裂与人为的气候升温相结合
垄断/金融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幸存取决于拥有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源，在一个有限的和没有控制正在升温的地球上不受限制。从1952年以来杜鲁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工业的大动员之后出现的自然资源大量消费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显示的问题表示紧张不安和担心，在以后的几十年在美国由于继续进行战争，以及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继续大量消耗资源。杜鲁门建立了“佩利委员会”以便搞清楚“美国文明”的物质基础状况，这种“文明”为它提供了针对日本广岛和长崎居民发动原子打击的便利，当时日本已经被战胜，这是那个时代最高级的军事负责人都承认的。
从历史的意义上说，为了得到资源的竞争是20世纪两次世界战争的根源。1980年当常规的石油生产以及矿产和金属产品耗尽的“顶端”可以看清的时候，理查德·巴尼特觉察到为了得到自然资源的冲突/战争与普遍的战争之间的关系。他在《贫乏的年代：世界处于战争的前厅》中写道：“一场为了分配资源的全球的斗争已经开始。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今天对现在资源分配制度行使权力的人将控制跟随他们的人。战争是有利于大国利用来满足自己对资源需要的方式。如果发生另外一场世界战争，最有可能的事情将是工业大国之间的冲突围绕着它们的国家认为是生存因素的事情进行的。当然是石油，但还有铁、铜、铀、钴、小麦和水”。
从80年代以来至今，围绕着这些资源的“说教”日益增多。自从在美国发生“9·11”事件以后，它以重要的方式恶化了，之后形成了一个军事法律的架构，从那时起成为一种有效的“例外的状态” ，尽管低调，陪伴它的是在国际安全理论之下的军事权力计划，这是2002年根据总统的指令确定的，当时提出了“预防性战争或提前自我防卫的战争的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美国不接受“纽伦堡审判”提出的规则。2003年3月美国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石油成为美国主要的目标之一，同时在那里保持美国长期的军事基地的地位，以便设计走向2050年代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世界上常规的石油资源储备60%在这个地区。
必须补充的是美国日益增多的军事化，包括“文人—军人”平衡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变化，因为美国总统在全球（137个国家）部署了军事基地、司令部，其中有“特种部队”的司令部。
关于争夺资源的战争和气候的冲突，美国国防部断言：“全球的限制将削弱美国陆军供应链条的完整性……我们已经不能继续没有阻碍地得到为了训练、提供食物和部署一支有能力做出回应的军队所需要的能源、水、土地和其他的资源”，而这支军队的“使命”是面对那些“为了自然资源坚持民族主义”的倾向，“保护美国和它的盟国资本主义的利益”。这并不令人吃惊。请记住在60年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大会上，美国和以色列历来就反对“人民享受他们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不论是“9·11”之后“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还是反对毒品或有组织犯罪的“战争”或计划，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都是这些国家在国内的安全政策中被广泛用来作为部署人员和设施以及施加影响的工具。（作者约翰·萨克斯·费尔南德斯出生在哥斯达黎加，是墨西哥公民。他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和文学系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是该大学人文科学学科间研究中心“21世纪的世界”计划的协调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6月19日西班牙《起义报》）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military/info_187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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