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五:贞观盛世之五:唐太宗从谏如流与魏徵力止中男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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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六月二十五(辛巳),太子李建成的党羽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反叛,但被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杀了。八月初八(癸亥),唐高祖传位给太子。李世民坚决推辞,但最终还是于八月初九(甲子)即位成为唐太宗。八月三十(乙酉),唐太宗在长安城西的渭桥上和率领大军入侵的突厥颉利可汗结盟构和。


九月,突厥的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和一万只羊,但唐太宗不肯接受,只是下诏要求他们归还突厥掠走的中原百姓。他还征召去年在太谷战役中被俘的温彦博回朝。


九月二十二(丁未),唐太宗邀请各位禁卫将士到显德殿庭练习射箭,并晓谕他们说:“戎狄入侵劫掠,自古以来一直都有。问题是,边境稍微安定了点后,君主就贪图安逸和游乐,忘记了备战,所以他们入寇时我们都无法抵御。如今朕不要你们去干那些挖凿池塘和修筑苑园的事,而要你们专门练习弓矢。没事时,朕可以当你们的师傅;突厥入寇时,朕则是你们的将帅。这样,也许中原的民众可以得到些安宁!”于是每天都请来几百人在殿庭教他们射击,唐太宗还亲临现场考试,成绩高的人他还赏以弓刀和布帛,他们的将帅也得到相应的奖励。很多朝臣都劝谏道:“根据法律,带兵刃到御座所在地的人要处以绞刑。今天陛下让职务卑微的人张弓挟矢,来到陛下身旁,陛下自己也混杂其间。万一有个疯狂的家伙突然发作,发生些意外事故,那可不得了。这的确不是看重社稷的做法。”韩州刺史封同人也借口有事,乘坐驿马入朝,恳切劝谏,但唐太宗全都不听,还说:“帝王把四海当作一家,封域之内,都是朕的赤子。朕对他们个个推心置腹,却怎能连宿卫禁兵也横加猜忌!”于是宿卫禁兵人人自励,数年之间,全都成为精锐。


唐太宗曾说:“我从少年时就在各地征战,多少知道些用兵的要害。每次观察敌人的阵势,总是一眼就知道他们的强弱,并经常用我的弱兵去抵挡对方的强兵,用我的强兵去对付对方的弱兵。对方打击我的弱兵,最多不过追赶了百来步。而我利用他们的弱势,必定要绕到他们的阵后反击,对方无不溃败。我之所以取胜,大多用的都是这个办法!”


九月二十四(己酉),唐太宗和群臣当面议定功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和封邑,并命令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公布,还说:“朕给你们功劳的奖赏也许不太恰当。你们可以自己提出看法。”于是将领们开始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李神通说:“臣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晋阳义旗。但如今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些专门舞弄刀笔的文人,竟然功居臣上,臣私下的确不服。”唐太宗说:“义旗最初升起时,叔父虽然首先起兵响应,但也有营救自己摆脱灾祸的因素。当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余灰再起时,叔父望风奔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着安定社稷。所以论功行赏,当然应当在叔父前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朕哪里不敬爱?只是不能因为私恩,而跟其他功臣一样地胡乱奖赏叔父而已!”将领们于是互相议论道:“陛下至公无私,即使淮安王也没得到任何照顾。我们这号人怎敢还不安本分。”大家于是全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没有升官的旧臣们无不抱怨说:‘我们事奉在主上身边,都好几年了。今天得到的官爵,反而比前东宫和齐王府的某些人还低。’”唐太宗说:“帝王至公无私,才能征服天下之心。朕和你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是取自民众。设官分职,也应当只为民众。所以应当选择贤才叙用,怎能光凭新旧去任命官员的高低!如果新来的人贤能,而旧的臣属不肖,朕怎能舍新而取旧!今天你们不谈论贤能或不肖,而直接这样嗟怨,这难道是为政之道!”


唐太宗还下诏说:“民间不得私自乱立妖祠。除非正当的卜筮术,其他混杂的占卜巫术,全部予以禁绝。”


唐太宗在弘文殿集中了四部书共二十余万卷,把它们都收藏在殿侧的弘文馆。他还精心挑选了天下著名的文学人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让他们以本官兼职学士,并命令他们隔日轮流入宫当值。在处理朝政的空隙,唐太宗经常请他们来到内殿,一道谈论前朝人物的言行举止,以及商榷政事,有时甚至到半夜才让他们离开。他又选取了一批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担任弘文馆学士。


冬十月初一(丙辰),日食。同时,唐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名为隐;追封齐王李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下葬那天,唐太宗在宜秋门哭泣,十分哀伤。隐太子的故臣魏徵和王珪上表请求陪送他们的棺柩前往墓地,唐太宗答应了,并命令东宫和齐王府原来的僚属都前去送葬。


十月初八(癸亥),唐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李承乾为太子。太子那年八岁。


十月二十五(庚辰),朝廷开始确定功臣不同级别的实得封邑。


当初,萧瑀推荐封德彝给唐高祖李渊,唐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当唐太宗即位后,萧瑀被任命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经定下后,封德彝多次在唐太宗面前当面反驳萧瑀,因此两人有了嫌隙。当时房玄龄和杜如晦刚开始用事。他们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萧瑀愤愤不平,便呈上密封奏事谈到这事,言辞寥落冷淡,因此忤逆了唐太宗的旨意。不久他又和陈叔达在唐太宗面前公开愤怒地争论。十月二十五(庚辰),萧瑀和陈叔达都被指控为大不敬,被罢免了官职。


十月二十九(甲申),民部尚书裴矩上奏:“请求朝廷给遭到突厥残暴践踏的百姓,每户发给绢布一匹作为补偿。”唐太宗说:“朕以诚信驾御下民,不想为了存恤百姓的虚名,而没能实事求是。每户有大有小,岂能雷同地给他们一样的赏赐!”于是按照人口给予补偿。


当初,唐高祖想要加强宗室,以此管理天下,所以他三代甚至四代的堂弟,以及兄弟的儿子,即使只是幼童,也都被封王,所有藩王有好几十人。唐太宗不太经意地问群臣道:“遍封宗室的子弟,对天下有好处吗?”封德彝答道:“前代只有皇子和兄弟才能封王,其他除非立有大功,不能被随便封王。太上皇特别优待皇家九族,所以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的封王。封爵的人这么多,朝廷不得不为他们派出大量劳役,这样只怕不能显示朝廷天下为公的大义!”唐太宗说:“说得对。朕身为天子,就是为了养育百姓。岂能劳役百姓去养育自己的宗族!”十一月初六(庚寅),朝廷将宗室郡王都降为县公,只有有大功劳的少数几人没有降爵。


十一月二十(丙午),唐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消除盗患。有人请求使用重法加以禁止,唐太宗讥笑道:“民众之所以沦为盗贼,是因为租赋繁琐,劳役沉重,加上官吏贪得无厌,致使他们饥寒交迫,所以顾不上廉耻罢了。朕应当除去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和租赋,选用清廉的地方官吏,使民众衣食有余,自然就不会成为盗贼。哪里还用得着重法!”朝廷果然实施了这样的政策。从此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出不闭户,经商和旅行的人们也能放心地在野外留宿。


唐太宗也曾跟侍臣说:“君王依赖国家,国家则依赖百姓。克扣百姓用来侍奉君王,犹如割肉充腹,肚子饱了人也死掉了,君王富了国也败亡了。所以君主的忧患,往往不是外来的,经常出在自己身上。要想盛大奢侈就必须增加费用,增加费用就必须加重赋税,加重赋税就会导致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国家危亡就会导致君王丧命。朕经常这么思考问题,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十二月十四(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獠人造反,请求发兵讨伐。唐太宗说:“獠人依赖高山森林,时常出来小偷小窃,那是他们的习俗。地方牧守如果能用恩信加以安抚,他们自然会相率归服。怎能轻易就动用干戈,渔肉他们的民众,还将他们比作禽兽。这哪里是出任地方父母官的本意!”最终没有许可。


唐太宗跟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谈论政事的奏折,朕都把它们贴在屋里的壁上,出入时可以经常省阅。朕总在思考治理国家的办法,有时到深夜才睡。你们也应当勤奋地恪守本职,别让朕失望。”


唐太宗厉精图治,多次请魏徵到自己的卧内,征求他对朝政得失的看法。魏徵知无不言,唐太宗对他的建议无不欣然采纳。唐太宗派人去征兵,封德彝奏说:“中男丁虽然未满十八岁,但其中个头高大强壮的,也可以应征。”唐太宗同意了。敕令下达后,魏徵固执地认为不行,拒绝签署敕令,来回了四次。唐太宗勃然大怒,召他进宫责备道:“个头高大的中男丁,都是奸民虚报年龄,以此逃避征役。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要这么固执地作梗!”魏徵答道:“士兵关键在于驾御是否得当,不在人数多少。陛下征召那些身强力壮的,适当地驾御他们,就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更多地征召那些年龄不到的瘦弱男孩去充数!况且陛下总是说:‘我以诚信驾御天下,要让臣民都不再欺诈。’今天陛下即位还没多久,就失信了这么多次!”唐太宗惊愕地问道:“朕什么时候失信?”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曾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府的东西,现在全部蠲免。’有司部门认为秦王府当时不算官府,所以照样征收民间拖欠的东西。陛下作为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的东西,不是官府的东西又是什么?陛下又说:‘关中免去两年租调,关外免去一年。’后来又下了道敕令说:‘已经征的劳役和已经上缴的租调就算了,从明年开始。’因此在归还了租调之后,又重新征回。百姓自然会感到奇怪。今天既然征回了租调,现在又降低征兵的标准,那算什么从明年开始呢!又有,和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地方长吏,陛下居住在禁内,日常事务都交给了他们。为什么光在征兵年龄上,怀疑其中有诈。这难道就是陛下所谓的以诚信为治吗?”唐太宗听了非常高兴,说:“朕以为爱卿生性固执,还怀疑你不达政事。今天和爱卿讨论国家大事,你真是全盘了解其中的精要。的确,如果号令失信,那么民众将不知所从,天下又如何得到治理!朕真是大错了!”于是决定不再征中男丁的兵,并因此赐给魏徵一鼎金瓮。


唐太宗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很有名,便召见了他,向他请教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的君主喜好亲自掌管政务,不信任群臣。大臣们无不恐惧害怕,所以只知道禀承上旨,奉行而已,没人胆敢违抗。靠一个人的智慧决定天下的事务,即使得失相半,出现的荒谬也已经够多了,再加上下面极尽谄谀,上头专遭蒙蔽,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果真能谨慎地选择大臣,把政事分别交给他们负责,然后静穆清和地拱手高座,考核他们的成败,加以适当的赏罚,那时还用得着担心天下不能大治吗!还有,臣观察隋朝末年时的动乱和离叛,其实真正想争夺天下的也不过十来人而已,其余的都只是为了保护乡党和妻儿,等待有道的君主,然后前去归附罢了。所以臣知道百姓喜欢动乱的很少,只是人主不能安抚他们而已。”唐太宗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便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现在中书省当值的张蕴古呈上一部《大宝箴》,其中有这段话:“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他又说:“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大意是,帝王平时居住的,也不过是能伸展双膝的小小空间,但昏庸的君主,却浪费巨大钱财修建豪华卧内和琼楼玉宇。帝王平时食用的,也不过是可口的食物,但狂妄的君主,却整天花天酒地,山珍海味。他又说:“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意思是,不要没没无闻而暗弱,也不要察察全管而精明。而要即使皇冠上的垂旒(帝冕前垂下的带子)在眼前摇晃,也可以分辨事务于无形;即使帝冕旁的黈纩(皇冠边垂下的小丘)在耳边动荡,也可以听清是非于无声。唐太宗十分嘉许,赐给他束帛(捆为一束的五匹帛),还提拔他为大理丞。


唐太宗召见先前劝朝廷废除佛教道教的傅奕,赐给他食物,跟他说:“你先前的奏折(指他因为白天看到太白星而上奏秦王将得到天下),几乎给我带来灾祸。然而凡是天象有变,你还是应当像先前那样知无不言,千万不要把那事当作教训。”唐太宗曾跟傅奕说:“佛作为宗教,有它值得学习的玄妙,爱卿难道独独不能领会其中的道理?”傅奕答道:“佛祖是胡人中狡诈的人,靠胡说八道在他们那里广受欢迎。中原那些邪恶不端的人,取来老庄的玄说,用佛祖妖幻的语言加以修饰,专门用来欺骗愚蠢的俗民,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危害。臣并非没能领悟,只是鄙视佛教,不肯学它罢了。”唐太宗觉得有一定道理。


唐太宗担心多数官吏都会受贿,便暗中派身边的人试着去贿赂一些官吏。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布的贿赂,唐太宗想杀了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官吏受赂,罪责的确应当处死。但陛下让人给他送贿,这不是故意让人陷入法网吗?只怕这不是所谓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做法。”唐太宗听了很高兴,于是召见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跟他们说:“裴矩能够力争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不光会在朕面前唯唯诺诺。假如每件事都能这样,朕还用犯愁朝政不治吗!”


司马光评论道:古人说过:君明臣直。裴矩在隋朝时算是个佞臣,但在唐朝却是位忠臣。并不是他秉性改变了。君主如果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则忠诚会变成奸佞。君主如果喜欢听到直言,则奸佞也会化为忠诚。所以知道君主就像侧影的柱表,臣下就像影子,表动则影随。


这年,唐太宗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晋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祐晋升为楚王。


这期间,一直有宿仇的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今朝鲜半岛),互相攻击。唐太宗派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晓谕劝解,这三国都派人上表谢罪。


要想知道唐太宗后来的情况,请看下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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