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贵的昨天是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综观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鼠，“三个代表”先进性，“和谐社会”，到今天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果从1949年开始，到2012年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来计算的63年中，尽管有6位元首（以军委主席位定义），但这一甲子刚好完成了从第一代执政者到第二代的转移。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尤其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去看，似乎是一个必然。这个必然，恰恰是和共产党所信仰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尽管这个背道而驰，有点挂羊头卖狗肉（也许今天用“挂狗头卖羊肉”更贴切）的味道，但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其必要性的与否是一个公婆之争的话题。如果我们对中国（以俄国为例）无论如何要成为自己的一个例子的话能有所了解，那我们对出现郭文贵的必然性就能了解。
今天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其根本是资本的自私（或用资源的占有欲来代替）（原因）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结果）。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能以正常的方法，完成从社会的底层到顶层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的日趋“完善”，这会越来越不可能，甚至可以说越来越会是一个人无法在一生完成的事。读者可以看自己周围的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平穷化（Middle-Class Povertization）。然而郭文贵先生以短短的30年完成了这一华丽的转身。这一成功的例子，是因着他个人天才和他所在的这个特定的社会条件的结合而成就。这也决定了郭文贵先生对中国的寄生性（非贬义，只是没有更合适的词。如用“共生性”的话，则关系有点不对）。他成为企业家如何利用执政者的典范。郭文贵先生利用执政党的品牌效应，迅速的聚集财富，完成从社会的底层到顶层的过程，这样的例子是很难复制的。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习主席王书记所要打破的。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有意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发家史，但中国文化中的以成败论英雄，而不讲究“程序正义”，使郭文贵先生不论他愿不愿意，甚至他一直强调“不反党”“不反习”“不反国”，但他毕竟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的英雄。并在“反王”的过程中，主管或客观的走向“反习”“反党”“反国”。亚当斯密斯的宏观经济学（或其马克思演绎的“政治经济学”）讲到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郭文贵先生用自己的经历最好的演示了这一理论在个人身上也可以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