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八月初八（癸酉），吏部尚书侯君集率领大军征服了高昌，为唐朝拓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月将高昌改为西州。
冬十月初十（甲戌），荆王元景等人再次上表请求封禅，唐太宗依然不肯。
十月十五（己卯），唐太宗下诏让已故司空河间元王李孝恭，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郧节公殷开山，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等人在太庙和唐高祖配享。
河间王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堂兄的儿子。他祖父李蔚曾任北周朔州总管，父亲李安曾任隋领军大将军。唐高祖攻克京师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命他为山南道招慰大使。他从金州出发前往巴蜀，以礼招抚该地区，前来归附的多达三十余州。李孝恭进击并打败了朱粲的义军时，部将们都说：“这些都是吃人的贼兵，为害实在很深，请将军把他们全都活埋了。”李孝恭说：“不行！自此以东，都是贼寇的境地。如果听到我们这么做，哪里还会有人来投降？”于是把他们都赦免了不杀。于是书信檄文所至，各地义军相继归降。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他出任信州总管，承制全权任命部属。他不久又升任荆湘道行军总管，统领水陆十二总管，从硖州出发，进军江陵，消灭了那里的割据势力萧铣。唐高祖因此拜李孝恭为荆州大总管。他在那里开置屯田，创立铜冶，给百姓带来很大利益。武德六年，他升迁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当时荆襄地区虽定，但岭南尚未全部平定。李孝恭分别派人前往抚慰，结果岭南四十九州都来归附。当辅公祏占据江东反叛，发兵入寇寿阳时，唐高祖任命李孝恭为行军元帅出兵讨伐。武德七年，李孝恭从荆州直趋九江，当时李靖、李世勣、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都接受李孝恭的节度。他率领的大军不久就生擒了辅公祏及其仆射西门君仪等数十人，平定了江南。接着他被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行台废除后，他官拜扬州大都督。李孝恭平定辅公祏后，江淮以及岭南地区全都归他统辖。自从隋炀帝大业末年，群雄竞起，先后都被秦王李世民平定，谋臣和猛将基本都在他的麾下，很少有人独立建立大功，只有李孝恭独当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声名显著。他想以自己的威名镇抚远方，因此在石头城修筑府第，在前面陈列巡逻士兵自卫。不久朝廷内征他为宗正卿。武德九年，唐高祖将他的食邑增加到一千二百户。贞观初年，他升迁为礼部尚书，以功臣封河间郡王，兼观州刺史，和长孙无忌等人被封为世袭刺史。李孝恭秉性奢侈豪华，喜欢游宴，身边总带着歌姬舞女百余人；然而他为人宽恕退让，从不因功骄矜自伐。唐太宗待他非常亲切，其他宗室成员无人可比。李孝恭曾怅然地跟他亲信说：“我的住宅的确有点宏伟壮丽，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打算把它卖了，另外营建一所，粗略一点，够用就好。身殁之后。几个儿子如果有才，保住这家产也够了。如果没才，也希望目前这豪宅不要变成他人所有。”这年即贞观十四年，他暴病身亡，年五十岁。唐太宗身穿素服为他举哀，哭得十分伤心，追赠他为司空和扬州都督，陪葬献陵，谥号为元，配享在唐高祖的庙堂。
当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受到株连被关进监狱。他自恃品阶很高，便谩骂陈仓尉尉氏人刘仁轨，结果刘仁轨用棍杖把他给打死了。州司将这事上报朝廷。唐太宗勃然大怒，命令将刘仁轨处斩，但还不解恨，说：“这县尉算什么东西，居然胆敢杀朕的折冲都尉！”于是命令人将他押送来长安当面责问。刘仁轨说：“鲁宁对臣而言，算是百姓。他居然如此辱骂臣，臣实在气愤不过才杀了他。”说这话时他神色自若。魏徵侍奉在唐太宗身侧，说：“陛下知道隋朝之所以灭亡吗？”唐太宗问道：“怎么说来？”魏徵说：“隋朝末年，百姓强悍，欺陵官吏，就像今天鲁宁这样。”唐太宗为此转怒为喜，反而提拔刘仁轨为栎阳丞。
唐太宗打算到同州围猎。刘仁轨上言说：“今年秋季粮食成熟，百姓才收割了什才一二。如果让他们忙着为陛下围猎的事情去筑路修桥，那么得动用一两万民工，的确会耽误了农事。希望陛下暂停銮舆十来天，等到农忙之后再出猎。这样则官府和民间的事就都顾到了。”唐太宗赐给他一道玺书嘉奖他，并采纳了他的建言，不久又提拔他为新安令。
闰十月初二（乙未），唐太宗来到同州。闰十月十一（甲辰），他到尧山狩猎，并于闰十月十七（庚戌）回宫。
闰十月二十三（丙辰），吐蕃的赞普（即松赞干布）派他的相国禄东赞到长安进献黄金五千两以及几百各种珍玩，向唐朝求婚。唐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他。
十一月初一（甲子）冬至，唐太宗到南郊圆丘祭祀。当时根据《戊寅历》前一天癸亥应是初一朔日，但宣义郎李淳风上表声称：“古代历法规定每天起始于子时半，今年甲子朔日的早晨是冬至，而前太史令傅仁均减除的时间多了些，所以子时初刻为朔日，所以差了三刻，违背了天正。臣请求加以更正考定。”朝臣们都认为傅仁均定的朔日的确有些偏差，而李淳风推断得很精密，便请求依从他的建议，唐太宗也同意了。
十一月初四（丁卯），礼官上奏请求将为高祖父和高祖母服齐衰（古时服丧有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日期增加五月，嫡子的媳妇则服满一年期，嫂、叔、弟妻、夫兄、舅则都服小功。唐太宗准奏。
十一月十三（丙子），百官重新上表请求封禅，唐太宗下诏总算答应了。朝廷于是命令各位名儒详细制定仪注，并任命太常卿韦挺等人为封禅使。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没有及时为给使办理过关手续，给使上奏抱怨。唐太宗勃然大怒，将韦元方外派为华阴令。魏徵谏道：“帝王不应当无端爆发震怒。前些日子为了给使出门办事方便，陛下连夜发出敕书，紧张得就像办理军务一般，谁不惊骇而胆敢不认真！这就难免多花了点时间。何况宦官这帮人，自古以来就很难伺候。他们说话随便，容易导致祸害。陛下派他们独自到远处办事，实在很不适宜，这样的风气不能助长。还希望陛下要特别谨慎。”唐太宗采纳了建言。
尚书左丞韦悰通过查核发现司农的木价贵于民间，便上奏指控他们隐瞒或侵吞。唐太宗让大理卿孙伏伽审理司农的罪过。孙伏伽说：“司农无罪。”唐太宗感到奇怪，问他什么原因。孙伏伽答道：“正因为官府的木材贵，所以民间的才便宜。如果官府的木材再便宜，那么民间的木材就卖不动了。臣只看到司农识大体，而没见到他们的过失。”唐太宗恍然大悟，屡次称赞孙伏伽，并看着韦悰跟他说：“你的见识比孙伏伽差远了。”
十二月初五（丁酉），朝廷为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在观德殿举行献俘仪式，和饮至之礼，连续三天大摆庆功盛宴。不久唐太宗就任命前高昌王麹智盛为左武卫将军和金城郡公。唐太宗得到高昌的乐工，把他们交付给太常，把九部乐增为十部乐。
侯君集攻破高昌时，私下拿走了很多珍宝。将士们知道后，也竞相盗窃那里的财宝，侯君集无法禁止。他后来因此被有司部门弹劾，唐太宗下诏将侯君集等人关进监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认为：“高昌王昏愦迷惘，陛下命令侯君集等人出讨，取得胜利；但没过十来天，又把他交付大理寺治罪。虽然侯君集等人自投网罗，罪有应得，但臣恐怕人们会怀疑陛下只记得他的罪过而忘了他的功劳。臣听说朝廷命令将帅出师，关键在于克敌制胜。果真能够克敌，即使贪婪也可以奖赏。反之，如果败绩，即使清廉也可以诛杀。所以汉朝的李广利和陈汤，晋朝的王濬，隋朝的韩擒虎，都犯有罪过，然而人主因为他们有功，全都予以封赏。由此看来，统帅军队的武臣，清廉谨慎的少，贪得无厌的多。所以黄石公的《军势》有这样的话：‘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还希望陛下记住侯君集的微小功劳，忘记他的巨大过错，让侯君集他们虽然重新回到朝臣的行列，受到陛下的再次驱驰，却不再是清贞的大臣，而是贪愚的将帅。这么一来，陛下虽然绕过了律法，却更显示了宽容的仁德；侯君集虽然承蒙了原宥，却更彰明了他的过错。”唐太宗这才放了侯君集。
又有人告发薛万均和高昌妇女私通，但薛万均不服。朝廷要他交出该高昌妇女，交付大理寺，和薛万均对面对质。魏徵谏道：“臣听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天让一位大将军和一个亡国妇女对质卧室内的私情，如果属实朝廷也没能得到什么，如果无法证实那么朝廷的损失就大了。当年秦穆王请盗马的人喝酒，楚庄王赦免了调戏宫姬的大臣，更何况陛下不亚于尧、舜，难道在这方面却不如这两位国王了吗！”唐太宗急忙让大理寺不要管这事了。
侯君集坐骑的前额发炎长脓，行军总管赵元楷亲自用指头沾了脓汁放在鼻子上嗅闻。御史因此弹劾他逢迎拍马，结果赵元楷被降职为栝州刺史。
高昌平定之后，将领们都马上得到赏赐。只有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觉得没有朝廷的敕旨，独独不肯接受。到了敕令下达后，他才接受了赏赐，挑选的也都是老弱病残的奴婢而已。唐太宗嘉奖他的廉洁谨慎，并将从高昌那里得到的宝刀以及一千段杂彩赐给他。
十二月十一（癸卯），唐太宗到樊川围猎，两天后就回宫了。
十二月二十三（乙卯），高丽世子高相权来上朝。
魏徵上疏认为：“在朝的群臣，尤其是担当枢密的要员，任务虽重，却未必受到应有的信任。所以他们或许产生自疑，只想敷衍了事。陛下对于大事十分宽容，但对小罪却很严厉，遇到时责骂发怒起来，未免感情用事。一般说来，将大事委托大臣，将小事交付小臣，这才是为政之道。今天陛下将要任委托他们，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但一旦出了小事就责骂大臣，那则是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自己轻视的，怀疑自己重视的，要想达到大治，这怎么可能！如果任用大官，却对他们吹毛求疵，那将导致刀笔小吏，顺旨办事成为风气；他们还舞文弄墨的，去构织罪名陷害大臣。大臣如果自我陈诉辩解，陛下就会认为他内心不服。不辩解时，陛下则会以为指控的全都属实。这将导致他们进退惟谷，无法自明。那样一来，大臣只求免祸，得过且过和文过饰非便成为习惯了！”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言。
唐太宗跟侍臣说：“朕虽然平定了天下，但要保住天下很难。”魏徵答道：“臣听说战胜容易，守胜很难。陛下能这么想，那真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分！”
唐太宗听说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极力谏争，便提拔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代行左庶子的职责。太子李承乾曾在宫中打鼓，张玄素叩打阁门恳切劝谏。太子拿出那面大鼓，当着张玄素的面毁掉了它。太子长久没出他的阁楼接见东宫官属，张玄素为此谏道：“朝廷选拔俊贤人才辅佐殿下，如今殿下动不动就几个月都不见东宫臣属，那么如何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万分之一的裨益！而且宫中只有妇人，也不知有没有能像樊姬（楚庄王的贤后）那样的贤妃。”太子不听。
张玄素年轻时担任隋刑部令史。唐太宗曾当着朝臣的面问他说：“爱卿在隋朝时担任什么官职？”张玄素答道：“县尉。”唐太宗又问：“这之前当什么官？”张玄素答道：“流外（即九品以外不入流）。”唐太宗又问：“哪个部门？”张玄素为此感到羞耻，出阁时几乎都走不动了，面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认为：“君主能够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才能为君主尽力。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但陛下看重他的才干，提拔他到三品，让他翼赞辅佐皇储，今天岂能当着群臣的面不断追问他的出身和门户！这不等于抛弃了平时对他的恩典，促成他一时的耻辱，使他因此耿耿于怀，还怎能期望他进忠效节呢！”唐太宗批示说：“朕也后悔这番盘问，爱卿的这一奏疏深领朕的心意。”褚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和张玄素在隋朝都担任令史（低级官员），孙伏伽有时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大谈往事，对自己低微的出道毫无隐讳。
戴州刺史贾崇因为他管辖的地区里有犯十恶大罪的人，而被御史弹劾。唐太宗说：“从前唐、虞大圣，贵为天子，还不能感化自己的儿子，更何况贾崇只是个刺史，就能使他的百姓个个为善吗！如果他因此遭到贬黜，那么州县就会互相隐瞒，放纵罪人。自今以后，各州有犯十恶大罪的，不必弹劾刺史，只要责成他们明加纠察，依法治罪，尽量肃清奸恶就行了。”
唐太宗曾亲自去视察军队的训练和整治，见到部伍不够严整，便命令大将军张士贵亲自去杖责中郎将等人。他又觉得杖打得太轻，便将张士贵送交廷尉法办。魏徵谏道：“将军的职责，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杖责罚他人，本来就不该让后人效法，更何况因为杖打得轻了就要法办他！”唐太宗马上放了他。
言事的官员大多请求唐太宗亲自阅览表奏，以防止被蒙蔽。唐太宗征求魏徵的意见。魏徵说：“这些人不识大体。如果一定要陛下一一亲自过目，那么岂止朝堂的表奏，州县的具体事务不也要亲自过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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