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五:贞观盛世之二十一:李孝恭病逝与侯君集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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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八月初八(癸酉),吏部尚书侯君集率领大军征服了高昌,为唐朝拓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月将高昌改为西州。


冬十月初十(甲戌),荆王元景等人再次上表请求封禅,唐太宗依然不肯。


十月十五(己卯),唐太宗下诏让已故司空河间元王李孝恭,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郧节公殷开山,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等人在太庙和唐高祖配享。


河间王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堂兄的儿子。他祖父李蔚曾任北周朔州总管,父亲李安曾任隋领军大将军。唐高祖攻克京师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命他为山南道招慰大使。他从金州出发前往巴蜀,以礼招抚该地区,前来归附的多达三十余州。李孝恭进击并打败了朱粲的义军时,部将们都说:“这些都是吃人的贼兵,为害实在很深,请将军把他们全都活埋了。”李孝恭说:“不行!自此以东,都是贼寇的境地。如果听到我们这么做,哪里还会有人来投降?”于是把他们都赦免了不杀。于是书信檄文所至,各地义军相继归降。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他出任信州总管,承制全权任命部属。他不久又升任荆湘道行军总管,统领水陆十二总管,从硖州出发,进军江陵,消灭了那里的割据势力萧铣。唐高祖因此拜李孝恭为荆州大总管。他在那里开置屯田,创立铜冶,给百姓带来很大利益。武德六年,他升迁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当时荆襄地区虽定,但岭南尚未全部平定。李孝恭分别派人前往抚慰,结果岭南四十九州都来归附。当辅公祏占据江东反叛,发兵入寇寿阳时,唐高祖任命李孝恭为行军元帅出兵讨伐。武德七年,李孝恭从荆州直趋九江,当时李靖、李世勣、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都接受李孝恭的节度。他率领的大军不久就生擒了辅公祏及其仆射西门君仪等数十人,平定了江南。接着他被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行台废除后,他官拜扬州大都督。李孝恭平定辅公祏后,江淮以及岭南地区全都归他统辖。自从隋炀帝大业末年,群雄竞起,先后都被秦王李世民平定,谋臣和猛将基本都在他的麾下,很少有人独立建立大功,只有李孝恭独当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声名显著。他想以自己的威名镇抚远方,因此在石头城修筑府第,在前面陈列巡逻士兵自卫。不久朝廷内征他为宗正卿。武德九年,唐高祖将他的食邑增加到一千二百户。贞观初年,他升迁为礼部尚书,以功臣封河间郡王,兼观州刺史,和长孙无忌等人被封为世袭刺史。李孝恭秉性奢侈豪华,喜欢游宴,身边总带着歌姬舞女百余人;然而他为人宽恕退让,从不因功骄矜自伐。唐太宗待他非常亲切,其他宗室成员无人可比。李孝恭曾怅然地跟他亲信说:“我的住宅的确有点宏伟壮丽,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打算把它卖了,另外营建一所,粗略一点,够用就好。身殁之后。几个儿子如果有才,保住这家产也够了。如果没才,也希望目前这豪宅不要变成他人所有。”这年即贞观十四年,他暴病身亡,年五十岁。唐太宗身穿素服为他举哀,哭得十分伤心,追赠他为司空和扬州都督,陪葬献陵,谥号为元,配享在唐高祖的庙堂。


当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受到株连被关进监狱。他自恃品阶很高,便谩骂陈仓尉尉氏人刘仁轨,结果刘仁轨用棍杖把他给打死了。州司将这事上报朝廷。唐太宗勃然大怒,命令将刘仁轨处斩,但还不解恨,说:“这县尉算什么东西,居然胆敢杀朕的折冲都尉!”于是命令人将他押送来长安当面责问。刘仁轨说:“鲁宁对臣而言,算是百姓。他居然如此辱骂臣,臣实在气愤不过才杀了他。”说这话时他神色自若。魏徵侍奉在唐太宗身侧,说:“陛下知道隋朝之所以灭亡吗?”唐太宗问道:“怎么说来?”魏徵说:“隋朝末年,百姓强悍,欺陵官吏,就像今天鲁宁这样。”唐太宗为此转怒为喜,反而提拔刘仁轨为栎阳丞。


唐太宗打算到同州围猎。刘仁轨上言说:“今年秋季粮食成熟,百姓才收割了什才一二。如果让他们忙着为陛下围猎的事情去筑路修桥,那么得动用一两万民工,的确会耽误了农事。希望陛下暂停銮舆十来天,等到农忙之后再出猎。这样则官府和民间的事就都顾到了。”唐太宗赐给他一道玺书嘉奖他,并采纳了他的建言,不久又提拔他为新安令。


闰十月初二(乙未),唐太宗来到同州。闰十月十一(甲辰),他到尧山狩猎,并于闰十月十七(庚戌)回宫。


闰十月二十三(丙辰),吐蕃的赞普(即松赞干布)派他的相国禄东赞到长安进献黄金五千两以及几百各种珍玩,向唐朝求婚。唐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他。


十一月初一(甲子)冬至,唐太宗到南郊圆丘祭祀。当时根据《戊寅历》前一天癸亥应是初一朔日,但宣义郎李淳风上表声称:“古代历法规定每天起始于子时半,今年甲子朔日的早晨是冬至,而前太史令傅仁均减除的时间多了些,所以子时初刻为朔日,所以差了三刻,违背了天正。臣请求加以更正考定。”朝臣们都认为傅仁均定的朔日的确有些偏差,而李淳风推断得很精密,便请求依从他的建议,唐太宗也同意了。


十一月初四(丁卯),礼官上奏请求将为高祖父和高祖母服齐衰(古时服丧有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日期增加五月,嫡子的媳妇则服满一年期,嫂、叔、弟妻、夫兄、舅则都服小功。唐太宗准奏。


十一月十三(丙子),百官重新上表请求封禅,唐太宗下诏总算答应了。朝廷于是命令各位名儒详细制定仪注,并任命太常卿韦挺等人为封禅使。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没有及时为给使办理过关手续,给使上奏抱怨。唐太宗勃然大怒,将韦元方外派为华阴令。魏徵谏道:“帝王不应当无端爆发震怒。前些日子为了给使出门办事方便,陛下连夜发出敕书,紧张得就像办理军务一般,谁不惊骇而胆敢不认真!这就难免多花了点时间。何况宦官这帮人,自古以来就很难伺候。他们说话随便,容易导致祸害。陛下派他们独自到远处办事,实在很不适宜,这样的风气不能助长。还希望陛下要特别谨慎。”唐太宗采纳了建言。


尚书左丞韦悰通过查核发现司农的木价贵于民间,便上奏指控他们隐瞒或侵吞。唐太宗让大理卿孙伏伽审理司农的罪过。孙伏伽说:“司农无罪。”唐太宗感到奇怪,问他什么原因。孙伏伽答道:“正因为官府的木材贵,所以民间的才便宜。如果官府的木材再便宜,那么民间的木材就卖不动了。臣只看到司农识大体,而没见到他们的过失。”唐太宗恍然大悟,屡次称赞孙伏伽,并看着韦悰跟他说:“你的见识比孙伏伽差远了。”


十二月初五(丁酉),朝廷为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在观德殿举行献俘仪式,和饮至之礼,连续三天大摆庆功盛宴。不久唐太宗就任命前高昌王麹智盛为左武卫将军和金城郡公。唐太宗得到高昌的乐工,把他们交付给太常,把九部乐增为十部乐。


侯君集攻破高昌时,私下拿走了很多珍宝。将士们知道后,也竞相盗窃那里的财宝,侯君集无法禁止。他后来因此被有司部门弹劾,唐太宗下诏将侯君集等人关进监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认为:“高昌王昏愦迷惘,陛下命令侯君集等人出讨,取得胜利;但没过十来天,又把他交付大理寺治罪。虽然侯君集等人自投网罗,罪有应得,但臣恐怕人们会怀疑陛下只记得他的罪过而忘了他的功劳。臣听说朝廷命令将帅出师,关键在于克敌制胜。果真能够克敌,即使贪婪也可以奖赏。反之,如果败绩,即使清廉也可以诛杀。所以汉朝的李广利和陈汤,晋朝的王濬,隋朝的韩擒虎,都犯有罪过,然而人主因为他们有功,全都予以封赏。由此看来,统帅军队的武臣,清廉谨慎的少,贪得无厌的多。所以黄石公的《军势》有这样的话:‘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还希望陛下记住侯君集的微小功劳,忘记他的巨大过错,让侯君集他们虽然重新回到朝臣的行列,受到陛下的再次驱驰,却不再是清贞的大臣,而是贪愚的将帅。这么一来,陛下虽然绕过了律法,却更显示了宽容的仁德;侯君集虽然承蒙了原宥,却更彰明了他的过错。”唐太宗这才放了侯君集。


又有人告发薛万均和高昌妇女私通,但薛万均不服。朝廷要他交出该高昌妇女,交付大理寺,和薛万均对面对质。魏徵谏道:“臣听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天让一位大将军和一个亡国妇女对质卧室内的私情,如果属实朝廷也没能得到什么,如果无法证实那么朝廷的损失就大了。当年秦穆王请盗马的人喝酒,楚庄王赦免了调戏宫姬的大臣,更何况陛下不亚于尧、舜,难道在这方面却不如这两位国王了吗!”唐太宗急忙让大理寺不要管这事了。


侯君集坐骑的前额发炎长脓,行军总管赵元楷亲自用指头沾了脓汁放在鼻子上嗅闻。御史因此弹劾他逢迎拍马,结果赵元楷被降职为栝州刺史。


高昌平定之后,将领们都马上得到赏赐。只有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觉得没有朝廷的敕旨,独独不肯接受。到了敕令下达后,他才接受了赏赐,挑选的也都是老弱病残的奴婢而已。唐太宗嘉奖他的廉洁谨慎,并将从高昌那里得到的宝刀以及一千段杂彩赐给他。


十二月十一(癸卯),唐太宗到樊川围猎,两天后就回宫了。


十二月二十三(乙卯),高丽世子高相权来上朝。


魏徵上疏认为:“在朝的群臣,尤其是担当枢密的要员,任务虽重,却未必受到应有的信任。所以他们或许产生自疑,只想敷衍了事。陛下对于大事十分宽容,但对小罪却很严厉,遇到时责骂发怒起来,未免感情用事。一般说来,将大事委托大臣,将小事交付小臣,这才是为政之道。今天陛下将要任委托他们,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但一旦出了小事就责骂大臣,那则是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自己轻视的,怀疑自己重视的,要想达到大治,这怎么可能!如果任用大官,却对他们吹毛求疵,那将导致刀笔小吏,顺旨办事成为风气;他们还舞文弄墨的,去构织罪名陷害大臣。大臣如果自我陈诉辩解,陛下就会认为他内心不服。不辩解时,陛下则会以为指控的全都属实。这将导致他们进退惟谷,无法自明。那样一来,大臣只求免祸,得过且过和文过饰非便成为习惯了!”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言。


唐太宗跟侍臣说:“朕虽然平定了天下,但要保住天下很难。”魏徵答道:“臣听说战胜容易,守胜很难。陛下能这么想,那真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分!”


唐太宗听说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极力谏争,便提拔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代行左庶子的职责。太子李承乾曾在宫中打鼓,张玄素叩打阁门恳切劝谏。太子拿出那面大鼓,当着张玄素的面毁掉了它。太子长久没出他的阁楼接见东宫官属,张玄素为此谏道:“朝廷选拔俊贤人才辅佐殿下,如今殿下动不动就几个月都不见东宫臣属,那么如何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万分之一的裨益!而且宫中只有妇人,也不知有没有能像樊姬(楚庄王的贤后)那样的贤妃。”太子不听。


张玄素年轻时担任隋刑部令史。唐太宗曾当着朝臣的面问他说:“爱卿在隋朝时担任什么官职?”张玄素答道:“县尉。”唐太宗又问:“这之前当什么官?”张玄素答道:“流外(即九品以外不入流)。”唐太宗又问:“哪个部门?”张玄素为此感到羞耻,出阁时几乎都走不动了,面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认为:“君主能够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才能为君主尽力。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但陛下看重他的才干,提拔他到三品,让他翼赞辅佐皇储,今天岂能当着群臣的面不断追问他的出身和门户!这不等于抛弃了平时对他的恩典,促成他一时的耻辱,使他因此耿耿于怀,还怎能期望他进忠效节呢!”唐太宗批示说:“朕也后悔这番盘问,爱卿的这一奏疏深领朕的心意。”褚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和张玄素在隋朝都担任令史(低级官员),孙伏伽有时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大谈往事,对自己低微的出道毫无隐讳。


戴州刺史贾崇因为他管辖的地区里有犯十恶大罪的人,而被御史弹劾。唐太宗说:“从前唐、虞大圣,贵为天子,还不能感化自己的儿子,更何况贾崇只是个刺史,就能使他的百姓个个为善吗!如果他因此遭到贬黜,那么州县就会互相隐瞒,放纵罪人。自今以后,各州有犯十恶大罪的,不必弹劾刺史,只要责成他们明加纠察,依法治罪,尽量肃清奸恶就行了。”


唐太宗曾亲自去视察军队的训练和整治,见到部伍不够严整,便命令大将军张士贵亲自去杖责中郎将等人。他又觉得杖打得太轻,便将张士贵送交廷尉法办。魏徵谏道:“将军的职责,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杖责罚他人,本来就不该让后人效法,更何况因为杖打得轻了就要法办他!”唐太宗马上放了他。


言事的官员大多请求唐太宗亲自阅览表奏,以防止被蒙蔽。唐太宗征求魏徵的意见。魏徵说:“这些人不识大体。如果一定要陛下一一亲自过目,那么岂止朝堂的表奏,州县的具体事务不也要亲自过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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