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孙清芸（一）

我的母亲孙清芸（一）

作者黄泽文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母亲于1987年6月初因患急性胰腺炎去世，她去世的时候按照虚岁来算只有65岁，还没有我现在的年龄大。

在我心中，母亲永远是那种慈祥、善良、温和的模样，待人亲切，礼数周全。看人的时候，带着微笑，但眼角总有一点忧郁的神色。她从不发火，更不会声色俱厉，无论是对家里人还是对外人，总有平和安静的声音。她虽然一直是家庭妇女，但神态和言谈举止却透着知识女性的教养。
 

我的母亲孙清芸

（一）早年
 

母亲于1922年11月25日生于广汉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称为大孃孃和舅舅，她是父母身边的幺女。我很少听她讲起她的父母，但推算起来，我的外公外婆应该是在土改后去世的，不然的话，我的舅舅应该被带上地主帽子。
 

母亲是一个文科大学生，1944年就读于内迁到成都的光华大学的中文系，该校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于1925年创建，抗战时内迁到成都，既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1]。母亲没有完成她的学业，这是她终身的遗憾。她辍学的原因很简单，1947年的春天，我哥哥即将出世，她要当母亲了。但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次辍学，不仅影响了她的学业，还影响了她的一生，是她这辈子苦难生活的一个直接原因。
 

母亲在几岁的时候就和父亲定了亲。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娃娃定亲，这是上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社会的寻常习俗，但是，我的父母的这次定亲却并不寻常。按理，我祖父和外祖父生活在相距几百里的两个地方，我祖父的家在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区的安岳县通贤乡，距离成都平原北部的广汉县足足有三四百里地。但机缘凑巧，1920年代祖父的一个同乡好友，陈离（字显焯，号静珊），时任邓锡侯部的旅长，正驻防广汉 [2]。在他的撺掇和帮助下，我的祖父在广汉置田买地，其田产刚好和外祖父的田地相邻，于是由此熟识，进而成友，进而议婚。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往事如烟，其中细节已经无从查考。但有一条却很清楚，当时我祖父提出：“未来的儿媳妇必须要读书，而且要读大学”。显然，我的外祖父同意了这一在当时有点过分的要求。就这样，我母亲从此就成了黄家未来的儿媳，她未来在20世纪下半叶的苦难遭遇的种子从此埋下。
 

我的祖父叫黄正国，字举安，生于19世纪末，家中在安岳县通贤镇上开酱园铺，饶有积蓄，已经在通贤乡下四方井黄家祖屋处购置了不少田产。他是我祖爷爷三个儿子中的长子，辛亥革命后得风气之先，祖父到成都读政法学堂，毕业后即从政，20来岁就曾当过早期四川省政府的参议员，在上世纪20年代当过两任县知事，祖父有两儿一女，我父亲黄世依是他最小的儿子，生于1919年，父亲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大伯爹和姑妈，分别生于1915和1917年。
 

1927年我祖父在任富顺县知事时，恰逢刘伯承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顺庆即现在的南充），富顺是泸州的属县，他因此也卷入其中。我祖父和刘伯承私交甚好，两人在成都相识，是拜把兄弟，当泸州被围四个多月后，城内起义军粮食短缺，处境困难，刘伯承等人决定突围，遂与包围泸州的刘文辉达成协议：“起义军让出泸州给刘文辉，刘文辉则让起义军通过所部防线突围”。刘伯承突围的路线，须要经过冷寅东的防地，于是刘伯承派我祖父乘夜缒城而出，趋赴冷寅东师部与冷密谈。冷事先取得刘文辉的默许，当即对我祖父表示，愿负责保护刘伯承安全通过他的防地。冷寅东指派封锁龙透关靠河边小道的张仲铭旅长负责掩护刘伯承等安全通过。刘伯承采纳了这个办法，即于夜间按照预定的路线出走 [3]。
 

可惜，我祖父身处乱世且跻身政界，却不谙四川军阀你争我斗的险恶权谋，由于派系仇恨和利害冲突，在1931年在xx县知事任上，被当时主政四川的刘文辉借故杀害于将军衙门的24军军部。噩耗传来，我的祖婆（祖爷当时已经去世）和祖母以及父亲三兄妹悲痛万分。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和少年丧父的悲痛笼罩着四方井的黄家祖屋。但是，这个时候不是悲痛的时候，为了防止意外，祖婆和祖母决定要尽快把我的大伯，我祖父的长子，远远送走。大伯当时只有16岁，被一直送到上海，就读于当时的同济附中，几年后，他考入到同济大学电机系读书，于1941年毕业于时在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毕业后留在同济大学当助教，后来在东北一家大型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在机械摩擦和润滑领域颇有造诣。

       祖父惨死后，祖婆立下家训：“黄家后代不准再有任何人涉政”。此后，祖母一人含辛茹苦把3个孩子培养成人，三个孩子均考上了大学。除大伯考入同济大学电机系外，姑妈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后转到光华大学，我父亲则在1939年从成都石室中学毕业，考入当时内迁到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土木系，并于1943年毕业。父亲毕业后就进入到当时的四川省公路局，从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一直干到工务段段长和主任工程师，直到1949年。



读中学时期的父亲、母亲
 

到了1940年代，我的母亲已经长大，在广汉中学毕业。我外祖父遵循当年和亲家的约定，把我母亲送到成都，准备继续读大学。以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小地主的财力，他是没有能力让所有子女都读大学的，我的大孃孃和舅舅，似乎都只是粗通文墨，估计他们最多读到了初中。母亲来到成都后，开始出入于黄家在成都青龙街的家中。这时候，黄家三房人（祖父三弟兄）已经分家，但在成都仍然合住在一起。黄家在青龙街东端的房子是一个小里巷中向内的一个院子，有十来间房子，大致位置在现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附近。这所院子是黄家三房人为子弟在成都读书而购置的，母亲来时，我父亲的哥哥，三弟（二爷爷的长子），四弟（三爷爷的长子）均已经住在里面，这是一个大家庭。母亲1944年考入了光华大学中文系，她喜欢文学，特别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她也喜欢唱京戏，而我父亲能拉一手好京胡。

  
  

读大学时期的父亲、母亲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但欢快的日子没有过几天，祖母却因住院割除一良性肿瘤而意外地死在了手术台上，祖母死的时候仅仅才50岁。当时我的父亲和尚未过门的母亲悲痛万分，但悲痛中的母亲并不知道，她的未来婆婆的去世，对她的将来意味着什么？这个含义要在1951年土改的时候才能揭晓。
 

在过了两年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后，在1946年春天，母亲和父亲举行了婚礼。我自然不知道当时的婚礼场面，但从我看到的父母亲的婚礼照片（可惜文革中都被父亲烧了）可知，他们举行的是新式婚礼。24岁的母亲一袭雪白的婚纱，纱巾披头，长裙曳地，怀抱鲜花；27岁的父亲西装笔挺，胸插鲜花，两人相依，神色庄重，眼神清亮，看着他们的未来。旁边还有充当傧相的小男孩、小女孩，可爱而温馨。可是，后来我想，我的父母亲在1946年结婚的时候，充满了幸福感觉，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吗？
 

婚后，母亲继续她的学业，一直到1947年4月我哥哥出世，她只好休学。在哥哥断奶后，母亲想恢复学业，此时，我父亲阻止了她，父亲说：“我成天在野外搞公路施工，儿子这么小，家中全靠你料理”，于是母亲只好作罢。这一次母亲的退让，使她终身耿耿于怀，以后每每谈起，母亲均是叹气：“时也！命也！”

       时间迅速地到了1949年9月，父母亲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给我起名为泽文，其中含有她对被迫舍弃的文学的情感。此时，华夏大地时局陡变，人心惶惶，国民党主政的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即将诞生。父亲在1948年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他反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专制，是积极盼望中国走上民主、自由、富强的知识分子。1949年的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史册上把这一天定为成都解放日。这时，父亲刚刚30岁，母亲27岁，正值人生中的青年时期。他们以青年知识分子期盼中国富强的认知，以平和的心态，在成都家中迎来了新的时代。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要过关了，而且，这关口不是那么容易过得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