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周恩来张太雷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陈毅等苏联培养的革命者一边按莫斯科指令屠杀中国人，一边又在自己不安全时逃进香港寻求大英庇护。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期在祖国犯案而逃入香港接受大英庇护过的，至少有两位中国总理，三届人大委员长，多名开国元帅/大将，数十名政治局委员和不下百名的中央委员。
可以说，没有香港就没有共产党，就别提“新中国”了。
殖民地是罪恶还是福音？要看是谁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听起来殖民恶名昭彰，但实际它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当年的首选保险柜或藏身洞。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高干用人生最最要紧的保命行动证明殖民地其实是福地，大英是恩人。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按莫斯科指令举行多次暴动起义。这些暴动一旦失败，中共高干即四散逃命。而他们逃命的首选避难地就是香港。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去香港，好借着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保住性命避过风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的起点 ——南昌起义全纪录》一书里披露出一些中共高干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的事实。
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给南昌起义部队的指示是向广州挺进并夺取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此时再一犹豫，势必完全消灭。”
问题是形势危急，不容“向广州挺进”。周恩来想的是逃命要紧。他因此完全不理中央指示，立即开会决定：“非武装的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这就是说，请大家立即作鸟兽散，各人顾自己逃命去吧。虽然逃命者互相不联系。但他们的逃命目标却不约而同地指向香港。显然他们都认定，此时大英才是大救星。
据聂荣臻回忆，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等四人一起逃。聂荣臻回忆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扬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 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夜一天，好不容易到了香港。”
张太雷等人在10月6日由向导带领在海边找到船去了香港。次日李立三、张国焘和贺昌也由一名农民协会骨干引导，脱掉军装换上农民服，在海边寻到一条小渔船驶往香港。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先到陆丰，再从神泉港乘船到香港。
陈赓较早负伤，先在福建汀州的基督教医院里养伤。后转到汕头日本人开的博爱医院。再从那里转往香港。
单是这一个事件里，就有中共一名总书记，一位总理，一名人大副委员长，三名元帅，一名大将借大英庇护度过了危险。没有香港，这些人恐怕难保性命。
实事求是说，港英当局并非有意保护中共领导人。港督态度是反共的。但中共领导人并不在乎港英反不反共，只要香港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行。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制度从来就比较宽容讲人性，还有比较健全的法制。香港政府不可能轻易地监视、抓捕和关押政治上的反对派。这种宽容人道的制度保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也让周恩来们有了可趁之机。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反复地利用香港躲避风险。使得香港成为中共高官的最佳庇护所。
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历数香港百年殖民史，你不能不承认中共是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的最大收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