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目前的各种信息，我认为可以提出一种假说：
1，宋彬彬，刘进等学生领袖负有领导责任，但不一定是直接动手打人的人。
参看卞仲耘自述：“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下肢呈９０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这显然是一种混乱中的你一拳我一脚的暴力行为，追究是谁“打死”其实意义不大。这就是为什么刘进的调查始终不公布具体名字，而叶维丽的研究把责任广义地推到毛泽东头上完事。
2，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北师大女附中学生里家庭出身平民的，更愿意以暴力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这比较有道理，因此，平民家庭女生“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的可能性比宋彬彬，刘进这些文质彬彬的“领导”更大。换个角度看，作为领导的宋彬彬等人，可以纵容，坐视暴力发生，保持自己理性温和的形象，还做出事后参与抢救--送医院，多年后忏悔的样子，但和最粗暴的“罚跪、拳打、脚踢、手掐”并无关系。
3，如果，动手“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的人（至今不露面，不道歉的）真的是来自平民，或底层的女学生，那么我倒怀疑，她们对卞仲耘所行使的暴力，有没有包括个人恩怨的成分。现在卞仲耘已经被神化成了圣人，文革的祭品和牺牲品，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底层的北师大女附中女生如何看待她，以及她究竟如何对待过所有的学生。按照常识和逻辑，很有可能在卞仲耘（自身地位在平民和高干之间）的眼里，她的服务对象是宋彬彬这类贵族子弟，而不是那些附带地混进了贵族学校的平民子弟，所以，她对高干子弟是敬畏的，而对平民子弟的态度就是天知道了。
我想，这个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宋彬彬和卞仲耘没有私怨，也确实没有打死卞仲耘的动机，甚至兴趣（她还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呢），为什么宋彬彬会感到委屈，因为一些平民子弟女生才是极有可能对卞仲耘怀有私怨的人。可以想象，一所中学是一个熟悉的人朝夕相处的小环境，如果不是真正怀有私怨，学生是不容易对师长做出“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的行为的。
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比另一些更平等，地位低下的学生当年对校领导心怀怨恨，多年后销声匿迹，可能就是这所革命贵族学校的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