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北京
我家刚到北京的时候，临时住在西长安街的石碑胡同，对面即为中南海新华门。我们住的房子是招待所，后来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摄影家石少华，父亲叫他“石麻子”，当然是背后叫的。
当年的北京城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是看父亲的诗：
黄瓦天安门，红墙迎几层。微云衔落日，飞絮暖春城。深衢千棵树，长街十里灯。京师承百代，此代唯清明。
50年代的新政权当然是全世界最“清明”的政权。
不久，我们搬到北长街，有了正式的家。
北长街78号是老式的四合院，有三个大院子，很气派。进门有很大的影碑，有花坛和假山，正房有宽大的前廊，镂空的垂花，是某位清朝官宦的大宅院。这房子即是后来的《人民画报》编辑部，《人民画报》迁到西郊后是《新观察》编辑部。刚去的时候，我家住西院正房，住厢房的是画家古元。古元的女儿和我一样大，有一次，她给我家送糖果，在台阶上跌倒，眉骨处磕了一个大口子，缝了好多针，留下永久的疤痕。东院比西院大，有一次，编辑部请来国家羽毛球队表演，有数百人观看。《人民画报》编辑部开张后，我家搬到北院，从1950年到1958年，在这里住了八年。
我和小米
北长街的南面是南长街，那里有中山公园，从我家到中山公园大约500米。中山公园是冬天的好去处，到唐花坞赏花，到故宫护城河滑冰。从我家往北走500米是北海公园，有高耸的白塔和宽阔的北海，那里是夏天划船的地方。
母亲曾为孩子们编了一首儿歌：
北长街，真漂亮;
两边树，排成行;
路西有个新北洋，
买根冰棍尝一尝。
“新北洋”是街上唯一的冷食店，在女子第一中学的门口，卖冰棍和酸梅汤，50年代的冷食只有这些，到东安市场的西餐店才能吃到冰激凌。
母亲和胡小林（1951年）
我家院子的东边也是护城河，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北京发生流行性感冒，学校里很多学生得了流行性感冒，我也得了。学校停课三个月，我就在家里钓鱼，从护城河里钓了很多鱼，大水缸里养着十几条一两斤重的鱼，吃不过来。后来不让钓了，说那里是市园林局的养鱼池。
北长街是故宫西侧的一条街，既漂亮又安静的一条街。50年代初的北京没有多少汽车，穿过这里的是5路公共汽车，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超过10条线路。我家院子的东边是故宫护城河，从窗口看见故宫的西门楼和故宫西北角的角楼。母亲说角楼是按鲁班的图纸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特别漂亮。北长街长不过500米，有很多大宅院。我家的南面是陈云的院子，北面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面是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就是班禅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像故宫一样气派。北长街有的院子门口挂牌匾和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有一家的对联很特别，上联记不得了，下联是“平生喜读浙人书”。父亲对我说：
“你看，浙江是出文豪的地方，古代的不说，当代文豪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夏衍都是我们浙江人。”
父亲的乡土教育极大提高了我日后写文章的自信心。
1951年，母亲开始办《新观察》杂志，这件事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此后，母亲的命运就是《新观察》杂志的命运。
关于《新观察》的创办，母亲的回忆是这样的（《我与〈新观察〉》）：
“座谈会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面放了一长条桌子，两边是椅子。我走进去，黎澍等人站起来和我握手。另有一个人也站了起来，个子很矮，很瘦。他问道：‘你是戈扬同志吗？’听口音是苏北人。我点点头，黎澍在一旁介绍说：‘这是乔木同志。’
新华社幼儿园的小胡
“我在胡乔木的对面坐下。这时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人，其中有浦熙修，人称‘浦二姐’，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有彭子冈，《大公报》的名记者；有画家郁风，郁达夫的侄女。她们都是北京新闻、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加上编辑部的几个人，长桌也就坐滿了。黎澍站起来说：‘同志们不要拘束，今天是乔木同志邀请大家来见个面，诸位不拘一格地随便谈谈吧！’会场静寂无声。黎澍见无人说话，便自己说了起来。那意思似乎是要找《新观察》的主编。他说：‘各个报社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事情不多，不如大家聚起来办份刊物。像《新观察》这样的刊物，很适合女同志的兴趣。如果大家来办，那是很不错的。’胡乔木接着黎澍的话也讲开了，他说：‘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刊物，软性的，引人入胜的，谈古说今，什么都有。大家喜欢看，因此茶馆酒肆，人手一册。时间长了，就会家喻户晓，如同苏联的《小火星》杂志，纸好，印刷好，照片也好。’胡乔木说了很多话，用十六个概括，那就是‘图文并茂，活泼清新，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他反复说这十六个字，最后问道：‘我们要将《新观察》办成这样一种刊物，你们说行不行？’大家笑了，都站起来鼓掌。
“座谈会开过不久，我收到一封信，大红格子信封。上款是：‘送交 戈扬同志亲收’，下款是红字印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部’。拆开一看，一张八行书，写着浓墨的毛笔字，信的内容是：‘乔木同志指示，请戈扬同志为《新观察》杂志主编，浦熙修、彭子冈、郁风等三位同志为《新观察》杂志副主编。请即日上任，开始工作。’署名黎澍。”
最早的《新观察》编辑部在沙滩，著名的“北大红楼”的北侧，就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院子。黎澍是第一任主编。40年代储安平先生办了一个《观察》杂志，名气很大，《新观察》就是这么来的。开头任命的副主编浦熙修、彭子冈都没有来，只来了一个郁风。可是郁风半年后也走了，母亲组织的编辑部只有六个人：欧阳伯，原武汉《大刚报》总编辑；陆浮，原香港《华商报》经理；林元，原《观察》杂志编委；黄沙，西南联大毕业生；朱宝蓁，金陵女大毕业生；再就是党支部书记王致远。
戈扬与郁风（摄于80年代）
为了办《人民画报》，父亲到上海找到邵洵美，从他手中买了一套印刷机，又请来几个全国最著名的摄影师，有敖恩洪、吴寅伯等人。《人民画报》也由胡乔木管，胡先生为画报制定了方针，就是要办得像“老大哥”的《苏联》画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