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的晚秋
11月初，我们在普林斯顿的heritage 敲开了阮铭先生的家门。
已是晚秋，阮家门前几株枫树也红了。今年美东的天气忽冷忽热，哪里的枫树都是焦黄的调子，找不到明艳鲜透的色彩，找不到跳动的火焰般的美丽。
阮铭先生出来开门，一把把我抱在怀里。30年了，先生已是80有6，老了，瘦了，但是动作灵活，双目明亮，看上去很健康。进到客厅，阮若英大姐坐在沙发上。她已是行走困难，家里的事全靠阮铭来做了。
上次来纽约是1999年，也是秋天。在母亲家住了一年，离开的时候还是秋天。那一回很想见到阮铭先生，可是先生在台湾淡江大学教书，没有回来。
大约在1982年，一介武夫王震将军居然成了中央党校校长，上任第一天便用手杖笃笃地敲着地板，宣布对于阮铭的处理：清除出党校，开除党籍，不可在任何报刊发表文章。这位曾经的“耀邦文胆”，转眼变成失业者，党的弃儿。正是母亲收留了他，他成为母亲背后的助手，参与《新观察》编辑工作，参与母亲圈子里的几乎所有活动。《新观察》每一期刊头的“新观察札记”，有些是出自阮铭的笔下。在那五、六年的时间里，我每到北京都见到阮铭，他从红山口骑车两个半小时到虎坊桥母亲家，晚上九、十点钟骑车回去，每周来两三天。这期间阮铭不断向中组部投诉，但毫无结果。其实三条处理意见并不是王震别出心裁，是陈云收到邓立群的告状信一怒之下作出的。
我和阮铭很谈得来，经常促膝长谈。阮铭谦逊和蔼，典型的江南文人的风度。他从北大毕业，当过清华团委书记，正如金圣叹所云：“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划时代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即是胡耀邦找阮铭召集林涧青、蘇沛（蘇晓康父）等人连夜起草的。胡耀邦是很喜欢阮铭的。但是胡耀邦救不了阮铭，最后也救不了自已。
80年代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理论界、文化界最为活跃的年代，是自由民主空气弥涨的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灿烂的春天。母亲家小小的沙龙即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母亲去世8年了，王若水、刘宾雁、于浩成、戴煌、李洪林也已去世，当然，阮铭也老了。
阮铭回忆起30年前的冬天，大家为母亲祝70岁寿，虎坊桥小小的客厅挤了20多人。那天恰好我也在北京，李春光送来鲜花，严家其送来水果，冯媛带来红酒，马三毛带来蛋糕。儒雅的王若水喜笑颜开，正式宣布他和冯媛结婚！那一年王若水60岁，漂亮的冯媛小姐24岁，他们的结婚非常艰难。母亲是最寬容的，他们热恋的时候，最喜欢来的地方就是虎坊桥了。这一天，就在王若水宣布喜讯之后，电话传来最糟糕的消息：胡耀邦被解职了。
电话是李锐打来的，他很气愤，大家更是义愤填膺，生日和结婚的喜庆气氛完全没有了。李春光忿怒咆哮，马三毛捶胸顿足。
两年前李锐的一通电话曾令大家欢呼雀跃。十三大期间大家聚在虎坊桥等消息，李锐第一个打来电话：邓立群落选中委。本来邓是要挑战总书记职位的，被李锐的一封信告倒了。李锐写信给邓小平，说在延安整风期间，邓立群负责审查李锐的妻子范元甄，邓立群却把范元甄弄上了床。
和虎坊桥“政治沙龙”关系密切的除李锐外还有项南、朱厚泽、胡缉伟、杜润生、于光远、李庄、李昌、杜导正，聚集了党内改革派的中坚力量。母亲同赵紫阳秘书鲍彤有直线联系，胡启立也曾请母亲到中南海进晚餐。
党内两派之间的较量从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到1989年的学运，整整十年。在天安门枪声之后，陈希同在报告中大骂戈扬，说她是“幕后黑手”。在胡耀邦逝世后，《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在胡的追悼会前后，到广场祭奠的学生和市民形成高潮。这段惨痛历史的真实面貌，要等历史学家去研究了。
1987年的这一次聚会是我在大陆和阮铭的最后一面。又一年，他来到美国，分别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后来定居在新泽西。而在中国，隨着89年的枪声，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党内和党外的精英，被完全击溃了，“春天的故事”也就讲完了。
聊了一阵，阮铭夫妇请我和妹妹妹夫吃饭。这把年纪请我们，实在过意不去。阮铭亲自驾车，来到附近一家中歺馆。餐馆环境不错，人很多，菜也做得好。妹妹多次来普林斯顿看望阮铭夫妇，都是被请到这家餐馆。
席间阮若英说：李春光死了。
李春光是个非常活跃的人，他是搞音乐理论的，1975年他在文化部大院贴了反江青的大字报而名扬全国。他坐在虎坊桥总是口若悬河，母亲最爱听他侃。他和钢琴家丁小立生活在堪萨斯，几个月前不幸死于车祸。他是非常聪明的人，可是学开汽车总不行，丁小立不让他开。这次丁小立外出演出，李春光开车刚出家门，就被卡车撞翻。我想起30年前的那个寒夜，李春光带来两个女孩子，一个叫马平，一个叫马三毛，是姐妹俩。她们不是搞音乐的，也没有任何学识，只是音乐学院大院的孩子。尤其那个妹妹，能说会道。她们经常来，非常会讨好母亲。八九之后母亲避难纽约，非常想得到她在十年重编《新观察》期间写下的日记。母亲每天早晨4点钟写日记，从不间断，这些日记有20多本。这是母亲的心血，也是记录“镀金时代”的珍贵历史资料。恰好马三毛要去美国，愿意携带日记本出境。母亲相信她，打电话叫小妹妹把全部日记交给她。但是，日记本丢失了！
三毛先是说在香港转机时弄丢了箱子，后来改口说邮寄寄丢了。不久，三毛也没了踪影。只有一个可能，三毛是国安局派来的。
虎坊桥的沙龙受到许多人的注意，当然包括国安部门。我们不敢把这个判断告诉母亲，告诉她她也不信。阮铭也是极善良的书生，不会想到如此卑劣的勾当。直到我把故事讲完，他才恍然大悟，拍着大腿说道：
“三毛如果是特务，戈扬大姐的日记还在呀，有朝一日会重现于天下！”
阮铭说，听说马三毛生活在美国，她是中国女人中的“结婚专家”，先是抢了姐姐马平的男友，后来嫁了数次，嫁的都是洋人。在出卖灵魂之后，这女人以自己的方式打拼，不知她在美国的漂泊至今如何。
我又问到冯媛，她年岁小是否嫁人。阮铭说，有过王若水这样出色的男人，她还能看上谁呢？
日记丟了，不但丢了心血和资料，也是母亲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母亲漂落异乡，没有经济来源，这些日记如果出书或在杂志上连载，会有不错的稿费，可解燃眉之急。无论是住在布鲁克林的黑人区，还是在法拉盛，阮铭有空就来看望。母亲十分拮据，她一般不接受捐助，包括我的同学丁正明从明尼阿波利斯汇来的钱，她都如数退还。但是她对妹妹说：“別人的钱我不收，阮铭的钱我收。”阮铭是这批政治流亡者中经济来源最稳定的，他多次送来1000美元的支票。
这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不息的一代人，是立志要改变中国的一代人，是顽强地同专制政体博杀的一代人，就如同俄国“十二月党人”，如同日本“明治三杰”，如同“戊戌六君子”，人们只能望见他们的背影。阮铭是这批人中少数活着的人，垂垂老矣。政治相对开放时而阳光灿烂的80年代令人怀念，那是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的年代，青年学生敢说敢为的年代，人民群众满怀希望的年代。哦，80年代！
阮铭送给我两本书，《邓小平帝国》和《历史的错误》，我把今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爱之殇》送给他们，这本小说是以天安门屠杀为背景的。我们在瑟瑟秋风中告别，红枫摇曳，落葉满园。我不知何时能再来美国，再来普林斯顿。
阮铭大哥，若英大姐，你们要保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