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做新领导班子的啦啦队
听过1988年3月24日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预备会广播和看过电视的观众都不会忘记，其中有一个精彩镜头：身穿咖啡色中山装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挽着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大姐的胳膊步入会场。
此时此刻，每个听众、观众和读者都会有许多不同的想法。
作为时政记者，我首先想到的是李先念会见外宾时的三次谈话。1987年9月25日、10月22日和1988年3月18日。我想到，外事活动也是人与人交流的一种场合，并不都是在玩弄外交辞令。国家主席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幽默与情趣。
1987年9月25日，李先念主席会见日本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向客人介绍了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题。
李先念：领导班子年轻化以后，中国的现行政策不会改变，因为改革开放对四个现代化建设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对提高人民生活有利。
李主席对外宾说：有人问，“你既不当中共中央常委，不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主席也不当了。国家大事你管不管？讲话不讲话？”我说：“我活着，我还有个嘴巴，嘴巴有两个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宪法规定农民可以讲话，工人可以讲话，知识分子也可以讲话。我为什么不可以讲话？党事、国事、天下大事，只要我看到的我还是要讲的。讲得对的听，不对的提出，但有一条要服从政府、国家的法律。”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1987年9月25日李先念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斋藤英四郎和冈琦嘉平太。
李先念：十三大，我要退出来，不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我也不当。有人问我：主席还当不当？我说：我不当！如果说好听一点，当个知名人士还可以。”
李先念说：长期以来，形成一个习惯，好像只有两个办法才能下台：一是犯错误，人家把你赶走；再一个办法是你死了，开追悼会。开追悼会只说你的好话，可是他已经死了。现在能不能做到也不犯错误，也不死就下台，可不可以？我看可以。这个办法很好。啊！何必一定要我犯错误，何必让我死呢？将来新的领导机构成立。我们在旁边当拉拉队吧。
李先念对冈琦嘉平太说：过去在马列学院学习，经济学教授找我谈话，说我考得不太好，只给12分。你连12分也取消算了。我根本不想学。你在上边讲课，我在下边看小说，你知道不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让我搞经济工作。我是拉着椅子当马骑。
冈琦嘉平太见过李先念12次。李主席说：“你将来再想见我，可以提出来。只要我在北京，只要我可以动，我都要见你。”
冈琦嘉平太说：每次都从李先念那里得到启示。
李主席说：你们也给我不少启示。你比我大10岁。我在你面前不能倚老卖老。
1988年10月22日，李先念会见埃及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时说：“有人问我，你不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当国家主席，你当什么？我当党员，这个我坚决不退。我活着，有嘴巴，有嘴巴就要讲话。”
198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会见欧洲女议长西蒙娜·韦伊夫人。
当时，波兰共产党刚刚选出第一书记卡尼亚。李先念对韦伊说：自从中苏关系破坏后，我对东欧的情况不清楚。我看卡尼亚当选，波兰的问题不少。希望波兰自己解决问题。苏联人不能干涉，究竟怎样，还要看看。从苏联的报道看对波兰开的会不是很热情。对东德开会用了两版多，而卡尼亚只用了一版，看动向。蒙古也开党代会，匈牙利也开过，比起来，对波兰不是那么热情。我们一贯主张由波兰自己解决，别国无权干涉。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苏联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苏联的霸权主义在欧洲，我们希望与欧洲很好地团结。与美国关系要发展。我们与美国闹了很长一段，从1949年到1972年。开始把中美关系打开，真正关系正常化是1979年。完全是战略关系，因为有个台湾问题。与欧洲没有利害关系，可以发展得很好。
韦伊谈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后，李先念说：对阿富汗问题不要放松，始终让苏联处于不利地位。要给他压力。他侵略了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态度是很明朗的。东盟会议上，所有国家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一致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但有两个问题有争论：一是越南撤军了，各派要解除武装；二是撤军后要建立机构，抵制民柬的力量。这两点有不同意见。民柬打了胜仗还要解除武装力量，说不通。国际上承认的民柬政府。乔森潘已经发出纲领性文件，他们让出总理职务，让宋双当。联合国会议是积极的，很成功。一是柬埔寨将来的制度由柬埔寨自己决定；二是使柬埔寨成为真正独立民主中立的国家。我们都赞成。
关于台湾和平统一问题，李先念说：台湾人尾巴翘得很高。怎样把青天白日旗去掉，在那种情况下，只好用武力解放台湾。美国总是讲老感情，如果是两个中国政府，我们这些人统统下台。一中一台中国人通不过，将来怎样？美国少帮助台湾，蒋经国老实点。如果帮助多，蒋经国的尾巴翘得高，逼得我们打一仗。
1992年6月21日，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去世，享年83岁。
1992年7月4日，原新四军第五师在北京的同志举行缅怀李先念座谈会。会上我了解到李先念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八宝山，其余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祁连山、大巴山等地。
1992年7月6日，在缅怀李先念的座谈会上，钱正英说：1962年先念协助周总理工作，30年来，他对水利工作一直很关心。水利工作有三个困难时期。第一个困难时期是大跃进以后的蓄水和排水问题。过去片面强调灌溉，不注意排水，造成横渠，层层堵水，形成严重的内涝。以后对海河开支流流入海，直接入海河道。子牙、清河等等。每年定期搞水利，先念保证财力物力支持我们。水利战线的建设者深切缅怀李先念对水利的贡献。文献《周恩来治水》，在书中提到的水利事都是由李先念实践的。李先念实事求是，不讲空话，求实，非常注意深入现场，听取群众意见。十分重视水利，热爱水利事业，重视对水利各种问题的反映，克服各种缺点。20点批示是他对我们恨铁不成钢。工作中有不同意见。你可以与他争。天津用水，他主张用大清河、漳河水库。1972年大旱时，认为漳河水库不足以解决北京、天津的需求，主张滦河水入天津，结果改变了部署，停建了漳河水库，改变了潘家水库。三峡，李先念主张上，让我们搞高坝。他多次让我们研究。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南刮风，说什么修水库是反动的，是定时炸弹，一概反对修水库，说我们是资产阶级权威。为了解决中、南部干旱问题，当时，张平化、毛致用无法。后来我们找到先念。先念说了一些硬话，把我们头上的敌人、特务帽子去掉了。先念在文革中，小平主持工作时，传达毛主席的“老九不能走”。那一次，水电部听报告，听了平心静气。听后反映强烈，印象深刻。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接见专题研究小组的同志，能团结干部，在他主持金融财政工作时，都很顺利。我想不通的问题敢直言不讳提出。他对我们严格，讲原则、纪律。在关键时保护干部，支持干部。他能最广泛的领导干部从胜利走向胜利。他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说：1954年先念调到北京，我也调到北京。在周总理、李富春、先念领导下工作是深受影响。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他也曾支持、鼓励、保护我。
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讲了先念在人民外交方面的功绩。
解放军将领卢南樵说：先念爱护战士。粉碎“四人帮”他起了作用。王震传达说，具体布置是老帅们定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李人俊谈了李先念在石油、化工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