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即神宗，明朝年号为万历皇帝，他9岁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历史最长的皇帝。一个乳臭未干的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孩子当政，却在执政初期出现繁荣盛世，让人嗟叹不已。神宗亲政后，主要依靠忠臣也是旷世逸才的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扶持，屡建奇功。他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但是青壮年和老牛的神宗却由于沉湎于酒色之中，疏于政务，不免出现了万历的逐渐衰落。
现代中国三十多年的持续繁荣和大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极其罕见的。不过，最近五年的发展很像明朝万历年间的初期十年，是另一个独特的蓬勃发展时期。根据物极必反的原理，加之有一个换届的不确定因素。在习的强势领导下今后五年稳步发展是必然的。那么十年呢？就难说了。因为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折腾的历史。目前中国几乎四十年的长足进步，已经让人望洋兴叹了！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中共对于自身矛盾的自我解决，和天时地利人和，国际国内多重有利因素的恰到好处的契合在一起来了。因此，只要中共自己不乱，国际秩序不出现无法操控的大灾难一般的剧变。中国发展还可能继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咱们习总不是已经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吗？)。
尽管中共执政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已经超过明朝和其他朝代任何一届皇帝可以承受的时间长度。但是稳定性，是逐渐加强而不是相对减弱。如果你是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分子，而不是简单反共人士和吹毛求疵的唯美主义者。您也许同意我的观点，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和进步点赞。而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或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出发，怎么看都不好。许多人对共产主义有成见，是中共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即使中国发展了，人民进步了，但是他们认为在舆论上没有自由身(其实俺也是深恶痛绝)，还不如死，即不自由毋宁死。
尽管我本人也是中共独裁和胡乱折腾的牺牲品，但是我真的以为目前的中国就像大明王朝的万历初期十年，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气氛。不仅有工农业的发展，经济起飞，高新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军事通过改革精励图制。国家是再也没有见过的发达。对于西方的技术引进也好似万历末年，有了西学东渐之风光。
当前的王歧山好比张居正辅佐习总大力打击贪夫殉财的坏蛋。把江山和社稷建设好的一塌糊涂。不过，王歧山可能比不上张居正的才华和魄力(只不过时势造英雄罢了-没有更好的人选涅)。习总当然是老骥伏枥，应该超过那出任时乳臭未干的儿皇帝无商量。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对比，本文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至于今后五年能否持续发展，江山是否稳定，赵乐际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因为王书记的任务并不是坊间简单的相信他是反腐败英雄，他在多方面影响了习的施政纲领和具体策略。同理，十年以后，像万历中兴(张居正退位)之后有没有人要秋后算账，把王歧山和习总的丰功伟绩一笔勾消也未可知。
咱们来浪费一点时间复习一下明代嘉靖(张居正成长于此时期，与奸臣严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胜出)和万历的一段历史，不妨对中国的现状有更新的认识。历史可以重复，但一定不是简单的重复。而今的世界已经非常发达，人类创造的新技术，把人类社会的幸福程度，方便便利推向了极致。而且旅游的方便，人们一日千里不是神话，一日旅走万里也是小菜一碟。所以学习历史还要结合今日，才能学以致用，推陈出新。(下文是俺ZT加编缉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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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登帝位人小志大创造奇迹：雄心勃勃1572年7月5日，隆庆皇帝龙驭上宾，刚刚9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父皇刚刚驾崩，年幼的皇子即将坐拥大明的江山，对于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屁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小皇帝的身边一些精明慈爱的长者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万历以后的执政路途，极尽关怀帮助之能事。慈圣李太后出生贫寒，有商人气质，也有着宽仁的母爱，同时也有着处理内政的果断与强势。司礼监太监冯保同样是万历处理内政的得力助手，而且也是小皇帝从小的伴侣，俗称“大伴”。作为司礼监太监，冯保协助皇帝时他还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表现不好也会如实上报。然而，对小皇帝要求最严，帮助最大的当属首辅皇帝称为“张先生”的张居正，后者俨然以老爸自居(据说还与老妈李太后有一腿)。
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第一严师。1572年秋天之后，万历每天的功课就是经书、书法和历史。背诵流利会得到张先生的夸奖；倘若背得结结巴巴甚至念出别字，万历也会受到张先生的严苛的斥责。在万历登基之初，高拱是当时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是位高权重的前朝老臣他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因为一句“一个不满十岁真能管理天下大事么？”被张居正抓住宝贵机会，协助皇帝下发圣旨，剥去了高拱的官衔职位。张先生教导皇帝要节俭清廉，关心民生，选贤与能，事必亲为，在万历在位的前十年，这些施政纲领很好地约束了皇帝的行为。万历也充分相信张居正的领导能力，让其在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的倭寇，在水患上任命潘季驯四次治河，皆成效显著。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带来了十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万历中兴”，《明史》也大赞道：“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阵在中华大地上久违的改革之风，让年轻的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之前一直对其充满信任和尊崇，对国家的建设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此时的万历雄心勃勃，励精图治的他仿佛即将创造大明王朝新的辉煌。但自从张居正去世，一切都变了。
这样，王歧山好比张居正辅佐习总大力打击贪夫殉财的坏蛋。把江山和社稷建设好的一塌糊涂。不过，王歧山可能比不上张居正的才华和魄力。习总当然是老骥伏枥，应该超过那时的皇帝无商量。
首辅去世让官场逆转：心境转折张居正在朝廷的专断和权势，以及与万历皇帝的紧密关系，在万历眼中是国家大治的必要。但如此独揽的大权和可怕的私情，对于朝中其他文臣，无疑是巨大的威胁。其实早在万历12岁那年，他就已经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批判他专断作威，任人唯亲，更有人直接说他的这种骄横完全是由皇帝一手造成。按照惯例，有气节的大臣如果遭到他人的攻击，应该在皇帝表态之前主动递上辞呈请求解职归田，当然，张居正也一定会这样做给皇帝看。结果是，上奏弹劾的人遭到惩处，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人革去官职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经知道皇帝的意思却执迷不悟，即被判决为蔑视君上，被押至午门外，受廷杖一百下。而此时的张居正恳请对犯官宽容对待，由廷杖改为流放，这样的大度让万历极为感动，反而对张居正更加信任。此时的皇帝显然对自身大权旁落，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太监密切合作对未来朝廷的恶劣影响毫无预见。文官集团的第一次反张运动宣告失败。两年之后，机会再次来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在江陵去世。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向皇上报告丁忧，停职回乡为父丧守制三年。15岁的皇帝面对张先生的离职请求显然十分惶恐，于是向皇太后商量，决定夺张居正的情使其在职居丧。眼看着这一孤立张居正的大好时机又要失去，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联合吏部尚书张瀚，劝告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以换回自身在文官集团中的威信。而张居正显然不吃这套，冷笑着说这是皇帝的旨意，你们强迫我离职，莫非是想加害于我？没过多久，吏部尚书张瀚就被别人参奏而下台，而这显然也是张居正安排的。愈发愤怒的官员鼓起勇气，索性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先是由一些职位较低的人用平静的语气上奏，而后官员等级越高言辞就越激烈，直接批斥张居正贪恋官禄而违背孝礼。此时的万历龙颜震怒，弹劾张居正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削籍廷杖一应俱全，言辞最为刻薄的两个官员被打得血肉狼藉。又过了五年，张居正死了。当时虚假丈量土地的行为被揭穿成为反张运动的导火索。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弹劾，而他们都是张居正的人。张居正的死让那些受到欺侮和压制的官员彻底释放了压力，他们开始大量揭发事实，煽动社会舆论。但事实上，没有了张先生的万历，不但没有变得更加自主，反而愈发懒散怠政，人生的轨迹朝着另一个黑暗的泥淖绝望地延伸。而这种令人惋惜的失误，与当时文官集团的集体胁迫脱不了干系。
今后五年能否持续发展，江山是否稳定，赵乐际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因为王书记的任务并不是坊间简单的相信他是反腐败英雄。他在多方面影响了习的施政纲领和具体策略。同理，有没有人要秋后算账，把王歧山和习总的丰功伟绩一笔勾消也未可知。
国本之争不立长子：习得性无助在执政的前十年，万历与文官集团的冲突基本上以张居正为中心。而文官与万历真正的彻底影响皇帝执政态度的冲突，是围绕着立储问题展开的。就在张居正去世的那年，18岁的万历皇帝爱上了一个14岁的郑氏宫女，并且在郑氏生下男孩朱常洵后，立马封其为皇贵妃。而万历皇帝的王皇后仅有一女没有儿子，其长子朱常洛系之前一王姓宫女（后被封为嫔妃）所生。万历皇帝有一天酒后乱性，不小心与王宫女发生了关系，而后王宫女也异常争气，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万历在冷静下来之后一直以这个“私生子”为耻，对待王恭妃十分冷淡甚至厌恶。等到朱常洛5岁之时，问题出现了。根据传统，皇帝的嫡长子即为太子，若皇帝没有嫡子，则由长子继承帝位。朱常洛身为皇帝的长子，况且已经到了5岁，理应被立为太子。可是万历实在是不想让大明的江山落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儿子手中。于是面对内阁的上疏，万历以长子尚小身体羸弱为由，拒绝了各位大臣的请求，说等到常洛身体健壮之时，再立也不迟。随之而来，一场腥风血雨的“国本之争”拉开了序幕。先是内阁对万历的此般托词丝毫不买账，认为册封太子与其身体健康没关系。之后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率先上疏指出：首先，皇上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是名不正言不顺。郑贵妃虽然聪颖贤惠，但她只生了皇三子，而王恭妃却生的是皇长子，那才应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皇上怎么能够如此轻重不分呢？其次，皇上以皇长子身体不健康为由迟立太子，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第三，正是有这么多的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你这个皇上做得就是不称职。万历害怕他们一旦辞职就没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了，于是妥协说，如果一年之内大臣不谈论立储之事，他就在1592年春立常洛为太子。到了1591年底，公布一位官员开始筹备明年的立储，将预算报告呈给皇帝批准。万历于是借口有大臣违反了一年之内不提册封太子的规定，决定延缓立储。这一行动又遭到文官们的联名奏请，在文官和太后的双重压迫下，万历无奈在1601年立常洛为太子，皇三子常洵仅被派往河南封为福王。这场历时10年的国本之争，最后是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但从此之后，万历的心逐渐变得冰冷封闭，对待国家的政事彻底丧失了兴趣。后来皇帝被骂的没了脾气，干脆不加理睬，躲在宫中，开启了臭名昭著的“万历怠政”。
蜷居宫后发御旨：选择性放弃 对于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30多年不上朝，人们归咎于自身的懒惰。如果万历真的懒惰，执政前期的种种励精图治的现象又从何解释？其实，万历皇帝的怠政，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对文官集团的彻底失望。朝廷的文官，都经过了科举考试的层层筛选，孔孟之道-自私自利，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当时的首辅申时行懂得，想要把文官集团拧成一股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多数的官吏都觉得，只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摆正态度，平时的一些小恩小惠，收下也无伤大雅。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例外，比如一些大贪官，像张居正；和一些极端清廉的人，像海瑞。这两类人无法与整体的文官集团相融，于是下场都很惨。申时行不想重蹈张居正的覆辙，便采用和稀泥的手段处理纠纷，但这种和事老的角色又时常让其陷入尴尬的境地，最后也只能黯然辞职。与中国当今的官场一模一样，那时候的文官集团永远无法形成共识，永远都在争权夺利，还时常借助进谏这种冠冕堂皇的手段来为自己服务。张居正掌权的时候，大臣们弹劾批判的焦点全在他身上，他一死，皇帝便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七品官邹元标曾经多次上奏谩骂皇帝不能清心寡欲，起初万历还是客客气气地在奏章上批“知道了”。然而邹元标没过多久又上一书，语气更加尖刻，说万历皇帝缺乏度量，就是一个知错不改的伪君子，根本没有做皇帝的资格。这样一来万历皇帝火冒三丈，但也只是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
平心而论，张居正之后万历大帝本来也渴望自己掌权处理国家大事。细细追究，万历蜷居宫后这30多年的时间，要是以“怠政”一言以蔽之似乎不妥当。我们甚至要怀疑，上朝这种表面上看很有效但实际上形同鸡肋，如此议政事倍功半，毫无必要。万历在位期间，上朝基本上成了文官们明争暗斗的场所，正经的国家大事被放在一边，充斥全廷的都是诽谤和责骂(其实各朝代到如今何尝不都是如此呢？)。万历不上朝，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但是事情还是要处理的，是通过御旨的发放。也许还一定程度上甚至提高了行政效率，能够促使皇帝专心处理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即使万历执政后期，也有“万历三大征”成绩。李如松(李成梁长子)获得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战役，李如松和麻贵联合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大战，还有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的胜利。保卫了领土完整，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性。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亲政，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孕育出了雇佣关系，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但与之同时，文官集团的争斗(与现代中共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出于同一磨子)耗尽了政治的元气，努尔哈赤坏分子女真族趁虚而入，国内阶级矛盾严重激化，明朝气色衰败。因此对明神宗褒贬不一，有说他是千古一帝，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甚至可以与康熙相提并论。亦有说他是千古罪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赵冀《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1586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为“无为而治”。正如我曾经写的博文评判胡锦涛同志的执政十年。
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