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下乡到1980年回城，整整12年。先是在青年点，后因母亲和86岁的爷爷都随父亲走“五七”下乡安家了，我也就从青年点转回了家。
那真是个穷山沟，据说以前是“胡子”（土匪）出没的地方。窄窄的山路只能走人和驴，走在上面心里很害怕。一边是干枯的河套，一边是秃秃的山，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羊肠小道，脑海里浮出鲁迅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柴杖子大队的学校新成立不久，从一年级到七年级，这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小学带初中的模式。一次学校的负责人要到公社开两天会，找人代课。大队书记正好在我们小队，就叫我去代两天课。
那个学校负责人当时教七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告诉我，你就帮他们复习，做作业就行，不必讲新课。我就这样毫无准备地第一次走上了讲台。有一道数学题是，要在铁路上建个车站，车站要离附近两个村子的距离相等。学生告诉我，老师说用圆规量。我很差异，不敢相信真是老师说的。我在黑板上写下初中几何的一个定理：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的任意一点到线段两端的距离相等。启发学生用这个定理去解这道题。
这位负责人还负责出学校的黑板报，永远不变的是黑板报的通栏标题：“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字体是模仿林彪的手迹。几位老师要我更新黑板报，告诫我上面的标题不要动，把他们给我的小文章抄上就行。我自然照办，但自作聪明随手加了几个小插图。学生老师看着新奇，围观的人很多，学生告诉我，以前黑板报上从来没有图画。
不料这两件事触犯了那位权威的学校负责人，他回来后很不高兴，立马打发我走人。不久后大队还是正式要我去学校当民办教师，教六年级。原先的六年级老师本身就是小学六年级毕业，而现在的六年级上的是初中的课，他都不会，怎么教学生呢。
一次学校安排学生到地里捡茬子（玉米、高粱等作物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残余根茎）当柴烧。捡了一会，学生就吵吵嚷嚷要回去，我是第一次领学生捡茬子，也不知该捡多少，就领他们回校了，结果我们班是第一个回来的。等大家陆陆续续地回来后，看到二年级的小朋友都比我们六年级捡得多。我知道大事不好，心里忐忑不安。在教师会上，那位负责人大发雷霆，说我不热爱劳动，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要注重思想改造…… 我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也大气不敢吭。
在那个时代，我曾目睹了多少教师被批斗，被侮辱，完全没有尊严，我从心里不愿意当老师。当看到在农村那么缺师资，那么多孩子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恻隐之心又油然升起。我一个68届的高中生，其实只上了一年高中，文革就开始了。我开始找高中的数学书学习，后来又请在华东师大教了一辈子数学的阿姨，寄给我樊映川高等数学讲义上下册学习。再后来县里要抽调知青当老师，我也就不明就里地被分配到另一公社的高中教书，从挣工分的民办教师成为了公办教师。
说是高中，连校舍都没有，只是凑了两个从县里下放的干部，三个70届的大学生，算我两个知青。两个干部一个当校长，一个当教导主任，三个大学生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政治，另外一个知青教物理，教导主任说就你一人学过英文，你就教英文吧。至于化学那是完全没有实验条件的，所以也就免了。进来的学生先打土坯盖教室，上课就在大树下支个黑板，学生席地而坐。
从初中开始我是学了4年英语，可是从文革开始再没碰过，我是一点底气都没有。我二姐当时刚好在北京出差，就帮我买了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的英文朗读唱片，还有英文国际音标的几张唱片，外加一个外形很漂亮，蓝白塑料壳的可以用电池的留声机，音质其实很差。这些就是我全部的学习资源，复习了国际音标，把老三篇都背下来了。英语的第一课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谁还用过这句英语。当我教 Good Morning （早晨好）的时候，一个学生问我：“老师英美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那里的人怎么也说早晨好呀？”我一时无语。我想说那里是资本主义没错，但人并非青面獠牙，讲文明礼貌是人的共性。但是我不敢说，只是说我们学的是语言，两种语言里都有共同的东西。
文革后遵照伟大领袖“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小学到高中实行9年一贯制，所以我们这所高中也就只有两年。农村普遍缺少劳力，农忙时，学生都得帮家里干活，缺课的很多。教学质量是没法说的，但也会有个别的学生学习不错。公社有个广播站，到学校来要找个女生当播音员，我力荐学得最好的一个女孩。后来公社选了另一个女孩，应该说是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她真的很漂亮，皮肤白嫩，笑起来很可爱，完全不像农村的孩子。
当时整个公社也没几个女的，学校里只有我一个女老师，医院有一个从县里下来的女护士带着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我们同住在一间屋里。广播站离我住的医院隔着干河套，进门后是左右两间房。左边屋里安有人工电话接线台，及简单的播音设备，各大队安装大喇叭收听公社的广播，真正的无线电广播是听不到的。当时已经有一个女接线员也兼播音，看着像有三十岁了。右边的屋子就是一铺炕，原先只是那个接线员一人住，这个女学生自然也就一起住在那里了。
过了没多久，一天傍晚那个学生来找我，我看她神情不对，吞吞吐吐想说什么又不说，直到那个护士去值班离开了，她才拽着我的胳膊说，“王老师，我害怕！”她告诉我，她们屋里昨天晚上进来人了，我以为是有人偷东西，她说不是，是个男的钻进了那个女接线员的被窝……她一边说一边直哆嗦。我当时也只有20几岁，脑袋一下就大了，乱七八糟瞎想，也理不出头绪，更不知要对自己的学生说什么。我只有紧紧拉着她的手沉默着。感觉时间都凝固了，过了几分钟才回过神来。问了她一些情况，本能意识到她很危险。问她能不能回家睡觉，她说不能，家离得远。早上五、六点就得广播。她还告诉我那个接线员告诉她不要对人讲。我心里感到很悲凉，看着眼前这个十七八岁的花季女孩，才工作几天，不用干农活，被多少人羡慕，而却面临着怎样潜在的不安全感。我说要么你别干了，她说那也不行，别人一定认为她说出去了，一定会报复她……而那个男人就在公社主管文教。
当时我全身像是被针扎了，精神绷得要爆炸了，我明白学生是来找我求助的，我却无能为力保护她。我们不敢伸张，更无处告状，心中纵有怒火燃烧，却软弱得像羔羊任人宰割。最后我只能告诉她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防备措施。睡前一定要插门，不要脱衣服睡……我送她回去，走了几步她就让我别送了，怕让别人看见。
望着学生的背影，我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明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它到来，这算什么，我心里好痛！
为了解我学生的处境，我拿着我的唱机到播音室去，说没电池了，要在她们那插电用。我仔细观察了那个房间，根本没处躲没处藏，周围没有人家，孤立的一座民房。我只有祈祷上帝，希望事情不要发生。
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又一次去时，看到了不一样的眼神，缺少了少女的纯净，笑起来不那么甜美了，有一种说不出的勉强。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切都晚了……我直面看着她，她却低下了头。我扶着她的肩膀说，“回家看看你妈妈吧。”她红了眼圈，强忍着眼泪点了点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一个年轻的女孩就这样被毁了，没有人为她发声，没有人能帮她。后来听说她不再到广播站工作了，再后来听说远嫁他乡了。在那个要求女子守贞洁的年代，尤其是在落后的农村，可以想见为何她被远嫁他乡。我又自欺欺人地幻想，那应该是个疼惜她的人，一切都不是她的错！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令我不能释怀的是我竟是她的老师，是个没有对她伸出援手的老师，也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知青。
40多年过去了，内疚、自责，这个秘密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我，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被称作“五七指示”要全国学解放军，要学工学农，要办成一个大学校。文革后期，干部先去五七干校，后又直接下放到农村，统称为走五七道路。
戴山 写于1/8/2018 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