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篇外之一：拉雪兹神父公墓和蒙马特公墓

在十八世纪末，巴黎人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死无葬身之地。城里的那些教区墓地已经尸满为患，墓地周围街道的卫生和空气越来越不堪忍受。

于是，巴黎人将那些墓地大大地清理了一番，他们把挖出的总共六百多万具骷髅储存到了地下，即今天的绵延长达两公里的巴黎地下墓场（Catacombs of Paris）。同时，他们在市郊的东南西北分别开辟了四个新墓地，东面的那个最大，叫拉雪兹神父公墓，北面的叫蒙马特公墓。

巴黎地下墓场。1789-1799十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涌现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迅即又次第被革命的绞肉机吞噬的丹东（Georges Danton）、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等人的尸骨也安置在这里。

一拉雪兹神父公墓（Pere Lachaise Cemetery）

拉雪兹神父公墓建于1804年5月，现总面积约为四十四万平方米，其最初的那片土地本是耶稣会的产业，而拉雪兹是路易十四的御用忏悔神父，他的晚年是在耶稣会小教堂旁的住宅里（位于现在墓地的火化厅）度过的。

尽管拉雪兹神父公墓是即将登上皇位的拿破仑本人的“顶层设计”，拿破仑还曾庄严地宣布：“每一个公民，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信仰，都有被安葬的权利”，但刚开张时那里还是因为路太远、交通不便，加上罗马天主教会的抵制而“门前冷落车马稀”。

面对业务的不景气，公墓管理当局积极开展了促销活动。他们采取的就是今人信手拈来的“名人效应”策略：他们把寓言诗人拉·封丹（La Fontaine）、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等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巨匠的遗体请去安居。果然，不管是出于崇仰伟人，还是附庸风雅，反正那墓地渐渐就成了热门，人们无不以埋葬在那里为荣。在十九世纪，墓地先后扩展了五次。

据官方统计，先后埋葬在墓地里的人数超过百万。

现在只有巴黎居民才有资格埋葬在那里，而且得排队等候，因为难得有墓位空出。

近年来，公墓管理当局推出了三十年租约的规定，如果到期后家属未能付款续约，尸骨就会被挖出，装进盒子，贴上标签，放到墓地的骨殖室里去，而那个墓位就能上市了。

拉雪兹公墓每年有三百五十万以上游客来访，是全世界最吸引人的公墓（没有“之一”）。

拉·封丹（《拉·封丹寓言》的作者，墓位25-37）

莫里哀（《伪君子》、《唐璜》等的作者，墓位25-44）

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其《人间喜剧》共包括九十一部小说，其中描写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为人类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丰碑，被誉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巴尔扎克曾在书房里放置了一尊拿破仑的雕像，并在雕像的剑鞘上刻下：“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墓位48-4）

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墓位89-70）

在整个拉雪兹神父公墓里，浪漫色彩最浓的绝对是王尔德墓上的纪念碑。就像人们面对罗马科斯梅丁圣母教堂（Basilica of St Mary in Cosmedin）前的“真理之口”时会忍不住把手伸进去探一下一样，在好多年里，无数年轻女子会扎扎实实地亲吻王尔德纪念碑的石壁，把她们鲜红的唇印和强烈的爱慕留在壁上。

这风俗据说起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王尔德的后人们为之苦恼不已，因为清洗唇印非高压水柱不行，而那石壁实在受不了高压水柱的反复冲刷。

无论那些后人们如何呼吁恳求（纪念碑四面都贴有告示），总有女人不管不顾，我行我素。

于是碑前在2011年竖起了一堵“防吻”玻璃围墙。我在玻璃上还是看到了几个唇印，不过非常模糊。

那一年的维修，巴黎市政府出了点钱，而买单的主要金主是爱尔兰政府，因为王尔德是爱尔兰人。

作为诗人、剧作家、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先锋，王尔德的诙谐幽默、出口成章、妙语如珠、奇装异服，他的华美辞藻和标新立异的观点，使他一度成为伦敦和美国各地社交圈的贵宾。

我听说过他的作品，如《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莎乐美》（Salome）、《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等，却一本也没有读过，实在是非常惭愧。不过我记得他的一句话：“我们都在污水沟里，却仍有人在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王尔德死时穷困潦倒。他的朋友们只能让他享受在巴黎城外的巴涅（Bagneux）公墓里专为“低端人口”中的“低端人口”提供的第六等葬礼。直到1909年，他的朋友在设法卖掉了他的几部遗著以后，才得以把他的墓地迁移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

为筹建纪念碑匿名捐款的是一位王尔德年轻时的仰慕者，当然，是位女士。

王尔德有妻有子，然而他还是同性恋，他有几个长期的同性情人，同时又经常找男妓作乐。为此他曾因鸡奸罪而坐牢两年。我猜想也许正是由于这点，才让全世界的女性王粉们肆无忌惮。她们大概觉得阴阳两界跟“断臂山”调情，算不得出轨，反而更加甜蜜。

与王尔德纪念碑有关的几件趣事：

雕塑家Jacob Epstein在英国选好石料，刻斫成型，运到法国时，被海关拦住要按石料的价格征收进口税。海关人员不接受那块大石头属于可以免税的艺术品。

1914年纪念碑揭幕时，为了不冒犯到场的部分贵宾，有人特意用一块蝴蝶状的铜牌遮住了飞翼信使下部的生殖器，把雕塑家气得半死。

那生殖器在1961年的某个深夜被人割走。有人声称它被墓地管理员用作了镇纸。反正后来不知所终。现在的那玩意儿是2000年装上的替代品。

邓肯（Isadora Duncan，龛位87-24-6796）

我是在文革那些黑暗的岁月里的某一天在一个同学的家里看到邓肯的照片的，在双眼为之一亮的同时，我就永远记住了邓肯，或许是因为那名字好记。我只读过一本这位芭蕾大师的传记，还不曾看过她的传记片“伊莎多拉”（Isadora）。

邓肯跟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天才诗人叶塞宁（Sergei Yesenin）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她比叶塞宁大十八岁。

1927年9月的尼斯，在乘坐朋友的敞篷车回旅馆时，围在邓肯脖子上的长丝绸围巾的一端飘出车外，缠进后轮，把她活活勒死。

火化以后，邓肯与她在十多年前因车祸遇难的子女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骨灰瓮安置室里团聚。那里无疑是穷人的安息之处。我不知道邓肯为什么在那里。不过那里有更多的花朵，更热闹。

邓肯的骨灰龛在整个安置室里肯定非同寻常。我刚走近，还在东张西望寻找，一位先生就主动靠近我，边手指上方，边说：“6796”。

邓肯的龛碑底下的那行文字意为“巴黎歌剧院芭蕾学校”。邓肯独创的强调自由表达的舞蹈风格影响深远。

骨灰瓮安置室

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墓位4-60）。1868年去世后，罗西尼安葬于此。后应意大利政府的要求，他的遗体在1887年移葬于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Basilica of the Holy Cross，见下图），因此此处只剩下个空壳。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里的罗西尼灵柩

肖邦（Frederic Chopin，墓区11）

肖邦在1831年二十一岁时抵达巴黎，直到1849年病逝，他一次也没有回过波兰。他在1835年加入法国籍，此后旅行时一直使用法国护照。然而在内心深处，肖邦始终自认为是波兰人，尽管他父亲的祖上是法国人。为此，肖邦在死前特意关照，要把他的心脏送回华沙，于是造成了他的身心两处。

华沙圣十字架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Cross）里存放肖邦心脏的立柱。

文革十年中，邓小平头上先后戴过若干顶大帽，如“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四五天安门事件黑手”等等，而其中最洋气的帽子莫过于“中国的纳吉”。

纳吉曾两次担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在第一次任期（1953-55）内，他因提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得罪了苏共政治局而被削职下台。

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面世以后，深孚众望的纳吉再次被推举为部长会议主席。他依旧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更加坚决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独裁专制。

而原教旨主义者们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离经叛道。他们毫不留情，以坦克和铁蹄粉碎了匈牙利革命。

纳吉等人无奈中逃入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尽管有新政府首脑卡达尔亲笔签署的允许安全离境的保证书，纳吉等人一出使馆就被苏军逮捕，并被押送到了罗马尼亚。

1958年6月，纳吉被控叛国，经过秘密审讯、秘密判决，被秘密绞刑处死。

纳吉先被草草埋在行刑处。多年以后，他的尸体被迁到布达佩斯的“公共墓地”。下葬时，他的脸朝下，手脚都被带钩铁丝捆绑着。

1989年，纳吉被恢复荣誉。他的遗体在原地重新落葬。不言而喻，这次他的身躯终于得到了舒展。

在此前的三十年里，当局严禁人民到纳吉墓前致哀悼念。

于是巴黎人在寸地寸金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里为他立了个衣冠冢。

纳吉衣冠冢（Cenotaph of Imre Nagy，冢位44-49）

对中国史烂熟于心、对世界史却不甚了了的毛，不知为何对存世仅七十二天（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情有独钟，他在文革初期突然屡屡提起巴黎公社，以致“一月风暴”后成立了“上海公社”。虽然“上海公社”很快被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国各地的“公社”依然层出不穷，如“新北大公社”、“二七公社”等。

现在我们提起巴黎，联想起来的多半会是浓浓的小资情调，其实巴黎曾经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因而也是法国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因而也是动辄揭竿而起的火药桶。那里是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1830年7月革命和1848年6月革命的中心。人家的光荣革命传统如假包换。

1870年7月-1871年1月的普法战争（人人都读过的都德的《最后一课》表达的就是法国人在那次战争失利以后割地赔款的屈辱和悲愤），尤其是1870年9月-1871年1月的围困，给巴黎人带来了无穷的苦难。那年12月，巴黎气温低至零下十五度，塞纳河水冰冻了三个星期，而老百姓缺粮、缺柴、缺煤、缺药。在几乎吃尽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以后，一些人甚至靠捕捉老鼠、野猫为生。

巴黎在普军的日夜炮击下被迫投降，围困解除以后，先前逃至波尔多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府不回到城里跟老百姓共患难，却去了凡尔赛，这让巴黎居民更加怨声载道。

1871年3月18日，当政府军奉命进城准备搬走大约四百来门老式大炮时，围困时守城的主力、准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坚决不答应。在争执中，国民自卫军扣押了政府军两个带队的将军，一顿拳打脚踢，接着就干脆把他们私刑枪杀了。

政府军寡不敌众，只得暂时退出巴黎，返回凡尔赛。

巴黎人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另起炉灶，成立了巴黎公社。随即他们按国民自卫军的编制选举了公社执行委员会的委员（3月26日的第二次选举则是按人口比例推选委员），那些委员若非社会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并无真正的信仰、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分子（我们都能想象那是些什么样的英雄豪杰）。

妇女在巴黎公社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尽管干各种杂务时她们顶半边天，甚至大半边天，因为男人们往往忙于开会研究大辩论（在最后那些天的抵抗中，也有不少女战士浴血奋战）。

国民自卫军迅速占领了拉丁区和警察总部、司法部、财政部、内务部、战争部等等政府机构，还控制了存放在先贤祠里的大量军火，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触动法兰西银行里的巨大财富。

这就是毛大力提倡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而其滥觞就伴随着血祭。

巴黎公社是绝对的民主，它不设总统、市长、司令等等官职（不过有个名誉总统），更没有“核心”。他们不搞个人崇拜，执行委员会里人人都是不分高下的委员，其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如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不为其他，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著名的画家。

巴黎公社只颁布过有限的几条法令，如：取消征兵制，改为全民服役，所有健康的成年男子都是国民自卫军的成员；政教分离，没收教会资产，禁止在学校里搞宗教活动；免去围困期间的所有房租；取消面包房的夜班；当铺必须无偿退回在围困时期人家典当的价值超过二十法郎的工具和家庭用品；允许雇工接管并经营业主放弃的生意，但业主有权要求赔偿；允许延迟偿还债务，取消债款的利息；禁止雇主对雇工罚款；为牺牲的国民自卫军成员的子女提供津贴等等。

巴黎公社曾决议派代表去各地大串联，散播革命火种，帮助各地建立公社。

巴黎公社用红旗取代了法国三色旗。

巴黎公社还禁止过死刑，不过局势一紧张后非但不再禁止，反而大开杀戒了。他们先后杀了五百多手无寸铁的人，其中包括好几个神父。

巴黎公社在“破四旧”方面挺小儿科的。除了关闭教堂或将教堂另辟他用以外，他们只捣毁了总统梯也尔（Adolphe Thiers）的私邸和拉倒了旺多姆（Vendome）广场上的旺多姆圆柱，把圆柱顶上的拿破仑铜像融化了铸成硬币。

1874年重建的旺多姆圆柱

巴黎公社两次进攻凡尔赛都无功而返。

继政府军实行对俘虏格杀不论的政策以后，公社宣布对政府军的暴行施以三倍的报复，即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三个。公社没有多少俘虏，他们杀的主要是专门抓来的有反革命嫌疑的“人质”。而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有这样嫌疑的人就越来越多。

在集聚了足够的兵力以后，政府军从4月底开始进攻巴黎。史称的“血腥一周”（1871.5.21-28）标志着巴黎公社最后的失败。政府军的主力是刚被普鲁士释放的战俘，虽然不是“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统率的普军的对手，那些军人对付业余性质、纪律松弛的国民自卫军绰绰有余，何况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五比一的优势（国民自卫军的大多数早已作鸟兽散了）。

在那“血腥一周”的垂死挣扎中，国民自卫军的战士们彻底或部分烧毁了杜勒丽宫、市政厅、司法宫、警察总部、罗浮宫的图书馆以及其他许多建筑，包括《卡门》作者梅里美（Prosper Merimee）的住宅。

他们同时处决了被他们作为人质而关押着的巴黎大主教。

奥赛博物馆里陈列的吕斯(Maximilien Luce)的“1871年5月的巴黎街景”（A street in Paris in May 1871）

在历次战斗以及战后的清洗中，公社成员中至少有七千多人被杀，二万多人被捕，许多囚徒随即被流放到了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岛，还有无数人流亡异国他乡。

在1880年代，政府大赦了所有参与巴黎公社活动的人。

马克思在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宣布：“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将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让他们解脱。”

巴黎公社纪念墙（Communard’s Wall）

1871年3月28日，身负镇压重任的凡尔赛禁军在这堵围墙前枪杀了在墓地里抵抗至凌晨然后才投降的147个巴黎公社战士，随即把他们埋葬在墙下的沟渠里。

从此以后，这堵墙成了法国左翼分子为自由和理想而奋斗的象征。法共的许多领袖，特别是那些参与二战地下抵抗运动的领袖，都埋葬在这附近。

在墓地里，我还在无意中看到了被巴黎公社私刑处死的两位将军Claude Lecomte和Jacques Leon Clement-Thomas的合葬墓。这两位将军的死催生了巴黎公社。

我为敌对双方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而欣慰。

不过据说在同一公墓里的梯也尔的墓时而会被人糟蹋。

Claude Lecomte将军和Jacques Leon Clement-Thomas将军的合葬墓

说到巴黎公社时，也许该随便提一下位于蒙马特高地至高点的圣心大教堂（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人们多半不知道，于1875年动工兴建的这座教堂，在那些天主教徒的心目中，除了为了祭奠在普法战争中阵亡的五万三千名士兵，主要是为了救赎巴黎公社作下的罪孽。

引发巴黎公社的“大炮事件”发生在蒙马特高地，巴黎大主教也被杀害在蒙马特高地。

圣心大教堂

拉雪兹神父公墓的77和97两块墓区里有十三座被送往各地的纳粹集中营的受难者的纪念碑。这些受难者的主体是犹太人，另外还有不少吉普赛人。

被送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受难者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Bergen-Belsen Camp）

被送往纳兹魏勒-斯特卢特霍夫集中营的受难者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Natzweiler-Struthof Camp）

被送往奥斯威辛第三集中营的受难者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Auschwitz III Camp）

被送往布痕瓦尔德-多拉集中营的受难者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to the Buchenwald-Dora Camp）

战前法国本土上约有三十四万犹太人，其中十五万为法国公民，其余多半来自中欧各国，许多是德国大规模反犹以后逃来的难民。

从1941年5月起，德军占领当局借法国警察和公务员之手，开始围捕犹太人，把他们关进了拘留营。然后，从1942年3月起到1944年8月止，总共有七万六千个犹太人被从法国遣送到了纳粹设在德国和波兰各地的灭绝营。这些人中只有二千五百个幸存到战后。

法国维希傀儡政府也积极参与了围捕和遣送犹太人。

1995年7月1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臭名昭著的“春风行动”五十三周年纪念集会上代表法国政府向犹太社团正式道歉。希拉克说：

“那几个黑暗的小时将永远沾污我们的历史，那将是永远留在我们的过去和传统上的伤疤。是的，那些占领者的罪大恶极的疯狂，在五十三年以前，在1942年7月16日，得到了法国人和法国当局的协助。四千五百个警察、宪兵，全是法国人，在他们头头的指挥下，服从了纳粹的要求。在那一天，首都和巴黎地区有近一万的犹太男人、女人、孩子，在凌晨被从家里抓走，关进了警察局 …… 法国，这个启蒙主义和《人权宣言》的发源地，这片好客的勇于庇护弱者的土地，在那一天犯了无可辩解的罪行。法国失信了。法国把受它保护的人奉献给了那些人的刽子手。”

另一方面，仅次于波兰和荷兰，法国是世界上被以色列授予“义士”(Righteous) 尊称最多的国家。那“义士”具有特定的含义：“出于人道主义最高尚的原则，在纳粹种族灭绝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

法国有3,995位“义士”。

中华民国有两位“义士”。

一位是如今大名鼎鼎的“中国辛特勒”- 1938年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他不顾顶头上司—中国驻柏林大使陈介—的反对，仅在任上的最初半年里就给二千余犹太人签发了去上海的签证。虽然当时进入上海并不需要签证，但那些犹太人没有签证就不能离开奥地利。

另一位至今默默无闻，他叫潘均顺，在1916年去俄国打工，后来成家立业。可惜妻子病逝，两个儿子二战时被征兵入伍，一去不返。鳏居在哈尔科夫的潘均顺收留窝藏了一个从法西斯魔掌下逃出来的乌克兰犹太姑娘。

拉雪兹神父公墓里最大的建筑之一是“死者纪念堂”。那建筑的底下是个小型的地下骨殖场，存放公墓里挖出的有主或无主的尸骨，不过通常不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