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羽， 是真不知还是捣糨糊， 从头到尾把“红卫兵造反派”当成一个词，文革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造反派的，而这位施老师， 显然是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的， 这份“功劳”造反派实在担当不起， 那是保守派（官办）红卫兵干的， 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 施老师肯定还得挨整， 这时的罪过造反派就不好推脱了。王羽的论文若是一直用的这么一个词的话，只能对这种文革研究叹口气了。--转载者
——读《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王羽著）有感
·黑星人·
（一）
近日，朋友借我一本王羽写的《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之书，化了几个晚上去阅读。读毕，有感欲发的念头升起，不说不快。
说文前，先介绍一下施济美其人。
施济美，浙江绍兴人，１９２０年生于北京。其父施肇夔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是当时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得力助手。其母虽未进过洋学堂，但古典文学基础特好，书法也好。施济美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她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上世纪４０年代上海声誉排名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
王羽作了大量资料采集，也对与施济美有过接触的当事人及施济美亲属作了采访，才大功告成此书。这也是全国第一本介绍施济美生平的专著，倾注了王羽几年心血，正如她在本书“后记”中写道：“这是一本陪伴我两年的书，关于一个陪伴了我十二年的作家。”
在赏阅王羽写作成果之时，我要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导致施济美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王羽在书中写道：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施济美接到通知，翌日去校造反派那里报到。造反派事先已扬言，要召开一场针对她的全校批斗大会。闻此言，她的精神再也坚持不住了。当夜，在自家屋内，与同住一室的林丽珍双双自杀——悬在门后晾衣叉子上吊自杀。上吊之前还喝了敌敌畏（林丽珍如何自杀，书中没交待，应该也是同悬一处自杀）。
在自杀前二年，也即１９６６年，施济美已遭到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抄家，被迫离开她心爱的教学岗位，改为扫地、擦浴缸之类的保洁工作。按理说，施济美有接受精神打击的思想准备，为何一听说要召开针对她的全校批斗大会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又是喝敌敌畏；又是悬绳上吊，寻死之念如此铁心呢？那天，造反派究竟与她谈了什么？
第二、抗战胜利后，施济美创作的《凤仪园》、《鬼月》等高质量作品相继问世，这标志着她的文学道路有了巨大拓展。其长篇小说《莫愁巷》，更是代表着她创作生涯的高峰（此作品还被改编为电影，由朱石麟导演，李清、陈娟娟任主角）。既然她有如此深的文学创作天赋，而且又有那么多的读者群，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她“解放后”淡出文坛，甘愿默默做一个园丁，一生献身教育事业（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成为学校语文组的骨干教师），这其中动因是什么？
第三、施济美在自杀前曾对同事说，政治上的事，有一天会平反，生活上的事没人会为她说清。这“生活上的事”究竟是指什么事呢？
（二）
白驹过隙。如今，施济美死去近五十年，关于她的冤案早已平反，但制造这场冤案的主角没有公布。施济美的妹妹在施济美追悼会上只是说：姐姐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
这是统一答案。中国大地发生的无数悲剧都被一个神秘布袋裹着，这布袋如同魔术师手中的道具，想变什么出来就变什么出来。也即：想说什么样理由就编什么样理由出来。持布袋的主人就是希望全体国人向前看——忘记那段充满腥风血雨的历史伤痛。故而，迄今为止，人们没见过原七一中学某个红卫兵造反派人员站出来，悔过地大声说：“施老师，我们错了！我们有洗不掉的深重罪孽。”
即便浏览令施济美走上绝路的原“上海七一中学”校网，上面也是自豪地写着：“这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优秀传统的学校，建校百年来，七一中学秉承中华教育之美德……”仿佛施济美、林丽珍双双自杀事件从没有发生过。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不是七一中学几个红卫兵作的恶，而是全校红卫兵集体犯下的罪孽。七一中学可以淡忘那段历史，但国人不可以忘记。道理很简单，一个不懂得如何反思、而只想如何尽快忘记历史伤痛的民族，是一个难有进步可言的民族。所谓“民族振兴”，别跟我扯淡。说施济美死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说给小学生听还差不多。国人清楚并且心知肚明，谁是制造这场悲剧的真正幕后主角。他们也心知肚明，知道国人心知肚明。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为何不能说出历史的真相呢？
假如王羽能站在这个历史高点看问题，去认识施济美，一定会有新的意外收获。至于王羽评介施济美是“新一代女性”，这话让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施济美短暂一生极其苦难与曲折，难道“新一代女性”非要饱受深重苦难才有资格这样称之？或者说，女人接受苦难洗礼和精神摧残越深，越能体现“新一代女性”的光芒？
说到“新一代女性”，我认为同时代倒在“无产阶级专政”刑场上的林昭、张志新，她们可以称之为“新一代女性”。她们以一己嬴弱之声向这个荒谬世界单独宣战，作出她们最为坚贞不屈和最为铿锵有力的抗争。故而，我认为，“自杀”不是“新一代女性”的代名词，“抗争”——对抗这个荒谬世界，争取自己的权利，才是。
（三）
读《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一书，我心沉重，几度沉浸。我仿佛听见施济美在自杀前凄婉地说：“你们的世界是荒谬的，我的世界是纯静的。纯静属于我，是我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圣梯。”
面对如山崩地裂而来的苦难，常人难以接受，更何况是一个女人了。男人靠信念支撑，靠意志生存。信念难言打垮，它游走于男人的心底。真正击垮男人的是意志，失去意志，这个男人才会怆然倒下。那么女人在苦难面前靠什么支撑和生存呢？靠梦。
在苦难如排山倒海而来的那个时代，梦是施济美唯一活下去的理由。
然而，“文革”一把火，令国人从此无安宁之日。红卫兵造反派不但剥夺了施济美做梦的权利，而且还要卑鄙地将她一切与做梦有关的文字记录统统赤裸裸地公开在世人面前。也正因为渴望洞察他人隐私的红卫兵造反派对施济美进行突然的上门抄家，将她的日记、文稿、书信，还有刊有她作品的报刊杂志等统统抄走，装了满满两辆黄鱼车。施济美的全部个人隐私都在这车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私人物品被他们作为“战利品”无情掠走，任何一个坚强之人，在这时都会露出绝望的眼神——对这个制度绝望、对失去王法的世界绝望。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来之时，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张贴施济美大字报，说她与同居一屋的同校老师林丽珍搞同性恋。当绯闻充满校园之时，正是造反派们最得意之刻。他们可以幸灾乐祸地观看两个单身女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落难之井；他们一点不认为自己在干人类最野蛮、最荒唐、最愚昧之事。相反，他们虔诚地认为，这是对毛主席表忠心的行为；他们的忠心表得越淋漓尽致，邪恶之念也就越发彻底。
我不知道其中秘密。我只知道，施济美男友俞允明被日军飞机炸死，这事对她的精神打击很大，她发誓这辈子不再嫁人。工作中，她将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学生身上；生活上，她将林丽珍视作自己情感的倾诉和寄托对象，并将这种感受写在日记里。
然而，我要说：即便真是同性恋了又怎么了？它会构成一个女人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吗？造反派需要对林丽珍剃“阴阳头”，进行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和人格羞辱吗？
又然而，在那个人性之善无法保证的疯狂年代，造反派个个如同得了狂犬病，一个比一个歇斯底里。当个人没有保留私密空间的权利；当政府和组织像大人，将每一个公民视作小孩，实行意识形态的全面监控，这个时刻，哪有其它诸如同性恋的观念被认同？
当人心如兽心恣意纵欲、世界处处充满狰狞面目时，身处野蛮之林、孤立无援的施济美和林丽珍或许只能以同性恋作为唯一的精神慰藉。这种相互怜悯、相互爱恋的行为在变态的不正常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合乎理性。造反派可以指认为她俩这是精神麻醉的行为，但不可以作为一种罪证，白纸黑字地赤裸裸公开在全校师生面前。这等于就是当着众人的面活生生地撕裂一个少女的处女权。试想，这让她们日后如何在同事和学生面前抬头做人？
梦即希望。当希望被无情碾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依恋的？或许，死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体面退路。施济美必须死！正如作为寡妇的雷锋母亲在被地主儿子强奸（或诱奸）之后意外怀孕不得不上吊自杀一样。雷锋母亲不死，无法在众乡邻们面前抬头做人。同理，施济美不死，“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就有水分；“文革”就是波特莱尔笔下的“恶之花”。她死一千次，也对不起毛主席。
由中国人发明的、罪恶昭彰的惩罚人的手段——剃阴阳头，同样不足以让林丽珍跟着施济美痛下自杀决心。是因为她看到：学生批斗老师，精英教师成为“牛鬼蛇神”，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样的制度还有什么幻想可抱啊？她必须跟着施济美一起死。施济美死，她不死，那么她往后过的日子会比死更残酷；比关进牢狱更难受。更何况，教师这个职业是危险性相当强的职业。给学生授课时，一不当心说错话，就会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与其这样惶惶不可终日地过日子，还不如下地狱十八层，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纯静。
此时，我仿佛听见施济美喃喃泣道：“我的梦是我的，整个儿属于我的。它是唯一完全俯首帖耳于我的一个精神主体。我通过这样的掌控，如愿成为‘梦的王国’里一个自由公民。……让我一个人默默走向死亡吧！黄泉之路上，我会替你们——每一个丑陋的灵魂祷告，以我生命的消逝换取上帝对你们肮脏灵魂的救赎。愿上帝宽恕你们的无知、愚昧和野蛮。”
天地有穷，此冤无穷。这是制度错位的结果，这也是权力没被关进笼子的结果。“错位”导致“人性”的丧失和“文明”理念的堕落，及“传统文化”的大倒退、大衰败。这是中国旷古未有的历史记录。
我们渴求反思。然而，反思荒谬“文革”，放过错位制度，这种反思有意义吗？而要反思错位制度，这是当今权力者们最不愿面对的事。他们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把‘反思’的任务交给下一代。”如此，指望让个别红卫兵造反派今天站出来，向施济美谢罪、忏悔、赎罪，并替那个疯狂年代买单，同样是一种天真之念。
（四）
这本书的完成源于它是王羽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导师为陈学勇教授，也即本书主编。我不知道作为答辩导师的陈学勇教授是否会向王羽提出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想到，那么为何不在文章中体现？如果不能细谈，那是学术有问题。如果提到了，最后在出版审查时被删节了，那是出版业有问题——不自由的问题。
王羽在全书中真实述说了施济美的曲折一生，但真实不等于详实。因为王羽无法详实道出施济美之死的真正原因。同时，略为遗憾的是，王羽也没在全书结尾处设下“如果”的字眼，供读者去作无限的想象。
当施济美的长篇小说《莫愁巷》在香港被拍摄电影，取名《红水菱》上映时，如果她借首映之由去香港，从此不再返回大陆，那么我断定，进入创作旺盛岁月的她，日后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就像张爱玲于１９５２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持港大证明由广州抵达香港后，并未入港大复学，而是去了香港“美国新闻处”，担任翻译《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美国七大小说家》（部分）等书工作。如果张爱玲不离开大陆，日后自杀者名单中或许会增加一位。之后她也不可能拿到创作资助金，并于１９６０年加入美国国籍，我们更是读不到她之后写的足以巩固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的作品。
同样，排在张爱玲大名之后的苏青，虽然政治上表现积极，比如将自己房屋割出一间，作为公共图书馆，但“文革”中还是受尽迫害。另外，１９２８年发表《苏菲女士的日记》日记体小说、旨在揭露国民政府统治腐败而出名的丁玲女士，“解放后”，同样没有诞生过一部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还有：沈从文、老舍、郭沫若，曹禺等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施济美爱国吗？爱国，她有条件随父亲去国外定居，但她留在国内，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张爱玲爱国吗？她欺骗新政府，借港大复学之由，离开大陆不再回来。在当时人们眼里，张爱玲是最不爱国的女作家之一。几十年之后，事实证明，一个女人的才华与她所处的周边环境及生成这个环境的制度有关。很多爱国的女作家从此一文不名，没有有艺术价值的新作品诞生；而正是那些最不爱国的女作家，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女性文学光芒的一页。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或许，王羽意识到这点，但有难言之苦；更或许，此书在出版前遭到不少删节。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王羽，让我认识了施济美其人。
虽然施济美自杀在当时轰动静安区教育局，乃至整个上海滩，但同时刻，上海延安中学有七位教师陆续自杀，外人却知道甚少，更无后人为他们撰写祭文，追忆他们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叫：孙志宾（教导处主任，“文革”中第一个自杀，跳楼自杀）、张佩恒（地理老师，开煤气自杀）、钱达民（毕业于西南联大，教数学、上吊自杀）、庄枫（音乐老师）、陈允成（化学老师，据说是一个同性恋者）、陶心乔（教导处主任，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后在监狱中自杀）、叶立（人事干部，延安中学最后一位自杀者）。他们的故事连同他们的名字，埋于历史的尘埃中。
（五）
我哭，为施济美而哭，也哭那个时代。因为我从“施济美、林丽珍双双自杀”事件看到之后国人的巨痛和时代的巨痛。正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散文诗《你哭》中写道：“你的哭是我的悲痛，而我哭是由于你对我的怜悯和同情。不过，要知道，你哭的也是自己的悲痛，因为只有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悲痛。”
文字是罪恶的，罪恶之人将文字书写者推向深渊，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臭名千里。
文字是光芒的，深怀历史责任感之人通过文字的记录和揭露，让后人看清制恶者的脸。
今天，历史一页虽然翻过，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这就是我读《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之感。
２０１７－１２－２４于“退思斋”
注：《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２００９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作者王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