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周山评】从文革时期的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出，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打倒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集团。邱回忆录第二十二章，对此的看法是一致的。邱认为“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核心问题”。但当年邱将军对用文革这样的方式不理解，不理解毛为何要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以“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来打倒刘。其实毛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是“教育人民”，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那样只埋头工作、搞政治只是精英们的专利。毛认为只有工人农民都来“关心国家大事”，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只有工人农民都来“关心国家大事”才能使中国不会像苏联那样变成“修正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邱回忆录第二十二章最后认为，毛发动的文革实际上是第二场文革，是为了反对刘邓发动的第一场文革而搞的运动。而这第二场文革带来的“灾难”更大。这也是邱对先前疑问的一个解答。显然，邱将军的解答还是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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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核心问题，其余的问题都是由此扩展的。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按照常规，用举行中央会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其实，人民解放军是支持毛主席的，高级干部的大多数，只要不是刘、邓圈子里的人，也是支持毛主席的，就是刘、邓圈子里的人，只要主席还要用他们，他们也会支持毛主席的。因此，打倒刘少奇并不一定要把刘少奇说得一无是处，更不用把他说成反革命，或「叛徒、内奸、工贼」。正像两口子离婚一样，不必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实在合不来就分开，降低职务或撤消职务就可以了。主席为什么要对刘少奇这么做，不清楚。因为，当时我所处的地位，离中央高层还远。但我从五九年秋天开始，就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九大以后，又参加了政治局的领导工作，对打倒刘少奇的问题，还是有接触的。我尽量把自己接触过的有关打倒刘少奇的问题，在这里回忆一下。
如果搞清楚了毛主席为什么要自下而上地搞「四大」来打刘少奇，那么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也就清楚了，或基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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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五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彭、罗、陆、杨等人，会后立即在党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刘、邓本人也把彭、罗、陆、杨骂的狗血喷头。这次会议事实上就是刘、邓「司令部」的垮台，可悲的是由他们自己「宣布」的。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宣布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刘、邓、彭的老文革小组，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造反。
五月到七月，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北京市委都先后改组了。刘、邓赖以搞文化革命的机构，宣传工具，舆论阵地都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占领了。六月间，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由毛主席批准，由新华社广播了，《人民日报》社刊载了。大字报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刘、邓司令部。
六月初，刘、邓决定中央各部委往北京的高校派工作组，全国各省市，解放军的高校也派了工作组。学校的群众，尤其是激进的，和工作组屡屡发生矛盾。
此间，毛主席一直没有回北京，主席在背后看。「镇压学生运动」的把柄被抓到了主席手上后，七月八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开中央全会倒刘的条件就有了。其实，刘少奇的问题并不在于派不派工作组，在于毛要不要刘少奇，毛决意不要刘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十一中全会是分两段进行的。前一段在北京饭店举行，后一段在京西宾馆举行。两段之间，大约有个把星期。按照后来毛主席所说，全会是宣布了刘少奇、邓小平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产，毛主席与刘、邓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全会在文化大革命1的进程中2是一次重要会议。要说《五一六通知》是指向刘、邓司令部的干将「彭罗陆杨」，十一中全会就是向刘少奇直接开火了。
会议开始时，由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一、通过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中央在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三、确认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一些同志任命的决定；四、通过全会公报。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按照常规他向全会汇报了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会议开得「不痛不痒」，毛主席不高兴，刘少奇讲话时，主席常打断刘少奇的话，说派工作组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了把火点起来，八月四日，毛主席举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有几段讲话，话说得很坦率、很直接：「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对刘少奇下手。
十一中全会，是因为形势的变化临时决定召开的。林总当时在大连休养，原定不出席中央全会，并向中央请了假。全会进行了几天之后，毛主席突然决定要林总回京参加会议，林总是几经催促才回京的。
当时，林总毛家湾的住房正在维修，林总回京之后立即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他是上午回到北京的，按时间计算毛主席才睡觉不久。
于是，他想先休息后才去见毛主席。不料，毛主席还没有睡觉，在专门等候林总回来，他们很快会面了。
后来林总见到我们时说，毛主席见到林总时，向他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群众起来了，这是出乎预料之外的。出了这样大的问题，你现在是非回来开会不可了！」
林总说：「主席在家坐镇就好，一切都好办。对当前出现的问题，令人担忧；但在主席领导下，是完全可以对付的。我所担忧的是，主席的身体要紧。现在主席是进入了『战时』指挥所，希望主席睡好觉，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
在全会中间，林总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向出席会议的军队代表讲过一次选拔干部的标准问题。我参加了听讲。
林总说：「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干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佬。所谓人缘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们不要选这种干部。我们要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好干部。这是方向性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按照这样作是一种面貌，否则就是另一种面貌。」「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两种政策，两种路线。一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一种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观点，谨小慎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萎靡不振的军队。对犯错误的干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争取的要争取，不可救药的罢官。」「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该升级的要升级，该罢官的要罢。我们军队干部如果再出现反对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耻辱。」
陶铸在小组会上，对林总的讲话，同样发挥得很精彩。他说：林总的讲话是有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怎样保护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接着说，搞文化大革命，有三条是绝对不可少的。这就是：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党委领导和广大干部上第一线；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不是陶铸所讲的那样，都在所有老干部预料之外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党委垮台了，「造反派」夺了权。
十一中全会的特点
十一中全会，可能与以前的全会都不同。中央文革后来解释，十一中全会是「造反」会议，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
全会的特点之一：毛主席号召造反。对全会震动的最大的是，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党内生活出现的新事物。从大字报的内容看，完全可以看出是针对刘少奇的，但为什么要「炮打」就不理解了。当时，会内会外，都认为要打倒刘少奇了。会议中间的一个晚上，总理把参加会议的不少军队的同志叫去，给我们吹风，我是跟杨成武一起去的。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总理把主席的大字报念了一遍，直截了当地说：刘少奇不成了，辜负了主席；林彪同志几十年来一直是拥护主席的，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接着，总理又说：可能大家没听清（总理念毛主席的大字报），我再念一遍，不过今天的会议内容不要外传，听安排，今后要把会开好。说完总理又念了一遍主席的大字报。开会前，大家都在那兴高采烈、东拉西扯地乱谈一气，散了会大家的话就少多了，不过也没有什么紧张的，各自上车回家了。
毛主席除了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外，在两个月以前还批准发表了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八月一日写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从上述一系列活动表明：毛主席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明朗化了，要拉解放军来为他保驾护航。过去的运动主要是依靠党委领导，依靠老干部，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即使有些偏差运动后期也能纠正过来，关键就是有各级有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依靠力量变了，依靠的是中央文革，依靠了少数造反派为骨干，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遭到最严重的损失和最终的失败。
全会的特点之二：「革命师生」参政。过去，有过领导干部列席中央全会，一般干部列席全会的听都没有听说过，这次是别开生面，有「革命师生」（包括聂元梓）列席会议。
全会特点之三：刘少奇泰然自若。刘少奇是比较成熟的政治家，在十一中全会上表现出老练、沉着的风度。
刘少奇我并不熟悉。一九四〇年二月间，在河南洛阳才第一次同他谈话。当时，刘少奇（化名胡服）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秘密住在洛阳。我由延安带中央财经工作团到山东，路过洛阳。我临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同我谈过两次中原的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要我路过洛阳时，一定要向刘少奇转达清楚，因为有些话，电报上还不好说，同时也难于说透彻。我到达洛阳时把毛主席的话向刘少奇详细转达了。刘听后说：「你的话转达得很清楚，对中原今后的斗争是一个根本问题。」由于工作的关系，以后同刘少奇就没有直接接触了。
十一中全会斗争的对象是刘少奇，我总以为他会很紧张。但他竟同平常一样的！刘少奇是一个不善言谈，更不说笑话的人，也不多说话。以我看到的他在全会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胸怀宽广，若无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计较。三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他总是平心静气说，在工作上有错误和有过不同意见，同反对毛主席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全会开幕和闭幕进场，他也是坚持原则的，开幕时，刘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后面；闭幕时，他走在康生的后面。
当时，我对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和斗争了解不多，我认为刘少奇有错误，但决不是反革命。毛主席打倒刘少奇，是他一生中政治上、组织上最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给国家造成了灾难，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本人的形象。毛泽东去世后，给刘少奇平反是完全正确的，但措施又不适当。这样，给刘少奇的平反，在宣传上又打击了毛主席。
全会的特点之四：王光美的活跃。王光美当时是刘少奇的秘书，她在全会上露面的时候特别多。她的一切做法，似乎都向大家表示什么。
我是一九四六年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时认识王光美的。一九五五年，我到北京之后，看到她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她的打扮变了，穿的很朴素。在全会期间，王光美对人的态度很谦虚，见到任何人都是客客气气的。这使我想到她介绍桃园四清运动经验的报告，我去听过。她不肯在台上讲话，一定要到台下同听众在一起。一次在人大会堂河北厅讲话时，她无论如何不肯坐在台上去，一定要到台下才讲。
我认为在文革中王光美如果有错误，批评她是可以的，运动来了一些过火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把王光美打成反革命则是完全错误的。
全会的特点之五：会议期间，出席十一中全会的人员，到清华看大字报，参观文化大革命，自由参加，我也参加了。
全会的特点之六：刘少奇下台，林彪成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据叶帅在京西宾馆讲过：在十一中全会的后期，即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之前，中央常委开过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对中央的决策和党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参加常委会的，除常委：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外，还吸收了陈伯达、康生、陶铸、叶剑英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实际上是批判刘少奇。在叶帅那里闲谈的有好几人。其实叶帅并非闲谈，而是在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叶帅还说：十一中全会的最后阶段突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根据毛主席的提名，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是新当选，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位置明显拉后了，林总引人注目地排到了被看作为接班人位置的第二位。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历史的教训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往事历历在目，党在这段历史上有深刻的教训。毛主席去世后，后来的中央领导人把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看为是他的「最大罪行」，并做为反毛主席的主要根据。事实上，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与刘邓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而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刘邓的文化大革命在前，毛主席就不一定会有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当然，主席打倒刘少奇，是下了决心的。
说来也是，毛主席不反对刘邓的搞法，刘邓的文化大革命就会继续下去的，其后果也是不可设想的，这种搞法也是不成的。每个大学都派了工作组，都搞几十个、上百个三类学生（即反动学生），全国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如同第二次反右斗争，也是后患无穷的。当然，按照毛主席的搞法，事实证明灾难更大，因为反工作组，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抓他的辫子，而十六条就直接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群众的矛头就对着各级领导干部来了，结果全国的党政军都乱了。我所在的总后系统，院校特别多，总后党委也按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组，结果总后党委和我本人都付出了沉重地代价，我几乎被造反派打死。文革后我们的党并没有认真的反思，不少人重新上台以后，就忙着打击报复、整别人，什么教训也没接受。其实，应当说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时，反对文革的人并没有多少，包括刘邓在内；文革后痛恨文革的大有人在。他们痛恨的也只是文革使他们受冲击下了台。他们重新上台以后，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个人站在党之上，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