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7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开始就在当地各个学校教课，一直到60岁退休。一生不知究竟教过多少学生。小时候每每父亲带我出去的时候，总难免不知何地会突然冒出一个他的学生，然后就像故人重逢一样聊上半天。他的学生有的最后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不过大部份都还是留在了本地。无论走到县里的哪一个村里，都会碰到他的学生。前几日给家打电话时，90岁的老母亲还提到了街对面60多岁的店铺老板尽然也曾经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教学颇有特色。虽从未骂过一个孩子，也没有碰过学生们一个手指头。但他的学生鲜有调皮捣蛋的。而且学生们还格外的听话。以至于后来也当了老师的二哥也常常向父亲请教。七十年代初，为求清静，父亲曾经要求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教书。那时村里很穷。父亲每次回家都免不了给母亲提起那些可怜的孩子，张三的衣服露着屁股，李四的鞋露着脚丫子。细心的母亲便总是让他带走一些我们兄弟姐妹不穿的衣服和鞋子。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待人诚实，很少见他生气。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一次与人争吵是为了二哥上学。而且吵架的那个人还是村里没人敢惹的大队书记。当年二哥在初中毕业考试中全校第一名，却得不到村里领导的推荐和批准，所以无法上全公社（就是现在的乡）唯一的一所国立高中。父亲不服气，就去和他们论理。结果可想而知。那时我还小，很是害怕。因为从未看见父亲如此面红耳赤，青筋暴怒的样子。他是觉得世上太不公道。可在文革期间哪有公平可言呢？
印象中的父亲喜静不喜动。他略喜小酌。小时候他总是让我拿着那个白色的小酒壶去买酒。印象之深，以至于在我工作后每次回家探望父母，都少不了带回几瓶好酒。希望能和父亲对酌畅饮。遗憾的是父亲后来有了高血压，酒也就慢慢戒了。
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烟抽的也很厉害。可自从我记事起就没见父亲抽过烟。还以为他是个不抽烟的人。所以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总会发现几个老式的烟杆。有一段时间还偷偷的拿出去和村里的坏孩子们学着抽烟。后来才知道，抽烟引起的频繁咳嗽让他把烟戒掉了。戒烟的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越来越差的经济状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虽说是当地少有的几个在解放前就参加工作的老教师，而且每个月能拿到认人羡慕的近50元工资，可家里四个孩子都小。一家人吃饭穿衣，出里出外一切都需要从这里支出。最要命的父母结婚时分得的几间破旧房屋冬天透风，夏天漏雨，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不得不借款盖房。欠下的债务每月倒替着还，用了好几年才还清。记得小时候每月领回工资的时候，父母总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数来数去，仔细分配着每一笔款项。最后总是连我盼望的一分钱都剩不下。
父亲在外地教书的那些年月尤是艰难。每周只能回来一天。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靠母亲支撑。父亲除了省吃俭用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常常是在外上课一周六天，兜里不曾有过多于一元钱。即使如此，儿时不懂事的我每次见到父亲回家后都会去来回翻弄他的那个早已退了色的皮夹子，希望得到几分零钱，可以去买喜欢的铅笔橡皮，或是几块渴望的糖果。直到有一次翻遍了父亲所有的口袋和钱包，只发现了五分钱的一个硬币时，才忽然觉得父亲原来是如此的“贫穷”，从此以后，再不忍心去碰他的钱包。
动乱的文革十年，凡是老实本分的人家，日子都不怎么好过。我们家里虽没有冻伤饿坏过，可也难说每次都能吃饱喝足。尤其是我们这些整天在外面贪玩的小男孩们。每顿饭总感觉是吃了半饱就没有了。我小时候晚上一饿就睡不着。虽然母亲总是在最后一个吃饭，剩下多少就吃多少，可还是不理解为什么饭总是做的那么少。有一年地里的庄稼欠收，生产队打回的粮食交了公粮以后，分给每家的粮食实在是少的可怜。无论如何节省，还没到年底，家里的粮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眼看一家人就要断顿。愁的父母没有办法，只好向他曾经的一个学生写信，想着山区人少地多，交通又不方便。兴许有多余的粮食没卖出去。父亲知道山里人家其实更穷。信里特意把回信的信封和邮票都附上。没想到没过多久，他那个十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就赶着驴车亲自送来了两大袋小米。一进门就喊着老师和师娘，亲热的像是一家人一样。记得那是个寒冷的冬天，谢天谢地！我们一家人终于没有挨饿。
每每提起这些往事，父亲总是格外感谢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变化。而母亲则总是要让我们谢谢老天爷。因为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年代里，不知有多少饿死冻死的人家。还有无数被政治运动活活整死的冤魂。能幸存下来已是大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