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往武汉市中院跑，信坊接待室的陈友松、张捷峰、章莹以及以后调来的白帆法官接待我最多。我知道他们也莫可奈何，接待我是他们的工作，心里虽然瞧不起我表述不到位，嘴上还不能说，一本正经的做笔录。我也有些着急，近四十万字的卷宗资料，被我压缩到2000多字，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减少，但别人看一遍起码20分钟。其他法官接待时基本上没有人会看完。和接待人员的争辩我没有输给他们，但没有绝对的优势赢他们。如果每天仅仅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重复，那么我就彻底的失败了。
我转头向法官学习，这种学习是有目的的。比如，我多向法官提问题，法官也得回答我的问题。虽然忽悠我，但我有时间回家思考，第二天接着去问。有一次，按照我们的惯性思维，法院高高在上，所有给我们的东西应该是“下达”，章法官听到我说错了，噗嗤一笑，纠正道“送达”。我知道我错了，错了就学习呗。平时去也懒得和他们口舌之争，
原一审法官判决后，把诉讼费从60元增加到1287，我父亲必须在五日内上诉并交1287元，而且原来一审从60增加到1287元的1227元也必须补起来，这样才能上诉。我向中院提出举报，中院说结案了，你应该走正常程序。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属于完全属于犯法的，按理武汉市检察院或者湖北省检察院应该管。我就到武汉市检察院去举报龙心田。检察院的一位科长接待我的时候，说他们只对《判决书》上确认法官违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我把2000多字的情况简介给他看。他只把材料翻了翻就递给我。
他说：我想对你说一句真话，你爱听不爱听？
我说：真话我当然想听。
他说：你写的资料太差了，真的！你不要不服气，今天不能理解，过几天你就会明白的。这份资料太长，我告诉你，没有人会看完的。接待的人不会认真看，真正办案子的人才会细读。所以，你给别人的资料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给接待人员看的，最好300多字，不要超过500字。另一种是给办案人员看的。后一种要准备好相应的证据资料，不要临时找。
我当时对他的说法将信将疑，又没有办法反驳。人家说的确实对，我也不喜欢看别人写的长篇大论的东西。
晚上闲来无事，想起来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官网写东西。最高院官网的要求是不能超过1000字，这1000字还包括标点符号和空格。我复制粘贴的内容远远超过1000字，所以就得不停的删减。删一些发一次，发不出去就再删减一些发一次。不知道删了多久，突然一下子发出去了，发出去的东西连底子都看不到，而我自己都不知道具体删除了什么。
我赶紧凭记忆还原我发出去的东西。那怎么可能还原呢？我想想，反正也删了很多，再大刀阔斧的删一些，结果发现果然可以缩减到300多字。我赶紧整理以后打印出来。
第二天再到中院去，接待的法官刮目相看。现在我要找到法院的死穴了。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探针去试，这个探针就是法院的法官怕什么。
首先做简单的事，就是要求送达原二审《判决书》。中院的原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田双娥接待了我。田太婆听完我的介绍后，马上忽悠我：肯定送达了，我们逻辑推理，这么多年了，你们为什么不问？所以我们逻辑推理判决书送达给你们了。
我说：一审审了七年，二审审多少年我们哪里知道？我们这种平头百姓，不熟悉法律，你们这种玩法律的不清楚问我们？你不是说送达了吗？送达的传票在哪里？
田委员不理我了，想接待下一个信访的人。我自然不同意，她就指使手下先让一位信访人坐进另外一间房，然后她溜出去接待。如果我冲过去，这就造成了我和其他人的冲突。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冲过去找她理论。这时几个法官过来让我到另外一间房他们来接待我，忽悠我。
第二天，我有个医学院的同学告诉我说：他昨天和法院一位法官的妻子一起吃饭，酒席上，她们以爆料的形式说：真好笑，法院判决书没有送达，过了几十年，人家上门要判决书了，看他们怎么办。我知道这个是他们的痛点了。
经过长时间的和法官的接触和学习，我也摸清楚了法院的规律：周二庭长接待，周五中层干部接待，每个月第一个完整的星期四院长接待。平时周四学习。
一天，一位庭长接待我，她等我坐下来后连珠炮的问：你叫什么？你是不是当事人？不是当事人你凭什么来？我回答她说：我叫冷明，我有我爸爸的委托书。她一笑，说：吓不到你。我接着说：你问了我，该我问你了！你叫什么？什么庭的？她没有办法，只有回答我说她是行政庭的。我翻出一本武汉中院在职人员的名册出来，通过查行政庭查到了行政庭的全部成员名单。庭长就两个，我问是不是第一个，她否认，问第二个名字后，她不得不承认。
唉，越来越好玩了。
下一次院长接待我一定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