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被派遣加入新疆医疗队，为期三个月。虽说女儿年幼，万般不舍，但服从上级决定，无条件可讲。
第一件事是安排好女儿的生活。做医生的先生也忙、也要值许多夜班，我们与婆婆商量请老人家赴京照顾小女，一贯识大体的婆婆一口答应届时一定帮忙。再就是向小女“摊牌”，虽说她一向懂事，但听说妈妈要走那么长时间，还是放声大哭，弄得我也是泪水涟涟。
一切安排妥当，行期将近。我们这一队由骨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放射科、内科和儿科医生组成，他们都是主任或付主任医生，只有我最年轻，是主治医生，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大家同在一个医院工作，彼此并不相识。行前准备会上，知道队长是骨科主任，宽厚温和，不失幽默，典型的外科医生。而且还有另一位女医生，心里踏实了许多。
第一次乘飞机，有些紧张也有些好奇。不仅仅我，同行的其他医生老大姐亦如此。她悄悄告诉我，行前她去咨询了在空军工作的朋友，“最危险、最容易出事就是起飞和降落……”，还说“我戴了菩萨项链，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飞越天山时，她又说“现在掉下去，不摔死也会冻死……” 哎，这些唠叨让我心烦，出于礼貌，也不好说什么。或许这第一次飞行，让我心里有了阴影，此后每次乘飞机，起飞和降落，我总是会莫名的紧张。
平安抵达乌鲁木齐,稍事休息，又飞往我们的目的地南疆喀什。之后，分别进入各科室，我们的主要仼务，除了参加常规的门诊、病房工作，还有教学任务，每周有教学查房及举办讲座。那时候不像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边远地区的信息交流相对落后。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和医疗设备，与北京的大医院不能比，因此工作中的挑战更大。此外还有语言交流障碍，好在科室里有维族医生和护士，可以充当翻译。出门诊，院里也配有翻译。
我们各自工作在自己专业的科室，各负其责。每周队里有碰头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 问题，互相出出主意，通常队长会嘱咐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几位外科医生都在各自科室开展了新手术，我们内科、儿科主要都是些常见病及急症的抢救。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的记得一个维族小婴儿的抢救。这是一个年轻妈妈的第一个孩子， 二个月的小婴儿缘于肠炎引起重度脱水,继而引发的营养不良。就诊时已经奄奄一息。我马上组织了抢救，建立静脉通道，补液纠正水电平衡，没有输液泵控制流量，就精算好了每分钟的滴数，正在救治时，小婴儿突然呼吸停止了，来不及多想，我马上口对口人工呼吸，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做了气管插管，下一步更困难，院里没有适宜的呼吸机可用，我们就组织医生靠揑皮球度过了一夜，直到自主呼吸恢复，随着各项治疗的平衡进行，几天后孩子逐渐脱离危险期，恢复健康。我们所有参加治疗的医生护士喜极而泣！其困难程度在大医院，可能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但在那一年那一刻，我们：几个年轻的医生护士，为抢救一个小婴儿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我们做到了！现在想起来，也很骄傲、自豪。
科里有一位年轻的维族女医生，会说流利的汉语，长的特別漂亮，工作特别努力，先生在边防工作，她一个人带着一岁的儿子。每次查房、讲座都特别认真记笔记，我看她的笔记，维、汉语都有，特别有意思。几个月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告诉我许多有趣的风俗和故事，我也常常去她的小家里玩，她的小儿子，有一头卷发、漂亮大眼睛，人见人爱。记得那时候她特别渴望到北京来进修学习，可是始终未能成行，可能孩子太小是原因之一吧！
那几个月的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艰辛，也由衷的敬佩在那里工作的人们。医院的院长也是内地名牌医学院六十年代初的毕业生，他打趣的和我们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同学或者成了医学权威或者是学术带头人，或者出国深造，孩子们也是出国、升学等等。而他们工作在基层第一线，默默奉献，为边疆医疗工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是值得敬佩的一批人。
第一件事是安排好女儿的生活。做医生的先生也忙、也要值许多夜班，我们与婆婆商量请老人家赴京照顾小女，一贯识大体的婆婆一口答应届时一定帮忙。再就是向小女“摊牌”，虽说她一向懂事，但听说妈妈要走那么长时间，还是放声大哭，弄得我也是泪水涟涟。
一切安排妥当，行期将近。我们这一队由骨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放射科、内科和儿科医生组成，他们都是主任或付主任医生，只有我最年轻，是主治医生，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大家同在一个医院工作，彼此并不相识。行前准备会上，知道队长是骨科主任，宽厚温和，不失幽默，典型的外科医生。而且还有另一位女医生，心里踏实了许多。
第一次乘飞机，有些紧张也有些好奇。不仅仅我，同行的其他医生老大姐亦如此。她悄悄告诉我，行前她去咨询了在空军工作的朋友，“最危险、最容易出事就是起飞和降落……”，还说“我戴了菩萨项链，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飞越天山时，她又说“现在掉下去，不摔死也会冻死……” 哎，这些唠叨让我心烦，出于礼貌，也不好说什么。或许这第一次飞行，让我心里有了阴影，此后每次乘飞机，起飞和降落，我总是会莫名的紧张。
平安抵达乌鲁木齐,稍事休息，又飞往我们的目的地南疆喀什。之后，分别进入各科室，我们的主要仼务，除了参加常规的门诊、病房工作，还有教学任务，每周有教学查房及举办讲座。那时候不像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边远地区的信息交流相对落后。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和医疗设备，与北京的大医院不能比，因此工作中的挑战更大。此外还有语言交流障碍，好在科室里有维族医生和护士，可以充当翻译。出门诊，院里也配有翻译。
我们各自工作在自己专业的科室，各负其责。每周队里有碰头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 问题，互相出出主意，通常队长会嘱咐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几位外科医生都在各自科室开展了新手术，我们内科、儿科主要都是些常见病及急症的抢救。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的记得一个维族小婴儿的抢救。这是一个年轻妈妈的第一个孩子， 二个月的小婴儿缘于肠炎引起重度脱水,继而引发的营养不良。就诊时已经奄奄一息。我马上组织了抢救，建立静脉通道，补液纠正水电平衡，没有输液泵控制流量，就精算好了每分钟的滴数，正在救治时，小婴儿突然呼吸停止了，来不及多想，我马上口对口人工呼吸，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做了气管插管，下一步更困难，院里没有适宜的呼吸机可用，我们就组织医生靠揑皮球度过了一夜，直到自主呼吸恢复，随着各项治疗的平衡进行，几天后孩子逐渐脱离危险期，恢复健康。我们所有参加治疗的医生护士喜极而泣！其困难程度在大医院，可能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但在那一年那一刻，我们：几个年轻的医生护士，为抢救一个小婴儿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我们做到了！现在想起来，也很骄傲、自豪。
科里有一位年轻的维族女医生，会说流利的汉语，长的特別漂亮，工作特别努力，先生在边防工作，她一个人带着一岁的儿子。每次查房、讲座都特别认真记笔记，我看她的笔记，维、汉语都有，特别有意思。几个月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告诉我许多有趣的风俗和故事，我也常常去她的小家里玩，她的小儿子，有一头卷发、漂亮大眼睛，人见人爱。记得那时候她特别渴望到北京来进修学习，可是始终未能成行，可能孩子太小是原因之一吧！
那几个月的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艰辛，也由衷的敬佩在那里工作的人们。医院的院长也是内地名牌医学院六十年代初的毕业生，他打趣的和我们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同学或者成了医学权威或者是学术带头人，或者出国深造，孩子们也是出国、升学等等。而他们工作在基层第一线，默默奉献，为边疆医疗工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是值得敬佩的一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