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鼓楼
2016年，诗人翟永明在《收获》杂志开设专栏：《远水无痕》。下文刊载于2016年第3期《收获》。
2016-3《收获》
川菜小记
翟永明
鼓楼北三街56号，是一个很深的公馆。据说过去是一个大军阀的宅院，分为七个院子，住着军阀的一家老小，三妻四妾。解放后，成了大杂院，里面已住上了几十来号人家。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就住在公馆最深的院子——5号院里，离街面，得走三分钟，买东西常觉不便。于是，常常有小贩挑夫，深入腹地，进得院来，推销和售卖货品。
每早七点钟左右，必然地，就有一对母子来卖牛奶。男孩肩担，母亲肘提。一根扁担正中，悬着一个大号铝制牛奶桶。母亲身穿玄蓝布衣，围一条灰白围腰；男孩也穿同色布衣，也围一条小号围腰。母亲面容灰白，男孩手背龟裂，长满冻疮。大号铝制桶沿，悬挂两个铝制牛奶提，大提一斤，小提半斤。这种提壶，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计量器。打酱油打醋，也用这样的提壶来计量。除了铝制之外，也有木制的。有些人家，是按月订牛奶，有些则现买。牛奶稀薄，没有现在常喝到的牛奶表面的奶衣。有人说：那位中年妇女往牛奶里灌了许多水，稀释牛奶，以充斤两。但口说无凭，母子均衣衫单薄，面容老实。时值冬天，男孩冻得两手肿似馒头，呵气取暖。疑心的人，也只能嘀咕两句，却也争先恐后地购买。那年月，本就没有什么营养品，牛奶算是最价廉物美的食品了。过了七点，还就没有了呢。卖牛奶的，走了；卖豆花的，来了。也挑一个担子，扁担两端，各挂一个屉桶。一面是无格木桶，里面装着有时热气腾腾，有时则温突突的豆花。豆花表面，也稀薄无衣。另一面的屉桶里，装着小碟小碟的调料。买了豆花后，这些调料就会依次淋在白生生的豆花上，青葱粒、红椒油、黄豆末、白芝麻、黑米醋，色彩分明，煞是好看。下层，则又装了些炸出来不久的油条，有时是热包子。院子里的住户，在大的贫困年代中，却也有贫有富。工人阶级，家养七八个孩子的相对赤贫。那七八个孩子坐在院子里，围坐一堆吃早饭；看一眼豆花油条，吞一下口水，再埋头喝自己的红苕稀饭。红苕稀饭，现在是养生食品，当时却是廉价早餐。六七十年代，红苕稀饭，是普通家庭的主打早餐。一大堆红苕，一小把米，十五分钟大火，四十分钟小火，就着一小碟泡豇豆，早餐吃得稀里哗啦。红苕刮油，那时的人，哪有油可刮？吃得再多，也是痨肠寡肚。近年来，通过各种养生包装，红苕升级换代，与土豆、花生、山药一并，合成健康拼盘，成为高档食品。而油条，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打入另册，不再受待见。
院子里也有有产阶级，也有家庭成员少的人，他们是豆花油条包子的主顾。“文革”还没来到，暂时还可以过一下相对富裕的“解放前”的日子。我家，在院子里算中等，偶尔也会光顾豆花油条，但大多数时候，早餐，还是红苕稀饭，或煮凉粉。
煮凉粉，在九十年代之后，也升级换代为成都小吃名品了。用料精致了许多，各大旅游点，都有其踪影。我小时候，却是充饥之食。煮凉粉与川北凉粉不同，川北凉粉是用淀粉做的；煮凉粉又叫米凉粉，顾名思义，是用米做的。后来，上山下乡，饿慌了的时节，这两样凉粉原料，我都亲自动手制作过。在城里，都无需自己动手，菜市上，有新鲜米凉粉卖。成都人几乎也人人会做煮凉粉，简单易学。开水焯过后，用芹菜末、豆豉、豆瓣酱、白糖、盐、蒜泥、花椒面合拌，味道好极了！
有那么两三年，我起床后，就走进家门外那间青砖隔出来的一小块违章建筑（那时还没有这个词），这是我家厨房。我掀开一小块石片，捅燃蜂窝煤炉，就烧水焯凉粉。然后拌上各种调料，与我哥一人一大碗，每晨登盘。吃完，就背上书包上学去。煮凉粉其实并没有太多营养，但对胃，极具欺骗性，吃了还想吃。小升初那几年，成了我和我哥早餐的主打主食。川北凉粉与煮凉粉，一直并列我的两大最爱。
文殊院
文武路是一条大路，两侧外挂着数十条小巷，二十六中在文武路上，成都公安局对面。中学同学，多数是按就近入学的规定入校的，他们都分住在文武路的四周。我就是在这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二十六中背后，是成都远近闻名的文殊院。文殊院建于南朝，毁于明代。康熙年间重建，改名文殊院。历任方丈都曾在这里开坛传戒，寺里有佛学院。后来，被国务院确定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文殊院定为重点寺院那几年，香火鼎盛至需要人工降温的程度。大年三十，吃过团年饭，就有人前去文殊院排队，要抢头炷香。头炷香的价格每年递增，仍供不应求。有一年春节，烧香腾起的黑烟，噼噼啪啪，直冲天空，半个城都能看见，让人想到“大漠孤烟直”或“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进寺庙，真如进到火灾现场，满眼浓烟，烟熏火燎，不但菩萨罗汉看不到，烧香的人影，也看不到。插香时，也只能眯着眼，靠感觉插下去，一不小心，插到前面人的头发上，也是有的。门外，消防车终日停在街边，与街面上乞讨的人群，与冲天一炬的青烟，构成文殊院“吉祥三宝”。话说在七十年代初，那里，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原因嘛，你懂的。
我想要说的重点，是文殊院对面，拐角处，有一家“洞子口张凉粉”。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川北凉粉、甜水面和鸡丝凉面的。这三位，成了我中学时代隔三差五就会照面的老相识，直到现在，还时常惦念。
“洞子口”是一个地名，在北郊之外。据说，张凉粉的美名，就是在洞子口起集时，摆摊练成的。与成都各大名小吃一样，张凉粉的诀窍，也在于调料的配制上与众不同。他们用一种甜酱油。普通酱油加上冰糖，还加别的香料，茴香、八角；武火冲开，文火烹熬，熬制出来的。甜水面，也因这甜酱油，而别有一番味道。当然，与其他名小吃一样，现在工业化产出的酱油，再也没有过去的口感了。
凉粉
甜水面
鸡丝凉面
中学时，我常嫌学校伙食简陋难吃，就把家里给的两角午饭钱，攒起来，光买白饭。然后，与两位同学，走到文殊院。在“洞子口张凉粉”店里，要一碗川北凉粉。鸡丝凉面、甜水面、黄凉粉备后，轮番上阵，下饭。甜水面号称“三根面一碗”，是成都很特殊的小吃。可惜，现在不太有人吃了。究其原因，因为工序繁复，揉面考究。现在的快餐时代，这类用料和做工都很考究的传统面食，跟不上时代潮流了。甜水面除揉面考究，用料也复杂，味道集合了麻、辣、香、甜、鲜，是因为除了甜酱油之外，还需要蒜泥、芝麻酱、花椒面、芝麻、香油等。味道也因此复杂，除了突出甜味，面条的嚼头和又辣又麻的滋味相得益彰。“张凉粉”店，主打川北凉粉，以甜水面和鸡丝凉面为辅，虽都是辣味小吃，辣味却各有不同，互相补充。因此，成为“洞子口张凉粉”店的吉祥三宝。
成都的名小吃店很多，如“龙抄手”、“钟水饺”、“陈麻婆”等等。店都不大，设务简陋。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老店，也都更新换代移址了。比如“陈麻婆”店，就开到杜甫草堂，一共三层店面，装修也都高大上了。如果有国外朋友来成都，我也会安排“游杜甫草堂+吃陈麻婆豆腐”的精品旅游战略，来招待他们。
2011年，我陪一位美国朋友逛文殊院，逛完后，出得门来，远远地看见对面“洞子口张凉粉”几个大字，迎面扑来。我大吃一惊：这小店还没关门？还没移址？还没改装得高大上？我急忙拉着我的朋友，向对面走去，边走边对她讲述了中学时的午饭经历。她觉得很有趣，立即掏出相机来，左右开弓，立此存照。
店面仿佛时光驻留，虽有些许改变，但铺面位置、大小、装修，几乎与记忆中，一模一样。周围已拆得面目全非，包括二十六中，也旧貌换新颜。但“洞子口张凉粉”，巍然不动，犹如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活化石。店内服务，也与过去一样，先点菜买票，然后，自己拿票到厨房窗口，取面点。这种社会主义服务态度，在成都,已不多见了。持这种态度的商店，早在经济大潮中，都一一淘汰了。而在这里，它却一意孤行而巍然不动。莫非，就因为它是“吉祥三宝”之一？
我们进到店里，吃了“吉祥三宝”：川北凉粉、甜水面、鸡丝凉面。前两样，吃得我唏嘘不已：这哪是记忆中的老相识呵，简直是山寨版，加冒名顶替。味道寡淡得我都替他们难过。鸡丝凉面，啧啧啧……要知道，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的大厨水平，以凉面为最。
说起鸡丝凉面，我就想起北京的凉面。那是1982年，我成年后第一次去北京，照例，要去长城香山天安门。记得在香山，爬山时，路边，突然看见一个幌子，斜刺里挑出，上书“凉面”二字。我爬山正爬得饥肠辘辘，一看大喜，马上就买了一碗。接过碗来，一看，我以为店家忘了放调料，遂伸过碗去质问；对方双眼一翻，“放过了。”我低头一看，碗里也是三宝：面条、黄瓜丝、芝麻酱。难道这芝麻酱就是调料？我满怀狐疑地吃了起来，除了芝麻酱和盐的味道，无有其它。遂想起鸡丝凉面那十几种调料，不禁对首都人民，有几分同情之心。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此同情，纯属多余。有人就喜欢吃三宝凉面，西红柿鸡蛋清水面，乐此不疲。对纯属浪费的十几种四川调料，嗤之以鼻。
煎蛋面
有一阵，我住在北京，被迫吃了一段时间西红柿鸡蛋清水面后，格外怀念成都的“华兴煎蛋面”。说来，都是西红柿煎蛋，却有朴实和豪华之分。北方的煎蛋，应称炒蛋；锅中放油甚少，符合现在健康标准。蜀中煎蛋，却一锅汪油；将鸡蛋在油中，翻滚一炸，炸至金黄才起锅，配料也是七八种，面煮好了，配料垫底，金色鸡蛋铺在面上，色香味俱全。“华兴煎蛋面”总店，就在白夜酒吧不远。酒醉人酣之后，是极好的解酒之物。“华兴煎蛋面”鼎盛时，半夜四五点都座无虚席。成都人爱吃“鬼饮食”。“鬼饮食”，顾名思义，就是在黑暗中出没的人吃的饮食。成都是一座不夜城，半夜两三点吃宵夜，是常事。最初的“鬼饮食”，都是小贩肩挑手提，走街串巷买卖的。后来，才落地生根，升成小店。人民公园附近有一家“老妈蹄花”，是标准的鬼饮食。因为，这条街，白天是绝对不让沿街摆放摊位的。但是，到了晚上，就没人管了。城管自己下班后，都会到这里来，吃一碗粑和且肥而不腻的蹄花。闻名已久，有一次，我与朋友半夜前去，车刚到街上，好几个人扑上来抢客，把我们吓一跳。因为在正店之外，有几家借势的店，也都叫什么什么蹄花，以掩人耳目，混淆真伪。我们随便进了一家也称正店的，一吃，蹄花名不虚传，果然与众不同。“老妈蹄花”后来拜艾未未之赐，拍了一个类似张艺谋为成都政府拍的宣传片；不，比张艺谋拍的更牛，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宣传片。所以，“老妈蹄花”一夜在全世界成名了。后来，这家店，也更新换代，变身成都名小吃了。
这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回到六七十年代，人都不够吃，哪有鬼的饮食？晚上正餐之后，也都没有什么餐饮了。记忆中，成都小吃店颇多。当年，从商业街提督街到春熙路一带，著名的小吃店，全伙在此。提督街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是一个商贸繁荣的地方。解放前，成都有名的“精益醋庄”、“三江鞋店”、“大可楼海式包子”,都在这条街上。三国历史人物刘、关、张的“三义庙”，最早也在这条街上。再往前，便是有名的总府街，成都最有名的小吃“赖汤元”“龙抄手”，就在这里。小时，父亲常带我去提督街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看电影，或看篮球比赛。文化宫左侧，是一家有名的小吃店，门口一只大锅，里面翻炒着三合泥。师傅带有表演性地翻炒锅里的食物，锅里主料三宝：炒面、花生仁、白芝麻，辅料就很多了，我也记不清。三合泥，用当年匮乏的猪油制作，光香气就勾人饿肠。六十年代末，动荡年月时，猪油可比猪肉贵；猪肉要肉票，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猪油，则可以每天炒菜放一勺。许多人都用猪肉票买大肥肉，熬猪油。所以，那又香又腻的三合泥，真是大受欢迎，每个周末，都有人在店门口排大队。今天，三合泥已无人问津，在传统小吃的名单中，也被淘汰了。究其原因，三合泥太油了，不符合当今人们的少油健康观念，具有“三高”杀手之嫌。只有在饥饿年代，“痨肠寡肚”时，才会告慰人们的胃口。
红糖糍粑
这家店里，很有名的小吃还有红糖糍粑。红糖糍粑，是成都过年时，让人流口水的小吃。记得小时候，每年春节来临前，全院家家户户，抬出一个小石磨，家家泡了糯米，用石磨推糯米。我和小伙伴们总是约好一起磨糯米，这样就可以边磨边聊天。有时，七八台小石磨并列在一起，七八台磨子里，流出白白的米浆，像一排排的小瀑布，煞是好看，煞是壮观。磨子出浆的一端，用布口袋扎好，磨好的米浆吊起来，沥干水分，最后晒成糯米粉。煮汤圆时拿出来搓成汤圆，包进芝麻心子就可以煮着吃；在火上煎一下便成糍粑，黄豆炒熟后磨成粉，煎好的糍粑，在黄豆粉里一滚，再蘸白糖或红糖，就成了又香又甜的红糖糍粑了。
关于红糖糍粑，还有一个段子：说农民插秧，饿了就幻想：等我发财了，我就在田两端，各放一碗糍粑。插秧插到这边，我蘸一口白糖；插到那边，再蘸一口红糖。我蘸了白糖蘸红糖，蘸了红糖蘸白糖，巴适惨了。这说的是穷人想象富人的生活，也说明红糖糍粑，当年也不是便宜的食物。当然，现在穷人富人都不吃红糖糍粑了，这也是“三高杀手”。
花椒
上高中时，我在一位同学家，吃到一碗地道的鲜花椒素面。这一吃如醍醐灌顶，让我瞬间领会了川菜的真髓（我是北方裔，家里饭菜还是比较温柔）。初入，沁人口舌；继而，口舌生香；然后，滑入心脾，一时，如通体透亮，竟有浑身酥麻之感。人们说：川菜，味在麻，不在辣，说的就是这个。从那天以后，我对花椒情有独钟。花椒的香味，实在是难以言说，在麻得双唇颤抖时，体会到的那种精神上的欣快感，只有四川人，才能理解。
花椒不但香浓，也算食材中最有文化的种类吧。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过花椒的倩影。说明中国人民于二千多至三千年前，已经开始品尝花椒了。古时，宫廷用花椒渗入涂料，以装饰墙壁，称为“椒房’，给宫女后妃居住。后来，就以椒房比喻宫女后妃。也因中国人好以形状物，花椒树果实累累，遂成为子孙繁衍之象征。风水上，可治不育。
若干年后，据说花椒被美国禁止进口，列入毒品之列（听说），我觉得，从上瘾的角度和获得的欣快感而言，花椒与毒品确实有相似之处。
爱上花椒后，我顺理成章地爱上了提督街一家小店卖的牛肉焦饼，后来，也顺理成章地爱上了顺兴老茶馆里的军屯锅盔。成都人管烧饼叫锅盔，牛肉焦饼和军屯锅盔的诀窍，都在于将大量的花椒面，揉进面团中，再用油煎得酥黄，吃起来，既香又脆。有一年，学者李陀、刘禾来白夜做活动，在我家附近的顺兴老茶馆，吃了一次军屯锅盔，吃后大呼上瘾。刘禾一口气将剩下的十四个锅盔，全买了，带回北京，放进冰箱，每天早上，拿出来当作披萨饼吃。
军屯锅盔
郫县豆瓣
2006年，我参加美国旧金山的诗歌节，转道去美国加州，看望我的老朋友林星雅，她守着自己近百岁的婆婆，哪儿都不去。她的婆婆抗日期间，在成都住过，对成都记忆犹深，听说我是成都人，她饶有兴趣地问起成都的近况。老人家尤其提到麻婆豆腐，据她说，抗战期间，她住在成都时，就住在陈麻婆豆腐店旁边，常常去光顾这家老店。她记忆力超强，陈麻婆脸上的麻子，以及麻婆豆腐的做法，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正是从她那儿，我知道了麻婆豆腐里的蒜苗，是要切碎的，而不是像我以前一样，横切成斜入式。而郫县豆瓣酱，也是要先用滚油煸炒的。
我特别喜欢麻婆豆腐，理论上，则认为麻婆豆腐三样东西不可缺：花椒、蒜苗、郫县豆瓣。关于后者，成都作家颜歌，在她的获奖小说《我们家》中，有过精彩描述：“横竖一坝子的土陶缸子，大半人高，两人合抱，里面汩汩地泡着四月里才发了毛的蚕豆和五月刚刚打碎的红海椒，以及八角、香叶那些香料和大把大把的盐巴，那辣椒味道一天变两天地，慢慢在太阳下蒸得出了花发了亮，刚刚闻着也是香，后来也无非一股酸臭。”
颜歌老家在郫县郫筒镇，是正宗郫县豆瓣原产地。所以，她知道那些细微的制作过程。“有时候太阳大，晒得缸子里砖红的豆瓣酱都翻滚起来，冒着大水泡。这个时候，爸爸就要拿根一人高一握粗的搅棍，踩着板凳一缸一缸地去搅——搅豆瓣，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
下乡那两年，我住在生产队的保管室。两间房，一间吃，一间睡，都大而不当。一个食堂用的大锅，我却只有一人的量。半瓢清水，两把柴禾；一斤米下去，得半斤锅巴。很多时候，没菜。我就用郫县豆瓣拌锅巴饭，尤其是饭刚出锅，热气腾腾，郫县豆瓣一和（音：huo,搅拌的意思），当得起韩国石锅拌饭。成都话：饱懒饿新鲜！人一饥，便使力。我下乡时，出工之外，学会很多厨房小技，推豆花、酿醪糟、点黄豆、磨米粉。只要有了郫县豆瓣，这些小食便化腐朽为神奇：味道好极了！那时，粮油匮缺，郫县豆瓣管饱！只要有它，不怕无菜下饭。
郫县豆瓣和花椒，是川菜之底色。缺了这两样，川菜是要大打折扣的。1991年，我在纽约居住时，台湾菜和广东菜，为纽约中餐馆的主要风格，川菜几乎没有。但我十分想念麻婆豆腐，只得亲自动手，采买原料自做。但这要命的三样原料，缺了两样，单有中间一样，还是北方式的“大粗老”蒜苗。郫县豆瓣和花椒，根本入不了美国海关。但是，巧妇也得为“中国胃”，做无米之炊。我去中国城，买来了早已不新鲜的辣椒面，姜葱下锅，蒜苗煸炒，我做了一道平生最难吃的“麻婆豆腐”。但那是1991年的纽约呵，来我家吃饭的一个美国人，却大赞：这是她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这让我不思悔改地，又同情起她来。从那以后，我也染上一个坏毛病：一到国外，就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做火锅，炒川菜。一回成都，便游手好闲，由小餐馆伺候。
从美国回来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国，我总是笑言：“因为美国没有花椒！”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2000年，我去德国柏林，驻留一年。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周六下午，一个德国人到机场接我。一路上，他说着一些诸如德国人周末从不上班的话（暗指我不懂事，选择周六的飞机），到了住处，把钥匙一交，厨房炉灶和热水器一交待，关上房门，就拜拜了。弄得一个从好客之乡成都来的人，丈二金刚，完全摸不着头脑。正在我一筹莫展，焦虑不安时，一位本地的中国朋友，打来电话：她不能马上来见我，只告诉我，就在我住处往前走一条街，有一家“天府饭店”，是柏林最好的川菜馆。放下电话，我行李都没打开，就出门了，因为在那三间大屋子里，我觉得快窒息了。
“天府饭店”看起来，与所有的国外中餐馆一样，不大的空间里，只坐了三桌人。老板娘是台湾人，很热情，大厨却是四川人，这让我很安心。我的隔壁，坐了两个德国老头。他们一个点了一份麻婆豆腐，另一个点了一份夫妻肺片，就着一碗米饭，各自吃着。作为成都人，我应该奇怪，作为一个在纽约住过的人，我见惯不惊。我也点了麻婆豆腐和夫妻肺片，又点了前菜蒜泥白肉。不是我浪费，而是我希望这三道川菜，能够唤起我对成都的记忆（虽然我刚离开它不过几天），也希望唤起我要在柏林住满一年的勇气。
菜端上来了，非常地道，除蒜苗不新鲜，别的无可挑剔。我一尝，就知道这是郫县豆瓣炒出来的，花椒也还新鲜。大厨来自四川自贡，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半年后，我还推荐他去香港朋友王亥开的餐馆“打平伙”，他最后去了没去，我不知道。但是，那天在地道的成都花椒的作用下，在“吉祥三宝”的安慰下，我终于兴奋起来，回到住处，一觉睡到天亮。
接下来的日子里，“天府饭店”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之地。每当我内心沮丧，忧郁不安的时候，我都会去那儿，寻找一种故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具体地体现在来自四川的花椒激起的欣快感。它，使我最终认识到：我的“中国胃”，决定了我只能住在中国。
秋天，长住伦敦，从八十年代出国，就再没回过国的诗人胡冬，从英国来到柏林。胡冬有一位英国岳父，最爱吃他做的川菜。他也以一手四川人必备的初级料理水平，扬名伦敦华人圈。胡冬是伦敦第一大闲人，到了柏林亦是。我也无聊，遂陪他四处闲逛。一天，我们路过一家中国超市“太平洋”。我一到国外，就染上一种坏毛病，见中餐馆必去用餐；见中国超市必去采买。所以，二位闲人就进去逛逛，突然看到了一大堆用最简陋包装（因而也一定最地道）的四川郫县豆瓣，胡冬兴奋地在超市跑来跑去：“郫县豆瓣，郫县豆瓣，我出国后再也没有尝到过。”我也在一旁念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见到郫县豆瓣，第一次！”最终，我们二人将货架上和仓库里的郫县豆瓣，一扫而光。胡冬觉得这是柏林之行的最大收获。
第二天，他背着二十几包牛皮纸包装的郫县豆瓣，一脸幸福，登上了回伦敦的火车。从车门往外，他对来送行的我和朋友们喊道：“够我吃好几年了。”
四川勾魂面
那一天的收获，使我又手痒起来。一周后，我操办了一次火锅宴。请了长住德国的朱金石夫妇，客居柏林的汪晖，以及艺术家徐坦。那天下午，客人到来之前，我打开郫县豆瓣纸袋，把铁锅烧红，倒入橄榄油（代替菜籽油）。德国的厨房都没有抽油烟机，当然，他们的饮食很健康。我只能把窗户打开，开始煸炒起郫县豆瓣，这是火锅的第一道工序。这时，听见窗外一片喷嚏声，犹如一部小小的交响乐，此起彼伏。我伸出头往外一看，楼下有一家小餐馆，四五桌人，围在高桌旁，吃饭喝酒呢。此时，几十个人全都抬起头来，在空中张望。看起来，郫县豆瓣的辣椒粒，遇上洁净的德国空气，仿佛一下扩张成一个个红气球，飘浮在空中，剌激着他们的呼吸道。而一辈子没闻过如此强烈辣味的德国帅哥靓女们，正喷嚏连天，口沫四溅，抬首寻找空气中的元凶。我吓得把头一缩，退了回去。此时若有一部摄像机，倒真是一个不错的超现实场景。
《川菜小记》全文刊载于2016年第3期《收获》
诗人翟永明，2010年，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