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张丽珠从英国回国途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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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三十周年。当人们回眸遥望时，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创始人张丽珠教授。
张丽珠是白族书香世家的后裔，她的父亲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助理。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张丽珠一心向学。早年，她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继而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并在英国海克内医院妇产科担任总住院医师。尽管张丽珠在海外前途无量，但她牢记父亲的教诲：要为人民社会作出贡献。一九五一年，学有所成的张丽珠毅然归国。一九五八年，创办北医三院妇产科，并连任了二十六年的科主任一职。她学识渊博，医术精湛，敬职敬业，全身心地奉献于医学、科研和教育。
一九四七年，张丽珠留美期间在纽约医院婴儿室
我从北医大毕业后，被分配在北医三院职业病科。当年，职业病科和妇产科在同一个走廊里，张教授要去妇科看病人时，必要经过我们科室，故常与她不期而遇。那时的张教授快六十岁了，却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她个子偏高，肩宽挺拔，齐耳短发，着装朴素，不拘言笑。因为不是同科室的，我们彼此之间从未说过话，只知道她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
一九八五年，我被调到北医三院科研办公室工作。科研办公室主要负责两大项目，一是科学基金的申请，二是研究生的培养，这两项都与张教授有关，从此，我才有机会真正结识了张教授。
当时，张教授已经开始筹建试管婴儿实验室了。院方将原来的电话总机室，拨给张教授做实验室。那是两个套间的房子，总面积不到一百平米，一间作为实验室，另一间作为取卵和胚胎移植。为了申请到国家卫生部的科研基金，张教授经常来我们办公室。那时还没有电脑，所有的申请全要动手填写表格，耗时耗力，但又别无选择。张教授每次来，都是为了商谈申请基金的事，她戴上老花镜，逐字逐句地核对着申请的内容，认真专注。然后，她会笑着和我们闲聊片刻。给我的印象，张教授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一九八六年，张教授的试管婴儿课题获得卫生部的科研基金。尽管有了基金，试管婴儿的创始阶段仍很艰辛，一切都要靠着勤奋不懈的团队合作。当时，试管婴儿室需要一个护士，张教授慧眼识珠选中了妇产科护士张菊。张菊是我的闺密，被选中时，她有些犹豫。就在她徘徊不定时，张教授把她请到办公室，只对她说了两个字：“奉献！”。这就是张教授的心声，平实、朴素、率真、感人，从此，张菊跟着张教授踏上了送子观音的路。
张丽珠和她的团队，右三为张丽珠，左二为张菊
张教授带领下的试管婴儿团队，真的是无怨无悔的奉献。首先，取卵和受精的时间是不分昼夜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每周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其次，那时的试管婴儿室还很简陋，全部器皿都是靠双手反复刷洗，再用烤制的蒸馏水冲洗几十遍；试剂和培养液要自行配置。如此这般，持之以恒，契而不舍，直到一九八八年，中国首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降生。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清晨，以张教授为首的产科和儿科的医师们早已云集在手术室，开始做术前准备。我们科办的人则负责招待记者和其他相关人员，我们将所有参观的人安置在手术室上方的一间接待室里，那里有一个大圆形玻璃砖观望台，站在四周，可以直接看到手术的全过程。剖腹产由张教授亲自主刀，手术非常顺利，伴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中国试管婴儿开启了新的篇章。
一九八八年，张丽珠与中国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
我与张教授更多的接触，是有关研究生培养。我在科办主要负责院内教授培养研究生一事，包括：临床研究生的录取，各个阶段的培养计划，答辩委员会的组建，以及答辩会的安排。我所面对的群体，主要是中老年教授和青年学生。
学生们终日往我的办公室跑，办理各项事宜。但，我却总不愿意让教授们来回跑，一是他们大多都有了些年纪，二是他们日程安排非常多，所以取而代之的是我常往各科教授的办公室跑。张教授经常会有外院会诊和院校演讲，我每次去她办公室，十次有九次见不到她的身影。因上交的研究生计划有具体日期规定，我必须按时收集。但一次，张教授的新生计划却迟迟不到位，我三番五次地去找她，但都找不到，无奈，我只好给她留了张字条，但心里并没有把握。隔日刚上班，张教授竟然风风火火地赶到我的办公室，手里拿着填好的表格一再道歉，说她刚从美国开会回京，见到我的留言便连夜填写好了，希望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麻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张丽珠，一个平易近人的老教授。
张丽珠教授于二零一六年仙逝，但，她的儒雅睿智，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举手投足，却永远是留在我们心间的一株轻荷，素雅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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