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我想去和她们道个别，又怕她们屋有别人，这么早敲门也不合适。就来个不辞而别吧，有缘的话我们将来还能碰面的。
我先去北京站买好火车票，又去商场买了许多吃的。听说插队的人最需要挂面，我又买了十斤挂面，一看这些东西已经够我拿的了，就不敢再买了。
敢情这黄彩公社离榆次县城还有三十多里山路。可把我累坏了，我连背带抱地走在山坳里。一路又看不到任何人，觉得这三十多里太长了，怎么也走不到尽头。
经过一座山洞，里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后悔当初来时准备不周，要是带个手电多好啊。我只好瞎走，过了会儿，不知是习惯了四周的黑暗还是快到出口了，我能看到点儿路了。
前面出现了两个绿点，真亮——呀，狼！我把手里的东西“呱嚓”扔在了地上，伸手从军挎里抽出了菜刀，
“汪，汪汪！”狗？哪来的狗啊？我看到后面一片白花花的，“咩”，是一群羊。当我看到一个老乡头裹毛巾、手握牧羊鞭时，才知道我已经到了黄彩公社境内。
我手中的菜刀着实吓坏了这放羊户，他总算弄明白我把他的牧羊犬错当成狼后，憨厚地笑了。他告诉我，离下黄彩不远了，走过这个山坳就能看到。
出了山洞，我眼前一亮，“哗哗哗------”脚下溪水潺潺，清澈见底，水中顽石铺路，一路踏去，犹如演练梅花桩步，使人精神为之一振。抬头仰望，一线蓝天高挂崖顶，两旁山峰耸立，“呜呜呜------”绝壁之颠山鸡啼鸣，真乃山中奇景，世间仙境。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
怪不得阎老西儿那么坚决抗日呢，谁舍得把这锦绣河山拱手送人？更甭说来犯的都是蛮夷。
总算到了下黄彩，可知青点里一个人没有。甭说找牛大，连北京的插队学生都看不见。屋里又脏又乱，棉被也不叠，就团在土炕上，遍地沥沥拉拉的纸屑、柴禾杈，一片凄凉景象。可见这些知青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每天的时光。
我呆呆地坐在知青点，觉得自己这趟算白来了。怎么办，走？今儿是不可能了，我已经累得一步都不想动了。
“寇塞子，你在这儿探头探脑的干什么？这儿可没人，你是不是又想拿点儿什么啊？”
嗯，这不是北京口音吗？怎么是女的声音？我站起身，向外走去。
“俄看到有人进去啦，是个没见过的北京娃，就想看看是哪一个。”一个三十来岁的农民对一个身背红十字药箱的女知青说。
“哎，请问你是哪个村儿的，找谁啊？”那女知青看到了我。
“我从北京来看牛志刚，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总算看到个知青，高兴地问她。
“唉，这个知青点儿的男知青，没有一个在队里呆着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是公社卫生院的，到各村巡回医疗。昨儿才到这儿的，看这儿没人，就住在这儿了。”
“噢，那你今儿是不是还要住在这儿啊？这么晚了，我没------”
“没关系，这儿有三间屋呢。你就在这儿住吧，正好等他们回来。走，咱们进屋说吧。”我们向屋里走去，那农民看看我，也跟在后边，站在了门口。
“寇塞子，走吧，你在这儿干嘛？”她看那农民站在门口，贼眉鼠眼地往里看，就轰他走。
“好吃不过肉，受兴不过透。俄走，俄不看啦。”寇塞子笑得很诡异。
那女知青突然抄起门后的扁担，作势要打寇塞子，说：“你这下流的东西，快滚，要不我打你啦！”
“俄走，俄走。嘿嘿，嘿嘿。”寇塞子笑着跑了。
“他说什么？”我问女知青。
“他这张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来。甭理他。对了，你叫什么呀？”她没回答我的问题反问我道。
“我叫沈猛，你呢？”
“我叫李萍。你先坐会儿，我去烧点儿水。”
她走到柴灶前把灶锅洗了一下，倒进了水，又抱来柴禾，点燃后等火着起来又加了一点柴禾，掸掸手回到屋里。动作是那么熟练麻利，真像个农妇。她长得虽不漂亮，可很有个性。高鼻梁高颧骨，线条分明，眼不大却很有神，看来是个好强精明的女人。
“水就要开了，你还没吃饭吧，先喝点儿水，我马上就做饭。”说着她摸摸自己的兜，又去翻药箱。
“你找什么？”
“我那两毛钱哪儿去啦？我得给他们留下钱，才能动他们的粮食------药箱里也没有。”她皱着眉头说。
“不用，我这里有许多北京带来的吃的，还有挂面呢。”我打开提包，将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嚯，这么多好吃的，你怎么背来的？”她笑着说。
“你先尝尝这点心，很久没吃北京的东西了吧？”我打开一包点心，放到她面前。
“可不是吗？我都有一年没回家了。你不是老三届的吧？”她吃着点心问我。
“嗯，不是。我是七零届的。”我不想对她撒谎。
“那你怎么不上学，跑这么远来看牛志刚？他是你什么人啊？”她有些奇怪地问。
“现在这学有什么上头儿。我和牛志刚从小在一块玩儿，在北京没事做，想出来看看，就跑这儿来了。”我只能真话假话一齐说了。
“我知道了，你是个小玩主。我不认识牛志刚，从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儿。早就听说他是个玩主，插队以后到处去玩儿，根本就没在队里呆着过。那你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啊？”
“我不是玩主，不知道。”我含糊其辞地说。
“我有时还真羡慕他们，心想当个玩主也不错。一年四季到全国各地游山玩儿水的，真自在。我都想当玩主，就是没人介绍。”
她这番话说得我哭笑不得，心说：当这个还用介绍？当上了你就得后悔。尽看见贼吃了，没看见过贼挨打呢！
“噢，水开了。没有茶，就凑合着喝点儿白水吧。”她站起拿了个大碗，向柴灶走去。
“寇塞子，原来你没走呀？你别老把别人都看得和你一样，要听你就进来听。怪不得喜桃儿见着你就跑呢，小日本儿的种儿，能好得了吗？”她在院子里嚷着。
我走过去一看，寇塞子正往门外走，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冲李萍笑。
寇塞子是他娘被一个日本人强奸后怀上的他，那时他娘还是大姑娘。生下他后，他娘把他扔在了后山上，他那哭声敲碎了做娘的心，便又把他抱了回来。他娘含着泪、忍着羞，把他养到十岁时就病死了。他叫什么谁也不知道，打小村里的人都叫他寇塞子，意思是日寇硬塞出来的孩子。
寇塞子从小在白眼中长大，连乞讨都没人愿意给他，便靠偷偷摸摸混饭吃。他的偷是明偷，谁家只要一不留神，就被他抓上个饽饽跑了，长此以往，他成了个好吃懒做的惰汉。三十来岁的人，整天游手好闲，宁可从猪食槽子里扒拉两口，也不愿下地劳动。他这一生就信奉一句话“好吃不过扁食，受兴不过躺着”。二十来岁后不知在哪看见那男女之事了，又加了一句“好吃不过肉，受兴不过透”。
村里有个姑娘叫喜桃儿，人如其名，长得柳眉凤眼，杏脸桃腮，看见她你就不会去欣赏什么杏花桃花了。她家不是本乡的，她爹娘为了成婚，从介休私奔到了榆次。她不但人长得好，心地还特别善良。只是她娘死得早，五岁时就跟着她爹相依为命了。她八九岁时把家务活全包揽过来，家里的里里外外比村里哪家都要干净利索，自己每天忙活得俨然一个家庭主妇。十七岁那年，春节前她爹说回介休看她奶奶去，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没赶得回来。那雪下得出不了屋，喜桃儿扒窗户一看，山里山外白得像张窗户纸儿。想把自己剪的剪纸贴窗户上，便扒在那，哈着玻璃上的冻霜。忽然看见猪圈里有个白堆在动，她揉揉眼再看，那白堆一抖拉，露出个人，是寇塞子。这大过节的，他还扒拉猪食吃，这天气还不冻死他？善良的姑娘想起锅灶里有半碗吃剩的扁食，她犹豫了一下，想想这寇塞子虽说是日本人的种，可那也是他没人性的狗爹造的孽，他也怪可怜的。平时给他个饽饽、饼子，这大过年的，让他也吃点扁食吧。
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推开屋门，端着扁食，走到猪圈对寇塞子说：“塞子，过年了，给你这扁食吃，吃完把碗放这里就走吧。”她把碗放下，就回到屋里。
门突然开了，只见寇塞子走进来，他伸过碗说：“给俄口水喝吧。”
喜桃儿吓了一跳，心想爹不在家，他怎么能进来。就说：“你到外边等着，俄给你水。”
“喜桃妹子，俄知道你爹出去了，这大雪天的，他回不来，就让俄暖和暖和吧。”说着他还蹲了下来。
喜桃儿后悔刚才没插门。又想，他也不会怎样，就让他暖下身子吧，便倒了碗水递给了他。寇塞子慢慢喝完了水，还是没走，两眼直盯着她，喜桃儿慌了神，说：“你走吧，俄一个大闺女，不好让你在这里，快走！”
谁知寇塞子一下子掏出他那家伙儿，直挺挺地冲她走来：“妹子，这方圆百十里也没你这么俊俏的女儿，让哥透透吧，就是死了俄也受兴了。”
喜桃儿羞得转过身去，喊道：“你这坏种，快滚！”
寇塞子从后边一把抱住她，那吓人的家伙硬硬地杵着她的屁股。她使劲挣脱着，想把寇塞子的脏爪子挣开，无奈那俩爪子如同铁钳般箍住了她。正当她感到无助时，只见寇塞子浑身一颤，“嗷”地一声，像只刚交配完的公兔子似的，躺在了地上，闭着眼哼哼着：“俄受兴了，俄可受兴了。”
喜桃儿一摸，自己棉裤上黏糊糊的一大片，气得她跺着脚，哭骂道：“塞子，你就是畜牲！你快滚！”
寇塞子从地上爬起来，煽着自己嘴巴说：“就这么一个好人，还让俄给糟蹋了，俄该死，俄该死。”
喜桃儿的爹回来后听了这事，提着镢头把子就去找寇塞子。喜桃儿死活拉住了她爹说：“也没怎么着，别打他，他也怪可怜的。”
可打那儿后，只要一看见寇塞子，她离得老远就开始跑。
说完这事，李萍苦笑着说：“毛主席说，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说很有必要。我们在这里的所闻所见，都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我真不理解有什么必要的，有什么可以大有作为？也许是我的阶级觉悟不高吧，总之，放着文明先进的城市不让我们去建设，却到这愚昧落后的山村来受教育，还不如干脆退化到原始社会去得了。刀耕火种，群居在荒山野林里算了。”
听了她这话，我哈哈大笑起来，她也不由得笑了。
“我就愿意听这些农村的事儿，要是可以的话，我还真愿意跟你换一下儿，我也接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好办，你好好睡一觉，明儿跟着我到各个村儿转转去，我让你看看咱贫下中农的本色。”
我们煮了挂面，吃完后又聊了会儿天，她到另一个屋去睡了。
第二天，她带我去给老乡看病，我才了解到农民的穷困、疾苦。那间借用山坡掏出的、正面用土坯砌成的半山洞的房子又黑又脏，有的祖孙三代十来口挤在里边，除了一个大土炕，没有任何的家具。她在给一个娃娃看病时，那娃娃的妈妈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娃娃。小生命用尽力气拼命嘬着她娘干瘪的蔫咂儿，终于放弃了努力，饿得哇哇大哭起来。
在回来的路上，这幅画面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很压抑。
“怎么样，感受到再教育了吧？”她看我不说话，就逗着我。我苦笑一声，说：“旧社会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是‘朱门酒肉无，处处饥儿哭’啊。”
“行，没白来，有体会。”她的目光里流露着赞许。
“哎，喜桃儿，你做啥子去？”
我循声而去，看见了喜桃儿，土布素衫遮不住的美。那粉面桃花、不笑自媚的娇态，婀娜如柳、高挑挺拔的身姿，真可谓仙女下凡。可惜她生在了这穷山沟里，要是如今的星探们逮着她，敢夜里就拨张艺谋的电话。
怪不得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比不上平遥、介休。
看来这“比不上”比的不是风景，而是美人，这山西的平遥、介休，还真是出美女啊。
夜里我发起了高烧，不知是让喜桃儿的美给馋的，还是昨儿一路出了不少汗，到这里后脱衣服着凉了。后半夜我就觉得难受，早上李萍来叫我时，一看我脸通红，眼睛也红。她一摸我脑袋，“呀”地叫了一声，赶快拿过温度表一试——三十九度二。幸亏她是赤脚医生，她马上给我打了一针柴胡，又用酒精给我擦身。我忘记了后背的伤，她帮我翻身趴下后，一撩我的衣服，被吓了一跳：“你的后背是谁打的呀？”
我没有回答。她趴在我脸前，又问了一遍，我真不知道是说还是不说。她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不再问了，她说这伤沾上酒精可能会有点疼，我摇摇头表示不疼，心说：“疼”字我早已经感觉不到了。
在她精心护理下我很快好了起来，但我发现，我们之间说话很拘谨，她似乎是因为不忍看我有病不管而勉强住在这儿的。我便对她说：“我好了，明天我就回北京。”
早上，她去一个老乡家看病。我想这样下去很别扭，她好像是不得已才和我说话，是因为我而在勉强她自己，弄得双方都很尴尬。我决定马上走，就写了个条：
李萍，我走了，谢谢你的照顾。那些吃的请你拿走，不然会坏的。谢谢。再见。
我没直接回北京，在太原玩儿了两天，到晋祠去看了看，觉得没什么意思，才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心里总不踏实。尤其是听说被送到了海淀分局的小凤、小路儿、濮老二都被判了十年刑后，我就更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我决定去天津躲一阵，顺便去看看外公。我先到了“六必居”，买了二斤酱牛肉、两罐八宝酱菜，又到副食商场，买了两个点心匣子，两瓶二锅头。然后到火车站，花了两块多钱买了张火车票，就这样来到了天津。
一到天津火车站，我看着眼前破旧凌乱的市面，想起了电影《六号门》里那些穷苦搬运工们的悲惨生活。可眼前的景象不亚于那时，候车室里又脏又臭，拥挤不堪。等车的人东倒西歪地躺在候车室里，有的还“呼呼”地打着鼾。没有椅子的人干脆就躺在地上，看上去反倒比椅子上的人睡得还香。大包小包堆满了地，不时还有乞丐向你伸出脏兮兮的手。
车站外广场上也是一样的情形，根本谈不上什么市容整洁。
“当啷”，我刚要过马路，被一阵铃声止住脚步。从右边驶过一辆汽车——不是汽车，是一种用铃声当做喇叭、前后脸平平的，沿着地上的铁轨行走的车。是有轨电车吧？我感到很新奇。
我问一个中年戴眼镜的男子和平区贵州路鸿达里二号怎么走，在他的指引下，我到了那里。这里干净整齐多了，马路两边是一座座土黄、朱红或灰色的小洋楼。虽然颜色暗淡了，但还算整洁。沿途的墙壁上还贴着许多标语，有的还很清晰，有的在风雨的袭击下剥落了。这里解放前是租界，有钱的人较多，文革初期，这里肯定是破四旧、抄家、殴打牛鬼蛇神最热烈的地方。也不知有多少生命在此结束，多少鲜血洒在此地。
我找到了鸿达里二号，这是一个不大的院，有个小红门，里面有座两层的小洋楼。我站在小楼门前，看着紧挨着楼门的房间，大声叫道：“请问有人吗？”
从这间屋中缓慢地走出一位老人。中等个，戴眼镜，穿着一件中式衣服，花白的头发向右分着，梳理得很整齐。衣服虽已很旧，却很干净。
老人开门后上下看了我几次，问道：“你找谁啊？”
他这儿从不来生人，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他还以为我找错了地方。
“您好，老人家，请问齐协民是住在这儿吗？”从他温文尔雅的举止上我已经猜到这就是外公了，但还是要确认一下。
“你是------”老人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是他的外孙，是齐佩如的儿子，我叫小猛。”我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告诉他。
“哦，快，快进来。”老人忙不迭地让着我。我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外公，您就是外公吧？”
“是，是啊。”老人显得有些激动：“谁想到我还能看到我的外孙呢。这屋，就是这儿。”
他把我让进了紧挨着楼门的那间屋。我进屋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这屋太小了，无从插脚。外公还站在门外，我却不知道如何让他进来。一进门，靠窗户边是一张桌子，两边各有一把椅子，里边的那把椅子与墙之间塞着一个小柜橱，面对门放着，紧挨橱柜旁，放着一张破旧的双人沙发。这沙发只有三条腿，靠外边的腿是用两块砖头摞着代替的。沙发对面仅隔一尺，是一张双人钢丝床，床头就在我站着的地方，几乎贴着我的身子。我总不能先坐呀，我便退出来，让外公先进去。
“您先进，您坐。”
我等他在里边那张椅子上坐好，将从北京给他带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说：“我给您带了点儿北京老字号的吃的，不知道您爱不爱吃？”
“好好，你坐下，坐。”外公急着让我坐下。我坐在椅子上说：“您身体还好吗？我妈可惦记您了。”
“好，还好。你妈好吗？文革初期没少受罪吧？”提到妈妈，老人眼中溢出泪花，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抹着。
“我妈挺好的，没受什么罪，您放心吧。”我安慰着外公，又拿出一百元钱，说：“这是我妈让我带给您的。”
“不用，给你妈带回去吧。我这日子还过得去，有你五姨六姨照顾我呢。”他一个劲地往回推着。
“我不能拿回去，我妈说过，一定要给您。您快收起来吧。” 我坚持着把钱塞到他手里，又问道：“那我姨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五姨一会儿就回来，她天天回家。你六姨在大港油田，每个礼拜六回来。你三姨一家被下放到郊区小舀公社小柏子大队，我给她写封信，叫她回来。”他站起身来，找着笔纸。我忙说：“您甭着急，我们现在不上课，我可以多住些日子，过两天再写吧。”
“哦，好，那我过两天再写。”外公搓搓手，又坐了下来。
“我不是还有个舅舅吗？”我注意到他没提舅舅，就问道。
“你舅舅他------来不了，嗯------来不了。”说到舅舅，他吞吞吐吐的，似乎有什么话不好说出口，我也就不再问了。
“爸！”门口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回头一看，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看着我。
“这是你五姨。这是你大姐的孩子小猛。”外公对我们俩说。
“五姨，您好！”我忙站起来，向五姨问好。
“啊，太好了。叫什么？小猛？嗯，是挺威猛的。来，让五姨好好看看。”五姨没有孩子，见到我喜欢得不得了。
她捧着我的脸左看右看，半天不放手。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她像个男的，她和我妈长得一点也不像。她和妈妈同父异母，个子不高，大方脸，皮肤微黑，但肤色很亮。稍胖，是那种很瓷实的胖。她戴着一副黑粗框眼镜，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非常有神。她的五官也像她的身材，鼻翼，嘴唇都较厚，让人感觉她很厚实。发型更像男人，两鬓剃得只剩一些毛碴，头顶上稍长的头发向后背着，根根粗黑乌亮，声音好似洪钟。
怪不得她能唱包公呢，她可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位女包公。
听妈妈讲，她唱戏前是外贸大学的学生。一次，裘盛戎到家里来玩儿，大家反串唱《铡美案》，可缺个包公，她自报奋勇要唱。外公说她捣乱，不让她唱，裘盛戎说：“你先清唱一段儿，我听听。”她一个亮相，在座的就开始惊讶了，接着一段叫嗓儿，唱出了《铡美案》中的一段。她双目炯炯有神，声音厚重高亢、浑圆有力，唱得是有板有眼，一招一式都蕴含着裘派风格。一曲未了，已经博得满座宾朋喝彩掌声。裘盛戎也喜得频频点头，连连问道：“你跟谁学的？怎么学的？天生的一个女包公！”
自此，裘派门下出了一位国内唯一的女包公。裘先生在收她为弟子时是有所顾忌的，那时大家闺秀没有做艺人的，况且她还是大学生。但五姨是不畏世俗的青年，加之外公是思想开化的文人，她毅然走入了梨园，并一举成名。说起来，也算得上是一段梨园佳话。
“走，跟五姨买菜去，今儿五姨给你显显厨艺。”五姨拉起我的手向外走去。
经过一个小楼时，五姨说：“你舅舅，也就是我哥哥，就住在这儿。文革后他和家里断绝了关系，我们一直没有来往。不过你就这么一个舅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犹豫地站住了，试探着我的反应。
“算了吧，既然他和外公断绝了关系，也就和所有的家人断绝了关系，有什么必要去看他呢！”我想起刚才外公提到他时的神情，断然说道。我最不愿和这种见利忘义的人来往。
“你还真懂事，那就不去。你妈现在怎么样，还是那么开朗健谈吗？”
“她还好，文革初挨整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好像变了一些。尤其是我哥哥姐姐都分配到外地去以后，她没有以前那么爱说爱笑了，不过总的说还行。”
五姨若有所思，没再问什么，她拉着我的手向菜市场走去。
“五姨，您给我唱段儿戏吧。我妈说您戏唱得可棒了！”我提起了她最喜爱的事，想打破这沉默。
“唱戏------文革以来我连哼都没哼过一句，我发誓不再唱戏了。”她说完，又怕我失望，便小声说：“孩子，你第一次向五姨提了这么个小要求，五姨都没答应你，不高兴了吧？你再提一个别的，我保证满足你。”
我没有再提什么，我完全理解她。在文革初期，因为当这个女包公，她不定受到过多少迫害和侮辱呢。当一个人放弃了终生的追求，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小猛，你怎么不说话了？要不五姨在心里给你唱一个，不出声儿地唱，你看着五姨的眼睛，就能听到了。”
“您不用唱了，我已经听到了。您唱的不是《铡美案》里的包公，您在扮青衣，唱的是《窦娥冤》。”为了让她知道我能理解她，没有一点儿的不高兴，我这样回答她。
五姨有些惊诧：“你太懂事儿了，可在这个社会，像你这样的年龄，又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太懂事儿可能给你带来的会是伤害。你以后要少说话，尤其是在学校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最安稳。现在是傻子时代，傻子最吃香。”
我点了点头，心说：我连随波逐流的权利都没有了，从文革开始，我就是那波流的冲击对象，是被那洪流巨浪打到岸边泥坑里的一小滴脏水珠，永远也回不到波流中去了。
您放心吧，我不会再去学校了。更不会傻到因为说几句话给自己带来不幸，我有我的事要做。
晚饭时，外公高兴地喝着二锅头，说：“看见你我就想起你爸爸。当初你爸爸官拜中将时刚刚三十九岁，高大威猛、英俊儒雅。老蒋还没宣布抗战时，他是一零六师师长，那时他就带领自己的部队和小日本儿干上了。第一仗，他独自率领一师之众在‘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前的界岭口与日寇浴血奋战，后来又和张自忠部参加了喜峰口之战。张自忠可是你爸爸的生死之交，是桃园结义、金兰之好的兄弟。这一仗，歼灭了日寇五千多人，缴获辎重不计其数。这一仗长了中国军队的志气，灭了骄横一时的倭寇的威风，让小日本儿从此不敢小觑中国军队。后来日本人一提起抗战时期的‘两克’——共产党肖克、国民党沈克，无不胆战心惊。”
我喜欢听他讲爸爸的事，这让我的内心感到光彩——原来我爸爸是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外公喝了一口，又接着说：“我敬佩你爸爸的为人，他深明大义，刚直不阿。虽然他在红军初到陕北时也和共产党打过仗，但那是内战。两兵相交，各为其主。军令如山，他必须服从军令。当外敌来犯时，你爸爸是把民族生存、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老蒋没下令抗日之前，‘九·一八’事变时他曾作过这样一首词：
满江红 愤日寇占我东北
眺望河山，登高处，鹅毛扑面。炮声隆，硝烟滚滚，肝肠寸断。欲率三军赴国殇，怎奈何君命为难。情难却，纵单枪匹马，赴边关。辕门开，刀出鞘，旌旗猎，马备鞍。凯旋日，神州万众齐欢。病夫岂是民国貌，小小东瀛休狂言。阴霾过，白日重朗朗，见青天。
这首词道出了爸爸的心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通令停止内战，全面抗战。一九三五年，你爸爸就因在长城抗战中功勋卓著，获得国民政府的最高荣誉——由蒋介石亲自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你要知道在大陆获此殊荣的总共只有一百九十二人啊。
三七年初，你妈非要去法国留学，那时咱家还住在皇家花园儿。一天，张自忠带来了一个年轻的将军来做客，那就是你的爸爸沈克。我闻其名已敬，见其人更慕。我从张自忠口中得知，他已丧妻，还未续弦，硬是没让你妈去法国留学，做主把她嫁给了你爸爸。我们有约在先，除非你妈妈死了，否则不许再娶。自古英雄爱美人，你爸爸当即对我保证，终身不会再娶。为了表示诚意，他拿出四十万现大洋给我。婚后几天，你爸爸就奉命去了抗日前线。1937 年9 月后，他转战在豫中、豫西地区。同年9月17日，任国民党34集团军71军副军长。10月初他即挂帅出征，任马法五40军副军长，率领部队参加了中条山战役及太行山反扫荡。1944年初，任苏、豫、皖边区中将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说到这儿，外公一口将杯中的酒喝干，又拿起了酒瓶。五姨一把将酒瓶抢过去，说：“爸您慢点儿喝，这么长时间不喝酒了，少喝点儿。”
“没关系，今天外孙来了，我高兴。快，给爸斟上。”外公指着杯子对五姨说，看着酒倒进了杯子，他又接着说了下去：“你爸妈结婚时轰动了整个北平。他为你妈能在北平安心住下来，用两万现大洋买了铜铁厂那带大花园的宅子。当天前来庆贺的人潮不断，车水马龙，把整条街都堵严了。有民国的军政要员，有北京名人士绅，连共产党的人也来了。有的人解放后还是高级干部，像薄一波、岑伯春、南汉宸等共产党人，都是作为你爸妈的证婚人出席的。还请了戏班子，都是当时京城里的名角儿，像杨小楼，梅兰芳，程艳秋，裘盛荣等等------光戏就唱了三天。喜欢戏的那几天可过足了戏瘾。你爸手下有个姓甫的副官，尽顾了看戏，把一封电报放在兜儿里给忘了，第二天才想起来，差点儿被撤了职。”
“甫大爷我知道，文革初期被打死了。”我想，外公说的这个姓甫的副官肯定是甫大爷，就把他被红卫兵打死的经过给外公讲了一遍。外公听后唏嘘不已：“那你妈能活着，真是万幸了，是上天保佑咱家。虽说都没逃过挨整，可总算都活着，比起那些死去的人，我们就谢天谢地吧。”
外公说完再也不言语了，喝起了闷酒。五姨一看，赶快把酒藏起来，说：“太晚了，您得休息了。”
我非常想多听外公讲一些爸妈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妈妈从来没给我讲过这些事。可一看外公心情不好，怕他这岁数太激动了有个好歹，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外公和五姨都不在。我赶快起来刷牙洗脸，刚洗漱完，就见外公颤颤巍巍地迈着小碎步回来了。他手里端着小锅，盖反扣着，上面放着俩耳朵眼炸糕和一个大麻花。外公看我已经起了床，说：“赶快趁热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好嘞！”我拿起一个炸糕，边吃边说：“外公，明儿您不用这么早去买早点，多睡会儿，等我起来去买就行了。”
“你没来的时侯我也是每天早早起来，岁数大了，睡不了几个钟头。”外公说着拿了两个碗，从小锅里倒了豆浆，端起碗喝了起来。
“您怎么不吃炸糕啊？我吃一个就够了。”我对外公说。
“我哪里吃得了这些，早上喝点豆浆就行了。老啦，吃不动喽。”
“您不老，至少活到一百岁。”我笑着说。
“唉，活着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活受罪。文革前我还能给文史馆写点东西，现在甭说不让写，就是让我写，我也不敢写啦。秦始皇焚书坑儒，历史还有记载，可照这样下去，只怕以后的人们连焚书坑儒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外公唉声叹气地叨咕着。
“外公，天津有什么好玩儿的地儿吗，咱们去玩儿会儿好吗？”我岔开了话题。
“这年头儿能有什么好玩儿的，要不你去水上公园看看，我就不去了。”
“走吧，您老在家窝着，对身体没好处。”我说着就去扶外公。
“我走路不大方便，倒拖累了你，还是你自己去吧。”外公执意不去，我只好一个人走了出来。刚要出院门，听到外公喊：“早点儿回来吃晚饭，今天是礼拜六，你六姨回来。”
“知道啦！”我大声回答着，出了院门，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今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在北京七八月份你得尽量找阴凉地行走，不然会被晒暴皮。天津因为临海，空气比较湿润，还总有点小风儿，使人不觉得那么酷热。我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水上公园。
碧波荡漾的湖水片片相连，湖边绿柳成荫，花团锦簇。亭阁纤巧玲珑，红鲜绿碧。几叶扁舟在宁静的水面上悠哉悠闲。这美景使人心旷神怡，我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心中的一切烦恼、郁闷、担忧、惊颤在此刻烟消云散。我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起来：
“划浆点破了湖心，点破了湖心的平静，小船儿缓缓向前行。湖两岸的杨柳，柳叶儿青青，好像欢迎着我俩的来临。我俩偎伴着唱歌，我俩委婉地吹琴。唱一支愉快的歌声，吹一曲爱恋的甜音。甜蜜的歌声，甜蜜的琴声，甜蜜的我们。
看，西边升的晚霞红糾纠，红纠纠，袅袅的炊烟穿过了树林。听，寺院里传来了钟声，晚风中夹杂着牧童的笛音。好一派仙境，好一副诗情。愿我俩的爱情，像湖水一样的清莹。愿我俩的爱情，像湖水一样的平静。
我俩是湖中的神仙，我俩永在湖上留恋，留恋，留恋诗情，化为仙境------”
我想起了柳云。如果她现在能在这儿就好了，可如今我们天各一方。我回想起我俩最美好的时刻，不过就是在师范大学果园的桃树下卿卿我我、相互安慰，在月色下吐露心声，在风雪中倚偎取暖。我们何曾在碧水绿荫中有过一次游玩？哪怕是在白昼中说句话、拉拉手？我们是在黑夜中相识的，又在黑夜中分了手。柳云，你现在可好？莫非你真的是从我头上匆匆而过的流云？让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我而去，消失在天的尽头------
回忆不能代替现实，我不禁想：今后怎么办？做普通人的机会我已经没有了，更不要说儿时的理想。我现在是吊在悬崖绝壁上的人，下面是万丈深渊，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我踯躅不决，回学习班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打，我还扛得住，如果只是打，我甘愿承受。可那里的气氛实在令人不能忍受，与其憋着气在那里残喘，还不如干脆死掉。
我决定攀紧崖壁，慢慢往下走，兴许在途中能遇到一条通往它路的小道，会柳暗花明呢？果真那样，一定是父母积德为我修来的福份。
我像是给自己吃了定心丸，顿时有了新的希望。
回到外公家时，天已擦黑。外公怎么不开灯？我想着，往屋里走，一进屋就跟一人撞了个满怀。屋里本来就没落脚的地方，对方被撞的身子向后仰去，脚却来不及抽回，两手本能的在空中乱抓，头险些撞在橱柜角上。我一把拽住了她，只见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吓死我了，你是谁啊？”她问我。
“我是我外公的外孙，是从北京来看外公的------”我语无伦次，便反问她：“你是------”
“我爸要是你外公，那我就是你姨了，还不快叫姨！”她又意外又高兴地说。
这时，我看清楚她清秀的脸，她长得像外公，也有点像我妈妈，只不过没妈妈那么白。从她的岁数看，肯定是六姨，我便说道：“六姨好，外公上哪儿去了？”
“哎！”她大声答应着：“我也刚进门，看没人，刚想出去找，就让你给撞回来了，差一点儿吓死我，你不会是刚到吧？”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是昨天来的，外公可能去买菜了。我去找找他，怕他拿东西费劲。”说着我转身向外走去。
“你知道菜市在哪儿吗？走，我跟你去吧！”六姨说着锁上了门，我俩一起走了出去。到了菜市场也没看到外公，便回来了。一进院门，看到屋里灯亮了，原来外公已经回来了。
“爸您干嘛去啦？害得我们跑菜市场找您去了。”六姨用天津话对外公说。
“我们买菜去啦，知道今儿个你回来，姐给你做点好吃的。你回来不在家歇歇，瞎跑个嘛！呦，你俩怎么跑一道去啦？”五姨从厨房过来，也用天津话说。我爱听这味儿，觉得天津话很好玩儿。
“我在街上走着，瞅见前边有个小伙儿挺帅，就问他：‘你看我好看吗？能不能做你对相儿？’他说能，我就带他来家啦。好嘛，一进门，他说这是他外公家。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好容易看上一个，还是我外甥，这不狗咬尿泡——空喜一场嘛。得，叫我十声六姨，我算饶了你，不然的话我叫你赔偿精神损失’。好嘛，他扒我耳朵上，一气儿叫了我二十声，还一声比一声高，把我耳朵震得嗡嗡的。我忙说‘得，得，幸亏你是我外甥，你要真是我对相儿，我活不过三天，早让你给震死啦！’”
“哈哈------”六姨即兴编的这段故事再用天津话一说，逗得外公和五姨哈哈大笑。我也笑着把我俩去菜市场找外公的事前后说了一遍。外公指着六姨，笑道：“你这张嘴呀，和你大姐太像啦。什么事到你们俩嘴里一说，能把人逗死。哎，说点儿正事，你不是说这礼拜把人带回来给我看看嘛，人呢？”
“瞅您，又来啦。我都不着急，您急嘛呀？就是买衣服还得看看合不合身儿呢，您就甭操心啦。”六姨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能不急吗？你都过了二十八岁，说虚岁就是三十的人啦，再拖，就嫁不出去了。”外公又气又急地说。
“那就不嫁了，守着您过一辈子，您还省了烦呢。”六姨楼着外公的脖子，哄他。
“今儿咱不说这些了，小猛来一次不容易。咱们喝点儿酒，高高兴兴地聊点儿别的。”五姨端着菜说。
这顿饭大家吃得很高兴。五姨很会做菜，尤其是那干烧鱼，味道鲜美极了。五姨看出我爱吃那鱼，就不断往我碗里夹着。嘴里还问：“好吃吧？爱吃的话明儿五姨还给你做。”
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可犯了难，昨天是外公睡在沙发上，我和五姨睡的床。外公说他睡沙发习惯了，坚持让我睡床上，五姨也说的确是这样，我便和五姨睡在了床上。可今天怎么办？
“我睡这两张椅子上。”说着我便把两张椅子顺着放在一起。五姨想了想说：“这样儿，把椅子插在沙发和床中间，你可以把脚放在床上。不然两个椅子太短了，腿没地方放。”这个主意挺好，我们就这样凑合着睡了。
第二天，五姨、六姨带我去了劝业场，当时是天津最大最好的商业区。但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本来我就没有逛商店的嗜好，再说那时的商场也实在没什么可逛的。六姨看上了一件白地粉红点的的确良短袖衬衫，问了问价钱，七块八，就伸了伸舌头没买，都走出去十多步了，还回头看。那会儿女人的穿戴，除了在衣领和裤子开口的地方与男的有区别，颜色都是一致的，冬天蓝的，夏天白的。女人要是穿件花衣裳，那真是雀中之凤了。难怪她舍不得走，哪个正值青春的女人不爱美呢？而且碰上一回卖花衣服的可不容易，搁头两年根本甭想。
“小妹，要不我给你添两块八，你买一件吧，你穿上准好看！”五姨看出她喜欢又嫌贵，想帮她买。
六姨站住了，回头看了一下，见一个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女人刚买了一件，正美滋滋地抱着走。便说：“那好吧。”
我们又回到柜台。我看到这情形，真想掏钱给她们，但又怕她们不接受，还要问我钱是哪儿来的，犹豫了半天没敢拿。
“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衫。”六姨对售货员说。售货员看看她，问：“哪件？”
“就是刚才我看的那件红点儿的。”六姨在柜台里看了半天没找到，就比划着说。
“噢，没有了。刚才那是最后一件，让一个姑娘买走了。这年头，带点花儿的卖得快极了。”售货员说着走向另一个顾客。
“你瞧，好容易决定买了吧，还没了，咱怎么这么倒霉呀！”五姨惋惜地说。
“没了更好，还省钱了呢。”六姨不但没不高兴，反倒释然了，她轻快地向外走去，好像这样就不用愧对自己的年轻、美貌了：我不是不买，是没有了！
“小猛你会唱歌儿吗？给六姨唱一个。”走在回家的路上，六姨对我说。
“我不爱唱文化大革命的歌儿。”我说。
“我也不爱听。”六姨歪着头，冲我挤着眼。
“那我唱一个《看不见的战线》插曲吧。”我想了想说。我觉得这个歌可以在大街上唱，不然在北京这电影也就不给演了。
“什么‘看不见的战线’？我怎么没看过？”六姨问我。
“是北京刚上演的朝鲜电影，可能这里还没演呢。”
“就唱这个。”六姨高兴地说。
我没怕我这破锣嗓子增加城市噪音，因为这歌很美：
“啊，大海波涛滚滚，海鸥自由飞翔。啊，白云轻轻地飘在蔚蓝的天空。微风吹拂着我的心，向着那大海放声歌唱。年青的朋友啊，放声歌唱------”
我停下了半天，六姨才说：“这歌儿真好听。完啦？就一段儿啊？”
“还有一段儿，可词儿我给忘了。”我不好意思地说。
“唉。”六姨可惜地叹了口气。
其实这歌也未必那么好听，要搁现在，都没人去唱。可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太贫乏了。尤其是年轻人，根本找不到能在公开场合释放情感的歌曲。所以偶然听到一首这样的歌，便倍感亲切。就像六姨在劝业场看到那件素花衣裳一样，好似见到久别的亲人。
六姨以前每星期回家都是星期一早上才走，这星期为了大家能睡好觉，她星期日晚上就回去了。临走时她对我说：“多玩儿些日子，下星期见。”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星期六下午刚五点多，六姨就跑着进来了。一进门她高兴地说：“小猛，《看不见的战线》！我们油田发的票！我把我师傅的票要过来了，咱俩去。六点十五分的，现在就得走，要不该晚了。”她说着，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
“我看过了，让五姨去吧。”我说。
“我不爱看电影，还是你俩去吧。不过你们得先吃点儿东西，别饿着去。”五姨说着就要去厨房拿吃的。
“不吃了，我不饿。小猛你呢？”六姨问我。
“我也不饿，等回来再吃吧。”我们俩来到街上，快步向车站走去。
看电影时六姨是那么地专注，完全沉浸在了故事情节里。她在回来的路上还反复地哼着那首插曲。突然她停下来问我：“那电影里用的是朝鲜话唱的，你唱的那段中文词儿是谁教你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北京的人都这么唱。”我说。
“你把歌词给我说一遍。”六姨对我说。
我便将歌词说了一遍。
“嗯，还行。”六姨把歌词唱了一遍，余兴未尽地说：“咱俩编第二段儿的歌词，看谁先编出来。”
我兴奋地说：“好，预备，开始！”便在心里琢磨起来，这是我最爱干的事了。
“啊，朋友我们分别，何时才能相见。啊，欢乐已去，只有梦中怀念。蓝天白云为我们祈祷，海风把我们心儿送传。远方的情人啊，千里共婵娟------六姨，你听这样行吗？”心里想着柳云，我很快就编了出来。
“什么？你都编好啦？我这儿一句还没编成呢。再唱一遍我听听。”六姨半信半疑地催促我。
我看四周无人，便轻声地唱了一遍。
“真不错，行啊，你！好好学学，长大没准儿能当个诗人、作家。”六姨一个劲地夸我。
“上哪儿学去呀，五年级都没上完就文革了。小时候我真想长大了当个作家，我要是当了作家，肯定会把妈妈和你写得特美！只可惜，这辈子甭想喽。”我有些伤感地说。
“那也未必。世界上自学成才的人多啦，我看你成。关键是要努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六姨发自内心地鼓励我。
我愧疚地低下了头，心想：六姨，看来我只能辜负您的期望了。现在我甭说当作家，就是想坐在家里也没门啊。
“哎，小猛，你是不是恋爱过呀？不然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词儿呢？”六姨突然问我。
我不想对六姨隐瞒，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便搪塞着说：“我是喜欢过一个女孩，但不知道那叫不叫恋爱。”
“呀，还真让我给猜出来了。人不大，还挺全活，说来让六姨听听。”六姨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便一五一十地把我和柳云的事讲给了六姨。当讲到柳云失去纯真的痛苦时，六姨掉下泪来，见此情景，我停了下来。
“讲啊，你怎么不讲了，我非常想听。”六姨边擦眼泪，边催着我。
我只好又讲了下去。直到讲完，六姨再没出过声。许久，她才说：“有些事还是忘记了好，不然会伤人的。姻缘是命，人不能跟命争。”
说这话时她眼睛望向了远处，似乎是在缥缈间找寻着什么。那悲伤的神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第二天上午，三姨来了。她的装束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不敢相信这就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她内穿一件皱了巴几、磨破领子的衬衣，外套一件花条条的毛背心。花色配得很别扭，红和灰相接，粉和黑互连。条条的宽窄也没规则，有的宽十来公分，有的窄得仅有一公分。而且，一会儿是宽窄相连，一会儿又窄窄作伴。裤子没毛病，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土灰色布裤子。那鞋我简直无法形容，鞋的原装是一种树皮色、舌头两边有两片松紧布的胶底鞋。她左脚穿的那只有一边松紧布已没了，缝上了一块白布，我也是从这只鞋上才看出它的原形的。右脚那只我实在看不出那是鞋，从脚心到脚面处完全用黑布包住。那两只脚并在一起，让人啼笑皆非。我猜测三姨在下放接受改造时，绝对不会立正站好，穿那样的鞋使她的腿根本就并不到一块儿。
可我感觉到了她浓郁的文化底蕴和教养。她优美的语调、贴切的措词、娴雅的举止使我想起了妈妈。三姨的脸形、体形和五官的轮廓都很像妈妈。只是她的皮肤没妈妈那么细腻，而且有点黑。也许是在农村劳动，风吹日晒的缘故吧。
“三姨，您好！”我大声地叫了她一声。
“嗳！你好。个子真高，长得像大姐。你妈妈好吗？”三姨笑着答道，这一笑更像我妈了，我顿时感到十分亲切。
“我妈很好，她可想你们了。”我回答着。
“我去北京见过你一回，那时侯你两岁，一晃儿你都这么大了。你妈妈真不容易，文革时没少受罪吧？”三姨关切地问着。
我将妈妈被批斗、病倒住院的前前后后简单地说了一遍。怕她们伤心，最后用外公的话说：“好歹咱家还都活着，比起那些死去的人，咱就算够幸运的啦。”
“是啊，是啊，活着就有希望。”三姨点点头说。
快中午时，三姨、五姨去厨房做饭。厨房是公用的，所以她们要等别人都做完了才去用。六姨一看吃饭还早，就拉我到外面去溜达了一圈。回来时刚进院门，我听到屋里有两人在说外国话，就向六姨投去惊奇的目光。
“三姐和五姐聊天儿从来都用英文。”六姨笑着对我说。
哇，想不到她们的英文这么棒。三姨是英文教授，可五姨是唱戏的呀。我暗暗地佩服她们，到了这个年龄、在这种环境下还在不断地学习英语。可惜命运却让她去种地，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吗？
当生产关系把生产力束缚成负数，那社会一定是倒退的。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吃完午饭没多会儿，三姨就说：“我得回去了，晚上还要给孩子们做饭。小猛，三姨那儿还没个正经住处，等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可能就安定下来了，你再到我那玩儿啊。再见！”说罢她便走了。
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默默地想：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呢？对，我这儿还有好多全国粮票呢，三姨肯定需要。
我飞快地追上三姨，把所有的全国粮票都给了她。三姨有些惊讶地问：“你哪儿来的这么多全国粮票呀？”
“是我姐姐她们拿回来的，我家用不了。妈妈让我带给您，我差点儿给忘了。”
三姨拿着粮票，激动地说：“谢谢你妈！你妈那么难，还想着我们，真难为她了。替我好好谢谢她。”
我目送着三姨远去，心中为她祈祷着：祝您一生平安，学有所用，重返教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