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复课后，开设了十五个班：小学三、四和五年级各三个班；初中一和二年级各三个班。小学三和四年级安排在西边那栋大平房的教室里，三年级的三个班面向东，四年级的三个班在背后，面向西。五年级的三个班安排在东边上排三间教室里。东边中排三间教室空着，后来西头那间教室改为学生中午热饭喝水的地方，里面修了一个大灶，大灶的烟囱直通房顶外。初中六个班安排在前坡顶上的六间教室里。三哥和我都复学了，他读初中一年级，我进入三年级。大哥也渴望读书，可他不能复学，只有回到师傅身边继续学手艺、做木工活。
在1965年金带场小学秋季开学时，招生了三个一年级狗儿班，就是学校年级最低的班，由丁孃、母亲和小郭孃各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教本班的语文和算术。那年我七岁，刚好入学，自然进了母亲那个班。李孃的儿子喀比我大半岁，当时还没有春季招生，他也只能秋季入学了。李孃与刘叔叔结婚后又添了两女儿娅和梅，她整天忙得团团转，没有精力管教喀了，没有带他去五星小学，把他放在金带场街水巷子他的奶奶家。他被奶奶和姑姑宠坏了，爱哭爱闹、桀骜不驯，全校家长和孩子们都知道。李孃带着他报名入学时，丁孃和小郭孃都表示管不了他，教不了他，不愿收他入自己的班。
“他是你的心尖尖，邓家的宝贝疙瘩，从小就被溺爱，天不怕地不怕，我教不了他！”丁孃摇摇头对李孃说。
小郭孃接着说：“他闹起来能哭一天一夜，我可没本事管他。”
“那都是他小时候的事，现在长大了，要上学了，那些坏毛病都改了。” 李孃急着解释道。
母亲听着丁孃和小郭孃你一句我一句的推诿着，笑了笑对李孃说：“淘气的孩子聪明，让喀来我的班吧，我收他。”
李孃马上把喀推到母亲跟前对他说：“快叫郑老师，从今天起不能叫郑孃了。”
喀站在母亲的面前，乖乖地叫了一声：“郑老师，”还规规矩矩地给她鞠了一躬。
就这样，喀进了母亲的班，跟我成了同学。说来也怪，喀上学后变了一个人，很听母亲和老师们的话，学习成绩很好，后来母亲安排我当班长，他当副班长。
我们顺顺当当地读完了一年级，文革就开始了，停课后打打闹闹了两年，现在复课，本应该进入二年级的我们直接进了三年级。学校刚开学，没有招收一、二年级的新生，我们三年级又成了最低的狗儿班。
我家房间外面的大厅成了音乐室，就跟住在金带场小学一样，我家外面也是音乐室。学校买了一台崭新的风琴，母亲教小学各班的音乐课，杨伯伯教初中班的音乐课，他的二胡拉得特别好，可他不善弹风琴，所以，它成了母亲的专用风琴。
弹风琴成了母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晚饭后，她都要弹风琴唱儿歌，也算是备课吧。每当这时我就恳求她教我，那时候我还小，腿不够长，脚踩不到风琴的脚踏板，她就让我坐在她的腿上，她一边踩着脚踏板，嘴里哼着调子，双手握着我的两手指压键盘，琴声就响起来了。我喜欢跟她学弹风琴，识乐谱，她夸我悟性高，学得快。在我长高了一点，脚能踩到风琴的脚踏板时，就能手脚一起协调地弹出旋律来了。不过，我天天弹，日日练，永远也达不到她的水平。母亲弹风琴是小姨婆教的，她很小的时侯就会弹一手好风琴，无论什么新歌，只要歌单放在眼前，马上就能弹出曲子，跟随旋律，唱起歌来。
尽管复课了，可完全不同于文革前的课程。首先，所学的课本被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塞得满满的。语文课本几乎没有如汉语拼音、语法等中文基础知识、古诗、文言文等，由毛主席语录、诗词及选集如《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文革的文章、标语、口号等取代。算术和数学等课本都是无产阶级、“工农兵”、革命、专政等词语替换了自然科学的语言。其次，一学期五个月，只有一半的时间在教室里上课，另一半的时间不是去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去部队学军，就是勤工俭学、劳动锻炼、植树造林等。再次，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艺演出家常便饭，“样板戏”唱得热火朝天，大会小会天天都有。
“复课不复学，愚忠洗脑壳，”这是父母在家里经常小声地对我们说的话。
父亲、蒋伯伯和杨伯伯是初中班的老师，仅他们三位是不够的。从乡村学校调来孙、曾、程、冯和崔五位民办教师。他们不住学校，早来晚走。这几位民办教师正当而立之年，是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孙和曾老师教语文，孙老师的黑板字写得特别好；曾老师家就住在学校附近，负责学生的学农活动。程和冯老师教数学，程老师家是开中药房的，从小就跟着他父亲抓中药，几钱几两算得倍儿清楚；冯老师身材魁梧，篮球打得好，兼教体育。崔老师教理化（物理和化学），他是复员军人，根子正，思想红，兼教政治。
父母在课堂上必须照本宣科，使用文革新编写的课本，不能用文革前的教材。母亲教低年级，小学生听话，还有我和喀围着她，整日开开心心。父亲教初中班，中学生很调皮，只想听他教数学，不愿听他讲历史和地理，他常回家后气呼呼的，很不高兴。
“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怎样做革命接班人？”一天下课回家后，父亲一肚子怨气、自言自语地说道。
“学生不听我们听啊，”三哥憨憨地对父亲说。
“爸爸，别生气，学生不听，就不给他们讲，我们喜欢听，就回家来给我们讲。”我乖巧地拉了拉父亲的手安慰他。
“就是啊，家里还有学生听你讲课，生什么气嘛。”母亲笑着也劝说道。
父亲常为我们洗耳恭听他津津乐道地讲历史故事和地理奇闻而感到欣慰，总算是才高八斗有用武之地了。
母亲除了上课教书，还身兼数职：出纳、校医和图书管理员。杨伯伯是会计，管账；母亲管钱。有一次账目和现金对不上，差了80元，那可是母亲两个多月的工资啊！ 这还不要紧，要命的是扣上一顶“贪污”或“挪用”公款的帽子，那就不得了了。那几天她衣食不安、茶饭不思，纠结得很。父亲也为她着急，拿来算盘，与杨伯伯一起，反复核对账目，终于查到一张80元的发票，是杨伯伯漏了入账。
学校有一个医药柜，里面装有碘酒、红药水、紫药水、消炎粉、感冒清、甘草、止痛片、黄连素片、棉球、纱布、绷带等，放在大楼房二层，由母亲保管。凡是在学校里有谁脑热头痛、呕吐腹泻、皮破血流，她就像一个熟练的“急诊医生”，她能处理的，就给服药、包扎；她弄不清楚的，就吩咐马上送医院。我觉得很奇怪，她从来没有接受过医学教育和培训，怎么见病见伤也不惊慌失措，反而镇定自若地为他们诊治。一天晚上，我终于发现了她的秘密。那天晚间我睡醒一觉，看见屋里的灯还亮着，母亲坐在灯下看书，就轻手轻脚地走向她，凑近一看，她正在读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原来她无师自通、自学成才啊！
母亲和杨伯伯负责分发学生的课本，剩下的书本和一些革命书刊装了一个书柜，放在大楼房二层，也由母亲保管。一天杨伯伯领来两人，他们抬着一个上锁的、沉甸甸的书柜。
“这是暂时放在我房间的，里面基本都是禁止阅读的小说，是“毒草”，你说怎么处理？” 杨伯伯小声地问母亲。
“禁书？“毒草”？ 你让我处理 ？”她反问道。
“对啊，你管书嘛，要不都烧了？” 他又说。
“烧了？ 学秦始皇焚书坑儒 ？”她说完想了一下，对那两人说：“你们跟我来，把书柜抬到大楼房二层去，”然后就领着他们去了。
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把那书柜的钥匙放在我家内间书桌的抽屉里。我一直好奇想知道那书柜里都有些什么书，就要母亲带我去看看。
可她对我说：“不用看，你一小孩子，大字不识几个，那些书你读不懂的。”
“狗儿班的小丫头还要读小说？ 这叫自不量力！”三哥也跟着数落我，说这话时还摇头晃脑。
我嘟着小嘴，很不服气，心里暗暗地盘算着。一天下午学生放早学，老师们在办公室里集中学文件。机会来了，我拿了抽屉里的钥匙，偷偷地去大楼房二层的房间打开了书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里面的书可真多。仔细一看，有一半书的书名我都认不全，随便翻开一本书，每行都有一两个字不认识，更不用说读懂了。
我一本本地翻看这些书，除了精装本和简装本外，还有些三十二开、十六开纸的手抄本。大厚书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还有好多小册子写着《聊斋志异》等。这些书中的很多故事听父母讲过，真想能读懂它们。我发现还有与这些书同名的连环画，我如获至宝，坐在地板上就看。
天快黑了，我赶紧把没看完的连环画放好，锁好书柜，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钥匙放回原处，假装从来没有动过这把钥匙。可是，没过多久，母亲就知道了，可她没有责怪我。她带三哥和我到大楼房二层，进了放书柜的房间后，我发现窗下增添了一张书桌，书桌旁还放有两把小椅子。
她打开书柜的锁，严肃地对我俩说：“这些书和手抄本都是禁止阅读的，手抄本是从学生手里没收来的，你们想看就在这里看，千万不能拿出去，看了也不能说出去，都记住了！”
我俩点了点头，让她放心。这个我们懂，父母常常关起门在家里发表“反动”言论，出了家门我们什么都不会说，要不然麻烦就大了。后来我们经常悄悄地去大楼房二层的房间里读书，三哥认字多，读书快，一本手抄本像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或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很快就读完了。而我只能看懂连环画，也是一本接一本地看，很过瘾，那时我最喜欢看的小人书是《三国演义》。
在那个一言堂的年代，由于母亲的远见卓识，使我们能读到宝贵的文学名著和优秀作品，受益匪浅。
（2018年7月25日修改于原创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rHJN1VUNc9UXTpyXLxZ9pQ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