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
基督教和儒术怎样影响科学发展
骆远志
一 问题
记得在很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个试图解释现代科学怎样萌芽的小故事。在六、七百年前的文艺复兴初期，在意大利半岛、法国南部、英伦诸岛、和今天的德国境内，很多时尚的青年贵族，轻车简行，深入到贫困偏僻的乡下，寻找从罗马帝国时代残留下来的基督教堂和修道院。找到后，他们就用各种办法与驻守的牧师或修士拉关系，为的是能得到允许，进入后者的图书室和藏书室，寻找可能残留下来的，大约一千年前罗马帝国时代的书籍。作者特别提到，有些藏书室在地窖里，千年以来一直暗无天日，阴暗潮湿，里面堆积着历代牧师的棺椁、以及战争和瘟疫时代留下的、没有棺椁的死尸。为了可能的斩获，这些远道而来的贵族就得一只手拿着蜡烛，一只手向前摸索，跨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尸骨，进入地窖的深处，寻找古书。
这是一个西方作者写给西方年轻人的英文小故事，目的是说，当时整个社会都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望，所以现代科学诞生了。但我却没有被说服。中国也有很多这类故事。古代有，现代也有，我身边就曾有过很多，但科学并没有因此在中国诞生。两千年前，中国的读书人就有“头悬梁，锥刺股”、和“凿壁偷光”的极端事迹。1970年代末，高考恢复。我家的邻居、朋友、以及整个社会，都狂热地追求知识。当时，世界数学难题“1 + 1”是媒体里最流行的词汇。数学家陈景润、天才少年宁铂等，是社会名人。全国掀起学英文热潮，《英文900句》最时髦，到处脱销。我家一个邻居辗转地从北京买到一本。每天晚上他家孩子入睡后，大院里其他家庭就轮流借，然后父母熬夜手抄全书，再给自己的孩子学。
我读中学时，吉林省大学录取率很低，所以身边有很多极端用功的同学。高二、高三两年，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教室里都是满人的，包括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一次中午我和一位同学吃午饭，他说他每天早晨4点开始，先在家读二个小时书，然后再到学校和大家一起学习，因为“如果花的时间和别人一样，成绩也会和别人差不多，就考不上大学”。他还说，“我现在看见饭盒，就觉得它向我飞来；看教室的天花板，就觉得它要塌下来，砸向我”。我当时惊讶得不知如何作答。多年以后，我偶尔从书里得知，当年他经历的，是由于压力引起的精神分裂或抑郁症的先兆。
大学里，来自各地的同学互相交流。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四川、江西，等等，很多省的高考，竞争都极端激烈，甚至比吉林省还要严重。大部分同学都曾极端用功，才考上交大。我就想，从古自今，中国人追求知识的勤奋，完全不输给西方人。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当然也不输给西方人。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为什么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国还是落后于西方呢？
1. 没有钻研，怎么可能有科技发展？
上次回国，我在各地见到了很多老同学。在东北，我遇到那位曾经极端用功的中学同学。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很好的国营企业，但是单位里人浮于事，当年的工资也不高。他就下海，拉工程，做生意，希望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我们谈到他当年疯狂读书的事，两个人都笑起来，觉得恍如隔世。
我又在全国各地见到多位交大老同学。总的讲，大家的心态和处境，都和那位中学同学大同小异。部分人走仕途，行为瞄准升迁。更多的要赚钱，为家庭和孩子的未来而努力。在深圳，一位同学为我历数原来班里人的现状，发现当年那么多学术天份特别好的同学，有的还是省里高考的前几名，现在都不搞业务了。道理很简单，人人都看得透，就是社会环境使然。真正用心钻研科技的人，事业和个人都没有什么前途。所以即使原本是读书天才，也都调转方向去升官发财了。
孤单的旅行中，我不停地想着同学们的现状和他们的话，又回想起多年以前读到的、欧洲贵族找古书的故事，就有了新领悟。无论哪里的人，其实都差不多。欧洲人能够狂热地追求知识，中国人也一样。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两地的人有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区别。西方人对知识的热烈追求，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在西方的大学、研究院、和工业界里，还有很多钻研的人。他们穷经皓首，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科技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科技当然可能产生和持续发展。而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使得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不能延续。即使同一批人，年轻时狂热地追求知识，走上社会后也不能坚持。因为人人都懂，追求科学技术，对个人没有什么好处；深入探讨社会人文知识，可能还会带来风险。人们不能保持钻研的地方，现代科学当然就很难诞生、很难发展了。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那时的科学家们也要养家糊口，考虑个人前途，子孙的未来等。他们对科学的热忱，为什么就能持续，而没有像我的同学们那样，中途放弃呢？我理解上的突破，发生在读懂了伽利略与教廷之间的故事之后。
2. 现代科学是怎样诞生的：伽利略与罗马教廷的故事
伽利略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在他之前，西欧科学总体处在文明恢复阶段，主要靠重新发现、翻译、并领会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伽利略开启了西欧人“超越古典、获得新知识”的历程。他一生的科学成就很多。但最著名的无疑是，他最先发现观测证据，否定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中国同学都知道，伽利略与罗马教廷曾经因为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争论而有过尖锐矛盾。我原来从国内教育得到的解释，简单而鲜明：罗马教廷反对科学，迫害科学家，历史上站在了错误的一边；伽利略勇敢地坚持真理，思想先进，行为正确。但深入了解后我发现，真实情况远不是那样。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地心说”，就是地球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动的；天上万物，包括太阳、月亮、星星，都围绕地球转动。古罗马的托勒密为地心说建立了详细的数学模型。它预测天象的精度非常高。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天象馆，演示星空时，背后用的还是托勒密的模型。以它为基础的中世纪日历，“儒略历”，每年的误差只有11分钟。到了伽利略的年代，西欧人已经连续1300多年相信和依赖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了。另外，《圣经》上有一段经文，“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1]，虽然语言模糊，但似乎支持地心说。所以，当时整个社会，包括罗马教廷，都自然地相信地心说。
十六世纪初，天主教“法政牧师（Canon）”哥白尼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模型。他假设太阳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动的；天上万物，包括地球、星星，都围绕太阳转动，史称“哥白尼日心说”。无论托勒密地心说、还是哥白尼日心说，都包括详细的数学模型。本文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只讲述它们的大意。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以及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获得天文观测证据的支持。哥白尼的模型预测天象的总体精度，也不如托勒密的模型。知道天文学术界将视之为“不可理喻”的疯狂理论[2]，哥白尼一直不敢正式发表自己的模型，而只是把它私下传给自己的学者朋友们。直到1543年，哥白尼去世前一个月，他才出版了自己的书。
一般中国学生以为，罗马教廷阻止了哥白尼发表日心说理论，那是想当然，与历史不符。哥白尼一生与教廷的关系融洽。在他的书出版之前的很多年，教皇克勉七世还亲自去听关于日心说的讲座，并表示兴趣。同行的大主教事后专门写信给哥白尼，赞扬他的才能[3]。总的讲，当时的教廷很尊重学术界。面对学术争论时，教廷主动保持中立，避免直接介入。即使按现代中国的标准，教廷对学术思想的容忍也算是非常高的。哥白尼的理论明显违反了教廷的观点，但教廷完全没有阻止他在学者之间传播自己的理论，也允许他出版书。从今天的知识来看，地心说和日心说都不正确。当时的人们，包括哥白尼和其后的伽利略，还没有树立“大宇宙”的观念，不知道看似微小的星星，绝大多数都和太阳类似，是巨大的恒星。
哥白尼去世40年后，第谷·布拉赫在1583年出版了著作，批评哥白尼日心说，并提出自己的“改进地心说”模型。布拉赫首先改进了四分仪（中国古代称“象限仪”或“地平纬仪”，北京古观象台有，由西欧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时设计建造）和六分仪，并利用它们获得了新的天象观测结果。然后，他天才地计算出，如果相信哥白尼的模型，很多星星与地球的距离，至少是太阳和当时已知的最远行星，木星，之间距离的700倍。再根据观测到的星星的大小，可以算出它们的半径，比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还大。如果如此多的星星都比太阳大很多，它们为什么还围着太阳转呢？
大约在布拉赫模型问世30年后，伽利略在1610年出版著作，公布了自己利用望远镜发现的金星盈亏的细节。这些新发现与日心说相符，与地心说相矛盾。于是伽利略开始激烈地支持日心说，成为日心说理论的实际代言人。但他忽略了布拉赫的研究成果。布拉赫的模型也可以解释他的观测结果。伽利略也没有满意地回答布拉赫和其他学者针对日心说的疑问。伽利略的学术行为明显不严谨。于是学术界开始猛烈批评他，他再反击。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学者们请求教廷直接介入。
教皇于1615年指派著名神学家、枢机主教罗贝托·贝拉明，仲裁伽利略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议。贝拉明表示，如果日心说获得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他就准备修正对《圣经》的理解，接受日心说[4]。在此之前，他也不禁止伽利略将日心说作为学术假说与别人讨论。贝拉明只要求伽利略在找到确切证据之前，不可以把日心说当作无争议的观点宣扬给大众。伽利略宣誓，接受了贝拉明的要求，教廷就基本满意了，伽利略也安全无事。但十几年后，伽利略在1632年出版了一本新书，被广泛认为是支持日心说的檄文。他违反自己的誓言，又把日心说当作无争议的观点散布给社会，于是教廷与伽利略的矛盾激化。不久后，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决伽利略有罪。他从此被软禁在家中，直到去世。
罗马教廷因为学术观点而拘禁伽利略，是不对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科学史界，大部分专家都认为，从学术争论的角度看，当时的教廷比伽利略更讲道理。与伽利略相比，贝拉明是“更好的科学家”[5]。理解了这段历史，我觉得自己看懂了现代科学诞生的关键细节。学术界的运行方式与原则，从来要求科学的结论不可以超越证据。当时伽利略就像一个“博士生”。而贝拉明和教廷就如同他的“指导教授”和“学术评审委员会”，负责规范伽利略的学术行为，阻止他对证据的不当定论。即使在今天的学术界，如果任何人像伽利略当年那样，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伪反方理论的情况下，声称自己的理论是事实，也一样应该被批评和惩戒，但当然不应该被拘禁。
原来，现代科学的诞生，不是因为“科学之父”伽利略打败了罗马教廷，而是他在教廷的全面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国内的教育，把日心说与地心说描述成了简单的对立：前者是先进的、和正确的，后者是落后和错误的；并把教廷的行为翻译成阻碍了前者战胜后者，所以就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但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后，人人都能看出来这种理解的荒谬。实际上，两种学说各有优缺点。教廷并非简单地维护地心说，而是要坚守严谨的学术原则。它让两种理论按规则竞争，使得二者都发展，从而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在此争论中，伽利略是新理论的代言人，而教廷扮演了学术原则的捍卫者。
基督教还是推动科学诞生的原动力。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争论，没有任何军事、商业、或娱乐价值。当时的西欧社会却如此重视它，就是因为《圣经》谈到这类问题，造成所有基督徒都关心相关的科学新发展。社会的重视，使伽利略等人有机会做研究，并进而开创了现代科学。而伽利略自己对耶稣的信仰，就是他研究科学的原因。当时科学还依附于神学，没有独立出来。科学家，作为专门职业，还没有产生。伽利略、以及争论中所有的关键人物，如哥白尼、布拉赫、贝拉明、教皇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他们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就是理解《圣经》和神。所以说，基督信仰促使那几代西欧人创立了现代科学。
从个人的现实角度看，伽利略、以及其他早期科学家，之所以坚持研究，不像我的同学们那样中途放弃，原因就是基督教的全方位支持。除了接受教廷的学术仲裁，伽利略还从教廷开办的大学获得优良的教育，又受雇于教廷开办的大学。教会长期稳定地财务支持他，并且提供了优良的学术环境。与伽利略讨论和交流的其他科学家们，同他一样，也受到基督教的全面支持与引导。《星际信使》出版后，伽利略名利双收，跻身上层社会，地位之高，成为美第奇家族的座上宾，并引起教皇本人的关注。伽利略因为科学研究而获得巨大的个人成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基督教使得整个西欧社会重视科学与科学家。
在现代科学诞生的历史里，伽利略无疑是伟大的。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罗马教廷和基督教的作用，很可能更大、更关键。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是西欧社会的主导力量和主流思想，指引和支持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导力量和主流思想，没有能够促发科学的诞生呢？以下的章节试图更深一步地分析其中的原因。
图1：古罗马托勒密（约公元100－170年）的“地心说”。左图是模型概况，地球在中央，太阳、月亮、与几个行星围绕地球转，最外围是“群星圈”。中图是模型中各个行星的运行轨迹。右图是行星运行示意图，例如金星绕着“本轮”（小圆圈）转动，而本轮的中点又绕着“均轮”（大圆圈）转动，从而产生中图中的轨迹。绝大部分在国内受教育的学生，没有机会知道托勒密“地心说”模型的精准、和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图2：伽利略的观测与三大天文模型。左上图是他绘制的、用望远镜观察到的金星圆缺过程。金星在离地球最远时呈现满圆形；离地球最近时，月牙形最严重，来源是1610年出版的《星际信使》。右上图是托勒密模型的预测，金星有圆缺，只可能在“本轮”大约位于地球与太阳之间时。远地点时，暗面对着地球，月牙形应该最严重，与观测结果相反。而哥白尼的“日心说”模型与布拉赫的“改进地心说”模型都可以解释这个观测结果。左下图是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模型概况。太阳在中央，地球只是一个行星，围绕太阳转。图中心的Sol就是太阳的拉丁文，从里向外第三圈Terra就是地球，最外一圈的拉丁文Stellarum Fixarum Sphera * immobilis，英文翻译是Stars Fixed Sphere * immobile，中文就是“固定的群星圈*不移动”。右下图是布拉赫（1546 – 1601）的“改进地心说”模型概况。中央的蓝色圆点是地球。太阳、月亮等，都围绕地球转，而五个行星围绕太阳转。最外围是“群星圈”。
图3：罗贝托·贝拉明（Roberto Bellarmino，1542年－1621年）枢机主教，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神学家。被多位后代科学史专家誉为“比伽利略更好的科学家”[5]
注释
二 基督教与西欧
本文讨论和对比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怎样影响科学发展。大部分读者了解儒家和中国历史，但对基督教和西欧史不熟悉。本节概述基督教的历史和教义，顺带介绍西欧史，语言简单，篇幅短小，希望读后能帮助读者更轻松地理解后续章节。有的读者已经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可以直接跳到第三节，而把这节当作注释、或参考资料。读后续部分时，如感到需要，再回来查阅。
1. 简史
大约在距今3500年前，中国还处在商朝的早期，本来在埃及做奴隶的犹太人，找到机会逃离，游走在阿拉伯半岛及附近，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家园。他们在沙漠中流浪了40年，历尽千辛万苦，内部危机不断。在路过西乃山时，犹太人的领头人，名叫摩西，与神交流，获得了著名的《摩西十诫》，就是十条律法。后来一路上，摩西又从神得到更多律法，总共613条。
犹太民族对神非常虔诚，认真领会这些律法，并试图严格遵守。后来的一千多年里，基于摩西律法，又发展出更详细的《犹太法典》，篇幅几十卷、几百万字。世世代代的犹太人，熟读这些法律经典。比如，几千年来，传统的犹太人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从很小开始，研习这些经典，并结合案例分析，形式类似现代的法学院。历史上，犹太人曾因为遵守神的律法而得到成功，也曾违反律法而受到神的惩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国，失国，再建国，再失国…。他们的历史故事与教训，就记载于《旧约》。所谓犹太教，就是犹太人通过理解和遵守律法而追随神。
大约2000年前，在中国的两汉交替时期，犹太人是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大约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一个小木匠，名叫耶稣，开始传播一种新信仰，并且自己处处身体力行。他人单势薄，努力了一两年后，只有十几个追随者，而且都是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比如几个重要的门徒本来是渔民。耶稣平时主动接触的人，大多数也是被社会忽视的人，包括麻风病人、残疾人、寡妇等。耶稣认为，犹太人虽然表面上还尊重神，行动上处处小心，避免违反日趋繁琐的律法，但心里已经忘了神。他宣扬，神的律法曾经是最好的，但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这些律法后面体现的神的精神。他给出了对神的多种描述，比如正义、真理、希望等。最高的总结就是，神是爱。耶稣只活跃了三年，就得罪了旧的犹太教势力，被出卖给罗马帝国政府，然后被杀于十字架上。
耶稣死后，他的门徒们继续私下传播他的思想，并在公元100年左右，把耶稣与门徒们的言行合订成一本书，就是《新约》。在基督教的语言里，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人名，基督是领袖的意思，基督教就是“耶稣的宗教”。基督教的《圣经》包括上、下两卷。其中《旧约》书名的意思就是“旧的神与人的合约”，而《新约》就是”新的神与人的合约”。基督教基于犹太教。基督徒也相信《旧约》，但通过耶稣的言行，对它理解有了新的深度和内容。
之后的几百年里，基督徒被罗马帝国残酷迫害，多数耶稣的门徒被杀，基督教成为地下宗教。公元四世纪，基督教传播得越来越广，信徒越来越多，最后连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家人都成了信徒。公元381年，中国正处在东汉崩溃后的乱世之中，东西罗马帝国的两个皇帝共同颁布命令，立基督教为国教，在罗马城建设圣彼得大教堂、设立教宗，在帝国的各个行政地区设立教区、主教等。基督教开始迅速发展，教堂遍布帝国版图。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从罗马共和国算起，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疆域辽阔，文明高度发达。它的地理跨度大概和现在的中国或美国不相上下。这个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国家，在鼎盛时期，彻底改弦更张，选择产生于弱小、卑微的犹太民族的宗教为国教，体现了罗马文明超强的自新能力，更彰显基督教无以伦比的感召力。
不幸得是，过了不到一百年，在公元476年，伟大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几百年里，未开化的野蛮人成了西欧土地上的新主角。他们残忍好斗，无情的掠夺和嗜杀，使得承载古罗马传统的文明人数量锐减，文明与财富毁灭殆尽，西欧基本变成蛮荒之地。只有一些基督教堂，散落在原来帝国的各个角落，隐忍顽强地坚持着，向乱世中的人群散发着微弱的文明之光。
从公元六世纪开始，中国的南北朝后期，来自欧洲东部的一支野蛮人，法兰克人，逐渐做大，独霸西欧大地。其势力中心在今天的法国域内。他们的首领自己皈依了基督教，然后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和部落时，要求被征服者也皈依基督教。其手段之严厉，类似于满清战胜明朝后采用的“留发不留头”政策。因此，法兰克人在征战、建国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本身文化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其彻底的程度足以让现代人震惊。中国人经常感叹“明治维新”时日本“脱亚入欧”的全面和快速，其实法兰克人和他们统治下的西欧各民族，也就是现在英、法、德、美等国西欧裔人的祖先，当年接受基督教文明的坚决和彻底，远胜明治时期的日本人。
从法兰克人建国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西欧人与他们的后裔们只崇拜耶稣，故意忘记自己的祖先和原来的宗教。他们的学校教育孩子历史，只讲基督教文明的演变、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先哲们，而略去自己民族的古代史。他们完全采用基督教文化圈的世界观，毫不含糊或扭捏地称自己的祖先为“野蛮人（Savages）”。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也都继承和延续了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几乎完全抛弃了原有的规矩和习惯。他们基督教化如此彻底，以至于后来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包括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看作西方文明的正统继承者，经常忘记他们本来与日本人、印度人、非洲人、中国人等一样，也曾有自己深爱的传统信仰、传说里的民族始祖、远古英雄、和光辉历史，其固有文化也与基督教文化格格不入，其血缘也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或耶稣所属的犹太民族没有关系。这些西欧本土人只是特别坚定地选择了“彻底基督教化”，也叫做“全盘西化”。
大约在公园九世纪，中国的唐朝时，查理大帝成为法兰克人的王，西欧有了一个小“盛世”，文明有了一些恢复。但他死后，战乱又起。他的子孙们彼此征战。那个时期，来自东方的穆斯林已经入侵欧洲，占领了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南部，延续几百年。稍后，北欧海盗开始残酷地施虐欧州大陆和英伦诸岛，又历时几百年。为抵御穆斯林与海盗，欧洲人开始全民尚武，建立军事组织。后来，北欧海盗相对安静，罗马教皇振臂一呼，欧洲大陆各地的武士们开始了一系列十字军东征，讨伐占领了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又是几百年。大约在十字军战争的过程中，基督教基本完成了在欧洲的全覆盖。十字军战争的后期，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又侵入欧洲。蒙古人直到13世纪末才逐渐褪出。十四世纪初，西欧又开始了残酷的英法百年战争。那时，欧洲只有一小部分地区享有相对的稳定和平，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几个很小的城邦共和国。不曾想，黑死病又在14世纪中期横扫大陆，直到14世纪末才慢慢消退。
公元14世纪到17世纪，中国处在明朝和清朝初期，伟大的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半岛上开花，之后蔓延到整个西欧。这几百年里，西欧的艺术、文学、科学、政治、军事等，全面地、爆炸式大发展。基督教也发生了剧烈的改革。公元16世纪初，也是明朝后期，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越来越大，自我膨胀，腐败滋生。现在德国境内的一个教士，马丁路德，公开抵抗和抨击罗马教廷，指责教廷违反了《圣经》和耶稣的精神。在思想层次上，双方矛盾的关键点是，罗马教廷认为，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解释《圣经》，一般信徒要接受教廷的解释，不可以靠自己理解《圣经》。这个教义在现实中把基督徒分成贵贱不同的等级。而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认为，《圣经》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拣选的牧师，都可以在人面前赞美神，所以一般基督徒也可以和神职人员一样，与神直接交流[1]。改革派认为，基督教的权威只有耶稣与《圣经》，罗马教皇也只是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并不高于其他信徒。于是，西欧的基督教分裂。继续忠于罗马教廷的一支，就是现在的天主教(Catholics)。而改革派就是现在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s)。在中国，新教经常被误称为基督教。
i.《圣经》版本概况
从古到今，《圣经》有过很多版本。现代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诞生。那时，西欧的正式语言是拉丁文，通行的《圣经》是《拉丁通俗译本》（拉丁语：Biblia Vulgata，英文：Latin Vulgate）。它是耶柔米(Jerome)在公元5世纪翻译自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新约》。它首先在西欧广泛流传，然后在1546年被教皇正式定为《圣经》的权威版本，后来西欧各国的本国语《圣经》，基本都是以它为蓝本。传统的英文《圣经》大多数是1611年出版的《詹姆士王译本》（KJV）及其变种，现在还很流行。进入现代以后，出现了很多英文新译本。目前最常见的是1984年修订的《新国际版》（NIV），它又有多个差别不大的变种。中文《圣经》中占霸主地位的是1919年定稿的《和合本》。1890年，在上海举行了传教士大会，会后组织委员会负责翻译《圣经》。《和合本》用多个古英文版《圣经》作为原文底本，其中包括《詹姆士王译本》。《和合本》的中文，是清朝末年的“官话”，半文半白。
我在上海受洗，当时读的是《圣经和合本》。到美国后，继续用《和合本》，也用过NIV，KJV等英文版。多年比较下来，我向朋友们推荐《圣经》的NIV英文版。它的语言简明易懂，意思和情感表达得都很好。国内大学水平的英文能力就足够读懂它。相比之下，《和合本》的中文，至少对于现代中国人，读起来很艰涩，有时让人不解其意。比如《箴言》19:2前半部，《NIV》：“It is not good to have zeal without knowledge”，意思是，“没有知识只有热情是不好的”。《和合本》译为“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很容易让读者以为，“没有知识的人，不是好人”。再比如，《旧约》里重要的一章《Deuteronomy》，其中，deuter-是“第二”的意思；-nomy是“命令”，所以Deuteronomy就是“神的第二次命令”。但《和合本》翻译成“申命记”，其中“申”的古文本意是“九”，很容易让读者以为是“第九个命令”。另外，《和合本》译自英文《圣经》，所以用英文版《圣经》代替《和合本》，不会让读者漏掉《圣经》的意思。
我在本文里引用《圣经》时，如果觉得英文版表达得更好，就直接引用英文原文。如果还有必要，再给出自己的中文解释。如果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很好，也会直接引用它。
ii.基督教简略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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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基督教文明 |
中华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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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500年前，公元前1500年左右 |
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寻找新家园。在路上，树立“摩西十诫”和《旧约》中前五章中的各项“摩西律法”，犹太人的文化，从此进入“摩西时代”。 |
商朝初期。文明以龟甲占卜为主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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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公元1世纪 |
耶稣降生，传教。当时犹太人是罗马帝国的臣民。犹太人总体上不相信耶稣，把他出卖给罗马帝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以《旧约》为基础，但宣称，律法背后的精神最重要，这个精神就是爱。耶稣死后，门徒们把基督教传到今天的欧洲。《新约》成书。多个门徒被杀。基督徒被迫害。 |
西汉、新朝、东汉。中国文化进入“独尊儒家”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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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600年前，公元4世纪 |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中下层传播，信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最后成为帝国的国教。基督教的组织模式，受自己原来“地下宗教”的传统和帝国体制双重影响。教皇是选举产生的，但就任后有独裁权力。管理体制呈金字塔式，各地有分支教区和主教。 |
东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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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00年前，公元5世纪 |
西罗马帝国灭亡。文明遭到毁灭打击，西欧进入黑暗的乱世 |
南北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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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200年前，公元9世纪 |
卡洛林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罗马帝国时代的一支野蛮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领袖，查理大帝，在今天的法国建立了一个较强大的王朝，被教皇册封为“神圣罗马帝国”，发展文化和教育，有一段文化复兴。 |
唐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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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世纪后 – 17世纪 |
文艺复兴，包括现代科学的产生，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s)脱离罗马教廷(Catholics) |
明朝、清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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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18世纪 |
启蒙时代，或称“理性时代”，包括工业革命、美国成立、法国革命 |
明末、清朝 |
iii.犹太人逃出埃及后的路线地图，距今大约3500年
图4：《旧约》里犹太人从埃及到迦南地的旅程。总历时40年，摩西是领袖，西乃山在旅程的最南端附近。摩西在西乃山上获得《十诫》
2. 相关教义
本文无意展开讨论基督教信仰，而只是介绍它的几个与现代科学有关的特点。
首先，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就树立了强烈的法制观念。犹太人认为，人与神通过律法保持关系。他们非常虔诚地信仰神，所以非常严肃地对待律法。犹太律法覆盖全面、逻辑严谨、内部结构清晰。其中摩西的613条律法，类似于宪法。更详细的《犹太法典》则基于摩西律法。从中国文化中走出的知识分子，看到几千年前的犹太法的成熟程度、以及它与现代法律制度的相似程度，都会感到震惊。犹太人严格而彻底地认为，律法最大，高于任何个人，包括君王。《旧约 申命记》要求所有以色列的国王“要平生诵读律法，以便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条款”[2]。这条犹太人3500年前的法律，即使在现代中国，也远没有做到。
有些考古学者认为，摩西律法的很多内容与比它更早的、距今38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至今夺人目光。《汉谟拉比法典》充满神化和美化国王汉谟拉比的言辞，文体上就是一篇对王权的赞美诗。它在当时人们心中的权威，来自国王汉谟拉比的权威，所以国王自然在法律之上。而摩西律法视神为法的源头，所以律法高过所有人。
犹太律法的权威不源于君王，所以法的实施也不能完全依靠王权，因此司法就有了独立性，就会依靠和强调“正当程序”或“程序正义”。比如，摩西律法特别强调证人和证据。《旧约 申命记》规定，任何案件的定罪都需要多位证人。任何证人不许做伪证。要严厉惩罚做伪证者。对案件中的物证，有具体和理性的规定。有的案件，需要文书证据，也有详细和理性的规定[3]。再比如，摩西律法强调，不偏袒任何人。《旧约 利未记》说，“在法庭上不许偏离公正，不要区别对待穷人，不要照顾大人物，要公平地审判你们的同胞”[4]。《圣经》里还用大量文字，要求人们保护弱者，延伸了摩西律法强调“不偏袒任何人”的要求。
摩西律法实施了大约1500年后，耶稣看到了新问题。首先，人们行为上遵守律法，但心里忘了神。比如，耶稣发现很多商贩在教堂里做生意，完全没有心思崇拜神。再者，因为心里没有神，所以人们机械地执行律法，不理解深意。比如，耶稣在安息日为残疾人治病，遭到犹太人反对。耶稣诘问他们，“在安息日里，行善与行恶，哪个合法？”[5]耶稣发展了摩西的教义，强调律法背后的精神实质。《新约》对这种精神有多种论述，包括公平、正义、真理、生命、希望等，但最高的总结是，“神是爱”[6]。换言之，爱能促进公平、正义、真理、生命、希望等。爱与这些精神共存，不与它们矛盾。比如，历史上一直有人疑问，“理性或科学的发展是否将与神冲突？”虽然基督徒与任何人一样，不能预测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基督教早已决定拥抱科学，并一直坚持这个选择，就是基于“爱…喜欢真理”的信念。神就是爱。只要科学沿着真理的道路前行，就不会与神矛盾。
十六世纪产生的基督教新教，没有改变耶稣的信仰，只是反对罗马教廷的一些言行。新教徒认为，自己是真正追随耶稣和《圣经》的信徒，而罗马教廷已经堕落，偏离了原有的宗旨。天主教和新教都是基督教，都读同一本《圣经》，都相信神和耶稣。它们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它们的区别。
注释：
三 现代科学的要素
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现代科学，继承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古典科学知识，但二者有巨大和明显的区别。当今世界，人们普遍极端尊重科学，因为现代科学非常强大。被科学界认可的结论，即使人们以前闻所未闻，也几乎没有例外地、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变成现实。比如，美国科学家在1944年发现了链霉素，于是千百年来一直施虐世界的肺结核就突然不再那么可怕了。现代科学内部高度一致，内容广泛而精准，对社会的作用巨大，所以人们才推崇它、信任它。
古典科学远非如此。它既包括一些正确的观念，也包括很多错误和荒唐的内容。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牙齿等。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字4代表“正义”、数字5代表“婚姻”等。很容易理解，一套同时包含正确和错误观念的思想体系，肯定内部不统一。如果被用在现实中，它肯定会导致错误。所以社会大众不可能全盘接受它，也不敢信任它。古典科学远远没有现代科学强有力，对社会的作用也远比后者小。从这个意义讲，现代科学并不是古典科学的简单进化，而是跳跃性的革命。本文关注的是现代科学。
与中国传统学术相比，现代科学的特点就更明显，但中国知识界经常视而不见，所以讨论不足、理解偏驳。这节将挑选现代科学的三个要素，探讨它们的作用和历史渊源。其中两个是思想特征，另外一个是科学家需要的言行和决策方式。这三点都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个缺失，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本节对比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怎样对待现代科学的这三个特点。审视历史，不难发现基督教催生和培育了现代科学的这些基本要素，而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有内在的冲突。
1. “形而上”思维
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技的最明显区别，就是前者有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内部逻辑严谨，理论统一，层次分明。对外适用范围广泛。牛顿的物体运动学就是例子。它把世间万物的运动，都归纳成简单的三个基本定律。其他领域的专家又可以根据这三个定律，发展出在土木建设、枪炮弹道研究、天体运转，等等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形成专业体系。而在中国传统科技里，却找不到这样的理论体系。比如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代表，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实际上更像一本建筑实用手册。书中规范了多种建筑做法，却基本没有抽象的概念、定律、理论体系等。中国古代科技，一直没有发展出严密而抽象的理论框架。
现代科学的精深理论，从来不是轻易得来的。以物体运动学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力保持物体运动”，似乎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现象。十四世纪时，人们开始知道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再让人满意。于是法国神职学者布里丹发明了“冲力理论”。他认为，物体被推动后，“冲力”传到物体中，所以物体运动，但阻力会慢慢抵消冲力，所以物体最终停止。冲力理论还是认为，力是保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但可以解释各种阻力的作用，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17世纪初，伽利略意识到，力改变物体运动的速度，但保持速度并不需要力。笛卡尔提出，“如果没有力，物体保持运动”和“如果没有力，物体沿直线运动”两个结论。人类开始懂得，力不是运动的原因。17世纪末，牛顿陆续提出了他的三大运动定理。于是，大家熟悉的牛顿运动理论才成型。从布里丹到牛顿，历时近400年。这期间，很多学者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相关理论和想法，这里只列出其中最出名的几个。那么多极端聪明的人，耗尽一生的精力，跨时空相互深入交流，钻研远离现实、非常抽象的物体运动理论，才使它的逻辑越来越严密、潜在适用范围越来越广。
但科学并没有停留在牛顿体系。二十世纪初，人们发现牛顿的理论不适用于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于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超越了牛顿。但不久后，人们又发现，在极端微小的原子内，相对论不适用，于是普朗克和玻尔等人又提出全新的量子理论。但量子场论和相对论不兼容，于是物理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希望概括相对论与量子场论。现代科学不懈地追求逻辑上最基本、涵盖最广、表述最简洁的极致理论。这种追求永无尽头。
中国科技史界讨论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的差别时，经常强调现代科学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却严重忽视现代科学对理论精深的追求。但东西方的先哲们早就懂得，人要理解世界，就必需追求极致的理论或思想框架。最著名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撰写的名著《形而上学》（Metaphysics）。简单地讲，他在书中论述了思想理论的体系与层次。“形而上”就是指在研究世界时，追求最根本的理论。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把他的这种“哲学的哲学(First Philosophy)”也叫做“神学”(Theology)。他认为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力来自神，人理性地深究世界，到了极致，就会需要神，发现神。
中国远古的《周易》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说，思想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分。人的思考由抽象到现实，就会想到具体的事，这种思维方式叫“形而下”。人的思考由具体到抽象，就会想到道理和规律，就是“形而上”。《周易》把世上万物都归结成阴阳，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维，虽然这种归纳比较粗浅，思想水平远低于现代科学。近代的中国学者，把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真是神来之笔。
i.中国科技缺乏“形而上”的思维
既然中国古人那么早就懂得“形而上”思维，为什么中国后来的科技发展会在这方面如此落后？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从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汉以降的2000多年里，儒家是唯一的官方学说。它明确规定，“忠”是个人思想上的最高原则，“治”是社会理想的最高目标。通俗讲，忠，就是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皇帝；治，就是天下的老百姓服帖，让皇帝省心。为了这种意识形态不受挑战，就要斩断国人的“形而上”思维，因为形而上思维的本质，就是个人自主探寻最高目标与原则。儒家懂得，如果人们自主思维，得到的结论一般不会是“忠”与“治”。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儒家还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时，孔子的传人荀子在《天论》中写到，“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大意是，聪明的人懂得什么不应该想…懂得大地，目的就是安排农事，（不要想得比这更多更深了）…懂得大道理，就是为了“治”，大事留给政府管，个人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天论》还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意思就是“最聪明的人懂得不寻求知道天道”。这样的指导思想，要求个人不要想得多、不要想得深，自然阻碍任何思想探索，尤其是形而上的思维。儒家哲人阻止老百姓深入思考的根本原因，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忠”与“治”，都是从一人一姓的角度看世界，是为了一人一姓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们没有限制地深入思考，谁又会自然想到把自己和民族的全部所有，去贡献给那个指定的一人一姓呢？
思想控制，当然不会只有劝说，还要有严厉的刑罚。儒家大师们很早就懂得这点。战国时期成文的儒家经典《礼记 王制》中说，“析言破律，… 执左道以乱政，杀… 言伪而辩，杀… 假于鬼神…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大意是，深入分析、违反规矩的人，… 思想不服帖的人，… 言论违规又要辩解的人，谈论鬼神迷惑大众的人，…要杀掉。… 对上述这些人，一律正法，不允许他们申辩。这个严酷的策略，不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的历代政府都付诸实施。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律》中就规定了“执左道”、“造畜蛊毒”、“造厌魅”、“妖言妖书”等有关言论和思想的罪名，并以“左道”之名杀过很多违背儒家经典的人。隋唐时期，就把“不道”罪列为“十恶”之一。《大明律》中又规定了“师巫邪术”的罪名，灭杀了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左道异端。清朝《大清律例》中也规定“邪教惑众，照律治罪”。现代中国又有了林昭、遇罗克等人因思想言论被杀。
试想，假如布里丹、笛卡尔、牛顿等人，当年生活在中国。他们都否定了古代圣贤亚里士多德，当然也不会遵循儒家经典，所以就是“析言破律”。他们要毕生钻研，提出各种学术假说，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对的，也没有实际用处，当然就是“左道”和“言伪而辩”。这几位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是接近神。为了科学，他们形成了跨国界、跨世纪的“物体运动学界”，隔时空交流，并把新见解发布给社会，所以也是“假于鬼神…以疑众”。如果在中国，他们早就被杀了。
过去2000多年里，中国朝代更迭，但儒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所以敢于思考的中国人被残酷淘汰。没有被社会抛弃的人，早就习惯了自我限制思想，主动砍断自己的形而上思维。比如，明朝时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联合翻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但这部人类历史上的数学经典，并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多大反响。当时的读书人，都被训练成了口中念着“忠”与“治”，心里想着科举和做官的儒生。他们读书一辈子，不是憧憬思想，而是为了做官。无论《几何原本》里面的思想多么伟大、多么充满智慧，他们也不感兴趣。现在有人认为，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是因为西欧人得到了古希腊与罗马的古典科学与哲学知识。科学没有在同时代的中国诞生，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得到这些知识。这种观点试图为儒家对思想的钳制开脱责任，明显不对。看看《几何原本》翻译版在中国的遭遇就懂了，即使当年中国人得到古希腊经典，也会丢在一边，不予理睬。
图5：中文版《几何原本》中的插图。图中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原书由欧几里得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利玛窦和徐光启于1607年从拉丁文版翻译成中文。
ii.基督教鼓励“形而上”思维
a.基督教本身就是“形而上”
为什么基督教文化圈里，现代科学在“形而上”方面做得这么好？因为基督教不但允许，而且强烈鼓励、要求教徒们有“形而上”思维。基督教思想体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形而上”模式。《旧约》把神的要求化作详细可操作的律法条文。而之后几千年里，信徒们在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运用律法应对。经历过房屋过户、财产继承等民事法律程序的朋友们应该有体会，利用法律条款，就是把具体的情况与行为概念化、抽象化，然后与条文锲合，这就是一种“形而上”思维。《旧约》的信徒们也一样。千百年里，他们大量运用律法，于是全民练习、实践了“形而上”思维方式。另外，几千年来，传统犹太人对孩子的教育，主要内容就是律法。孩子们从小在课堂上学习什么样的具体行为适用于哪一条律法、以及背后的道理和原因，也就训练和培养了“形而上”的思维能力。
在耶稣之前，摩西律法已经成长和成熟，发展出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犹太法典》。通过一千多年的实践，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律法和律法背后的精神。于是耶稣在律法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他归纳了律法背后的公平，正义，真理，希望等原则，又在这些原则之后，看到了更深的精神，就是爱。耶稣把律法一步步深入归纳，最后总结成“爱”，就是形而上的过程。耶稣认为，这些原则和精神，比律法本身更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化，具体的律法会失效，但这些原则和精神不会。于是基督教就诞生了。在基督教里，“神就是爱”。从《旧约》到《新约》，神，从律法背后的拟人形象，升华成了“精神”。从而，基督教比犹太教更进一步，完成了彻底的“形而上”过程。
关于耶稣代表的、对犹太教的信仰革命，一个通俗易懂的解读，就是首演于1597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创作的《威尼斯商人》。其中的高利贷商人夏洛克，代表只接受《旧约》、不接受体现耶稣精神的《新约》、死守法律条文的犹太教徒。而剧中其他主要角色都是基督徒，每个人心中都有爱，包括爱情、友爱、仁爱等。男主角巴萨尼奥爱着女主角波西亚。第二男主角安东尼奥出于友爱，为了帮助男主角追求女主角，向夏洛克借高利贷，签了合同，如果违约，愿意陪一磅自己的肉。后来安东尼奥违约，夏洛克坚持按照合同、要割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生硬地按条文行为，虽然合法，却是何等野蛮！剧中的基督徒们像耶稣一样，并没有抛弃合同，因为合同有正当性，但也没有简单地顺从合同的文字，因为那样太残忍。于是在爱的驱使下，他们运用智慧，提出合同没有写安东尼奥需要流血，所以夏洛克割安东尼奥肉时，不许流血。夏洛克做不到，只能放弃。最后，好人皆大欢喜。夏洛克在形势压力与内心羞愧的驱使下，只得屈服，抛弃犹太教信仰，皈依基督教。
《威尼斯商人》的中心思想直截了当，就是对比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在现实中的不同，歌颂耶稣精神的伟大。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信仰是西欧社会里占绝对优势的核心价值体系。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处于宗教改革的后期。人们为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而打战、流血、废黯和树立国王、分裂和统一国家等，所以整个社会，从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极端重视基督教思想。莎士比亚戏剧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作品，当然旗帜鲜明地歌颂耶稣的精神。其主题突出的程度类似于中国的“样板戏”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
但是，从小到大我没有遇到过一个中国人读懂《威尼斯商人》的这个简单主题。这部戏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个莎剧，已经以各种艺术形式在国内上演了一百多年。亿万的中国孩子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学习过它。记得我上中学时，老师就说，“这部剧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还特地查了《无忧无虑中学语文网》。现在国内学校还在教导孩子说，这部剧“反映了英国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社会矛盾，提倡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反对封建束缚和神权桎梏”。这样的总结真是混乱、荒谬。愚民手段可以这样几十年如一。想到它的效果之广泛和彻底，让人不禁叹息！
b. 基督教是最广泛的“一神论”
犹太教只有一个神，就是犹太各部落都只崇拜耶和华，认为他是全能、全智的，所以犹太教的内部是“一神论”。但犹太教认为，耶和华是犹太人的神，隐含着其他民族有其他神。所以在犹太教的世界观里，世界还是“多神”的。基督教不同。耶稣说，“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all nations（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对所有民族的人民作见证）”[1]。基督教把犹太教的神“形而上”，涵盖全世界所有人民，所以基督教是最广泛的“一神论”。
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严肃思考过宗教，不体会“一神论”与“多神论”的深刻区别，所以我用一个中国人身边的例子来解释。很多中国家庭崇拜祖先，张家祭拜张氏先人、李家崇尚李姓始祖。每个家族只崇拜自己的祖先，但不同的家族拜不同的祖先，所以中国社会是“多神”的。大部分多神论都类似。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保护神，于是整个社会就是多神的。比如雅典城的神是雅典娜，德尔斐城的神是阿波罗，于是古希腊就是多神的。如果你深入地想想，张家和李家祭拜自己的祖先，都主要强调祖先体现的“忠、孝、信、义”等精神。而祖先们的个人特征，比如长相、姓名、生活年代、具体事迹、社会地位等，在他们在世和死去不久时也许很重要，但随着年代的久远，对后代的意义就越来越小了。千百年之后的今天，张家和李家祭拜祖先的内容，主要都是注重精神，而目的也都是给家庭带来“和睦、财富、好运”等。但大部分人看不清不同家庭拜祖的本质相似，而片面强调家族间的界限。张家人决不会祭拜李家先人，反过来也一样。崇拜对象的不同，经常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比如在边远地区，家族意识占社会主导，不同家族的人视彼此为“非我族类”，家族之间的矛盾可以非常激烈。
祖先崇拜属于低层次的宗教。目前世界上的几大主要宗教都较之有长足进步。以基督教思想看祖先崇拜，结论有二。首先，张家人和李家人都自以为在崇拜一个年代久远的具体的人，但如果他们运用智慧、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他们应该崇拜的，是那个人代表的精神。而那个祖先的个人特征，对于后代并不重要，也不值得后人崇拜。所以，《圣经 新约》独具洞察力地说，“God is spirit(神是精神)”[2]。基督教要人崇拜的神，并不是一位住在天上的白胡子老头，而是一种精神。第二，张家和李家拜祖，推崇的精神经常很相像。耶稣断言，不但张家人和李家人，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当追求同一个终极精神，就是爱。爱就是基督教的神。这就是基督教覆盖所有人的最广泛的一神论。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不同，但在基督教的神面前，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他们之间都是兄弟姐妹，无论种族、性别、阶级、疾病或健康、富有或贫穷等。
基督教的最广泛的一神论，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大部分中国人忽视，完全不理解。我再用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解释。假如你是中国的电工专业的科技人员，在工作中大量利用偏微分方程。如果美国的一位数学家突破了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个重要难题，你马上就会就认为这个新结论可以被用在你的专业里，即使你根本不认识那位美国数学家，即使他一点也不懂电工专业，即使你也不怎么懂他的数学，即使美国和中国在闹矛盾。在现代科学中，这种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相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司空见惯，是现代科学生存、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关键基础。
现代科学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数学、科学、和科技体系内的这种广泛信任，在基督教主导科学以前，在任何古代社会里都不存在。比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天才地发现了很多数学与科学结论，但他与他的追随者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学派，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密宗。在这个学派内部，学者们能够互相信任，互相接受彼此的学术结论。但他们不对外传授自己的发现，也不轻易接受学派以外的学者的思想。这样壁垒高筑，当然就不可能有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广泛交流和信任。
古典时代的学术思想统一，经常只在学派内部，依靠学派领袖的思想的协调一致。比如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内部，大家都追随他。而他确保自己的各个想法之间的兼容，于是学派内的学者们才可能相互交流、借鉴、和信任。但学派之间就没有这样的关系了。这就如同中国的儒家内部、或道家内部，学者们可能大致相互借鉴，但儒、道之间就很难做到。文艺复兴时期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都是由基督教会主导，其后果有二。第一，因为基督教是最广泛的一神论，它的神适用于所有事项和所有人，所以基督教会为了理解神，就有必要主持研究学术的所有领域。第二，早期的基督教科学家们，都认为自己最终追随神，而不再像古典时代的学者那样追随某个学派领袖。于是，在整个基督教文化圈内，所有科学家们都有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础，不论是什么背景、或在任何领域，这个基础就是神。
再后来，现代科学继续成长，愈发强大，形成了现代科学精神，并且带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从军事、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兴盛，使得基督教文化之外的人，即使继续拒绝基督教，也觊觎现代科学的功能，不得不努力接受植根于基督教的现代科学精神，虽然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不信仰基督教的各个民族，对现代科学的接受和崇尚程度，还远逊于基督教文化圈。总之，从基督教信仰生长出来的现代科学精神在全世界的传播和被接受，使得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相识的科学家之间能够相互信任和交流。
耶稣之前，毕达哥拉斯认为，自己的数学理论的终极是一个神。类似地，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自己的宇宙模型的最终推手是一个神。但他们都没有看懂，自己的神与其他学派的神，本质上是一样的。摩西和大卫认识了耶和华，但以为它只是犹太人的神，没有看懂它也可以是其他民族的神。在中国，孔子和孟子对神敬而远之，以为帝王才是世界与人心的主宰。只有耶稣第一个看懂了，掌管人心和世界的神是一种精神。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阿拉伯人、罗马人，无论肤色、地位、财富、性别等，本质上都是一家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c.基督教选择拥抱理性主义
历史上，基督教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古典理性主义，包括形而上学。公元四世纪末，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不久，中国人熟悉的《忏悔录》作者，古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基督徒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就明确反对教条主义地理解《圣经》，尤其反对完全按字面理解《创世记》。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神学和哲学都有很大影响。大约一千年以后，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西欧重新发现古典知识体系，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于是古希腊理性哲学回归。信仰和理性，看起来将有矛盾。这时，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圣多玛斯·阿奎那（1225 – 1274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的著作对哲学和神学的贡献都很多。通俗讲，他在神学的高度，把理性纳入了基督教正统思想。他认为“神有理性”（Reason is found in God），“任何能使人类认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神给的”[3]。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尽情地拥抱理性、探索科学，而不用担心因此违逆神。罗马教廷勇敢和无私地接受了阿奎那的理论，意味着教廷将接受符合真实与理性的新观点，随时准备修改旧教义。
普通教徒或教会，不需要阿奎那的理论，只跟随《圣经》的直白表述，就接受了理性思维。比如《旧约 以赛亚书》里就有“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4]。神要人们思考，组织观点和语言，与他辩论，就如同一位睿智的父亲，激发孩子有自己的观点，然后鼓励他表达出来。因为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可以成长，理解更多的道理。基督教会的主流认为，人思考，理性探索，就是在与神交流，可以更好地接近神。教廷在阿奎那之前也包容和资助过理性知识的传播与探索，比如在卡洛林复兴时期，教会建立学校，支持学术探讨。自阿奎那以后，教廷的思路就更清晰，努力就更大。实际上，从中世纪到现在，西欧神职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的大众，都认为人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真实的“自然”。主流基督教思想是，两本书都是神给人的，它们不可能有矛盾[5]。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社会从教皇到普通教徒，早已摒弃了教条主义地理解《圣经》，并全面接受了理性主义。亚里士多德被教廷和社会大众同时尊为哲学和科学权威。基督徒们认为，古典知识是先哲们读神的第二本书“自然”时获得的真知灼见，也是神给人的，基督徒当然应该学习和利用。基督教中的思想精英们懂得，要向耶稣学习，用智慧和勇气探索世界，跳出《圣经》狭隘的字面意义，全力追求和理解文字背后更深更广的精神。如此思想自由的氛围，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性的科学巨匠，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维萨里、达芬奇等。伽利略在1615年写给美第奇大公夫人的信，深入解释了自己的科学研究背后的思想，后来成为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他在信中说，圣经的阅读者经常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停留在圣经的字面意思，而不深入理解。”[6]
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理性主义与基督教合流，强烈地推动了基督徒科学家们的“形而上”思维。以牛顿为例。他一辈子都是狂热的基督徒，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就是理解神。他坚信，在表面上纷繁复杂的宇宙万象的背后，有一位智慧的主宰。就像一个睿智的人做事情总有大原则，不会杂乱无章，神造的天地，背后一定隐藏着神的智慧和完美[7]。当看到苹果落地，牛顿不会只研究了“苹果怎样下落”就停止，因为这对理解神的帮助太小。如同孩子热爱远方的父亲，得到父亲的一封信后，孩子不会只注意信的一部分、或字面意思，而一定会通读全信，努力从字里行间揣摩父亲的目的、心情、状况等。孩子的目的不只是理解这封信，而是理解信背后的父亲。牛顿就是这样的孩子，他爱的父亲就是神。他要以理性主义为手段，在具体的科学规律中找到背后统一的规律。牛顿把这种终极规律看作神的意志，所以非常重视。追寻终极规律，就是他研究科学的目的。
《新约 罗马书》说，“（对神的）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8]。对神的信念没有让牛顿失望。他从苹果落地的狭隘现象开始，“形而上”地追溯，发现了适用于宇宙所有物体的“万有引力”理论。当时西欧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比如笛卡尔、伽利略、布里丹等，都和牛顿类似，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对耶稣的追随是他们科学研究的原动力，他们因之硕果累累，对神的盼望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如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9]，这些科学家的信仰让他们的科学探索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最终获得了重要发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在基督教信仰的引领下，革命性的科学发展层出不穷，人的思想和社会本身都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很多中国人猜测，这些颠覆性的、让人应接不暇的科学新发现，很可能会摧毁有几千年历史的对耶和华的信仰。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的快速发展确实冲击过一些基督教传统，但这些传统都是关于人的、并非对神的信仰。几百年以来的科学进步并没有否定宇宙的万物背后有一位智慧的造物主，所以教廷认为，“在基督教信仰与理性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每项科学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学方法和伦理，就不会与基督教信仰有矛盾”[10]。
回顾中国科技，比如北宋的《营造法式》，它的编制人员的目的就是“造房子”。从他们的角度看，探究建筑方法背后的物理或几何理论，没有什么意义。再比如中国古代的数学高峰，汉代的《九章算术》，目的也只是服务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算术问题。它采用问答形式，直接明了。而更深的抽象数学概念、定理、或理论框架，对于它的目的，完全是多余和累赘。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的中国科技人员都类似。他们没有神的概念，所以不觉得“各种实用规律背后一定有更深的规律”，也不觉得“终极规律是神圣的，我要追求它”。在古代儒家科技人员的心目中，他们的科技只有外在的“用途”而没有内在的“意义”，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或动力做“形而上”思考。他们就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中国的科技水平就徘徊不前上千年，现代科学也就没有诞生在中国。
2. 事实与真理
对于现代人，尤其是科技学人，真实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一般觉得，日常说话都应该真实，思想和理论就更应该了。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把真实作为判断言语和思想的标准，远不是人的天性。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牙齿。难道这么伟大的哲人，在作此定论前，就不能请太太张开嘴，数一数她有几颗牙？中华传统文化，也一直没有这个观念。比如商人用甲骨占卜，周人用蓍草筮卦。试想，两个商朝将军，大敌当前而有不同意见时，就用火烧龟甲骨，然后看甲骨裂纹的形状，来决定采取谁的意见，真实何在？逻辑何在？再比如，在中华文明成熟的晚清，在最高政治殿堂上，谈论关于国家最重要的国防问题，最懂洋务的重臣之一，林则徐，于1839年联合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帝写的一道奏折。原文如下，“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认为英国士兵的腿脚伸屈不便！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一年之后，鸦片战争进行期间，他再次上奏，“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11]。他继续认为英国士兵腿不能弯，摔倒后，不能自行站起。他难道从来没有想到亲自去战场看看真的英国士兵？区区40年前的1978年，中国国家政治里最大的事，就是全国讨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不同意见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从最高层到普通老百姓，主流想法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邓小平用个人权威改变了辩论的大方向。至少到那时，中国还没有树立起“理论必须符合真实”的观念。
i.真实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大多数中年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心里都很懂得为什么真话、真实、真理，在中国社会里不被看重。比如在单位里，大领导一手遮天，没有人或规矩能管得了他。他有他的企图心、利益、和盘算。单位里的其他人不得不顺着他，什么事都要揣度他的想法，以他的立场为标准，而不能从客观的角度看。于是，真实就被权力压制了。从秦汉以降到今天，整个中国的大形势就和这样的单位类似。区别是，单位里的“权力压制真实”经常属于潜规则，大家心里懂，但平时都不说出来。而在国家、民族、和文化层次，它被定为原则、立国之本、宪法等，堂而皇之地要求所有人遵守。在两千多年的王朝时代，天下是皇帝一家的。国家对所有人的最重要要求，就是忠于皇帝一人一姓。现在，名义上的皇帝没有了，但社会本质还是类似。在这样的社会里，真实经常成为体制的敌人。比如，唐太宗逼父杀兄而得到皇位。他当然不想让天下人知道，当然就得掩盖事实。皇权与真实，就这样天生冲突。皇权成了社会最高原则，真话、真实、真理就必然受压迫。唐代的儒生们为唐太宗隐讳，历代儒家还奉他为贤明君王。儒家号称忠、孝、悌为最高操守，又要推崇唐太宗，为他遮丑，暴露了儒家的虚伪和自相矛盾。
权力越霸道，真实就越不重要。绝对的权力，泯灭真实。这样的价值观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然也进入了科技领域。比如，让现代中国人非常骄傲的古代发明，指南针，只是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原文语焉不详，缺少技术、制作、和应用的关键点。后世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指南针被广泛应用过。可能因为马克思曾经提到它[12]，1950年代郭沫若访苏，希望用这种指南针做国礼，“长中国人的脸”。但组织全国之力，还是没有复制成功。当时的结论是，即使用最好的天然磁石，磁矩也还是太弱，不可能用来指方向[13]。虽然发现做不出来，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十年里，全国每一个学龄孩子还是继续在教科书中学到它，为的是增加民族自豪感。从当权者角度，让孩子“增加民族自豪感”，就是为了维护权力。所有上述现象，2000年前文献记录的粗略、2000年中少人问经、以及现代人发现不可行后还继续宣传，都代表民族心理对科技本身的漠视、和对真实的不在乎。
为了维护、巩固权力，忽视真实、忽视科技，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例子比比皆是，远不局限于指南针。比如，清朝康熙帝严格限制了火器的研制，造成两百年后中国被蕞尔小国英国打败，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害怕汉人掌握火器，威胁皇权。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从西方传回来的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首先提出，中国古代有三大发明[14]。近代英国人李约瑟（1900-1995）大肆赞美了四大发明，才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重视。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在乎过这些古代科技。西方人的肯定，让当权者觉得政治加分，所以大肆宣扬，但是继续忽视这些所谓“古代科技”本身，包括不在乎它们是否真实。比如活字印刷术，史料仅见于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历史上没有被广泛采用。近代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来自日本[13]。类似被追捧、但真实性可疑的古代发明还有很多，比如地震仪等。
儒家鼻祖，孔子，提出过一个总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5]，就是为地位高的人、自己喜欢的好人，遮掩事实。比如孔子在《春秋》里谈“狄入卫”，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而左丘明的《左传》记载，北狄灭掉卫国，卫懿公战死，全国只剩730人[16]。孔子避谈这段惨烈的历史，因为他推崇那时的华夏霸主齐桓公。霸主的最大责任就是保护列国抵御外敌。卫国被灭，是齐桓公的重大失职。孔子宣扬“王道”，希望树立“王者无敌”的观念，就是“真正实行王道的好君主战无不胜”。他把齐桓公看成这样的好君主，但后者没有能保护卫国，所以孔子就掩盖这段历史。后代儒家尊孔，不但认同他遮掩事实，还发扬光大，造成中国几千年来的正史里假话连篇。儒家之前，中国也有尊重真实的知识分子，比如春秋时代被崔杼连杀三人的齐国史官家族[17]。“独尊儒术”后，这样的人就基本没有了。
儒家的“道”与“天理”经常和事实相矛盾，但儒家从来不像中世纪时的西欧基督徒那样“以事实和逻辑为武器，公开辩论，让对的思想自然胜出”，而是“讳事、杀人”。儒家经典《礼记 王制》明确建议，君王应该以思想言论为由杀人[18]。根据《荀子·宥坐篇》、《论衡》、《史记》等的记载，孔子在鲁国收徒讲学时，有位竞争对手，也是著名学者，名叫少正卯。孔子的三千弟子多次被他大量吸引走，导致孔门“三盈三虚”。后来孔子当官，几天后就杀了他。学生问孔子为什么，孔子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子的这五大理由，全都属于言论、思想、和号召力的范畴。通俗地讲，孔子觉得，少正卯的学说与自己的不一样，又有很多门徒和信众，所以就是威胁，就应该杀。更直接地讲，孔子赤裸裸地宣扬，你又聪明又能干，却不顺从我，就是罪，就要杀你。
东西方的先贤们都看得很透很远。耶稣和门徒们知道，自己传播的信仰可与真理共存，“在真理中欢愉”[19]，所以基督教包容和鼓励人们追求真理。孔子和弟子们也懂，自己的“道”与“天理”不能与“真实”和平共处，所以明确教导后代君王和君王的参谋们要“讳”与“杀”。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儒术就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近代以前，中文里甚至没有与今天的“真理”相对应的词。现在的“真理”，主要含义是“符合真实”。而儒家的“道”、“天理”，强调它们的重要和神圣，并没有“符合真实”的含义。汉语里“真理”一词，最早来自佛教，意思是“最纯真、最正确的道理”，没有“符合真实”的含义[20]。《说文解字》讲，汉字“真”是“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意思就是可通鬼神界的人。所以“真理”的字面意思是“从神界来的道理”，与“天理”类似。
ii.基督教推崇真实
对真实的推崇，是现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之一。这个原则来自基督教。在商朝人用甲骨占卜决定国家和个人的大事时，摩西就在《十诫》里告诉犹太人，“不许做伪证”[21]。就是在严肃问题上，不允许说假话。这适用于所有场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法庭上、教堂里、和工作中，当然也包括著书立说、发表理论、表达意见、评论别人的观点，等等。犹太人相信，摩西律法来自神，所有人都要遵守，包括摩西自己和历代犹太君王。所以，“不许做伪证”，在犹太人心里和社会里，都非常重要。
大约在儒学成为中国官方思想时，身在罗马帝国的耶稣继承和改革了摩西的信仰。耶稣认为，律法背后有更深层的精神。这些精神比律法更重要，而“真理”就是耶稣推崇的精神之一。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9]。《新约》又重申，人们“不要相互撒谎”[22]。“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放弃虚假，并且对你们的邻居说真实的话”[23]。所以几千年来，说真话，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哥白尼、伽利略、维萨里等在现代科学诞生中起关键作用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明知自己的理论和发现会引起与其他教徒、专家、或教廷的矛盾，给自己带来不便，但还是选择继续做、并公之于众。基督信仰是他们勇敢追求真理的根本原因。
因为耶稣教导大家崇尚真实，所以有几千年历史的基督教社会，自然发展出了一整套容忍和鼓励人们说真话的机制。基督教把精神作为最高原则，与中华文化崇拜皇权的情况有根本不同，所以他们面对很多我们中国人不熟悉的问题。比如，基督徒们发现，即使诚心追求真相和事实，得到它们的过程也经常充满困难，昂贵、费时，并且结果可能模糊不清。所以他们很早就懂得，追求真相需要程序。于是他们就有了“正当程序”或“程序正义”的初步概念。比如摩西律法里就已经有多处隐含“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原则，并规定相应的程序保障。《旧约 申命记》里要求国王也在律法之下，要严格按律法办事[24]；要求要公正地对待弱势人群，比如外地人、寡妇和孤儿[25]；要求法官要对双方都不偏袒，只追求公正[26]；要求每个案件有多名证人，要对质，对作假证人要严惩[27]，等等。
《旧约》表明，犹太人很早就理解，正确判断一件事，要让不同的亲历者，以相互平等的地位，说出从自己角度的观察，然后由立场中立的局外人整合与评判。这个基本的程序设计，几千年来被不断完善，并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在现代法庭上，它被称作“对抗式诉讼制度”(Adversarial System)，就是对抗的双方都有各自的代理人和证人，他们每个人都平等地说出自己认为的真相，再由立场中立的陪审团裁决。在政治领域，多党竞争制的基本原理也是它。不同政党代表不同视角，而公民整体就是中立的评判人。中世纪时，这个程序在西欧学术界生根开花，发展成一种多观点理性辩论的模式，叫做“辩证法”(Dialectic)。它在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历卡洛林复兴之后，西欧学术氛围再起。同时期，穆斯林侵入，逐步占领意大利南部、以及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迫使那里老百姓大规模流动。然后就是十字军东征，西欧军队多次踏足东罗马。在这些社会动荡中，很多东罗马和伊斯兰书籍流转到西欧境内。还有一些学者主动进入穆斯林占领地区，为学习伊斯兰最新文明成就，或跑到偏僻的爱尔兰，寻找失传的古典书记。就这样，西欧重新发现古希腊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中的积极分子们被称为“经院派”。他们回到故土，或辗转于大小城镇，与当地基督教修士和贵族们交流。后者的知识来自《圣经》，而前者带来新思想，双方观点碰撞在所难免。
那个时期战争不断，人们推崇骑士精神，在学术对垒中也如此。经院派与传统修士们经常激烈辩论，仪式感强烈，如同骑士对决，只是武器不是刀剑。这种学术辩论方式，崇尚逻辑和证据、拒绝情感因素、不留情面、外力不介入、直至胜者在旁观者的心目中自然涌现，就是“辩证法”。现代西方学术界的争论，还是鼓励各派发表文章，借助证据与逻辑，不带人身攻击，外力不介入，就是这种古老辩证法的变种。一般国人印象里的“辩证法”与此不同，是黑格尔创立的哲学分支，随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黑格尔用“观点的交锋”代替了“人的交锋”。
总之，这个《圣经》里的议事程序---就是立场不同的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地位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然后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由中立的第三方裁决---被广泛应用于基督教社会，却一直不能在中国生根。比如中国的法院，从古到今，双方都会试图用各种外力影响法官，最常见的是找同情自己的高官介入。在学术评审时，总有请评委吃饭、拉关系、送礼等。媒体上的讨论，永远有高层在背后定调。在短暂的北洋政府多党议会里，总有人大规模贿赂议员…。同一套程序，在不同社会里遭遇迥然不同的命运，背后的原因简单而深刻。它在基督教社会里盛行，因为人们发现它是最有效的获得“真实”的办法，所以觉得它公正，把它称作“正当程序”，认为实施它就是维护“程序正义”。它在中国不能生根，也是因为这点。一般中国人不崇拜神，心里没有“比任何人更重要”的原则。所以他们的最高目的经常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希望自己被偏袒。但“真实与公正”不偏袒任何人，所以不受中国人欢迎。尤其是中国的权力者，他们当然也不信神，也是只要自己好，不管别人。他们敏锐地发现，“真实与公正”将侵犯自己的特权，所以就把“真实和公正”踩在脚下，当然也排斥这套来自西方的“正当程序”。
3. 学术原则高过任何人
i. 西方学术界的特点
一次与在国内做教授的朋友讨论学术界的现状，他激愤地说，“学术界应该是最民主的…”。其实这种说法不对，学术界的组织模式不是民主体制。哪个学术观点对、哪个错，不应该看支持者人数多寡。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学术界应该民主，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学术是好的，民主也是好的，所以两者应该关联。学术界当然也不应该是独裁制。比如在国际物理学界，并没有一个“物理学总书记”或“世界物理中心”这样的人或组织做最终学术评判。
现代西方学术界采用的是一套崇尚原则的权威体制。这个体制里的每个人，被要求心里崇拜同一套学术原则，包括理性、真实、诚实等，而不是任何人或人的组织。假如某个25岁、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推导出一套公式，证明伟大的牛顿“错了”、以前的所有理论都“错了”。学术界里的其他人，被期待以理性、真实、和诚实为原则，严格阅读和理解他的公式。如果发现他的理论有错误，就应该诚实地指出。如果他的逻辑和证据都正确，也应该诚实地指出。不应该因为他年轻没有名声、或他批评的先哲名声很大，而忽视、埋没他。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就是1905年时的爱因斯坦。他在那年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狭义相对论，一举成名。
在发表意见时，学术界里每个人的权威大小不同，意见的重要性也不同。比如一个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的人，比另一个没有在顶级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人，拥有更高的权威。所以，学术界内，不是人人平等的，也不应该人人平等。学术权威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一个人发表过很多顶级文章，但最近几年的发表量变少，他的权威也会下降。但是，无论一个人的学术权威有多高，也不如“理性、真实、诚实”等这套学术原则重要。换句话说，非人的学术原则地位最高，任何人的权威次之。这套原则的权威，不依赖某个人或组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它的坚信(faith)。比如在1940年代，量子力学问世不久，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坚定的反对者之一。他的名声当然影响了很多其他学者，但物理学界并没有因此就摒弃了量子力学，而是对这个新理论的每个结论，都更小心地审评。最后，量子力学还是凭借自己的理性、逻辑与实验结果而被物理学界接受。爱因斯坦的学术权威非常高，但没有学术原则的权威高。
ii. 西方学术界脱胎于基督教
现代学术界的这套“原则的权威高于任何人”的体制，与基督教非常相似。基督教的神就是一种精神或一套原则。基督徒只崇拜心中的神。神高于所有人，所以基督徒永远把“现实中的权威”与“我心中的权威”分开。前者是人，后者是神。基督徒也尊重握有权柄的人，因为《圣经》要求基督徒“做一个好公民”[28]。但基督徒不崇拜自己的领导、领导的领导、直至教皇或国王。比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都非常尊重罗马教廷，但知道教皇也只是一个人。所以他们不惧与教廷意见不合，狂热地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神的精神[9]。
历史上，西方学术体制的源头就是基督教。西欧最初的学校和大学，比如著名的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罗马大学等，都是基督教会设置的。最开始，这些学校主要讲授神学，顺带讲授哲学。科学在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属于哲学。那时的学术界是神学界，就是资深基督徒讨论神的圈子，当然依照“神是最高权威，高过任何人”的原则运行。后来科学在学术界内部不断壮大，其所遵循的组织运行方式，继承了神学研究的方式，继续崇拜神对人的指教，比如“真实、诚实、理性”等，只不过不再提“神”的名字而已。比如在科学的幼儿期，科学还是神学的一部分，伽利略在天文学的新发现，就是由神学家贝拉明做学术把关的。贝拉明用神学学术原则裁判伽利略的科学研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看，贝拉明也做得无懈可击。科学已经从神学与教会中独立出来，但未来科学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地，继续依赖从基督教里带来的这套体制和原则。
iii. 中国人心中的王权，阻碍科学发展
a.权力干扰学术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后向物理学家钱三强询问原子物理的问题。毛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29] 之后，中国的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科学家，把毛的这段讲话称作“物质无限可分”理论，并利用它在学术界展开政治斗争，口号是“批评科学领域的唯心主义”之类，实际是借政治领袖的力量，让自己在学术界晋身、夺权。在这个过程中，几位中国物理学家引用毛的思想，把当时世界物理学界已经发现的次原子粒子重新命名为“层子”。然后中国物理学界声称，“层子理论”是中国对世界物理发展的巨大贡献。当然，这个理论只在中国时髦，对世界物理没有什么影响。毛死后，它在中国也销声匿迹了。
很多人以为，权力干扰科研，只发生在敏感的文科、或重大工程领域，比如三峡大坝是否修建等，而没有意识到，权力早已渗入中国学术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即使与政治毫不沾边的原子物理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现代、也不只在最高层，而是从古到今、在所有层次、所有领域。“干扰”这个词早已不适用了，因为它隐含着干扰者是外界因素，主体还拥有不受干扰的时候。在中国的学界，几千年来，权力是常驻的主宰，学术本身倒一直是奴婢。历史上，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制等，都是权力拔树寻根式地灭绝学术独立[30]。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早就习惯了为权力做下人。比如在任何学术会议上，主席台上的人、最重要的讲话人，都不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任何学术出版物、讨论、评审、评比等，如果接到上级领导的一个指示，相应的决策、内容、人事等就会改变。现实如此，一些读书人就借势取巧，主动邀请权力介入，给自己制造晋升的机会。比如，1952年，年轻的科学家何祚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31]，就是借苏联的例子，催促中国的政治新权力介入学术。得手后，他名利双收，青云直上。
b. 学术原则不彰
春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欧基督徒学者有一些类似。前者内心追随不管事的周王和“礼、乐”制度，现实中尊重本国的王侯。后者崇拜神，尊重教廷。东西方的学人都把“心中的权威”看得高过“现实中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时还有百家争鸣，还有史官诚实写史，宁死不屈，像基督徒殉道士一样勇敢。秦汉以后，社会结构变成金字塔型。每个人都有一个领导，除了皇帝。收入、权力、地位、和内心的忠诚，都指向领导、或领导的领导。中国人“心中的权威”与“现实中的权威”重合，都是王权。于是，没有人再崇尚看不见、摸不着、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思想或原则。绝大部分中国现代学者还是这样，即使智商很高、留过洋、有过很好的成就，心里也不存在高过权力的原则。
这样的社会框架和人心状态，使得不懂学术的权力常态化地干预学术。而学术人也认同权力的干预，没有抵抗的能力或愿望，造成没有人坚守“真实、理性、诚实”等学术原则，当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就遇到困难。身处社会各个角落的中国人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学生说，“赛先生进不来中国”；专家说，“国家决策缺乏科学精神”；海归说，“中国在劣币驱赶良币”；教授说，“要当院士、就要先做院长或书记”；哲人说，“中国的学术界彻底官场化了”，等等。所有这些现象的本质都是一回事，就是中国社会和学术人，把人的权威看得高于原则，使得真实不能在学术界彰显，好的科研不能脱颖而出，坏的科研不能被及时淘汰。比如屠呦呦的成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却一直在国内被忽视。“层子理论”没有实质内容，却占据中国物理界几十年。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中国人把权力当信仰、内心缺乏原则的特点，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能大家都遇到过。比如，一位在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曾经问过我，“基督教新教里，到底谁是权威？我应该听谁的？”我说没有统一的权威。他很惊讶，不敢相信，说，“那不就乱了吗？”我说，“不会，就像世界物理学界里也没有统一的权威，不是也没有乱？”他半信半疑。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如果权力不是金字塔型，人们的信仰不再是皇帝或国家，天下就会大乱。即使上过大学，甚至就在学术界工作，大多数人也没有意识到，学术界应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威分离，学术原则高于人的权威。西方学术界这样运行了近千年，支持了文明的大发展，也没有“乱”，不是很好吗！
注释：
四 《圣经》违反科学吗？
国内的一位朋友，一直对基督教有兴趣，多年来断断续续与我讨论。最近他对我说，他曾多次试图通读《圣经》，但每次读到书中的第一段话，就是《旧约》第一部书《创世记》第一章的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觉得读不下去。他从事科研工作，觉得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认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情况与这位朋友类似，觉得《圣经》不科学，所以心里排斥基督教。
大约四百年前，伽利略也曾思考《圣经》为什么不科学。他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时，他改进了望远镜，然后把它指向天空，观察每个基督徒都觉得神圣和神秘的“天堂”。他的新发现，促使他支持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反对当时天主教廷认同的“地心说”，于是受到教廷的审查。自己相信的理论与《圣经》文字冲突，给哥白尼的人生和内心都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严肃地思考，“为什么无限能力与智慧的神，没有在《圣经》里用严谨和科学的语言描述世界？”后来，他把自己的心得写信给美第奇大公夫人，说，“神的目的是教人怎样进入天堂，而不是教人宇宙是怎样运行的… 我不相信同一个神，已经给了人感知、思辨、和智力，却不允许人运用这些能力，而只让人通过《圣经》来获得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1]。通俗地说，《圣经》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学，而是引导人认识神。神已经把科学研究的能力给了人，所以神把科学探索的任务留给人类自己，而没有试图利用《圣经》来传授科学。
《新约》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一种精神，不是一位老人或神仙。但从《旧约》时代到今天的几千年来，《圣经》的信徒们，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把神看作心中的父亲。因为这样的比拟，最容易使一般人体会神的意义。就如同父亲与幼子，神大智大能，而人愚昧无知。神把《旧约》传给人时，我们中国人聪明的祖先，还在看龟甲裂纹决定战争策略、婚丧嫁娶、治疗疾病呢！即使后来的《新约》，也大约2000岁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人类还处在文明的幼稚期，比如他的大部分信徒是文盲、没有严谨思维的训练，书籍昂贵、拥有率很低。所以千百年来，基督徒一直理解，《圣经》就像一位慈父要长久地离开还不懂事的孩子，为后者留下的一封简短家书。因为孩子各方面的局限，父亲故意把这封信写得简单，内容贴近孩子的理解能力，但包括了最重要的话，让孩子即使无知无能，经过努力，也能大致理解，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受益。神希望无知的人，努力理解和听从他的话，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懈奋斗，逐步获得真理，开创美好的未来。
与摩西或耶稣时代相比，现在的人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思。我最近重温多年前与父母的通信。读到当年父母的话，我马上感到他们的爱、和字里行间体现的良苦用心。当然，时过境迁，信里的很多具体内容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类似地，现在人们读《圣经》，也要体会神对人的爱，理解他的思想实质。而有些具体内容，显然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状况，比如《旧约》中的那些对割礼、安息日、和祭祀牺牲的严格规定。实际上，几千年来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一方面在《圣经》中领悟神，另一方面不断地学习和研究神造的另外一本“书”，自然世界，然后把两种知识结合在一起，人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圣经》和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刚接触基督教的中国人，在读《圣经》时，必须联系和参考过去几千年里基督徒的实践与进步，才能更好地理解。
圣徒保罗说，“当我（基督徒）是孩子的时候，我的言语和想法都像孩子，想事的方式也像孩子。当我长大了，我就把身上的孩子气去掉了。现在我们看事情，还像镜中看花，有些模糊不清。以后我们更成熟了，就会像面对面那样看得清楚。现在我们懂得一些事情，未来我们应该懂得全面”[5]。我们研读《圣经》，要像保罗说的那样，记得人自身的变化与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与几千年前的犹太人有很多不同，但神所代表的精神是一样的。
在人幼稚的时候，基督徒心中的父亲告诉人，“神造天地”，到底是为什么呢？重温这句经文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就会理解更深。
1. “神造天地”的实际作用
i. 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圣经》开篇就讲“神造天地”[6]，强烈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句经文告诉人，自然世界来自神，所以神圣。《圣经》把它放在最开头，说明它非常重要，要求人认真对待。几千年来，因为《圣经》的缘故，基督教内部从教皇到一般信众，对自然世界一直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就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
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在西欧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主导力量，掌控教育、文艺、政治、法律、甚至军事等领域。即使面对这么多权力、利益、和责任，基督教的最高层一直非常重视科学发展，虽然科学很少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根本原因就是《圣经》给予自然的崇高地位。比如在十三世纪，西欧各地的神职知识分子对古典文献的恢复和研究越来越深广。教皇克雷芒四世直接与当时的英国大学者罗吉尔·培根联系，希望后者写一本全面阐述最新科学知识的书，然后直接拿给自己看。当时没有专职科学家。培根自认首先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他所属的方济各会教派崇尚体力劳动，要求每个信徒每天做大量的体力工作，所以严重限制了培根的科学研究。而热切的求知欲使得教皇竟然私下鼓励培根犯规。于是，培根冒险写出了涵盖当时主要科学前沿的不朽名著《大著作》。
这种由《圣经》引发的、对科学的重视，在基督教内部经久不衰。前面讲到，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时，西欧发生了两个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其一是哥白尼发明了“日心说”模型，其二是伽利略观测到支持它的天象。1533年，离哥白尼的书出版还有十年，教皇秘书、也是著名学者魏德曼斯塔特，在罗马为教皇和多位主教专门讲解哥白尼的学说。其后教皇表示感兴趣，送礼物嘉奖魏德曼斯塔特[7][8]。当时教皇一言九鼎，哥白尼的理论也还没有成熟，所以教皇不可能表示接受哥白尼的结论。但教皇愿意听讲，并且事后展示愉快，意义是向整个教廷和全社会发出信号，允许、甚至鼓励这类研究，虽然日心说明显与教廷当时的教义相左。想想看，当时的基督教对科学发展多么重视、态度多么开明。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星际信使》，包含了他用望远镜看到的金星圆缺过程，支持日心说，搅动了理论界。书里也包含了月球上的山谷图片，引发社会轰动。当时人们按照《圣经》字面意思理解，认为所有天体都是神摆在上面的天堂之物，与地上的东西没有关系，所以月亮上不应该有山谷。这本科学专著迅速成了畅销书。伽利略也因此成了社会名人。当时读者热捧，就是因为《圣经》使人们重视天文问题。试想，这样一部不能让人发财、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无关、没有娱乐性、语言严肃艰涩的科学书，作者又名不见经传，如果在中国发表，可能畅销吗？
《星际信使》的成功不是件孤立的事。中国孩子都知道，伽利略曾经在比萨斜塔上扔下轻重两个球，让围观的大众看到它们同时落地，证伪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的古典物体运动理论，轰动教士和知识贵族阶层。试想，如果某个中国人在宋朝、明朝、或现在做这个实验，上流社会可能在意吗？真会有很多老百姓围观这个既不能攒钱，也没有娱乐价值的事件吗？不太可能。有的历史学家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现代学界都承认，伽利略的几个物理实验，包括轻重物体钟摆周期对比、以及相同重量的物体从不同高度下落的速度对比，震动了当时西欧各界，被严肃记录和讨论，开启了现代实验科学。
上面的这些故事，有些在中国的中小学里也讲到。但官方课本故意扭曲，明明是基督教大力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硬是被讲成基督教打压科学发展。而因为从来没有体会过基督教信仰，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学子没有能力看穿这种很浅显的荒唐。为了帮助读者跨过信仰高墙，领会当时西欧基督徒对科学发现的热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家门外的地上有很多石头。你从小到大每天路过，但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因为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需要你关注那些石头，即使它们总在你身边、离你很近。但有一天你读到你深爱的爷爷的遗书。原来那些石头是在你小的时候，他特别为你摆放的。其中隐藏着他对你一生的祝愿，希望你长大后能懂。你可能就会突然非常关注那些石头，努力研究它们的摆放方式，希望了解爷爷的心愿。
对于不信神的中国人来讲，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以及整个自然界，就像那些家门外的石头。即使天天看到，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去研究。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开篇就讲，整个自然界都来自神，那些天体是神在创世纪的第四天造的[9]，它们就像上面的例子里爷爷为孙子摆放的石头，虽然沉默，却承载着神对人的特别心意，所以基督徒要用心研究它们。
真正了解了《圣经》在基督徒心中的地位、以及《圣经》对自然的论述，再看现代科学诞生的历史，才能理解那个时期的大事件，比如罗马教廷为什么对科学如此关心、伽利略的天文新发现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社会轰动，等等。当时西欧基督徒强烈希望深入理解《圣经》里的话，所以高度关心科学的新发现。这种基督教文化环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西欧的社会精英投身科学研究。
图6：伽利略与他观测到的月亮表面山谷图像。月亮图像来自《星际信使》。 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gallery/GalileoGalileiSidereusNunciusFacsimile.html
ii. “神造天地”不违反科学
多数科学家相信，宇宙起源于大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这与“神创造天地”并不矛盾。比利时人勒梅特在1927年第一次提出“大爆炸”理论。最开始，科学界里也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问世，“大爆炸”成为主流理论，怀疑的声音逐渐减弱，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怀疑，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
科学家们逐渐达到共识后，全世界的基督徒也慢慢接受。2014年，教皇方济各公开讲话，“大爆炸，现在被认为是宇宙的起点，并不与神造天地相矛盾…”[4]。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圣经》讲神造天地，再造其他，总体的顺序是对的。《圣经》并没有讲到“神造天地”的很多细节，因为那不是《圣经》的目的。主流基督教早就懂得这一点，所以从不担心“大爆炸”，或任何科学理论，否定神。实际上，“大爆炸”理论的发现者，勒梅特，就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能因为不熟悉基督教，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圣经》的理解过于表面化，才会觉得“神创造天地”不科学。
让我们试一试感性理解《圣经》为什么这样写。我也是一个父亲。假如我不得不长期离开年幼的孩子，临走前我会对他说什么？也许我会说，“要吃好、睡好，才会健康”。长大后，他可能疑问，“为什么爸爸临走时与我谈吃、睡？科学家说节食瘦身才健康，不是吃得好才健康”、“爸爸为什么谈了吃睡，却没有谈学业？”等等。希望他足够聪明，理解我那时的目的是告诉他，健康最重要，要重视饮食。因为怕他听不懂，所以我故意讲得浅显，宁可很不精准，也要让他懂。《圣经》成书时，神就像要远行的父亲。《圣经》的语言不严谨，但通俗易懂，明确了重点。今天的我们，如果看清“神造天地”怎样在历史上激励了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就理解了《圣经》用语的大智慧。
图7：乔治·勒梅特（1894－1966年），“大爆炸”理论发现者，天主教神父。
2. “神造人”的实际作用
i. 中国人的误解
中国知识阶层抗拒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理解“神造人”。这个问题与“神造天地”类似，但因为很多怀疑者态度偏激、言辞猛烈，所以需要进一步说明。比如中学时，老师们不容分辩、斩钉截铁地讲，“基督教反对进化论”。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博士后写道，“虽然基督教一直在演变、分裂和进化，但是它们却不承认进化论，为什么？因为一本圣经还有各种经典教条限制了它们自身，有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承认，不然他们就会前后矛盾，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就没有了最基本的根基了”[10]。他还进一步批评西方基督教“先入为主，教条主义”[10]。这段看似高深的评论，实际上非常无知，甚至没有做最简单的调查，比如也不去看一看教廷对生物进化论的正式态度，就大放厥词，很像当年林则徐论断英国士兵。这些人自己先入为主，还要批评别人先入为主。
《旧约 创世记》讲到，在创造了宇宙自然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把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段经文只是讲，人的身体来自物质世界，而精神来自神。《创世记》是写给几千年前的人类，就像父亲讲给小孩子的话。它的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所以语言不求精准，也没有深入讲述神造人的中间步骤，或延续了多长时间等。它没有与进化论直接矛盾。实际上，生物进化论的两个先驱，达尔文和华莱士，在发现进化论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达尔文甚至是原教旨主义者，相信严格按字面理解《圣经》。也许就是因为他原来的想法过分狭隘，在发现进化论后，他有了疑问。华莱士则自始至终是坚定的基督徒。发现生物进化论，只是让他的理解更深刻。
西方基督教分两大流派，天主教与新教。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以后，科学界需要时间讨论和验证。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一直有意旁观，不急于发表正式意见，但允许教徒个人在此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看法。后来，科学界的意见逐步统一，于是在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第一次表示，进化论与基督教并没有本质冲突。2014年，罗马教宗方济各，在梵谛冈教宗科学院发表演说时宣称，生物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是真实的。他说，“当我们读《创世记》时，会很容易地误以为神是一个魔法师…，但那是不对的”。他又说，“神不是神仙，也不是魔术师。他是赋予生命的创造者。…生物进化论本质上与神造万物并不矛盾，因为神造了万物后，它们才能够进化”[4]。
由于信仰特点，基督教新教没有像教宗那样的权威。每个教徒、团体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在新教内部，各种意见都有，和平共处。美国人里，怀疑生物进化论的比例，在西方各国中最高。根据盖洛普2017年的调查，美国人相信与不相信进化论的比例，大约是60%和40%，相信的还是大多数[11]。很多中国人觉得，不相信进化论的美国人还是太多了。其实这种结果很正常。大多数美国人是基督徒。因为《圣经》特别谈到“神造人”，所以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有鲜明的意见。如果没有特别学习进化论，他们自然会按《圣经》的字面理解。依据类似的客观眼光回望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神，所以根本不在乎“人是进化而来的”还是“神造人”。不在意的人，说相信哪一方，都不重要。而在自以为相信进化论的中国人里，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只听说过这一种理论，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选项。这种没有选择的“相信”，意义也不大。
图8：“进化论”的两个创始人，达尔文（1809－1882年）和华莱士(1823 – 1913年)。在信仰的感召下，无畏地探索自然。即使明知自己的发现可能冲击自己原有的信仰，也在所不惜，因为《圣经》说“神是爱”，“爱...只喜欢真理”。这就是基督徒无畏地探索科学的信仰源泉。
ii. “神造人”引发的后果
基督教“神造人”的观念，首先推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那时，西欧社会的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但最明显的是艺术的复苏与进步。人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罗马逼真的人体艺术，并立刻产生共鸣。因为基督徒觉得，人的身体与灵魂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圣，值得被认真描绘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经常充满热诚地赞美人与人体。他们作品的主题经常就是人，并且形象逼真、裸露、毫不遮遮掩掩。类似地，出于对真实的追求，意大利艺术家马萨乔发现了绘画透视学，并迅速被同时代的人接受，大量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推动了建筑工程设计的发展。
《圣经》说，人与各种生物都是神造的，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进步。为了研究人与动物，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大量解刨、研究真实的人体与动物体。荷兰医生维萨里收集死尸，解刨后研究人的骨骼与肌肉的形态。他的成果，既让当时艺术作品中的人体更加逼真，也开创了现代解刨医学。达芬奇解刨动物，研究神经系统。他也解刨人，绘制胎儿在子宫里的真实状态。总之，“神造人”的观念，让西欧社会关注人与动物真实的身体，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多个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文化人从来没有西欧人对真实或人体的那种热忱。因此，中国艺术一直没有发展出物体透视关系、人体真实比例等能力，当然是严重不足。类似地，中医也从来没有发展出全面而真实的解刨学。中国与欧洲的这些区别的根源就是，基督教信仰推动西欧人严肃到“出格”地研究人，追求真实。而中国人没有类似的推动力。
现实中，《圣经》的“神造人”观念，为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进步和益处。因为这句经文而否定或诋毁基督教，是多么荒唐、幼稚。
图9：中西艺术对比。左图为《创造亚当》，米开朗基罗，1512年。裸露、求真的人体是画面的主要内容。艺术要表达的就是，崇敬地看待“人来自神”、看待“人”。右图为《蕉阴结夏图》，仇英（约1494－1552年），明代著名画家。画面里的人体或自然景观，都不着重真实。
图10：直观的中西人体解刨学对比。左图为荷兰医生维萨里（1514－1564年）编写的《人体的构造》第194页。中图为意大利人达芬奇(1452 - 1519年)绘制的胎儿在子宫里的状态。右图为《存真图》。中医解刨学的高峰，绘制于北宋，大约在12世纪初，长期被后代著作引用，包括出版于1601年的著名明朝针灸学著作，杨继州的《针灸大成》。两张西欧的解刨图明显地比中医解刨图细致逼真。
注释：
五 总结
对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觉得，现代科学在西欧诞生和大发展，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完全不是侥幸。可以说，当健全的基督教文化主导社会，只要没有战争或瘟疫等大的困扰，现代科学就一定会产生。因为基督教教导人们追求真相与真理，并无止境地深入思考。现代科学，实质就是基督教精神被用在处理有关自然世界的问题上，只此而已，并无特别。
罗马帝国时代，皇权是社会主导，基督教还较弱小，不能主导社会。罗马帝国灭亡后，野蛮人横行西欧，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战乱和流行病肆虐，使得文明没有基本的发展条件。中世纪后期，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从来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或军事权力、也没有觊觎过这些权力的基督教，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的西欧百废待兴，却让基督教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完全按自己的思想意图，在一张文明的白纸上画出新图画。以此为起点，在基督教精神的带领下，西欧爆炸式发展，把人类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见证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革命、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等等。以追求自然界真理为己任的现代科学，就是这场大发展的一部分。
《圣经》写到，“神是爱”，“爱...只喜欢真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早在两千年前就深刻地懂得，基督教的神兼容真理，可以和真理“欢愉地”共存[1]。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继承了这套思想，所以在面对被重新发现的古典理性主义时，明知它将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挑战教廷原来的观点，还是非常自信地全面接受它，从此奠定了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根本合作关系。本质上讲，那时的教廷维护了耶稣的精神，主动把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权，让给了基督教科学家们。而后来历代教廷和西欧教会，都坚持了这种原则性安排。于是，西欧的科学家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按科学的内在要求探索真理。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关系，教廷认为，“在信仰与理性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给予我们理智和信仰的是同一个神，…神不会否认神，而真理也不能违反真理…因此，每项科学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学方法和伦理，就不会与信仰有矛盾”[2]。
形象地讲，现代科学是基督教的孩子。科学的灵魂是一方面严格地要求与事实相符，另一方面永无穷尽地探求事实背后的规律、以及规律背后更深刻的规律。科学从基督教继承了这样的灵魂。类似地，科学也从基督教继承了其他关键要素，比如对自然世界和人体的重视、机构组织原则等。从中世纪中后期到文艺复兴后期，在大约五百年的时间里，西欧科学处于婴幼儿期，教会系统为科学界培养了几乎所有重要人才，从罗吉尔·培根到牛顿。基督教也是科学的唯一“顾客”，提供了最初的研究题目，比如，为了在正确的日期里庆祝耶稣复活而探究历法、因为《圣经》重点提及而研究天体如何运转，等等。那时的绝大部分科学发现，就是为了回答《圣经》引发的问题，没有其他用处。教会也是科学的唯一资助人，长期、稳定地在财务和物资上支持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教会还是科学的指导老师，为科学研究做质量把关，比如对“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仲裁。总之，基督教如父亲一般的全面照管，使得新生的现代科学迅速成长。
就像所有的父子关系，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尤其在科学快速成长、即将从基督教中独立出来的时期，比如大家熟知的伽利略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各持己见。生活中，一个不知就里的外人，看到父子之间的争执和矛盾，可能误以为他们仇恨彼此，而忽略了父子间的血浓于水。同理，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科学，却被刻意屏蔽了有关基督教的核心知识。大家只听说过几百年来一些西方人对宗教的片面评价，比如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抨击，而很少有人看清基督教对科学的养育和引领，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基督教与科学水火不容，那是大错特错了。科学与基督教原本就是一家人。现在科学成熟了、独立了，但它们依然相互尊重和需要。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以及最前沿的科学家，依然集中在基督教文化圈。未来科学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基督信仰。比如西方科学家们也面临政治压力或财富诱惑。为了保证科学精神得到贯彻，科学不被这些压力和诱惑引向歧途，科学界的决策人，内心需要坚信科学精神。而他们的这种对原则的坚信，源头还是神。
反观中国，有些社会经验的人都懂，“不要较真”、“不要想太多”。因为这样做，在现实中行不通，做的人也会倒霉。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奥妙，虽然说起来很复杂，其实生活中大家都很懂，可能很多人比我懂得更深刻和细致，所以我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整个国家层面的情况也类似，就是不容任何人深入思考，真话和真实没有地位。两千多年前，中国“大一统”格局的顶层设计者们，头脑非常清晰和聪明，早就预测到这样的制度结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厌恶眼前的乱世，急于探求出路，于是设计出了这套儒家社会蓝图。它的最高社会目标就是“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包括了要求天下人忠于一人一姓。儒家大师们那时就懂，这个制度禁不起人民相互深入交流、结党、或大胆思考。因为如果天下人如此做的话，对一人一姓的“忠”就不会长久，社会也就没有“治”，这个系统就会瓦解。之后的历朝历代，对此心领神会，所以从来没有允许人们自由思考或自由交流，也从来不承认“真实”的崇高地位。而没有了思想和交流的自由、不崇尚真实，怎么可能有现代科学？看清了中国文化的总体设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了。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知道“李约瑟难题”，所以本文需要回应。在1930年代，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了学术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数量很少的一些西方汉学家，看中国的眼光与李约瑟相似，也认为这是个问题。他们的著作传入中国后，这个原本极小范围内的学术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变得广为人知。很多人跟风，也认为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难题”。其实，如果丢掉对西方学人的盲目崇拜，很容易理解这件事的实质。
打个虚拟的比方，如果一位同情北朝鲜政权的西方学者疑问，“北朝鲜农民特别勤劳、能吃苦，在农业战线上又有那么多紧跟伟大领袖金主席的劳动模范，为什么朝鲜还没有成为农业强国呢？” 如果这个“西方学者的问题”传到北朝鲜，它可能也会变成被社会瞩目的“重大问题”。朝鲜大众会觉得，“是啊！你看媒体里美国农民多么自私、懒散、目无领袖。我们朝鲜农民起早贪黑，斗志昂扬，充满奉献精神。我们的农业怎么还斗不过美国!?”但在朝鲜以外，大多数人会觉得答案直截了当，“金家剥夺农民的土地和粮食，虽然农民们表面上极端积极，但是没有动力真的好好干活，所以朝鲜农业败坏。朝鲜的媒体充斥谎言，造成老百姓集体性地无知、心态扭曲”。类似地，李约瑟、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汉学家们，在西方社会里属于人数极少的极端派。中国的媒体和大众心态，和朝鲜的大同小异。在这些人眼里，李约瑟难题是个难题。但在看穿了儒家反真实、反思想自由本质的人眼里，它的答案直截了当，根本就不是一个难题。
二零一八年九月于美国家中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