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文革初起，我们这帮年少无知的小混球很不恭敬地给老师安上绰号，不知深浅地在大字报上胡诌一气。幸好在“臭老九成堆”的环境里长大，我们这些刚读完六年级的学生瞎闹腾一阵后也没胆轻易越轨，加上不少同学的家长也陆续成为革命的对象，那份激情很快就消停下来了，因此也没有对小学的师长造成太离谱的伤害，否则恐怕会背上终身难以卸下的负罪感。现在想想，那时学校的老师挺为我们着想的，在那种环境中还想办法保护和成全我们。
那应该是66-67年间吧，托是大学里的附属小学的福，给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小学生发了张叫“学生证”的卡片。于是就有了可能像那些大，中学生一样申请去外地“串联”了。其实“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就是人类的遗传基因。我们的一个远祖，在指南针还没发明的时候就敢扎个木筏漂洋过海从“东胜神州”到“西牛贺州”学七十二变，后来又跑到佛祖的手指根撒尿，就能证明这种基因的渊源。能“以革命的名义”去到处看看，当然就更名正言顺了。
我们当时已经搭不上免费的车船了，年纪小又在院校里长大，胆还没有肥到去扒车的份，可又压抑不住基因导致的原始冲动。于是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广州市人委，在几百个学生堆里挤去开“长征”的证明。用那张学生证加上附小的介绍信在一个结结巴巴讲广式普通话的干部面前比划一下，就顺利地得到对我们革命行动的支持：一份有我们四人名字的组织介绍信，步行去佛山闹革命。那年头，没有介绍信，哪都没法去。其实也是运气，当时的小学生是不发学生证的，而广州的学生是基本上不讲普通话的。我们那学生证上盖的是“XX大学附属小学”，那可是让一般人，特别是普通市民很迷惑的机构。记得广州不像现在那样到处都有盛产博士硕士的学校，那屈指可数的几间大学里正蹦跶着最革命的小将，谁敢去随便招惹这帮鸡蛋里找碴的主。估计我们就占了这几份便宜，拿着介绍信回来那叫一个乐。
文革时的“长征”与金戈铁马，烽火硝烟无关。纯粹是在无序和窘困的环境中的标新立异式的带苦涩感的“革命”浪漫实践。学生徒步去别的城市，美其名曰“串联”，就是干些信口雌黄，煽风点火的无法无天之事。捎带就游山看景了，说不上写意，不过有个开洋荤的机会。
那是什么都要凭票证的年代，那时早出去”造反有理“的主，没钱没粮票就敢出去满世界折腾。我们老实，捆了张棉被和席子，带上一点粮票和钱就从广州东郊的石牌上路了。没有截顺道车，走到广州西面的珠江桥我的脚上就起泡了。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咒语也不止疼，一瘸一拐地楞是走了20多公里到了佛山。路上偶遇几个广州某中专的女生举着XX红旗战斗队也去佛山，聊上了，天地良心，那可不包含任何“撩妹”的成分。看来她们让我们中两个同学腰里那条很时髦55年式武装带吓住了，断言我们是来自八一学校而不是某附小。接着带着仰慕的眼光和重口音的普通话来探讨革命的前途，当然也要表示一下怎样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难的人民的抱负。想想如今她们也是到了在广场上唱夕阳红的花季了，大妈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份初衷。
住在佛山地委招待所里，没床，第一次和地面铺的禾秆结缘。从那时起，带土腥的禾秆一直伴陪我度过少年到青年的岁月。
房间里还有两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来自恩平的贫下中农子弟，扯两句后的本色就出来了，说教我们讲恩平话，很暧昧的笑容让人知道那多半是和当地TMD有关。于是我们就顺势用其中两个响亮的发音和他们打招呼。结果其中的一个不甘心自食其果，暮然变脸，涨红着脖子吃力地嚷着不成句子的恩平普通话向我们叫板，我们的一同学也是不服输的主，父亲留洋后在哈军工教过书，所以他当时穿着一身堪称顶级时装的校官服，捋起旧军装的袖子就站了起来。我们成分差点，也不好惹事，但也不能吃这亏，遂靠了上去。一时间战云密布，这“人民内部矛盾”有转换的势头。那两哥们看见这边有四个，咕哝了两句，自己就找个台阶下了。其实真要比划，当时我们十三，四岁，除了个头高点外，那副小身板恐怕也未必扛得住两位壮硕的贫下中农子弟的身手。
在院子里路过，看一青年的自行车带着一硕大的铁桶和几只搪瓷碗，像在卖什么。一问，是牛奶，还是鲜的，一毛一碗。在别的大城市，喝鲜奶已是被唾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佛山却能幸存，这又是一稀罕事。这种机会是不能轻弃的，久违的鲜牛奶在咽喉里唤起的感觉，与其说是与食欲有关，不如说是一种重温旧日生活的体验。
招待所门口，奇怪的是，那时正是对旧的私有的一切社会生活毁得起劲的时候，居然有一挑担卖猪红汤的。坐在小板凳上，八分钱一碗，几块指头大小的猪红在那好像也没几颗油花的的汤里载浮载沉，令人叫绝的是那汤不知道是拿什么熬的，撒上葱粒和胡椒粉，那个香和鲜，以至于我们喝完了还不顾风度地沿着碗边猛舔上一圈，滴汤不剩。没钱也没敢老去帮衬，再路过就咽咽口水吧。可对那汤的情结从此就没有断过，好像以后无论喝什么汤都再也品不出那时那碗猪红汤的上佳风味。
佛山的酱油挺地道的。我们几个偶尔去饭铺里，三两米饭加几分一毛的菜，驾不住三扒两拨，菜没了，就抄起桌上的酱油瓶，豉油捞饭，看清楚了，不是广东调侃人说的“鱼翅捞饭”。那时的酱油，还不兴往里倒化学添加剂，虽说和“油”没什么关系，但豆子发酵后的酱香，引人食欲，入口甘鲜。我们赞叹一番后还对那酱油恋恋不舍，交换几次眼色后达成共识，瞅着店家没留神，把小半瓶酱油倒进随身背的水壶里。走出那店铺还心虚地怕掌柜的留意到那水壶，可见“有贼心没贼胆”那句俗语里沉淀了多少中国文化的精粹。那酱油可以“备战备荒”，没准下回没菜还可以再用来佐饭下肚。很遗憾的是，也许因为里面的植物水解蛋白太丰富之故，那酱油第二天就变味了。现在说有点负疚，没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学好就去参加革命，结果搞到现在还是“革命尚未成功”。
街上瞎逛，看一些不明不白的大字报，拿一些满纸捕风捉影，谩骂威胁的传单，碰到声撕力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也探头去张望一下，“大串联”就忙活这事。像现时的财富分一二三线城市一样，革命也分等级的，佛山应该是破四旧不那么彻底的城市。在广州没人敢摆的小人书摊，佛山就有。一分或两分钱可看一本，连“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都有，几个小孩挨挤着看一本，够有经济效益的。也有的抠门的，躲一角落，用手捂着边不让别的小孩分享的。我记得在书摊看了“辕门射戟”和“白门楼”，很替吕布可惜，一世无敌，徒有貂蝉赤兔画戟，然而壮年被缚，身家皆失。
一次我们几个在挨挨挤挤地看一些要“砸烂”或是“火烧”某走资派“狗头”的那种涉及革命食谱的新贴大字报，突然留意到身边一人有点鼻孔朝天的异像。多看了两眼，惹来他一声低声怒斥，吓得我们四人拔腿就跑，跑了老远还有点心有余悸。可见张飞当年在当阳长坂坡一声断喝吓退数万曹军的传说并非纯粹的文艺杜撰。
回家了，没敢再试脚起泡的滋味，遂走到火车站花了两，三毛钱买了回广州的慢车票，坐的是那种运牲口以后冲洗一下再运送“革命小将”的闷罐车，结束了“长征”的历史使命。
想起阿凡提的故事：新疆那大地方，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年代走路是耗时耗力的苦事，他把别人的驴子蒙来代步时，作为交换条件，答应在途中告诉驴子的主人三个“真理”。当那位驴子的主人跟着骑在驴子背上的阿凡提走到气喘吁吁的时候，阿凡提就把其中的一个“真理”告诉那位信仰真理的老实人，那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走路比骑驴舒服，你不要信他。看来人皆如此，熬过了或被骗过了才知道真理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