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读书学艺，父母忧虑无计可施；生不逢时，龙凤无缘童趣满满。
二哥返回学校后不到半年，就病倒了，高楼中学派人把他送了回来。母亲一看他真的病得不轻：面色蜡黄，精神倦怠，牙齿松动，齿龈出血，舌头僵硬，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她的脑子里过了几遍从《赤脚医生手册》里学到的知识，也不清楚他得了什么病。她马上叫了父亲，要把二哥立即送医院，并吩咐三哥和我呆在家里别乱跑。
父母急匆匆地把二哥送到金带场医院，刘孃和王孃都在，她俩是医士学校毕业的，刘孃曾是母亲的学生，每次见到母亲，她都像学生对老师一样，毕恭毕敬。她一看是二哥病了，一点不敢怠慢，与王孃一起围着他听诊查体，忙碌了一会儿后，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她们怕把他的病耽误了，建议赶快送资中县医院。那时已经是下午了，就是赶到资中县医院也是黄昏了，尽管夜里有值班医生，可各科医生都下班了。如果在这里能够诊断清楚，及时治疗是最好不过了。
“真的没有办法诊治了？”母亲还抱有希望地问刘孃。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凑在母亲跟前小声说：“有一个人可能有办法。”
“谁？”母亲急切地问她。
“蒋医生，不过，他现在不方便看诊。”她回答道。
“为什么？”母亲不懂。
“他是右派分子，在医院里打扫卫生，不看病人。”她为难地回答。
“什么右派左派，把他找来吧，救人一命要紧呀！”母亲迫不急待地说。
她看了一眼母亲着急的眼神，然后对父母说了一句：“您们等着，”转身去请示公社革委会主任去了。
半小时后，刘孃领着一位四十出头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就是蒋医生，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前四川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加上口无遮拦，在文革初期说了不该说的话，打成“右派”后被发配到这里打杂，接受改造。他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二哥，又抽了一点血，做了一个血涂片，在显微镜下检查了血涂片。
然后他肯定地对父母说：“他得的是坏血症，是维生素C缺乏引起的。”
“这病能治吗?”母亲急忙问道。
“您放心，能治。”他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又转身对刘孃和王孃说：“先给他肌肉注射250毫克维生素C；然后静脉滴注1000毫升葡萄糖盐水，里面加500毫克维生素C。”
刘孃马上把二哥安顿在观察室的病床上，为他打针、输液，王孃在旁帮忙。蒋医生观察了二哥一会儿后，又给刘孃和王孃吩咐了几句，放心地离开了。刘孃告诉父母二哥没有危险了，请他们别担心，他在这里治疗和观察几天后就可以回家了。
刘孃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丈夫姓施，是外地一工厂的技术员，他们有一个几岁的儿子小施施，刘孃的老母亲与她生活在一起，帮她照顾小施施。姓施的要这母子去他那里，条件是刘孃的老母亲不能去，因为老母亲的地主成份会影响他在工厂的大好前程。刘孃不忍心把老母亲孤零零地留在金带场，她忍痛割爱，离了婚，让他把小施施带走了，自己留在金带场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更敬重她的孝心，对老母亲不离不弃。母亲和刘孃是师生，情同姐妹，她们在一起时聊家常，母亲常开导她：陪伴母亲是应该的，也不能忽略了关怀儿子小施施，要常去看他，叫他好好读书，长大做一个有用的人。此外，母亲也常向她请教医疗上的问题。
在刘孃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二哥看起来好多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他的性命保住了，还要慢慢调理才行。二哥从医院回来后，母亲让他坐在用小棉褥垫好的藤椅上，她知道他喜欢半导体收音机，就给他买了一个新的，告诉他只能用来听评书、样板戏等解闷，不能拆了。她用骨头熬的高汤煮菜给他吃，一次量很少，一日多餐。慢慢地加一些肉末和米饭。一个月后，他明显好转，精神好多了，牙齿能咬食物，齿龈也不出血不肿胀了，舌头也不那么僵硬，说话也清楚了。
母亲明白了：二哥的病是因为长期不吃新鲜水果和绿叶蔬菜而造成身体维生素C缺乏所致，日久成疾。他去高楼中学这几年，书没读多少，倒落下一身病。他还不满二十岁，这样弱的身体以后可怎么办啊！她与父亲一商量，决定让他休学一年，在家里把病治断根、把身体养好再说。
三个哥哥中二哥是最疼小妹我的。在外面他不许别人欺负我，处处护着我。平时学校的孩子都在刘宅和校内玩耍，不轻易出校门去。在我们搬家到刘宅不久，有一次我和小桃（丁孃的女儿）在校门外荷花池边的田梗上玩耍。
有几个农民的大孩子骂我们：“打倒臭老九！打倒臭老九的小崽子！”边喊边跑过来要打我俩。
我俩抬头拔腿就跑，他们追得紧，眼看就要追上我俩了。这一切正好被从外面刚回来的二哥看见，他三步并着两步截住了他们几个。
“你们要干什么？竟敢追打我的小妹！”二哥两手叉腰，恶狠狠地冲他们喊。
几个大孩子一见二哥来了，吓得转身就跑。在金带场时二哥就以爱打架闻名，在孩子堆里谁也惹不起他。这几个大孩子自然也听说过，知道打不过他，就只有逃了。
这几个大孩子中有一个是曾哑巴的儿子。曾哑巴是民办老师曾叔叔的四哥，他的老婆在生这个儿子时难产死了，他自己一手把儿子养大，儿子就是他的天，宝贝得很。他的儿子跑回家后添油加醋地说二哥打了他。曾哑巴一听气坏了，抄起扁担就要来找二哥算账。他不敢进校门打二哥，就在校门外远远地候着，只要二哥一出校门，他就追打他。哑巴打死人是不偿命的，二哥可不敢与他硬拼，只好躲着他，不敢出校门。
这事闹了好多天，二哥也不能总窝在学校里。校内的小孩子们都是二哥的小哨兵，只要曾哑巴不在校门外徘徊，他们就跑来告诉二哥，他就悄悄地溜出校门去，过一阵子又悄悄地溜回来。二哥整日提心吊胆，使我很纠结，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她一想这怎么行啊！就找到曾叔叔，带着二哥，一起去了曾哑巴的家。曾哑巴一看见二哥就两眼火冒金星，抬手就要打他，被曾叔叔和母亲拦下了。十哑九聋，曾叔叔和母亲连比带划地向他解释：二哥并没有打他的儿子，反而是他的儿子辱骂、还要打二哥的妹妹，二哥只是吓唬了一下他的儿子。跟哑巴交流太费劲了，他们好不容易才使他那愤怒的心平静下来。曾叔叔是他的亲六弟，他信了，从此不再追打二哥了。
事后母亲叮嘱我：“以后不要出校门去玩了，现在是“工农兵”的天下，鼓吹读书无用论，教师成了臭老九，你们这些臭老九的子女是要受人欺负的。”
我点点头说：“妈妈，我记住了，不会再给您、爸爸和哥哥们惹麻烦。”
“只要有我在，你就可以出校门去玩，”二哥拍拍我的头、还是那么自信地说。
“还在这里逞能、说大话，这事儿要不是曾老师，还不知道怎么了结呢。你也离校外农民的孩子远点，我们惹不起。”母亲数落着二哥，也叮嘱他不要生事。
二哥在外为我撑腰，在家里他不许三哥嫌我小而烦我，处处维护我。记得有一次，母亲用枸杞泡了一大瓶酒，白酒成了橘黄色，看样子就好喝。三哥倒了一小杯品了品，美美的，我也想喝。
“你一个小女孩，不能沾酒。”三哥不让我喝。
“给她一小杯尝一尝吧，”二哥插嘴了。
三哥听二哥这么一说，就倒了一小杯给我。我喝了，嘴里甜甜的，嗓子眼火辣辣的，肚子里热乎乎的，脑子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我冲着三哥嘟了一下嘴，转身又拉了拉二哥的手，谢谢他。
大哥初中毕业后，初升高时就与书本无缘了，跟着王师傅学木匠手艺。二哥刚上高中就文革了，停学了两年，总算复学了，身体又不行了。三哥和我复学了，可坐在教室里的时间很少，学到的知识很有限。父母思考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忧心忡忡，一片茫然。他俩商量好了，在家里多教我们一些文化知识，以后肯定会有用的。他们也意识到：在这个不学无术的大环境下，如果学一门特长技能的话也不枉费光阴。
“信大（三哥）学东西慢，但踏实，教点他什么呢？”父亲问母亲。
“他胆儿太小，要教他一技之长难啊，”母亲喃喃地说。
母亲把三哥胆儿小归结为在他小的时候大哥常欺负他，甚至打他。大哥早都改好了，不再威胁他了，可他仍然事事“怕”字当头。
三个哥哥中三哥最听父母的话，帮母亲烧饭做家务事最多，为父亲端茶倒水最勤快。他手很巧，跟着父亲学会了做很多事。家里门窗坏了，经他敲敲打打就好了。后花院的排水沟堵了，他三下两下就弄通了。家里的大铝锅底坏了，他就换了一个底，跟新的一样用。
每天母亲天还没亮就起床为我们做早饭，因为灶里烧的是炭花（就是从食堂倒出来没烧过心的炭渣拣回来的），要用扇子扇半小时炭花才红起来。他就找来木板、铁皮、钉子等，做了一个鼓风机，这可帮了大忙，她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地早早起床扇炭火了。
母亲要求三哥和我每天写毛笔字，我们认真练习，可我怎么写也没有三哥进步快，父母经常夸他写得好，他也常在学校的比赛中得奖。三哥的字练得有模有样，特别是他的毛笔小楷，写得跟字帖一样好。
我最喜欢跟着三哥去农田里抓泥鳅。泥鳅形体小而细，只有三、四寸长，体形圆身又短，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可三哥用手指沿泥鳅的小洞摸下去，一抓一个准。一小半天功夫，我手里的竹篓就装了一半。我们把泥鳅拿回家，三哥把每一条泥鳅的肚子剖开，清除含泥的肠肠肚肚，洗干净，用一点盐和料酒腌一会儿，然后就下锅用油、生姜、红辣椒等爆炒，起锅前加酱油、一点醋、糖、味精、葱花等。三哥做的干煸泥鳅，我闻到香味就流口水了，最爱吃他做的这道菜。
三哥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太小。二哥在三哥的年龄时（大约十四岁），有一次母亲叫他去资中县城办事，三哥那时不满十岁，他吵着要跟二哥一起去。哥俩办完事后往回走，到了沱江边准备过浮桥时，发现兜里剩下的零钱只能买一张过浮桥的票了。
“这怎么办啊？”三哥着急地问。
“好办，你走浮桥上，我游江过去，”说完就脱下外衣和长裤交给三哥，穿了条裤叉跳进沱江了。
那时是初夏，江水还没有涨起来，水流不急，可江面很宽，就是在浮桥上走也得花十几分钟才能到达对岸。三哥拿着二哥的衣裤，在浮桥上一路小跑，到达对岸后左顾右盼也不见二哥游过来，急得大哭起来。有些好心的过路人问他哭什么，他说了原因，这些过路人都摇摇头说：等不到了，到下游去找尸首吧。三哥一听哭得更凶了。
“三弟，三弟，我在这里！”二哥在远远的下游岸边向三哥走来。
“二哥，二哥，你可游过来了，你吓死我了！”三哥边哭边喊着向二哥跑去。
“你傻啊，你在浮桥头岸边怎么等得到我？尽管我横着游，水流也会把我冲向下游的。”二哥见三哥哭成小花脸了，为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后，接过外衣和长裤给自己穿上。
他俩回到家中跟母亲一说，她的背心直冒冷汗。她对三哥说：“你怎么随二哥胡闹啊？你拿他的衣服到了对岸，他要不上岸来你怎么办？”
“我 ... 不知道，”三哥疑惑地回答。
“没钱买过浮桥的票，跟验票的叔叔阿姨说明情况，下次我去了，补一张票的钱给他们，一定会让你们过浮桥的。”母亲教导三哥，“下次可不能由着二哥的性子去冒险了。”
三哥明白地点了点头。二哥胆子太大，常弄得母亲心惊肉跳；三哥胆子太小，常弄得她哭笑不得。
（图片摄于三哥临帖的毛笔字）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