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
（１９６６·６－１９７０·１２）
中国科大文革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小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命关天，自古以来，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都是天大的事件，无论哪朝哪代，谁都不敢敷衍草率。可是，文革以后直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大在文革中到底有多少非正常死亡案例？又是何时何地何因如何发生？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一群经历过科大文革的老人，在垂暮之年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也为了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探查和追踪，初步核实的名单（不完全统计，尚有少许遗漏无法补齐）共１９名，包括８名在校学生和１１名教工。
下面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我们并希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知情人提供更翔实的信息，使这份报告更真实全面：
１，６４５学生糜星星，于１９６６文革开始后不久，其父亲（时任外国专家局局长）被批斗，他班上的同学也对他进行了批斗，使他受到极大压力，在班上批斗会以后第二天早上，在北京家中上吊自尽身亡。
２，６３６６学生计明华，毛著学习积极分子，是中共党员，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后，因不同意对刘少奇的批判，与人辩论刘少奇问题，几天几夜不睡觉，竟至引发神经疾病而送回上海家中。１９６７年三月接到学校的学生返校通知后，有同学相约某日一起去火车站买票，但该同学去他家时得知，计明华已于３月１２日在上海家中自缢身亡。
３，物理系固体电子教研室教员张敏修（女）在北大上学期间有右派言论被写进档案，家庭出身又不好，文革时被人把档案资料泄露给学生，１９６８年十月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一天上午，学生们开始对她进行“询问”，她感受到极大压力，当别人去吃中午饭时，她在北京玉泉路校园１１栋（女生宿舍楼）楼顶喝敌敌畏自杀身亡。
４，物理系物理教研室教员季为之，业务很好，但出身不好，曾去过波兰参加学术会议。文革中被怀疑为敌特分子被逼交代非法活动，受到极大压力。大约在１９６７年，他在玉泉路校园物理楼和教学楼结合部的一个房间把电线绑在身上，接上动力电，触电身亡。
５，工教研室教员邓启金在１９６７年因出身地主被全家遣送回广东老家，在家乡跳河自尽。
６，数学教研室教师周进聪是归国华侨，身体强健还会武功。１９６８年，北京高校武斗开始，科大两派为了准备武斗，周作为延安公社骨干，每天教一些人练武功，被对立派东方红公社的学生以特嫌为名绑架，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４日在玉泉路科大教学大楼被殴打致死。
７，校医院医生杨占圭，在周进聪被打死后被叫去看“病”。他发现周已经死亡后，被威胁要“保密”。回到家中，恰好当晚北京市统一查户口，他听到有人敲门，在恐慌中企图逃跑，用绳子从窗口爬出，绳子断裂后坠楼死亡。
８，６２２２学生张俊仙因为其父亲有历史问题，被班上同学抄家，又被隔离并强迫劳动。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在中关村（科大分部）学生宿舍内自杀死亡。（也有同学称张俊仙被看管他的同学殴打致死。）
９，有机化学教研室教员蔡家模１９６８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在玉泉路校园物理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１０，６３６７班学生武俊章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到８月２０日工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在宿舍里议论工宣队，被人揭发报告给工宣队，一天班上同学被叫到教学楼６层中间的教室开批判会，会后他从玉泉路校园教学楼顶楼跳楼自杀身亡。
１１，地球化学教研室教员朴宏道（朝鲜族）在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因涉及叛国投修（指朝鲜）案被关押审查，受到极大压力，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下午６时左右在玉泉路校园物理楼从厕所窗口跳楼自杀身亡。
１２，６４２２学生阎宝根在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安徽工宣队长李东林的威胁压力下在合肥科大校园跳楼自杀，当场并没有死亡，李东林拒绝抢救使他最终死亡。
１３，６４２２学生郭宝林被人揭发用毛主席语录牌做收音机盒子，在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工宣队的压力使其精神失常，１９７０年８月２日在班上其他同学分配离校的当天，他被宣布为推迟分配，在其他同学聚餐时他逃离对他的监控，在淮南煤矿卧轨自杀。
１４，６４３５学生韩光增（女）在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三系工宣队长张广泉的压力，在马鞍山钢铁公司炼焦厂跳楼自杀，当场死亡。死亡当天张广泉召开全系大会，对韩继续进行批判，说想要用死来对抗运动办不到，要继续批倒批臭，要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１５，６５６６学生贾树国，１９６９年工宣队派他参加“教工学习班”整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时，因为自身隐瞒家庭成分（富农家庭虚报为中农），被学习班的场面惊吓，在北京出逃，虽然后来找了回来，却留下了“案底”。１９７０年到淮南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留下的“案底”而被隔离审查，并以上厕所为名再次出逃，于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晚卧轨自杀。
１６，人武部干部李恒昌是一位转业军人，曾当过林彪的警卫员。被人揭露有不敬重林彪的言论（尚未到反对林彪的程度），１９７０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悬梁自尽。
１７，四系干事张乃安于１９７０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服毒自杀。
１８，５８０４毕业生、留校教员王世伟于１９７０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从教学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１９，房产科干部孙立本，因历史上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被认为是参加过反动组织受到批判，１９６７年（或１９６８，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在玉泉路教一楼楼下暖水管道自缢。
科大建于１９５８年，文革开始时建校才８年，是一所相对年轻的规模比较小的大学，教职员队伍比较年轻，没有太多的历史恩怨，而且文革中也没有大规模武斗。根据１９６８年的数据，在校教职工员１７５２人，在校学生３０５６人，总计为４８０８人，如果把这个数字当作文革期间在校的总人数，按照现已经确认的人数１９人，非正常死亡比例已达到千分之四，特别是教工达到了千分之六点三，可谓触目惊心！这１９人中，除了周进聪和那位校医，是因两派斗争分别被打死和吓死以外，其余１７人均系自杀（自缢４人、跳楼６人、跳河１人，卧轨２人、服毒２人、触电１人，自杀１人），看看他（她）们的自杀方式，想想这些人都不过是些手无寸铁的书生和平民，就可感受到文革运动的酷烈。实际上，科大的两位主要领导——党委书记刘达和校长郭沫若，就各自有一两个儿子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１９６７年初，刘达的儿子刘晋，虽然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却被造反派乱枪打死；不久后，１９６７年４月，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一年后的１９６８年４月，郭沫若的另一个儿子郭世英在北京农业大学受到关押“审查”，从三楼的关押处跳窗自杀。提及他们两人的三个子女情况，似乎超出了题目范围，但无论作为时代背景还是作为科大人的记忆，写在这里都是必要的。
自杀的原因当然都是出于对自身前途的绝望。至于为什么要自杀，归纳起来，１７个人中，两人是因为文革中父母受到冲击而在家中自杀，５人是因为个人历史或其它问题受到周边压力而想不开，１０人因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被工（军）宣队整得无法承受而走上绝路。总之，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主要是因为文革大环境和家庭受冲击。而跟北京其它高校不一样的地方，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因武斗而死，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在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工宣队整死。
在本文结束以前，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大老前辈需要特别提及。他就是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科大建校时的创始人之一、原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科大首任化学物理系主任、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２３位元勋中唯一的烈士、也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巨匠郭永怀先生。郭先生的夫人李佩为科大外语教研室教师，他的遇难同李佩在科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隔离审查有关，详见本文集华新民：“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一文（见本刊ｚｋ１７０２ｄ），郭永怀先生的牺牲，是科大永远之痛，也是共和国永远之痛。
□ 来源：《我们心中的科大》文集，２０１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