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感受把女人与女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在我近40年的记者生涯中，凡接触过的女国王、女总统、女议长、女总理、女部长都很自然地成为我关注的亮点。
政治舞台上的女领袖给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众多的中外女领袖中，我最难忘的是采访邓颖超大姐的活动。我在工作岗位上时，因忙于抢发广播新闻稿，许多事情来不及想，没有落笔。现在退休了，随时都能写出几件事。
邓颖超同志出生于1904年。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她在天津就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是全中国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几十年，不管男人或女人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大姐”。
第一次走进邓大姐的家
1979年6月27日，我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西花厅，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会见日本公民党委员长竹入义胜（1971年，竹入义胜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贡献）。
西花厅小院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这里也是周恩来总理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经常在这里接待外宾。文化大革命后，才把一些外事活动搬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西花厅交公了，东西收到储藏室。但邓大姐一直住在西花厅后院里。
我环顾四周，房子是旧的，屋里的陈设还是老样子，非常简朴。客厅里摆着17个沙发、8个茶几和一个屏风。我用的茶杯边已经掉了磁。
会见前，我望着周总理的像，陷入沉思，再看看与他相濡以沫的邓颖超大姐，我的眼泪立刻流出。没想到，被细心的邓大姐发现。她轻轻地在我耳边说：“坚强些，沉着些！”我解释说：“我是第一次来，心里很激动。”话音刚落，外宾就走进了客厅。只见邓大姐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笑眯眯地与客人握手、交谈。
这件事使我想起许多，1989年7月，我看过李先念亲笔题写的优秀纪录片片名《我们的邓大姐》。片中用大量照片和实景介绍了邓大姐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影片也描写了周总理与邓大姐之间的革命情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20世纪80年代，邓颖超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参观的时候，她慢慢走到丈夫工作过的屋里左看看，右瞧瞧，然后对身边的人说：“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儿。”还有一个镜头也令人难忘：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一个人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听录音“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行泪，耳边想起驼铃声。……战友啊，亲爱的战友……”。我们的邓大姐把自己的思念、悲伤、缅怀都深深地藏在自己心里。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劝别人。
15年后西花厅又一次重新启用
竹入义胜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周恩来会见过他。为了表达对客人的欢迎，1979年6月27日，已经15年没有接待过外宾的西花厅今天又一次重新启用。
邓大姐对日本外宾说：许多人都见过，抱歉，廖公（承志）病了，不能来。你们来了这么多朋友，来多少都可以，我都欢迎。在家里接见你们表示亲切和友谊。
邓颖超指指这座房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一直到1974年他因病住院，在这里住了25年。他死后，我又住了近30年了。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接待中外来宾、办公都在这个院里。文化大革命以后，所有的活动都在人民大会堂，这里没有用过。原来的陈设都还是老样子。房子不用了。周总理逝世后，房子交公了，由公家使用。东西收到储藏室里了。这次竹入议员来，为了表示欢迎，为了表示友谊才把房子重新布置了一下。15年没有用，今天第一次接待日本朋友。房子虽然很小，但竹入一定很满意。高兴的是在我们的房子里增加了许多艺术品。竹入送给我们的樱花磁盘，江西景德镇出的周恩来瓷像，因为这个像比较像恩来同志。“学习周总理一心为人民”几个大字是南京雨花台雨花学校的学生冒雨拣的石头镶成的。
竹入：中午我刚听说，您要接见我们，这是诚心诚意的友情，我感到十分感动。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心意。我表示衷心感谢。
邓颖超：这里是帝王宫。中南海的西花厅，李先念住的是东花厅。清朝辛亥革命前，溥义为摄政王修的房子。刚修好，清朝就被推翻了。他没住进来。
我们住进来时，北京解放了。旧政府也在这儿。昔日帝王居，今日人民所有。过去帝王规定不能超过1000间，最多只能修到999间。这里属于人民，后已增加了很多，超过1000多间了。
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在缔结条约上做了积极努力。1971年您首次来，后来又多次来中国，提出恢复日中邦交和五项主张。
邓颖超副委员长陪同竹入参观了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他们一起在庭院里漫步、交谈。
我坐在汽车里写稿，719点10分写好，719点20分请接待单位负责人定稿，719点30分，用电话向广播电台发稿。那时，记者还没有手机和电脑。
我是遵守纪律的
1979年6月25日，邓颖超和廖承志会见日本客人松下。
会见前，邓大姐对廖公讲：我是很遵守纪律的，你举行的宴会，你讲话，我出席。接待计划是这样写的我就这样办。
松下说：这次是应中日友协的邀请来中国访问，他们热情接待。我抱着友好的愿望。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去年（1978年）10月，为交换日中友好条约议定书，邓小平到日本参观了彩电视机厂。我对邓小平表示过一个信念：21世纪是贵国文化的繁荣时代。我在贵国时间非常短促，但我尽量坦率，加强日中友好，为贵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21世纪的繁荣的世界打基础，为我们的合作打基础。廖承志给我送来了赵朴初满怀深情写的《天寿之歌》。我非常感谢。
三个彩灯关掉两个
1979年7月4日10：30，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自由党妇人部友好访华团。邓大姐谈到今年4月访问日本时受到的接待，感谢参议院、众议院议长们的热情。
安西爱子团长告诉邓大姐，代表团成员都是日本各地做妇女工作的。
这时是11：00，邓大姐突然告诉工作人员把三个彩灯关掉两个，为的是节约电。
安西爱子说：周总理是我们最尊敬的人，能多活几年是我们的幸福。邓颖超以伟大的夫人的力量支持总理，值得每一个妇女深思。
邓颖超说：中国伟大是毛泽东的完整、准确的思想。恩来是九亿人口中的一员，做的工作不算多，有党的力量，有领袖的力量，有人民的力量，个人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
签定日中条约，恢复邦交这两件大事。必须取得日本的合作，使源远流长的历史有了新的发展。我拜访了田中，到他家里，相聚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同时也拜访了大平。大平、田中对中日建交起了作用，我是怀着敬佩与感激的心情去的。在中日友好方面，自民党有很大的贡献，我表示感谢。
咱们是同行。说点行话。你们都是做妇女工作的。妇女与男子不同。来访把一些家务都丢开了，组成一个代表团不容易。做妇女工作比做一般工作要复杂，困难多，需要很大的耐心、细致。遇到困难时不要灰心，还要继续做。因为妇女的进步觉悟与整个国家政治水平，社会进步不能分开的。妇女工作是为了妇女能得到解放，不是表面上与男子一样，而是使妇女在政治、社会和家庭上真正得到男女平等的权利。妇女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做妇女工作不要有自卑感，要照顾妇女的特点。妇女工作做好了对家庭、丈夫、子女、邻居都可以发挥作用。要有魄力，使妇女实现男女平等，使民族得到解放，通过党的组织做妇女工作会取得统一的步伐，成效会更大。
安西爱子说：我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有收获。妇女有教育下一代的义务。每个国家有长处，每个国家有历史。无论文化和精神是什么，都有优点，要教育子子孙孙传下去。我们还要发展两国的友谊。
会见国民党总统府顾问蒋匀田
1979年7月上旬的一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副委员长邓颖超会见国民党总统府政策研究顾问蒋匀田和夫人杨若蓉。副委员长史良、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李维汉参加了会见。
蒋匀田过去写过书，周恩来总理看过，当时总理批示“暂时不理”。这次蒋匀田到上海、南京、蚌埠探亲。
叶帅进到会客厅后，首先与记者们打招呼。
邓大姐说：老人家好！渔叟。我读了你的诗。
叶帅见到陆定一说：“定一啊，来来，坐下。”
蒋匀田到以前，叶帅和邓大姐谈了一些情况。共产党条件很宽。蒋经国与蒋介石不一样。他没脱离贵党。如果明年到期，他会工作。1972年周总理对一批青年人说：台湾政策没定，具体的问题还要与台湾商量。蒋介石与基辛格关系密切，并打电话问：“与总理谈话要注意些什么。”民社党主席要不要提？因为解放时，宣布过民社党是反动党派。民社党与青年党都反对中美和谈。
关于这次活动发消息的问题，邓大姐说：即使发了消息，蒋匀田所在民社党，台湾也不会有什么震动。叶帅说：还是听蒋匀田的意见。
蒋匀田来到大厅，叶帅同他握手并说：欢迎你归来。然后他们合影。
叶帅说：去了上海、南京？
蒋匀田说：还去了杭州、蚌埠。
邓颖超说：书收到了，有许多资料。
蒋匀田说：我7月15日前走。
叶帅说：下次来，好好参观参观。老家在哪里？
杨若蓉说：在常州。
史良说：79岁了。
邓颖超说：金陵大学的。
蒋匀田说：75岁。
叶帅说：自己租的房子，还是买的？
蒋匀田说：缴四分之一的钱。
叶帅说：黑人多不多？
蒋匀田说：旧金山不少。
叶帅说：美国四年一选的制度改了没有？蒋匀田在哪里上学？
蒋匀田说：1958年我去研究社会主义。
后来他们都谈些什么，我在笔记本中没有查到，因为按照邓大姐的意思当天只发一条简单消息。
不能让我一个人独说独唱
1979年9月8日，邓颖超会见台湾体育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来自美国、香港、日本、巴西。陪同的有王猛、罗青长、林丽蕴、荣高棠、钟师统、童小鹏、路金栋。合影前，邓大姐发现团长陈木森有点拘束，问他：“多大年纪了？”团长答：“60岁。”邓大姐忙说：“亲切一点，活泼一点。在国内可以活泼一点。我有三张女扮男装的照片。我在天津搞募捐，演新闻记者。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在保安，我和恩来演姐弟，我演姐姐。演《摇篮曲》，我在后台伴唱。”
大家鼓掌。
邓大姐请大家入座。客人还是拘谨。邓大姐又说：“随便坐，不分前后，不分上下，要表现出运动员的速度嘛。”这时，摄影记者对准邓大姐照相。邓大姐立即摆手说：“你们不要有首长观点，光照我。”然后很关心地问：“从国外回来的，能听懂普通话吗？运动会开幕前，我们见见面，因为我们是同胞。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见到你们倍感亲切。有的从海外回来，有的从国外归来，我表示欢迎。祝你们取得优异成绩。见到你们，我想到在台湾和海外各地的同胞，希望你们回来看看，共同为实现台湾回归的祖国大业作出努力、作出贡献。”
大家再一次鼓掌。
邓颖超说“摩托组有位受伤的，请上海运动员带去我的问候。告诉他不要着急，以后还有机会。9月15日，运动会开幕，在半个月里，要预防疾病，保证健康，赛出好成绩。国外回来的多参观一些地方。”
客人说：参观了人民公社。
邓颖超说：百闻不如一见，过去没回来过的，回来看了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可以说感想。哎，不能让我一个人独说独唱啊。不要尽说好话，任何地方都不是全好。总的形势，1976年10月，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不等于全面都好，特别是受过不同程度的外伤和内伤。去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转移了重点，实现四个现代化，尤其在转移过程中，不能过快，要慢慢来。
以你们为主，请你们发言。你们在竞赛时，谁也不甘落后，发言也要争先。
陈木森说：与邓颖超一块合影、交谈非常高兴，看到您身体很好，希望您继续保持健康。有一天，去台湾看看。党中央对这次比赛很重视。我们一定赛出好成绩来。
邓颖超问：知道这是什么厅吗？
众：台湾厅
邓颖超说：29个省，每个省都有厅。这些风景画都是台湾的。没有回台湾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也像回家了。
训练中遇到什么困难啊？可以说吗？不肯开口这不好。也不像骨肉同胞，欢聚一堂。
林老说：在台湾厅，好像回到台湾了。我出来29年了，特别想念台湾的老朋友。回来前，我任台湾会总干事。年纪越大越想自己儿女、兄弟、老朋友，遇到过年过节，总想来往团聚。最近形势好些了。
日本在台湾统治了50年，1948年，国民党最后一次举办运动会，那时我回来很高兴。总分第一。现在都是年轻的运动员，争取赛出好水平，要紧的是完成政治任务，促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好几年了，我都想见见邓大姐。
邓颖超说：做自我批评。你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林老说：去年年底有点消息。我的孩子是领队，孙子是运动员，四代运动员。一家为台湾运动服务。父亲是自行车运动员。祖母亲也是运动员。
郑：国内对台湾的统一是否具体落实一下？
邓颖超说：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党和国家既有方针原则性的决定，也有具体决定。过去提解放台湾，中美建交后，排除了解放台湾的障碍。完成统一祖国神圣任务，提法不同，做法也不同。过去放在武力的解放上。金门、马祖天天打炮。采取和平统一祖国，加重了你们肩上的责任。不仅要做运动员，而且要做宣传员，向台湾的亲友、家庭宣传祖国的统一方针和国内形势。承认台湾的现实。蒋经国说：台湾的生活比国内好。他是争取台湾人心。
不降低台湾人的水平。台湾与各国有贸易关系，维持经济贸易活动等总的实现台湾统一后，中央会有人到台湾，研究台湾的具体政策。要台湾逐步前进了。，再来讨论具体问题。
台湾只能承认是中国的一个省。不能承认是另一个中国。外交关系是统一的，把国民党旗帜放下来。具体政策还要按台湾的实际来办。我们不了解台湾，不能乱说。在台湾没有回归祖国以前，改成台湾岛外体育。人大有台湾代表。
来自西德的棒球运动员说：我离开台湾13年了，非常想念故乡，想念在台湾的兄弟姐妹，今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很受鼓舞。希望海外同胞加紧步伐，为统一祖国作出贡献，希望国内的同胞加紧步伐，努力工作，希望台湾回归一定用和平的方式，除非万不得已。中央政府对岛内人的心态要研究。快百年了。他们为什么有离心的想法？
邓颖超说：你提的意见很好。
罗青长说：周总理生前与台湾同胞交换过意见。台湾由于有历史原因。日本统治50多年。周总理教导我们注意台湾同胞的心理情况。严格把台独同一般反蒋，对祖国不了解的人区别开，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1972年我见过台湾七八批学者、教授，还有许多青年学生，增加了他们对祖国的了解，增进了对祖国的感情，沟通了同祖国的联系。要耐心与台湾同胞交换意见。台湾独立不可能，台湾从历史上就是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台湾从大陆飘过去的。有一个青年与周总理辩论说，新加坡80%是中国人。周总理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台独骨干不多。
邓颖超对荣高棠说，让代表团的人自由地看看大会堂。
罗青长介绍了周总理做台湾工作的情况。
林丽蕴说：有一批有离心思想的人。有一次，周总理同他们谈到早上三点。为了台湾，他重病在身，全心血的灌输在这个思想中。有一些同胞回去后思想转变了，变成了离心思想。1984年国民党加强了反共宣传，使许多同胞不了解党的政策。
我为什么回到祖国？过去台湾迎来了“豺狼”，所以出了二·二八起义。在日本时，心更贴上祖国。靠国民党，台湾得不到真正的前途、幸福。所以一定要回到祖国。都回祖国，多看看，疑虑就会消除。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讲。多沟通，多来往，贸易、通航的可以。这是历史的重任。在岛内、海外与祖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总有一天，台湾岛会见到亲人。
邓颖超说：加快步伐，先从第五届运动会着手。台湾省运动员愿意来，这是一件好事，受到台湾的控制。要加快步伐，通过你们使台湾内部发生分化，使他们心向祖国。不是哪一方面的事，是大家的责任，争取机会，宣传政策。我们时刻怀念台湾，我们不仅是宣传员，而且是统一祖国的战斗员。设台湾厅，是总理亲自选、布置、审定的，画是从故宫拿出来的。他很关心台湾的回归。总理生病时说，你们可以看到，我可能看不到了。总理的骨灰撒以前就放在台湾厅。总理没有在生前看到台湾回归祖国，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当时我把总理骨灰亲自捧到台湾厅。
打破照相规格，不站中间
1979年10月13日，下小雨，穿着黑色平绒上衣的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妇女代表团。她提醒服务员“今天应该把丝绒窗帘拉上，保暖。我们应该做的”谈话前，记者要照相，邓颖超说：“我要打破这个规格，照相时我不站在中间了。”
邓颖超说：咱们是战友、姐妹，我表示热烈欢迎。这是聚会，又是离别。蔡畅同志有病，不能见大家，她让我转达对你们的问候。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金日成主席身体健康。我们很高兴。今年五月，我访问朝鲜，金主席一直陪我，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接待。这表明了我们的深厚的友情。当地人民也热烈欢迎，留下难忘的印象。我参观了万景台。请转达对她的问候祝他健康长寿。
康占淑说：邓颖超是老革命，是社会活动家。邓颖超访问朝鲜，加深了中朝两国的友谊。看到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中国妇女响应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争当三八红旗手，为四化做贡献。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我们把他当作同志的成就，感到很高兴。我们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由有毛主席、周总理、金日成培育的中朝友谊鲜花今天在鲜花盛开。
邓颖超：中朝友谊不同于一般的两国关系，不仅有传统的悠久的革命传统，而且有发展，是用鲜血凝成的，久经考验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朝鲜妇女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抗击外来侵略方面表现出勤劳、勇敢的精神，值得中国妇女学习。
我们建国30周年，最重要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开了纪念会。叶帅做了报告。指出了成绩，说明了我们所犯的错误。
新闻报道要确切
1979年10月16日，邓颖超会见台湾国民党前行政院顾问彭德夫妇。照相时，邓颖超一边往边站，一边说：“我要打破这个框框。”
邓颖超说：你们有爱国主义思想，在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做了不少工作。
彭德说：感谢你们无微不至的接待。
邓颖超说：民族政策在“四人帮”时，受干扰，现在已经挽回了。在民族宫办了个展览，内容丰富，应该多看看。
彭德说：我参观了内蒙古，了解了牧民的生活，让台湾同胞了解统一后的台湾的未来。
邓颖超说：你为台湾回归想到这一点。你是四代台湾人，能决然毅然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很佩服。
彭德说：那不是自己的家乡，总有许多不方便。
邓颖超说：你晚年选了那么一个工作，很重要。你的作用比我们大。你与台湾有联系，我们隔断了。台湾越来越孤立。
彭德说：台湾的有志之士，还没有爆发，控制严。
邓颖超说：对台湾工作有便利的一面，也有困难的一面。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埋头做长期的工作。
会见结束，邓颖超主动要看我写的新闻稿。她说：“这种事情，我们要慎重。我们应该这么做。最近我发现新华社的稿子，人家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在北京的金山上》，一首是《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结果稿子上只写了一首。新闻报道就是要确切些。”
送礼不要报道
日本创价学会中有各界人士。其中妇女会员有300万。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主席是池田大作，曾三次访问中国。
1979年10月30日，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创价学会妇女部代表团。
八矢亏子团长首先说，我们满怀热情来中国访问，感到幸福和愉快，希望中日友谊世世代代。
邓颖超说：这是共同的愿望。我们要共同努力，不仅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且要让中日友好之花盛开。她请八矢亏子给池田带回去一个烟灰缸。邓大姐说：这是我用一元钱自己买的。她面对我说：送礼的事可不要报道。
邓大姐说：创价学会这个组织有1000万人，是中国很重视的。希望创价学会取得新的成就，在日本的政治上、家庭上越来越发挥作用。我们彼此之间都要为中日友好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向前飞进。两国的友好和强大在亚洲能发生很大的影响。
陪同会见的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吴全衡。邓大姐看了看全衡穿的衣服。吴全衡不好意思地说：“太花了。”邓大姐说：你还不敢穿，我都76岁了。
接受日本首相送的樱花
1979年11月18日，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早坂茂三这次是受田中的委托给中国送樱花的。11月17日，早坂茂三与林业部举行了樱花交接仪式。
邓颖超说：在中日关系中断了不算长的时间，田中首相恢复了邦交，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作为中日友好的创始人，我非常佩服田中。
她说：这次送樱花的消息，中国人民早就听说了。这次要把这些樱花树苗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岸，将在中国更广阔的土地上培养起中日两国美好的友谊之花。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喜欢你们做的这件事，很重视这件事。
邓颖超说：考虑一个国与一个国的关系，不能单从这个国家考虑，要从世界形势来考虑。对付北极熊，不仅是中、日、美三国的事情。加强关系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我们三国的利益。
邓颖超热切希望田中角荣第二次访问中国。
早坂茂三说：田中本人也说不久访问中国。中国人民邀请他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来。
邓颖超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季节。这次送的樱花是真正的友情，是中日友好的象征，还送来了栽培方法。过去我们种了两棵，由于不得法，树的周围是洋灰地，看起来很茁壮，后来死掉了。周恩来在工作之余经常去看看。
早坂茂三说：刚才我去参观了周总理展览，知道中国人民如何走过了艰难的道路，使我很感动。周总理的杰出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周总理是饱经风霜的，久经磨练的巨人。所以田中对周总理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田中认为邓颖超是周总理最亲密的同志，良好的伴侣，对您是非常尊敬的。
邓颖超说：感谢田中对周总理的评价。你看到的展览，他所做的是为他的国家，为他的人民，为党的最终目的和信仰，不是他一个人，是有许多人，与他共同战斗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早坂茂三希望把周总理展览拿到日本。
邓颖超说：你的建议转达给政府、团体来考虑。
穿着旧裙子改的上衣见外宾
1979年12月6日，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国会议员羽田。邓大姐今天穿的黑平绒上衣是用她出国时做的一条长裙改制的。
邓颖超说：今年4月，我去日本访问，众议院和参议院热情接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举起茶杯表示欢迎你们。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首相和大平首相都做了贡献。你们也是参加缔结中日友好条约的人。
羽田说：1973年到中国访问时见到了周总理，今天又见到夫人，很高兴。中国大，历史悠久，为和平作出了贡献。
邓颖超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彼此有相同之处，今后无论在经济合作方面，人民之间，希望国会议员多加关照。中国的安定团结对日本有利。“四人帮”祸害10年，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调整，工人是否能吃透。我们要很好地宣传现代化。
两天五场活动
1979年12月6日，邓颖超在会见日本中国友协妇女代表团前对康克清说：“我两天有五场外事活动。”康大姐说：“我们也想尽量减少一些你的活动，人家不干，谁也代替不了你。”
这一天比较冷，秘书赵炜随手把我的那条蓝黑小格子的氢纶长围巾给邓大姐披在肩上。记得是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
邓颖超说：有机会见到日中友协的老朋友，很高兴。昨天大平首相在北京访问，上午见了几个议员。这两天我是生活在中日友好的气氛中。
中村纪伊说：我们参观了周总理展览，看到邓颖超大姐与周总理合影的照片，很感动。我是第二次来访。中国人谈话非常坦率。中国正在变化，我们很关心今后的发展。
邓颖超说：我们经过了艰难困苦，从胜利到失败，经过了曲折的道路，几十年的革命。前进是好事，但有困难。不能因为前进了就看不到困难。要在前进中看到出现的问题，想办法解决。建设受到“四人帮”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们。日中两国是友好的邻邦，相互都很关心。朋友们想多了解中国，我也很感动。
她说：从作风上讲，“四人帮”时，用极左的作风，讲假话、大话、空话。他们说别人一切都是错的，只有他们是对的，把老革命、取得胜利的人、有经验的干部统统都否定了。在文化方面，他们否定了取得胜利后的文化发展。中国有8亿人口，只能唱8个样板戏，几十台节目都不让演，这是中国封建的法西斯专治。我们要讲真话，做老实事，提倡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工业要有选择，该压缩的压缩，看起来是退步了，实际上恰恰是向前进。
她说：为了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整个都学苏联。文化大革命中破坏了干扰了。现在又回到原来的方针政策上了。农业发展是重点。使农民的生活与城市接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城市人口方面不得不提价，城市工资合理的加以调整，增加补助。我们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有信心，一心一意搞“四化”。要得到友好国家的帮助。革命前30年，有28年搞武装斗争，对经济方面不懂得做生意。列宁曾提出：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我们做生意与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登广告，可以互相交流，并不是剥削式的竞争，因为是全民性的，过去报纸不准登广告，现在盈亏可以平衡。
细心的邓大姐
1980年3月31日，邓颖超会见斯里兰卡大使德辛哈前见到我与我热烈握手，并说：“你很像新华社的梁丽珍。”
邓大姐对外交部副司长付顺和说：“你胖了，吃中药有效。你们是适逢当年。我们是只‘逢时’。‘逢时’是逢了20世纪80年代，搞四化建设的‘时’。但不是‘当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邓大姐看看接待厅摆放的鲜花。她对秘书赵炜说：瓜叶菊是紫红色的，放在花瓶中间颜色显得太暗。应该把迎春花放在前面。
德辛哈：我清楚地记得周总理访问斯里兰卡时的情景。他是中斯友谊的见证人，。访问后，两国很快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总理还与日本签订了条约，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密切了。周总理在贵国的四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我读了许多资料，周总理很多年前就谈到四化问题。我任职18个月，派了19个代表团访问中国。我要去马来西亚工作了。我要与贵国的大使保持友好，贵国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重大的外交政策方面都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谴责越南、苏联在柬埔寨的侵略行径，谴责苏联在阿富汗及世界上的扩张主义。
邓颖超说：大使在中国任职很努力，你虽然离开我国，换了新的国家还愿意继续发展我们两国的友谊。特别高兴的是两国在重大问题上有相似的观点。苏联实行霸权主义，她插手柬埔寨，侵略越南。最终它都会与许多国家的关系搞坏的。对苏联霸权主义不能害怕，更不能担心，重要的是加强团结，一致对付它的称霸世界的力量。
她说：至于你对周总理的高度评价，中国依靠的是共产政府和人民。他仅仅是党的领导人之一。我们还有其他党的领导，事情是集体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他一个人做的。周恩来同志做的事情是党、政府、全国人民共同决定的。具体工作是周总理。我们两国友好也不能算在周恩来一个人身上。中斯建交是相互的同样要感谢斯里兰卡的领导。我们两国在外交、贸易方面比别的国家的关系顺利些。我1977年曾访问国贵国。我亲眼看到斯里兰卡人民对我的热情接待。在康堤这个英雄城市，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者，一直奋战到最后。我参观了斯里兰卡的手工艺。
大使说：桂林比康堤更美丽。
邓大姐说：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美丽的地方。
大使说：发达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我是律师。中国应该有贸易法。你们颁布的投资法有不合理的部分。
灯开得太多了
1980年4月14日，人民大会堂是的接待大厅灯光通明。邓颖超会见西德妇女代表团时说：“灯开得太多了，浪费。”
邓颖超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新的发展。德国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马克思出在你们国家。恩格斯也出在你们国家。他们的著作成为民族解放的理论。希特勒遭到人民的谴责。你们还出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希望你们这一代对现在的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们谈到妇女工作，还谈到计划生育。邓颖超说：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抓晚了。我身边工作的两个工作人员都是只有两个孩子。关于人口问题极其复杂，光采取奖惩制度也不行，男女双方都要采取节育措施。妇女解放要靠整个社会。
送果脯
1980年10月22日，邓颖超会见路过北京的泰国朋友，并与他们共进晚餐。邓大姐送给他们两包北京特产果脯。
不能把日本朋友晾在那里
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少林拳的发祥地。40多年前，日本的宗道臣在那里修得了少林拳。然后他回到日本后，在日本开创了日本少林寺拳法，发展了90万少林拳士。宗道臣对少林拳的发祥地怀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为纪念宗道臣重访故地，在少林寺建立了一座归山纪念碑。1980年4月17日，宗道臣专程来我国参加纪念碑落成仪式。
1980年4月26日，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北京会见了宗道臣一行。
邓颖超说：我每次会见外宾都要看材料。昨天晚上，来电话说，乌兰夫生病了，不能见你们，让我见，我只好答应，否则把你们晾在那里了。
宗道臣说：我来五次了。很荣幸见到你。去年您访问日本期间，我生病了，失礼了。
邓颖超说：那没关系。体育活动将来还会发展的。
宗道臣说：新的精神寄托，以锻炼身体为手段。
邓颖超说：中日友好深入人心，现在你可以大摇大摆地上嵩山了。中日两国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鉴真和尚像第一次回国
日中两国的交流史长达2000多年。中国的文字、佛教、绘画、雕刻、建筑、医学等各方面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1200年前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去日本开辟了日本的宗教。这在文化史上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的和尚。日本做了鉴真像，这是日本的国宝，一直传到今天。日本人把鉴真和尚像运回到中国展出。
1980年5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有3000人参加的开幕剪彩仪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主持。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讲话。邓颖超副委员长参加。班禅献了白色的哈达。
邓颖超说：鉴真和尚像回国，在日本、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中日两国人民非常关注的事情，是一件盛大的喜事。它将增进两国的相互了解，能唤起中日两国人民回忆我们悠久的历史，鼓舞我们继续努力。
赞扬康克清不袒护孙子
1980年5月13日，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由日本主妇同盟议长牧野可祝率领的日本主妇同盟访华团。
日本主妇同盟经常为提高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反对公害，反对战争，实现世界和平。这个组织为缔结日中友好条约作了不少努力。
会见前，邓大姐对我说：“你是记者，像梁丽珍。”
邓大姐对康克清说：“你是妇联主席，又是保卫世界儿童委员会主席，要管干部子弟，包括你的两个孙子。”
康大姐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事，我交给组织去办，而且，我还要核实。
邓大姐说：你还好，又把他们交给所在的组织处理，又核实。有人还袒护呐。
牧野可祝：我是第一次来中国。
邓颖超说：中日两国是近邻，又是友好的邻邦。离别就是再见的开始。请转达我对池田的问候。我与池田夫人结识两年多了。创价学会对中日友好作了很大贡献。我对池田部长非常敬佩。你们每天进行的工作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国家的大事连接在一起，发挥了主妇同盟对国事的作用和力量，为两国友好起过重要的作用。妇女地位的提高必须与整个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使妇女不得不关心国际大事。妇女工作得到发展，关系到家庭成员的男女老少，关系到全国人民。你们冲破的主妇圈子，视野会更扩大的。妇女都是热爱和平的，希望孩子得到幸福。我们两国都面临着威胁。你们现在领土主权还不完整，战争一起来，每个家庭都会受到影响。
会见进行中，一位家住岚山脚下的日本家庭主妇说：池田大作让我把周总理在1919年4月5日写的诗《雨中游岚山》录了下来，乐曲是高端谱的，舞蹈是我自己编的。日本人翻译的诗与我们翻译有些不同。第一段是：“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见一点光明，真理愈觉妖艳。”
这位日本妇女要求给对邓大姐跳舞，并说她要稍微做点准备。
片刻，她穿上了日本和服，换上一双白鞋，手拿纸扇，腰围金黄色的带子，伴着音乐，跳了起来。
邓颖超说：感谢你，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这位家庭妇女激动地说：我回去一定告诉池田先生，我用舞蹈表达了我对周恩来的尊敬。邓大姐访问岚山时，人多，看不清。没想到这次能有机会见到邓副委员长。这是最高的荣誉。这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事情。
日本团长：她是第一次跳舞。
会见大厅沉浸在怀念周总理的气氛中。
日本人流泪了。陪同的人流泪了。我也流泪了。
邓大姐反而安慰大家：不要流泪，我们要坚强。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要坚强，要更加努力的为人民服务。看到你们的泪水，我很感激。谢谢你们。我不流泪。
大家说：这是高兴的眼泪。您要多保重身体，长寿。
最后，邓大姐带头笑着用日语说：“撒哟那啦（再见）！”与大家告别。
会见结束，因我过于激动。又从人民大会堂坐外宾的车跟到北京饭店，想继续采访，但这位妇女因晚上另有活动，到宾馆后她急着换衣服、化装，更重要的是。我没有翻译，无法采访。
1980年5月16日，这一天，我的丈夫因患癌症，住在空军医院。
她愧不敢接受别人的称赞
1980年11月14日上午11：00，邓颖超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泰国皇家陆军军官夫人协会代表团。4年前成立的这个协会主要是为部队家属做些工作。团长是泰国陆军副司令讪上将的夫人。
邓颖超首先谈到她今年2月访问泰国时受到的热情接待。
团长说：周总理的名字，您的名字在泰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你对光明事业的贡献，成为我们和下一代光辉的榜样。
邓颖超说：你对我个人的称赞，我愧不敢当。军人家属在平时和战时都很重要。不仅减少军人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鼓舞军人。
团长说：要向你们学习。
邓颖超说：学习是互相的，我们的经验只能做参考，不能硬搬，各国都要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军官工作做好了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斗争可以起很大作用。我们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又是近邻，没有理由不发展友好关系。越南小霸权主义侵占柬埔寨后，泰国也受到威胁。要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中立，正是你们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劝给宋庆龄的孙女做工作和睦相处
1981年5月29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去世。轰动全国上下和海内外。她的亲属纷纷从国外赶来奔丧。6月4日，宋庆龄的骨灰要移送到上海安葬。
宋庆龄的丈夫是孙中山。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穗英和孙穗华是孙科的亲生女儿。孙科与严蔼娟所生的孙穗芳也来中国吊唁。但孙穗英和孙穗华并不承认孙穗芳。认为她不是孙科爸爸的正式妻子生的。双方矛盾很大。他们的分歧给我们的接待工作造成很大麻烦。邓颖超给他们做了很多工作。6月3日，邓大姐说，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追悼会上把穗英和穗华送的花圈放在台上，把穗芳的花圈放在台下。明天（6月4日）我们到上海。我们尽量尊重客人意见。明天不让孙穗芳去，她要有意见。我们不可能准备两架飞机。希望尊重我们的安排，你们坐前舱，他们坐后舱。伟大的祖母是全家的光荣，伟大的祖父是伟大的革命家。都学习祖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办些。不可能分开墓地，也不可能甩开孙穗芳。提倡和睦，和为贵。你们是孙科先生的女儿，葬父亲时合过影的。我们要相互尊重。
林大光说：我是顾全大局的，我为什么还是注意她们的关系，从她的个人行动来讲，她如果是完全热爱祖母的感情，我会同意的。
邓颖超说：我们欢迎名誉主席的亲戚关系都来。你们的名字摆在一起。她（孙穗芳）不炫耀自己，谈得很好，使我们了解华侨来了多少次，一点消息都没发，华侨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与廖承志讲，旧社会发生的问题，留到新中国了。我们只好教育她，不要借孙科名义炫耀自己。
陈燕说：您是个和事佬。会见孙穗芳是时，邓小平、胡耀邦说，宋庆龄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希望你节哀，化悲痛为力量。
邓颖超说：你能赶来参加宋庆龄的丧事，很好。你们远道而来，应该招待。林教授来过了。你们来的很少。我们有一定的原则。
作为学生回答欧洲议长的问题
1981年7月22日，邓颖超副委员长在烟台会见了54岁的欧洲议会议长韦伊夫人。欧洲议会是由欧洲各国2700万议员选举产生的。
一年前，邓副委员长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法国时，她们在斯特拉斯堡见过面。今天再次重逢感到很高兴。
邓颖超说：我没能在北京见你，抱歉。今天到烟台来感觉怎么样？
韦伊：在飞机场看到到处都是庄稼，庄稼长得实在是太好了。安置我们住的宾馆有花草，很美丽。
邓颖超说：你感觉美丽、愉快，我就高兴了。自从得知我要见你，我就一直关心你每天的活动。李副主席是国家很好的领导人，他主管外事，见了夫人。报道、电视看了，广播听了。你来前对新华社的谈话，我是很欣赏的。你在北京时，有两个问题没来得及谈，这任务交给我了。
韦伊说：希望您来答复。
邓颖超谦虚地说：我不是答复，我是作为学生来回答你这位来访的先生的问题。六中全会在国家建设、人民前途幸福、经济发展方面上有极其重大意义，影响深远。中国10亿人口，共产党员有3800万，几千万共青团员。不能说不会出现少数不同意见的人，即使他坚持他的观点，也不会形成妨碍主流的作用。这个问题议长提得好。中国事实上有这样的问题，你的政治见解比较清。六中全会经过了一年半的酝酿时间，最后讨论通过有4000人次。党和国家的干部进行讨论，六中全会通过了建国以来重点是32年来回顾党成立的60年历史。这个决议是反复讨论的，认真严肃，每个字每句话都认真推敲，希望这个决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邓颖超说：讲到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如你所说，欧洲非常重视中国的作用。反过来说，中国也非常重视与西欧的关系。这不但像李先念所谈的。我们与西欧没有利害关系。今天亚洲受到北方国家的威胁。北方邻国是战争的策源地。相信依靠各自国家的力量，能对付这种威胁。我们与西欧各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任务，保卫世界和平，遏止战争。
韦伊说：我想要一份六中全会决议的全文。我与欧洲所有议长不论党派和国别，都十分重视与中国人发展关系，加强增进对话。这样有利于发展我们的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分歧。
邓颖超说：到青岛后，给你找一份法文的版本。
当天晚上，韦伊出席了邓颖超在烟台东山宾馆举行的宴会。反常的是韦伊先讲话。外事场合没见过。
韦伊说：你在中国的地位，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你们为中国人民的继续斗争，为改善人民的生活，你在困难时期参加了革命斗争。你的一生都与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你刚刚病了一场，但你仍然在斗争。你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的学习榜样。要维护和平就要互相支持。
邓颖超说：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更真挚，更加强，更发展。感激你友好的话，对我个人的赞扬，我不配。我们都知道你在欧洲、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做了许多工作，所以我们尊敬你。
宴会进行中，突然停电，没有空调，屋里很热。服务员赶快点上蜡烛。烟台地委的同志很紧张，一直道歉。邓大姐不但没生气，还幽默地说，很好嘛，西方宴会上专门点蜡烛。邓颖超说：要很好接待。在北京会谈，在西安参观可能有点劳累，在烟台安排不要紧，看工艺品，轻松点，可以好好休息。我给山东省带来很多麻烦。
韦伊在烟台期间，本来要为她准备一台文艺节目，邓颖超建议让客人看一场电影。我记得是《喜盈门》。所以，1981年7月24日离开烟台前，邓颖超在宾馆门口欢送她时，首先问她：电影好看吗？看得懂吗？这天一大早，邓大姐就打电话给接待组问外宾几点出发，吃饭没有，并关照“时间不要安排得太紧张，要注意休息！”
你好面熟啊
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朝鲜党中央书记、副议长许贞淑以后，外交部长韩念龙正在给我审稿子。邓颖超副委员长突然来到大厅，一边走，一边说：“韩念龙，我来看看你。”韩念龙忙说：“大姐，我应该去看您。”
邓大姐指着我说：“这么面熟，咱们在日本见过吧？”
由于在日本没有见过邓大姐，所以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好。
邓大姐又问新华社记者柴世宽：“你是哪里人？”
柴福宽柴世宽说：“河南人。”
我说：“邓大姐也是河南人。”
邓颖超说：“我出生在广西，祖籍是河南人，在天津上学时，广西联谊会和河南同乡会都请我。我哪个都参加。”
中办要勤俭持家
1982年7月6日，邓颖超在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时特别指出：中办要勤俭持家。水源那么紧张，我们浪费不行，长明灯、长流水不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教科书问题影响中日关系
1982年8月17日，邓颖超会见日本第三次近畿青年洋上大学访华团。日本的近畿地区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和6个县。全团有527人，有学生、教职员、工业、农业、医务、新闻各界的人士。
邓颖超首先谈到她去日本奈良参加周总理诗碑的揭幕仪式受到很高的接待。向99岁的吉村言三表示问候，祝他活到100岁以上。听说他今年7月还跳过舞。自从石碑建成后，保护得很好。你们带给我的岚山公园画片，我表示感谢。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渊源流传，产生过灾难，不能忘记过去，不能不吸取惨痛的教训。发生了事情不妨碍中日两国友好继续发展下去。
团长说：1979年我访问了陕西省。陕西与京都府结成了友好城市。
邓颖超说：结成友好城市后，除了相互访问，还可以做一些有利于双方友谊的事。教科书问题，不仅受到日中两国人民的反对。日本的民间组织、各民主党派都起来反对，篡改教科书，对教育下一代不利。
团长说：很遗憾。
邓颖超说：共同努力，使这一问题得到公平、合理地解决。否则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刹那间的采访
1983年的春节是2月13日，2月11日，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提前同邓颖超一起过春节。
北京医院院长林钧才、副院长耿德章，主任陶桓乐、张惠芬、周佩溶，副主任王淑云、顾红敏等拿着鲜花到邓颖超的病房。医务人员给邓大姐拜年。
林钧才说：医生和护士能同邓大姐一起过春节，非常高兴。全国人民都很关心大姐的健康。
邓颖超说：我现在好了，感谢你们保证了我的健康。请护士长转达我的谢意。今年的春节不比往年。我同所有的同志一起过年，包括重病的同志都特别高兴，特别愉快。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北京医院对我的关心，在治疗上，从医院到各科室对我关心非常辛苦。在这一点上，我有说不完的感谢的话。让我这个老牛破车身体恢复后，继续为人民服务，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后如果说我有成绩也好，如果说我还能工作也好，那是医生的工作，特别是在座的几位。张惠芬主任是三八红旗手，陶主任都是直接管我的，再加上我们家里那几位，都很关心我，所以使我能与你们见面。
院长说：谢谢大姐对我们说的勉励的话，全国人民知道大姐健康一定很受鼓舞。大姐在这里住院，给我们增加了春节的愉快。大姐同我们配合得很好。大姐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医生护士学习。
邓颖超说：如果说，我配合得好，我作为一个病人，住在医院里，我既是病人又是学生，我学了很多知识。这些同志给我治疗，我需要配合。我信赖他们，他们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胡耀邦说要实行改革。北京医院已掀起改革之风，预祝你们的改革取得成绩，将来服务得更好。我与同志们一起照个像。
这时医务人员都在紧急排队。摄影记者也正在对准镜头。这时我发现是个采访机会，在记者快按动的一刹那，我说：“大姐，要过春节了，您对全国的听众说几句”。邓颖超说：“向全国所有的广播听众，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春节，祝她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这场革命意义深远的改革工作。”
照相一结束。新华社记者张孟仪埋怨我说：“邓大姐的话是对你们的听众说的，我们的读者怎么办？”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埋怨我说：“你采访时，给我打个招呼，我好录音”。
同行们的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事先我也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有一个采访邓大姐的机会，完全是临时动议。第二天，我看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新闻，把“广播听众”四个字去掉了，笼统改成“全国人民”。
邓大姐实事求是的精神无处不在。这一天，邓颖超还关照电视台记者有些镜头不要上拍电视机。她说：还让我坐沙发，还有花，这么漂亮的屋子，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病房。
看望商震的夫人和儿子
1983年6月16日，已故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商震先生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她的26岁的儿子商伟立，从东京到中国给商震扫墓。20多天里，客人参观了山海关、大同、敦惶、内蒙古草原。
7月17日，邓颖超会到商震的住宅看望了安田作子和商伟立。这是一座二层小楼的院，院里有假山、杨树、柳树和银杏树。
邓颖超说：你去的过地方，我没去过。骑骆驼了吗？
58岁的安田作子说：我爬上去，马上就下来了。儿子骑着骆驼转了一圈，还照了像。
邓颖超说：女儿是跳舞的，在哪儿演出？
安田作子说：在美国纽约。
邓颖超说：女儿结婚有孩子吗？
安田作子说：不要孩子。台湾有许多人想回来看看，怕麻烦你们。
邓颖超说：不麻烦，希望台湾同胞回来看看。有顾虑的可以不发表消息。台湾对祖国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我们对台湾的具体情况也了解得不多。你来过10次了，中国算你半个家，希望能常住下来，不要客气。
安田作子说：我是身在日本，心在北京。我与商震共同生活了31年，小孩是吃中国菜长大的。
换届换人是一场革命
1983年8月27日，全国妇联领导开会，讨论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五届妇代会是一次换届的会。
邓颖超在讨论会上说：准备工作做得好，会就开得好。五届换人了，这也是合理的。年龄一天一天大了，应该找别的工作，换届换人是一场革命。不要觉得我一个人退出去了，以后没着落了。执委与一般的妇女不同，要心怀壮志，不懈地进行工作，正确对待。去年我打报告退休，中央没批准。我拥护这次新老交替，要服从组织需要。你们有丰富的经验，新中国妇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应该正确对待，心怀祖国，为最高目的奋斗。不要认为妇女工作就轻人一等。我们广大各族妇女做了极大的贡献，而且有了创造。妇女是半边天，革命意志不能动摇。全中国的妇女有很高的物质文明生产力，搞四化，不能靠妇联做，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妇女，应该感到自豪和光荣，就看我们做工作是勤奋还是懒惰，上升还是消沉。这对加强四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统一祖国、发扬爱国主义旗帜都有好处。每个人任何时候都会有工作做。
我搞了60年妇女工作，现在还在做。老一辈革命工作者首先认识自己怎样做好传帮带，传得怎么样，带得怎么样，应帮的积极帮，拥护的热忱拥护。青年一代向老同志学习经验，要多看老一辈的长处，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你们有志气、有能力、有才干，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我们妇女才能解放。她本身是妇女就应该做自己的工作。
男同志纪念“三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1984年3月8日，邓颖超说：各位同志，兄弟姐妹！今天属妇女的节日，对革命的男同志也表示欢迎。这说明国际社会进步，男同志的觉悟水平提高。三八这个日子起源于1905年美国芝加哥。他们提出了宗旨和目标，游行示威。1910年，共产国际蔡特金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世界大会，确定三八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中国妇女1924年在广州举行过一次规模不大的会，都是妇女，男同志不来。那时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在天津中学一个课堂能装50人，参加会的有40多人。
以后大革命发展起来了。
1960年三八节，所有国家都纪念。那一次，中国妇女扬眉吐气，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万多人，外国朋友也来参加。
今天我向在座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地的慰问。男同志来参加，象征着社会文明和进步。我们要加强团结，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1985年纪念三八节的活动改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邓颖超说：中国纪念三八节与往年不同。像今年这样同各国朋友一起这样大规模的，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实现。我们要加强妇女的团结，加强与各国妇女的团结，为保卫世界和平不懈地斗争，不分中外，不分男女，祝你们节日愉快。
中日友好班交给青年一代
我每次参加邓颖超的活动都不会主动走向前，同邓大姐握手。1985年3月28日，邓颖超会见日本二阶堂进前。我站在会见客厅边。邓大姐来到我面前一边与我握手一边说：怎么那么面熟？秘书赵炜介绍：小刘是广播电台的。
外宾来了。邓颖超对客人说：当我知道田中因病住院了。我很惦记，同时我写了一封信去慰问他。你们来是为了加强中日友好，不能不使我们想起12年前，为中日邦交作出贡献的田中先生。这次自民党因为由田中生病受到影响。自民党内部以大局为重。更好地团结，使政局稳定。
二阶堂进说：中日两国在经济上要互相帮助，在亚洲和平事业上起积极作用。
邓颖超说：中日关系定下四项原则，推进到21世纪。我们已经做了青年一代的交接班工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友好关系的发展。
一把打开中日友好的钥匙
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日本时，被命名为奈良荣誉市民。1979年7月3日，日本奈良市市长健田忠三郎来中国访问。邓颖超接见他。
邓颖超说：我见过许多日本朋友，都表示热情接待。今天见的奈良客人与一般的接见不同。我不光以中国人民的身份接待你们，还以双重身份。两个月前，我访问奈良被奈良接受为荣誉市民。4月17日，我受到奈良老中青少的热烈欢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有共同性。我与奈良市的关系还要继续下去。
在奈良拍的纪录片，唐朝建筑和沿途欢迎的情景，在中国放了三天。全中国人民都可以看到。日本人民把藕节栽到中国，让它在中国开出友好的荷花。我想自己培育，武汉园林局派人拿走了。鉴真和尚要回国探亲。
邓颖超开玩笑说：你们变成我的领导了。不管加不加“荣誉”二字，是不是特别公民。我与你们的市民一样。你们说我指导、顾问，不敢当。不过我应该对奈良有一份关心的责任。上次我访问奈良时，给我印象很深，市长一直陪着我，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不抽烟的。奈良有中日友好的传统。
健田忠三郎把奈良荣誉市民的证书、钥匙和奈良灯笼交给邓大姐，并说：这是一把能打开任何一个门的钥匙。你是奈良的特别公民。已故周总理曾对日本国奈良市寄予深切的理解。奈良、西安市作为友好城市是很相宜的，因而1974年2月两市结成了友好城市，您继承总理的遗愿，为中日友好亲善继续努力。日前您访问奈良时答应可以做奈良的特别名誉市民。这是对我们子子孙孙友谊的表示。今借此访华机会，谨赠以奈良市特别名誉市民称号，感谢你的友情，并祝愿日中两国奈良西安市的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发展下去。
邓颖超说：结成友好城市五周年了，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健田忠三郎说：你下次访问日本时戴上这把钥匙。
邓颖超说：我就是不戴钥匙，奈良人民也会特别关心我。
健田忠三郎说：同西安结成第一个友好城市是周总理提议的，
城市。感谢周总理这位介绍人、媒人。
邓颖超说：鉴真和尚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象征中日友谊。中日友好合作强大，不仅符合两国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产生好的影响。
邓颖超对外宾送的东西从来都不贪为己有。她对中日友协的孙平化说：日本园田送给我的东西，我已转送给东城区少年宫了，是通过共青团组织转的。在日本时给我的东西，我也向人大常委会汇报过了。给我的钥匙和灯放在哪里，你们研究一下。我也没地方搁。
会见结束，新华社记者王传国给邓大姐与我们照了合影。
“恩来不能做奈良女婿”延安红枣送客人
1985年6月8日，全国政协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日本奈良前市长键田忠三郎。
西花厅门前有两棵核桃树。会见以前，邓颖超问孙平化：你喜欢吃核桃吗？我每年都摘好多。这院里有桃子、柿子、有梨，等着工作人员来摘。他们不来，结果被小鸟叼吃了。
邓颖超1979年访问日本时，作为奈良市市长的键田忠三郎向邓颖超授予奈良荣誉市民称号。
邓颖超对键田忠三郎说：今年请你到我家见面。这里是前清末年的古老住宅。我是奈良的荣誉市民。
键田忠三郎：看到你健康很高兴。
键田忠三郎是地震研究专家。邓颖超说：你的工作很重要，对各国人民有利，祝你继续不断取得成就。中曾根来华访问时，我们见面时间很短，他提议在西安建一个象征友好历史的建筑——诗碑。这个诗碑与周总理在日本岚山的诗碑相辉映。
邓大姐把延安人民送给她的红枣转赠给键田忠三郎。邓大姐对西安市的同志说：请转谢延安人民。她开玩笑说：恩来不能做你们的女婿，我今天送你一本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下册）。
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当一辈子老黄牛
1985年10月8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会上的讲话。她希望大家对七五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她说：国内外、党内外受到重视，引起世界注目。有人说是又一次里程碑，革命中的又一次革命。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七五计划的一系列目标是稳定的，对今后5年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体制改革顺利进行起指导作用。
关于七五计划，赵总理先讲原则，对这一计划，不限于这次提意见，到明年1月随时提，使这一计划更加完善、稳妥，更符合现在的经济情况。
宣传不容易，政协委员提出批评，要做到勤俭建国，必须反对浪费，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好作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要支持政府，献计献策，在统一祖国中发挥作用。
关于干部的年轻化，要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以适应越来越繁重的任务。老同志带头改革干部的终身制。新老干部会团结合作，相互爱护，同心协力。为实现党的兴旺发达的气象，说明党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老同志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要当成个别人，而是从接班的整体去看老同志退下来的问题。新老交替是老一代交给下一代，不是接当官的班。中青年要坚持接老一辈英勇精神的班，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班。
过去，在七大听了毛主席说的两点：第一，、愚公移山的精神，从七大以后可以看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取得了胜利，1945年、46、47、48年我们党中央进了北京。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统统挖掉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事物的发展与预期的目的有差距。要求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不要为做官，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一辈子老黄牛，即使个人取得一点成绩，也要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一个人做了多少事情不能衡量。第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仅新干部要学，老干部也需要学。马列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的，而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现在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对共产党员来说党章上有要求，对政协委员是不是也要求？政协章程上说要学习，引起更多的人来学。
现在搞四化，要学新的知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方法，解决建设中的新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形势，既要看到宏观，又要看到微观。过去办什么事都是一刀切，一哄而起，现在党中央看到问题及时抓，对一些不够好的地方，需要大家去做，要掌握这个特点看形势，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可以永葆革命的青春。
第三，、政协工作有成绩，开展了外事活动。政协工作存在着差距，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做得不够，尤其是加强精神文明的工作，使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要认真抓下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房子问题。我去一个地方问有几个教堂。他说：八九个都落实了，只有一个教堂的房子被别人站占着没有落实。这说明还有一个没落实啊。
希望全体政协工作人员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奋斗，再展宏图。
女政治家的幽默
1979年8月13日，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前，秘书赵炜站在她旁边等候外宾。邓大姐对秘书说：“你的鞋上还绣着花。”实际上是赵炜的鞋上有一个洞。
平易近人 严于律己
邓大姐那慈祥的笑容，让人从来都不感到拘束。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立即有人提出要给她换汽车。邓大姐诚恳地说：“我对我的司机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做工作，不要换车。要给我加警卫员，我坚决反对。我从1958年就自动精简了警卫员。”1978年底，邓大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又有同志提出要给邓大姐增派警卫员，当时就被邓大姐婉言谢绝了。她说，她只需要秘书、服务员、司机、厨师四个工作人员。我经常看到的工作人员也只有赵炜和高振普。
公私分明毫不含糊
二十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物资十分匮乏。邓颖超和周总理外出，一般不同意别人请他们吃饭，如果吃了，他们总会如数付给粮票和菜金。记得，1964年，我去人民大会堂的二楼餐厅找周总理审稿，只见他一个人在用餐。邓大姐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要求参加常委会的成员都要自掏饭费和茶叶钱。作为去采访的记者，我也掏过一角茶叶钱和工作餐费5角、粮票半斤。以后喝茶就不用买了，全国人大也不管记者饭了。
邓大姐和周总理不准工作人员以他们的名义办私事，也不准接受地方送的礼品。我亲眼见邓大姐把自己家种的鲜花作为送给新西兰专家路易·艾黎的生日礼物。
1979年10月30日，邓大姐送给日本创价学会妇女部代表团八矢亏子一个烟灰缸。邓大姐说：这是我用一元钱买的。她面对我说：“送礼的事就别报道了。”
1980年10月22日，邓大姐送给路过北京的泰国外宾两包北京特产果脯。
1980年1月8日，邓颖超会见日本知名人士义都宫德马时，送给他一套淄博产的瓷器。这是邓大姐自己买的。
1985年，邓大姐把延安送给她的大枣转送给日本奈良前市长健田忠三郎。
邓大姐对外宾送的礼品从来不贪为己有。1979年7月3日，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奈良市市长健田忠三郎时说：“两个月前，我访问奈良，被授予奈良荣誉市民称号。你们变成我的领导了。不管加不加‘荣誉’二字，是不是特别公民。我与你们的市民一样。你们说我是指导、顾问，不敢当。不过，我应该对奈良有一份关心的责任。”她对中日友协副会长孙平化说：“原田先生送给我的东西，我已通过共青团组织转送给东城区少年宫，其他人送的礼品，我也向人大常委会汇报过了，今天健田忠三郎送的钥匙和灯放在那哪里？你们研究一下。”
最后的告别
1992年7月12日，敬爱的邓颖超大姐离开了我们。
手捧中央公布的讣告，我泪水涟涟。
邓大姐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一生。可是，大姐却留下遗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不搞故居纪念，不要对亲属进行特殊照顾……
为了尊重邓颖超同志的遗愿，中央关于邓颖超同志丧事的宣传报道指示是：丧事从简，不提西花厅，不写吊唁，不讲遗体告别，不是有组织的活动，不邀请外地人来北京，不通知各驻华使馆……
这一连串的“不”，叫我这个时政记者束手无策，几乎想退却。可是，当我想起大姐那光辉形象，立刻就有了主意。
我多次采访大姐生前会见外宾和出席重大政治会议的活动。在我心目中大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德才完美的老大姐。
此刻，作为普通记者，我不可能用大量篇幅去颂扬邓颖超同志的丰功伟绩。我主要是通过她的“伟大”的一面的背后，去观察她那“平凡”的一面。我用泪水、汗水、墨水汇成了稿件中的情、景、声，完成了我30多年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采访。第一篇是1992年7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和次日《新闻报摘》播出的录音报道《邓大姐！人民永远怀念您》。特点是带着感情，投入现场。第二篇是1992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点栏目播出的录音报道《送大姐》。特点是细致观察，如实描写。第三篇是1992年7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点栏目播出的录音报道《忠骨撒江河》，特点是运用音响，震撼人心。
中南海一角 7月12日，星期日
原先我接到的任务是到中南海西花厅，采写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委托吕正操向邓大姐送花篮的简明新闻。张学良是西安事变中逼迫蒋介石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54年，直到2001年死在夏威夷。吕正操原来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中顾委常委。张闾蘅是张学良同父异母5弟张学寿的女儿，在美国读书。1979年回大陆。1982年来北京见到杨虎城的儿子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在张闾蘅的安排下，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
1991年5月23日，吕正操到纽约看望了张学良。两个耄耋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992年12日早上8点，我来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工作、居住过的中南海西花厅。这里布置得庄严肃穆。
大厅正中挂着邓颖超同志的巨大遗像，花白的短发，既精神又潇洒。细边眼镜下透出了智慧，嘴角微笑，显得非常和蔼、可亲。
前来吊唁的人三五成群，一拨儿接一拨儿。
工作人员特意把扩音器架在窗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送着那催人泪下的哀乐。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采访过许多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的丧事活动，还从来没有见过今天的场景：在邓颖超同志的遗像下，正中摆的是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敬献的花篮。邓大姐的秘书、警卫、司机、护士、炊事员站在遗像左侧。那本来是死者家属应该站的位置呀！
想到这里，我沉痛的心情中又更加了一层悲伤。大姐没有亲生儿女，可她的儿女有千千万。我背着采访录音机，情不自禁地默默站在工作人员的身后。
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陈锡联抑制不住感情，竟然哭出了声。
老作家谢冰心一早就提笔写下“痛悼人生第一知己”的缎带，并托外孙送来一束精致的白花。
6岁儿童哭着说：“我想看看邓奶奶！给邓奶奶请个好医生。”
一位养花工阎师傅哭着非要留下买花圈的钱，并说：“你们不收下，我就不走。”两个人搀着他，他还是一个劲往下坠。
特殊的场景，一幕幕都是短暂而过，但它的内涵却很难用语言形容。我怀着对邓大姐无限崇敬的心情，抓住瞬间机会进行采访。
二十世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被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关怀的首都一家5个孤儿。当时才只有15岁的老大周同山，现在是北京电力管理局副局长。老五周同义当时才3岁。全家15口来到西花厅。他们对着我的话筒讲了感人至深的话。
曾经在10多部电影、电视剧中扮演周恩来总理形象的王铁成，讲了大姐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高贵品德。
从香港来的张闾蘅小姐代表伯父张学良先生和夫人赵一荻送来了花篮。
湖南9岁男孩毛寇英听到邓奶奶去世的消息，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悼念救命恩人。那是1982年11月1日下午3点，小寇英降生在湖南医学院。母亲因血小板减少而难产，托人打电话到中南海求助。当天下午4点，邓颖超处的同志就与熊清泉代理省长联系上。很快解决了止血药。邓大姐关心老百姓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全国政协常委沈其震早在二十世纪全国政协常委沈其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今天，他刚刚做完胆囊手术，不顾伤口的疼痛，坐着轮椅从医院赶到西花厅表示对大姐的哀悼。
即将率队出征西班牙，参加第25届奥运会的何振梁，代表全体运动员表示一定要用优异成绩，告慰敬爱的邓颖超同志。
我录下了以哀乐为主的环境音响，录下了各种哭声，尤其是6岁儿童周爽喊着“要看邓奶奶”。另一位女声说：“邓奶奶，我们再也看不见您了。”这些话都撕心裂肺。我在录音、整理稿件和复制音响的时候，每听到这里，鼻子就酸，眼圈就发湿。这些音响首先打动了我。我想它肯定也会震撼听众。
中午，买了两个面包一边吃，一边构思稿子。
在动笔写录音报道的连接词时，我着意用事实说话，用贴近群众的朴素无华的语言来表现邓大姐的高大形象。写到稿件的结尾，我思绪万千，感情的浪潮急促地拍打着我。我想，今后我再也不能报道邓大姐的活动了。我们的听众也听不到邓大姐的声音了，泪水再一次蒙住了我的眼睛。
于是，我翻阅了资料，重听了1988年春节，采录到的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邓颖超同志拜年时的一段录音。本来过年和治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我精选出与主题有关的几句话，作为邓颖超丧事的第一篇录音报道的结尾：“一个共产党员，他所做的贡献是无止境的，到他的生命结束。他做的成绩究竟有多少？他不能自满，别人也不能对她过誉。”
事后看，这段音响用得贴切。它不仅已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比用任何词汇来描述邓大姐的品德都更加传情寓意，耐人寻味。
14：30文字稿写好。
15：30找播音员路阳同志录音。他在稿中改了两处。在第一句中加了“尽管”二字；在西华厅布置处加了“工作人员把幽静的……”。
17：30复制节目结束，到总编室问中宣部有什么指示。总编室的同志说：“没有收到。”
18：00请示部长艾知生，艾部长说：“先播，然后再等新的意见。”
第一篇报道《邓大姐，人民永远怀念您！》在18：30分在《各地联播》节目中头条按时播出。
19：00中共中央宣传部彭同志来通知说，不让在稿件中出现“西花厅”。中央有精神“不提张学良送花篮”。
20：00重新复制节目，并又给艾部长打电话，给中宣部值班室打电话，主要是我不想重新复制。
21：00改稿。
21：30送审稿件，重新找播音员录音，找技术机房复制合成，由于路阳已下班，改成傅华录音。
22：30第二次的复制结束，节目6分55秒，直到零点才回家吃晚饭。
告别时刻
历史记载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1992年7月17日。
这一天，大姐真的走了，走向人们不愿意让她去的地方。
早上7点，我赶到位于首都东单的北京医院。
大姐的遗体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她那为人民耗尽光和热的躯体。
邓大姐活着的时候，一无所有。去了，也一无所求。今天，她依然穿着30多年前做的那身黑色华达呢西服。工作人员对我说：衣服的领子、袖口破了。5个扣眼全脱了线。衣服的里子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补丁。裤腰有一尺多长是补过的。用秘书的话说：“全身上下没有一样新东西。”
这就是劳苦功高，为革命鞠躬尽瘁一辈子的邓颖超同志。
那天中午，我坐在办公室一边写稿，一边听录音。当我听到这段时，泪水再一次遮住了我的双眼。我“吧嗒”一声把录音机关掉，稿纸推到一旁，爬在桌子上痛痛快快哭了一阵。
人们只能用鞠躬的方式作最后的诀别，为了录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领喊“向邓颖超同志三鞠躬”的实况，我被挤到告别室的小角落。衬着这段音响，我写下这样的解说词：“一鞠躬，缅怀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光辉战斗的一生；再鞠躬，敬仰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高风亮节和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三鞠躬，告慰这位身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大姐名垂千古，万世流芳！”
7月17日8点，早早赶到北京医院。邓大姐静静躺在告别室。咖啡色方格头巾，深色西服。我问秘书赵炜：大姐穿的衣服的确是她交待的那身西服吗？赵说：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件新做的。菊花、马蹄莲和君子兰簇拥着遗体。四周摆满了花圈，有8层。遗体前的花圈缎带上写着非常醒目的就一行大字：“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过去采访这样的活动，别人的花圈缎带上要写几排几代人的名字。
8：30分，在哀乐声中，邓颖超的透明灵柩由解放军战士抬出北京医院告别室。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薄一波、宋任穷等目送灵柩上车。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痛的，眼噙泪花，有的用手帕擦眼镜。
四周一片肃静。虽然只有8名战士抬灵柩，可他们的脚步声确实却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有节奏。嚓—嚓—嚓。我绕过人群，干脆把话筒的方向对准战士的脚，加大音量，清晰地录上了这些现场主题音响，使报道有了立体感，让听众如临其境。
不知群众是不是知道邓大姐灵车开出的时间，也不知他们从什么时候起就在街头等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18公里的大街两旁，站满了为大姐送行的人。
天安门前国旗低垂。许多妇女用手帕擦眼泪。年轻的爸爸用肩膀驮着儿童送别邓奶奶。人群中还有不少是残疾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些青年人骑着自行车追赶灵车西行。一位老人竟然跨过马路隔离礅，站在街中间，长时间弯腰作鞠躬的姿势。许多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对着灵车拍照。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一切都表达了人民对这位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敬仰和无限的依恋。
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把邓颖超的遗体护送到八宝山。
火化前，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邓大姐遗体告别的车一辆紧接一辆，自动排队入场的人一队接一队。凡是走进灵堂的人都是一步一回头，有的人边走边鞠躬。
一位3岁儿童由父亲领着来到邓奶奶的遗体前跪下三拜。他是1988年3月5日出生的。邓奶奶给他取名叫“来来”。
邓大姐的遗体于16点火化，火化前先做石膏像。18点30分取出骨灰。20点，邓大姐的骨灰盒运回西花厅。战士和工作人员全都跪着迎灵。场景令人感动。按照中央要求，八宝山的治丧活动没有报道。
骨灰撒江河
1992年7月18日，邓颖超的骨灰从西花厅运往天津海河。
我于早上6点到广播电台，6：30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7点就到西华厅。
邓硬超的遗像上黑色绣球飘着黄色的带子邓颖超的遗像上黑色绣球飘着黄色的带子。
遗像下是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骨灰盒正中是工作人员送的花篮。
7：15分，温家宝、洪学智、曾庆红、聂力走进灵堂。
7：25分，我在西华厅采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特意从大厅东边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早上那条新闻很好，昨天我听了，今天又听一遍。很好。”我说：谢谢！只为表达对大姐的感情。7点30分，启灵的时刻到了。宋平、陈慕华等在遗像前三鞠躬。警卫高振普，把大姐的骨灰盒取下，交给赵炜捧着。高振普捧着遗像。两位礼兵引路。
人们在哀乐声中，一步一拍，一拍一步走出西花厅。
小院里，一丛丛灌木都插上了朵朵白花，战士脱帽肃立在柳树下的小路旁。邓颖超同志遗像由一位穿少将军服的秘书高振普举着。后面，邓颖超的骨灰盒由跟随大姐近30年的秘书赵炜捧在胸前。在西花厅门口，赵秘书扭过身来，面对西花厅那古老的建筑哽咽说：“邓大姐！今天您离开了住了几十年的西花厅，永远离开了……”
灵车启动前，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从人群中跑过来，把脸贴在骨灰盒上哭着说：“邓妈妈！让我再亲亲您呀！”
天津是邓颖超早年投身革命的地方。天津也是她结识周恩来，他俩并肩战斗、工作过的地方。
灵车进入天津市区，几十万群众夹道迎接邓大姐回到第二故乡。
沿途群众饱含深情，举着一条条感人至深的挽联。
烈日下，天津天虹服装厂73名女工举着长长的横幅，表示对邓妈妈的怀念。这些女工在1976年曾经亲手为邓妈妈缝过丝棉袄。
繁华地带，肃立的群众足有四五层。
正在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停下了手中的活。
灵车经过邓大姐学习、工作过的天津女师南开大学门前，横幅上写着“亲爱的邓大姐！海河儿女怀念您！”
11点40分，邓颖超的骨灰被捧到塘沽新海门号客轮上。
汽笛长鸣，饱含着亿万人民对邓大姐的深情。20分钟后，客轮到达海河入海处。
邓大姐生前交代，她的后事由所在的党支部办理。支部书记、秘书赵炜和秘书高振普轻轻地把大姐的骨灰撒到海河入海处。16年前，曾经在飞机上在这里撒过周恩来骨灰的高振普，一边撒，一边泣不成声地诉说着，他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等向江河撒入了拌着骨灰的粉红色月季花瓣。月季是天津市花。
船上的人们哭成了一团。老炊事员林师傅手扶栏杆，哭得身子左右摇晃，口里还声声喊着：“大姐！我为您做了30年饭。如今，您再也吃不着我做的饭了！”
记者不可能是旁观者。此刻，我也代表我的同行，我的朋友，我的听众将花瓣一把一把地撒入海河伴忠骨。
利用中午吃饭时间没吃午饭，我赶快采访了天津市长，然后往北京挂一长途电话，说明发稿计划。下午3点，从天津坐汽车回北京。在颠簸的车上，我歪歪斜斜地写着稿子。
17点45分，回到北京办公室，首先为当晚的《各地联播》赶写一篇文字消息。19点40分，为次日早上的《新闻报摘》准备一篇录音报道。
说起来也差点出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要求，中央一级新闻单位是不报道天津市党政领导吊唁活动的。中午，临时接到通知说“中央新闻单位也可以报道”。幸亏我多了个心眼，已经录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和天津市长聂壁初的讲话。否则，这些音响是无法弥补的。因为，我下午三点已离开天京了。
7月18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稿子写好后，找不到审稿人，天气炎热，一天滴水未进，口干舌燥，头脑发胀。当时，我是多么想能有一个人帮我把把关呐！
21：30，找审稿人，值班的王明华不审。主管栗国安、李向明已下班。
22点，在漆黑的走廊里遇到高级编辑王燕春，求他帮助审稿。优秀播音员于芳录了连接词。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稿件的结尾：“滔滔的海河水，带着人们不尽的哀思流向大海。人们对邓大姐的怀念将与江河永存！”
邓大姐去世后
1992年7月23日，全国妇联的几届书记座谈，深切缅怀邓大姐这位妇女领袖。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唯一一个见证过第一届妇代会到第十届妇代会的黄甘英说：我看见邓大姐，告诉她妇联的好多同志想你。大姐说，替我谢谢大家。我说，好好保重。大姐说，谢谢你甘英。我说，不要紧。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姐竟然那么快可就走了。她的一生是大义凛然，无私奉献的
在海河，受到她老人家的教育。永远不能忘记，但我们还要好好活下去。
徐民说：大姐见到普通工作人员，每次都说：“你们辛苦了。”我现在一合上眼，大姐那和蔼可亲的形象就浮在我眼前。大姐的精神我永远不忘，要完成大姐的遗愿。
一生。她把一生的高尚思想贡献给了党和人民。她的遗愿，几百字，震撼了全党，震撼了人民的心，是伟大无私的遗嘱。1949年她筹备了第一届全国妇代会。1938年我与大姐一起，在她的培养下取得过成功，受过她的表扬也受过批评。她说：大姐分配你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难道你觉得你做的很好，你都不愿做，你挑肥拣瘦。我也参加过重要外宾的座谈。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大姐认真了解外宾的情况。外宾对中国有哪些疑虑。她每次根据不同特点，介绍情况。她从来不忘记讲我们国家还有些不足之处。她思想活跃，反应敏捷，当外宾讲话时，她从来都是仔细听，决不打断客人讲话。她说：千万不能强加于人。在邓大姐领导下，有学不完的财富，以邓大姐为榜样，学习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无私奉献，战斗不止的精神。
河南邓县人，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杨蕴玉说：中央对邓大姐做了评价。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敬佩。1948年我认识邓大姐，当时召开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因为我长期在基层工作，第一次到中央开会。她非常平易近人，反应敏捷，关心人。这次会上我受到很大教育。有两点：一是妇女工作；二是不实行个人负责制，而实行代表制。1948年制定了第一部婚姻法。1954年，叫我去波兰。我说：我是山沟里滚出来的。邓大姐说：你是土包子，你不会学？你不会外语，你不会学？把我批评的哑口无言。1957年回到妇代会。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代表说不到一起，邓大姐做细致的工作。她对工作上要求严，但对每个干部都很关心。她常说：一个女干部要自力，要坚强，要把自己的事搁在一边。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夫人、《新中国妇女》杂志副总编董边说：大姐爱穿白衬衫，蓝色工裤，口若悬河。20世纪60年代前邓大姐做妇女工作。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她的精神代代相传。
湖北孝感人、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王庆淑说：邓大姐对事业充满信心，立场鲜明，爱憎分明。抗战期间她写给国际民主妇联写封信。
1912年生于湖南，1937年入党，曾任交通部副部长的郭建说：中央对邓大姐的评价，她当之无愧。邓大姐的形象在我心中是抹杀不了的，我从心里热爱她。她团结人。10年前，邓大姐给我一封信，我丈夫死了，安慰我，在关键时刻让我终身难忘。她说“亲爱的郭健同志，首先让我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逝者已经离去而不能复返了。生者必须很好地活下去。为了共同的崇高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共同的革命事业，以及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幸存的人，担负着加倍的责任，都要求我们继续很好地奋斗。我知道也相信你是能够正确对待的，并能经得起这场沉痛地打击和悲痛的，务望能节哀！”
王云说：邓颖超对妇女工作经常做指示。对老政协委员，对民主党派的关心无微不至。1976年十里长街人们悼念周总理的场面，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他们是一代英豪。
张元于1992年7月9日去看大姐。她说：她在病房也要听重要文件，听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她每天关心总理的生活起居。她在病中按时作息。每天上午散步。邓大姐严守机密。她有政治家的爱心，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接受过她的关心。周总理排行第七。祖父辈周家几十人，凡是周家的亲属来往，邓大姐全承担下来，不让总理操心。大姐的工资由我领。每月收入三个人结帐，报大姐审查，每月剩余不多。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花工老周儿子上大学，需买自行车，大姐拿了50元给花匠老周。老邓花匠退休了，邓大姐把天蓝色的缎子背面给了他。老邓说：旧社会在这里的大官们都不瞧我们，解放后，在西华厅工作，大姐他们与我们打招呼，还接济我们东西，真正是两重天啊！永远也忘不了。
7月17、18号，他们一家三代从18公里外赶到长安西街，到西华厅送别大姐，送大姐离开。当时西华厅大门的两边都是仪仗队，一点声音都没有，送别的人忍不住大声痛哭。邓大姐的司机嵇书林写了三页纸的信。他找了出租车去西华厅吊唁。大姐革命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但她要求不留骨灰，撒在海河，受到她老人家的教育。永远不能忘，但我们还要好好活下去。
徐民说：大姐见到普通工作人员，每次都说：“你们辛苦了。”我现在一合上眼，大姐那和蔼可亲的形象就浮在我眼前。大姐的精神我永远不忘，要完成大姐的遗愿。
小人物心中的大姐
这是邓大姐去世后的第三天。一天的采访任务已经完成，本应该回家吃晚饭了。但中南海西花厅那庄严肃穆的气氛，低沉的哀乐，每个工作人员悲痛的面孔，撕扯着我，久久不愿离去。这是1992年7月13日晚上。
还没有离开吊唁现场的邓颖超大姐的秘书、护士、司机、医生和炊事员懂得了我的心情。他们干脆坐下来对着我的话筒，伴着泪水即席说了起来。
首先抢到话筒的是跟了总理和邓颖超大姐30年的秘书赵炜。她对我说：邓大姐的一生在中央发的讣告中已概括了。我不再多说。讣告概括得很好，符合她老人家。一个共产党员，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品德高尚。邓大姐与周总理一样。首先，我觉得邓大姐有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有一个青年说，从我认识邓大姐30年，从来没听到她发过一句牢骚，说过一句不满的话。我对这句话，非常欣赏。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谁犯有不符合党的方针的错误，她会首先批你。 有一个青年说：邓奶奶比正统者还要正统。这是符合实际的。不论她在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或者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她的誓言都是“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人老心红志更坚”。确实是这样，全国妇联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会那天，我在会上向姐妹们转达了大姐人老心更红，志更坚的精神。她的思想始终是跟党保持一致的。我希望大家看看她的生平简介，概括的很好。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立场坚定，始终不动摇。动乱时期，她给北京市民的信。文化大革命中，她保护了许多被“四人帮”打倒的老同志。后来，中央号召老干部退下来。1982年1月1日，她第一个作出响应。她那天早上住在医院里。她说：“赵炜，您给我拿出纸和笔，今天是1月1号。我要做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问：“什么事？没有现代化，没有复印机。”她说：“我要求退下来。我们老了让年轻人来接班。老人精力不行了，身体不行了，早交班，使我们党少受损失。”
赵炜说：1979年中央委任她为中央对台小组组长。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央再三说，目前不是你退下来的时候，从她在海内外的影响，在台湾的影响，台湾有许多故旧老朋友。她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因为她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党员参政员。邓大姐服从中央，一切听中央的安排。中央让她当全国政协主席，她也觉得年龄大了不合适。但是，老同志中轮到大姐了，她拼命干。每次开政协常委会，她都出席、讲话。每次大会都去。小组会，你怎么劝她别参加了，都不行，她专门去港澳台、妇女、少数民族、文艺组，广泛开展工作。
赵炜说：在邓颖超的讣告中说她是社会活动家。这一点体现在政协工作上。党外人士年事已高，一提到邓大姐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她长期做统战工作，在国统区接触的方方面面的老人都敬仰她。她要亲自去看胡子昂。胡老非要亲自来看大姐。两人争。大姐说：您老人家比我年纪大。胡子昂和钱昌照都是老党内的副主席，联系党外副主席，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每个人。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体现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集思广益。六届全国政协非常出色，机关建设上有变化。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委员长里如果谁有病了，大姐必须打电话或者派我去问候。她时刻关心别人。秘密接见过好多台湾同胞。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做这个工作。每次宣传我们中央对台方针，苦口婆心宣传，不厌其烦。有的访问团人太多，她说：见一个也是见。你们要有政治头脑，不要把人分成几等。
赵炜给我讲了个故事。日本妇女之翼代表团100多人，邓大姐与她们握手8分钟，其中一个日本老妇女非常感动。1979年这个老太太她没钱，拄着双拐。老太太说：“我一定来中国看看。女儿结婚前一定来华看邓大姐。”试想，假如邓大姐不见他们，她们会是什么心情。这都是从政治上考虑的，邓大姐没私心。
赵炜说：每次外宾送东西来，我可愁了。东西多了往外送，少了大家分。大姐说：“我真怕送东西。”秘书说：“你怕，我更怕。”日本竹入冬天送两箱橘子来，100多个。她往外送。当时街上没卖的。她有事不在家，我就在冰箱里给大姐留了80个，用纸盖着。大姐对别人说：我算了一下，怎么这橘子老吃老有啊？秘书瞒着我留下80个，说橘子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赵炜说：大姐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她来讲，相当民主。她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光从生活上照顾我。你们最主要的是要从政治上帮助我。大姐比我们这些人的岁数差不多大一截子。我们的水平低，在重大问题上还与我们商量。她说：你提的意见对的我接受，你提的不对，你赵炜可以想想，你为什么不对，从中接受教育，从实践工作中培养你。作为我赵炜23岁进西花厅，今年60岁。大姐跟了37年。我在这里得到锻炼成长，能干点什么事都是总理、大姐身教言教的结果。我努力不够，我一天忙着接电话。大姐说：你光用脑子记不行，你们年轻人要留东西，不写保密的。否则30几年后，脑子像一张白纸，白痴，后悔也晚了。奉劝年轻人自我锻炼。她说：你们跟着我们。你们学多少，能学多少是多少。她对我要求比较严，很关心爱护我，从政治上培养我。
有一个先生曾经问赵炜：你与周恩来、邓大姐有什么亲戚关系？赵炜告诉他是组织派的。
赵炜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党会派我去做这个工作？至于我在周总理这里能呆多久？是他们看我工作行才留我。另一方面也是我的努力，得到他们的信任。我没有亲戚，组织选来工作。我与大姐是党员与党员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个人来说，我是晚辈。她无儿无女，我是作为晚辈尽孝。作为女儿，我对我父母都没有这样。1982年大姐动手术，她一动手术，我月经不停，走路发慌，血色素低，做了子宫切除。我想还差6天大姐就出院，等大姐出院后我再住院。医生说：不行，有危险。医生去报告大姐，我只好于31号住院。大姐6号出院。她关心我。她说：她有病等于我有病。我动手术时，把北京医院折腾的够呛。大姐担心我，老打电话给医院。人家不知我是个什么人物，父亲是一般老百姓。她把我父亲接来。大姐对赵炜的父亲说：“我剥夺了你的女儿，没让孩子为你尽孝。”我父亲回答：“我女儿做的对。你对革命有功。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她把你们照顾好了，全国人民都放心。我这老人没关系。我能自理、自力。”大姐很感动。
被大姐称为八大员的赵炜，在邓大姐家什么活儿都干。赵炜说：我与大姐的关系不一般。病重期间她老叫我。1992年7月9号中午大姐叫我：“赵炜，我与你见最后一面。”我心里难过，但没哭，我不能在她面前哭。那天，她自我感觉不好。她很坚强。她有很高的荣誉。我的一生与大姐对我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是大庙里的小菩萨。邓大姐牌子大。我们大家都是萝卜头。她事事做模范。我们工作人员也事事小心。比如在节约上，我们大家都留着纸盒、绳子、袜子等，不论那方面都节约。大姐传下的一双袜子可收回来。大姐15年前交待我她喜欢的一套衣服。裤子也用的不行了，还在用。房子刷了一下。她在中直机关讲课3个小时，在她的心目中没有想到自己。她在政治上敏感，特别拥护我们新的领导班子，她说新上来的领导都是干事的，实干的。她认为我们党有希望。新的党中央成员都称她为邓妈妈。李总理也是叫她邓妈妈。邓大姐说：“别叫我邓妈妈，叫邓大姐就行了。”总书记说：“我是晚辈。”去年（1991年）8月邓大姐病重时，上午睡了，中午醒了她说：“你那么忙，不要来看我了。”江总书记说：“大姐！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她说：“我知道，我是老共产党员。我的位置是养病。你总书记的位置是抓好党的建设，抓好改革开放。我有护士、医生。”李鹏访问中东回来。邓大姐说：“你访问的消息我都听了。”手术前，她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大事。听这听那，听完还议论，她对中东、对东亚、对国际形势都很关心。邓小平南下回来，我对她说了一遍，今春在医院。中央下了文件，我给她念了三遍。邓大姐说：“好！关键是把改革开放搞好，邓小平视察了广东、珠海，大家按小平同志说的办，尤其是广东、深圳更要走在前边。”在邓大姐的脑子里都是国家政治大事。去世的10天前，季大夫来医院看她。她说：“你们比我的儿女对我还好。你们自己也是有儿有女的。”我开玩笑说：“大姐！你烦我了。”她说：“我不烦你们。我知道你们，你走了还有人来。”大姐说：“晚年我无儿无女，但我是最幸福的，非常感谢你们这些人。是我把你们耽误了。”
1985年调到邓大姐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季建华对我说：“ 22岁来西花厅，已经7年。三句话：她既是尊敬的首长同时又是慈祥的长者，还是良师益友。”1976年为大姐工作，担负保健处处长。“革命老大姐在各方面关心我的成长，关心我们保健处的全体同志，让我做好他们的工作，经常总结存在什么问题，哪些同志进步了，哪些同志存在什么问题，大姐提的很具体。接触首长，关心首长健康，胜过她自己。季大夫参加学习期间，去看望大姐。她说：‘你不要来我这儿，你要多关心其他同志。’对我的家庭也关心。我自己有病了，大姐派人送东西。”
1982年到邓大姐家工作时才19岁的宋振茹已经27岁了，是1990年离开的。她对我说：“我的人生起步从邓大姐家开始，懂得了如何面对人生。邓大姐从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关心。我比较爱看文学书籍。她就推荐书给我看，送我一本20世纪30年代的诗集，让我欣赏。我在青春期，她推荐我看怎么对待错误的恋爱观，实在让我佩服。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所有的年轻人，谁要是结婚了，她总会送一份礼物。这一点做的特别突出。我结婚时送我的礼物让我感到意外。别人都是送个福字，送给我的是她亲笔写的祝愿词，特别重。内容是爱人之间也要有原则，要团结，做互爱的伴侣，夫妻也不能忘记政治立场。邓大姐在写这个条幅时，宋振茹、蒲洪升一群女孩子都围着秘书，都要看。邓大姐反复写了三遍，结果女孩子们都争着要写错的那张，想拿回去受教育，留作纪念。”
1980年到1988年在大姐处工作8年的郑燕梅说：“大姐对我很关怀。中午我给大姐念念报纸、参考消息。关键的字念错了，她听后有些名词还经常考考我，好多外国人的名字记不住。大姐就让我第二天，下班后学习，以后又忘记了。她就经常鼓励我。还鼓励我学按摩，学心电图，学理疗。她说，以后都用得上。在生活方面的确也很关心，我来了不久，1983年结婚。让赵炜送两个猫形状的壶。后来大姐听说我怕猫，大姐还解释说：对不起，抱歉，挑壶后才弥补了这次的失误。我送的不是活猫。大姐还祝贺我生了女儿，让孩子将来接我的班。女儿8岁，来西花厅三次。我的丈夫是一个团市委的教师。1987年我第二次走进西花厅，带孩子给大姐过生日。大姐教育孩子长大后好好学习。海棠花开花时，我们全家来北京照了像。以前孩子看电视经常看到太奶奶。这次听到大姐去世，孩子猛一下傻了，所以，我利用星期日带孩子来西花厅吊唁。”
1980年，邓大姐要求护士谢淑华到基层了解一些情况，并督促她写成调查报告转送到中央信访办公室。大姐说：我们要为国家做点事，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让老百姓生活过得满意。
安振常原来在人民大会堂做宴会工作，1969年当炊事员。他原来认为，国家领导人比较讲究。可是他来到邓大姐身边后才觉得与他原来想的大不一样，尤其是邓大姐的艰苦朴素作风，更使他感动。
安振常说：比如在吃饭方面，邓大姐经常是一个菜一个汤。我怕首长嫌菜太少了，有时就故意多炒一点。大姐怕浪费，这一顿吃不了留着下顿再吃。要是吃饺子，我就加一点小菜。邓大姐就问：“老百姓吃饺子还吃小菜吗？”从政治上关心我们，发了文件，督促我们学习，经常教导我们。我家属是农村的，经常问我家里的生活情况。吃饭有什么困难吗？1990年，我得了一场病，动手术。手术这天，邓大姐派保健医生亲自到我住的医院。手术完了，大姐才放心。我出院以后，大姐经常问，还在经济上关心我、照顾我、帮助我。
赵炜突然想起一件事，她说：1991年5月6日，邓大姐看了挂历。这本挂历一共12张，每张都有毛主席像，画了10个不同的姿势。她一张一张地翻，对毛泽东是真心实意地爱戴。去年，要求季大夫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她说：毛泽东思想代代传。1992年7月11日去世，7月6日那天，大姐喊我过去。她说，大夫们很辛苦，告诉钱主任，让我安乐死吧。她昏迷后，每次醒过来都不嚷。她说：不要做工作了，结束我吧。她说了几十次了。她委托几个人。我对大姐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做杀人的刽子手。”从感情上，我希望再伺候她。她老是说耽误我们了。在病中，除了谈保健，就是谈时事方面的东西。大姐死的前5天说：赵炜，你是我的秘书，你跟我这么多年，你了解我。我的遗嘱早上交了。赵炜说：“大姐的问题中央批准才行。大姐安心治病，不要说这些。你一贯说听从组织意见，咱们共同分享痛苦，艰苦奋斗，还得与医生好好配合。”她说：“对！对！”
彭涛说：7月11日，大姐喊我“小彭，谢谢你们了！”我拉着邓大姐的手说：“您不用客气。”她说：“你给我做护士这么多年，我心里非常难过。”大姐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第二天她的身体情况就不好了，怎么叫也叫不醒她！头一天，她还老喊着“热，热！”
张小名：“大姐1992年7月6日那天，对我微笑，谢谢我，我当时就很难过。”
孙喜成：“1982年开始给邓大姐开车，10年了，一直受到大姐的关怀。我在这里工作感觉心里特别舒畅。大姐老奶奶教育我10年。经常送我东西。有时，办一件事，就让我把别的事也顺便办了，她怕浪费汽油。昨天给大姐熨衣服，我看到那么破，心里很难过。”
王燕平：“我今年54岁。大姐去世了，走了。别看她接见外宾时穿的很庄重。她去世前交代我们，死后就穿她以前那件黑色华达呢。”
赵炜补充说：“总理去世时，大姐就说过这话。”
谈到这件衣服破到什么程度，王燕平接着说：“袖口都用其他布补过的，几个扣眼儿脱了线，底边都破了。衣服的里子有三处补丁。裤子也都破了，里子有三处不同颜色的布。我不忍心。昨天，小孙在整理衣服时，也埋怨我们，提出怎么让大姐穿这件衣服走？可大姐有交待啊！”
赵炜：大姐一辈子艰苦朴素。总理去世以后，大姐对我说：“这件衣服不要穿了，留着。”这是她最喜欢的，无论如何要按她的意见办。我们还挑了一件黑毛衣，破了，曾经买过一件加厚的紫红色毛衣。10天前，大姐告诉小李，惦记着这件红毛衣。
从河北来的李玉芝说：“1998年我到邓大姐处工作，问我的生活情况，还关心我的婚姻恋爱问题，问起过对象。她提醒我，恋爱不要太早了，一定不要一见钟情。适合的话，两人相亲相爱，不要闹矛盾。工作上闹小脾气，大姐还给我道歉，我觉得过意不去。让我到北京医院学按摩，鼓励我。她在病重时经常叫我。最后走时，我也没见到她。最后一句话是找老李，找安师傅，她要吃饭。”
1986年到邓大姐处做警卫战士的王玉瑞说：“我在大姐家工作了几年。我从河南老家带点水果和玉米面回来，面磨的细点。大姐还要给我玉米面钱。关心农民的粮食收成怎么样。过春节时，我值班，邓大姐在中午和晚上都问我吃饭没有。”
1976年，唐山地震时，王新梅正在西花厅服务，20岁的她觉得大姐住的房子很危险，始终没翻修过。王新梅说：“开始首长叫我称呼她大姐，我很不习惯，我们之间差好几辈呐。大家都这么叫，我也只好这样了。1988年11月份，我的孩子5岁，我想大姐，我们都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我们家（指西花厅），从大姐到司机、医生，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摩擦，没有隔阂。家里的任何人有了困难，每个人都会帮助你。我当时是小孩，大姐还说我们是老校友。她说，我现在出去的机会很少，只能看书看报。我希望你能回来，经常给我讲讲见闻。大姐也很关心房改问题。住院以后，她还关心交通、蔬菜问题。大姐希望我做她的眼睛、耳朵。关照我保护自己的眼睛，把视力搞好，趟在床上不能看书，光线暗，车上不能看书，累的时候也不能看。大姐的报纸也很多，每年的报刊费，要付几百元，各种杂志，随便看。大姐从政治上武装自己的头脑，肯学习，在政治上站稳立场。海湾战争爆发，她的收音机早上全开着，一个放在自己身边，一个让工作人员听，特别关心这些问题。住院期间，老大姐曾经昏迷，醒来后，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报纸，催着我们要听广播，让我们念报纸给她听。大姐住院将近一年时，天天听新闻。”
周总理的警卫秘书高振普说：总理去世，大姐当我们面不哭，实际上眼泪哭干了。她背着我们流泪。我也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我在两位老人身边工作，我18岁进中南海。5年以后23岁到了两位领导人身边，很幸运。30多年时间。现在50多岁了。我送走了两位老人。我在她身边工作，应很好学习老人。我的成长离不开周总理。这两位老人确确实实是党的楷模，是党的模范夫妻，有共同的事业，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这样的伟人很难找了。我们要学习老人家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为共产主义，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坚定不移地奋斗。在危难中，在白区时，邓大姐，始终与敌人斗争，随时都有牺牲，但她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来没有改变。
高振普说：去年7月27日邓大姐住院，8月1日病重。我们很紧张，由于手术的原因，头脑糊涂一些，说梦话，还在讲紧跟毛主席，坚持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不能丢，她一直在讲。当时，我就联想到周总理病危时，邓大姐喊着：“恩来，你放心吧！有毛主席健在，你放心吧！”邓大姐的一生也是这么过来的，时刻不能忘记这一点，特别是共产党受到挫折时，教育我们，相信这个事业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人更应如此。另外，我要学习他们的品德，对人诚恳、忠恳、忠厚，一心想着别人，不想自己，关心别人，上至毛主席，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对毛主席的安全、健康很关心。文化大革命到1972年，总理经常召集保健医生开会，当时总理自己的病很重，没有忘记主席的健康。1975年以前，找主席医疗小组6次开会，总理得了绝症，还在关心毛主席。他只要知道谁有病，只要给总理一个电话，总理都去看他。像有名的教授，北京医院离病房有好几米远，总理不坐车，怕影响别人休息，自己去。在医院，总理问杨秋玲演员解放没有。后来1975年，杨秋玲出来开始演戏，总理就很想亲眼看看。包括郑凤荣、郑敏之。住院期间，总理说有一件事，老想看看运动员的食堂，你们派个人去看看，回来给我说说。1975年运动员站着吃饭，改善他们的生活。大寨陈云贵代表大寨去看望总理，总理关照他们要改变大寨面貌，改善人民环境，粮食解决了，多栽树。
高振普说：总理没把我当成外人看待。总理住院时，我要回家，七八年没有回家，家里来电报了，说我的老人快不行了。邓大姐马上给我100元，说一点心意。我不肯接受。大姐说：“我这不是给你的。”我们的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大姐起的。一个叫高高，一个叫高又高。大姐一生生活勤俭，不占国家便宜，公私很清楚。两个老人没儿没女。总理去世时存款才只有5000元。用的东西全是自己拿钱买。拿别人的东西，他们都给钱，不收钱，他们就不要东西。买水果，吃的贵重的东西都是这样。1963年总理去杭州治疗，大姐也去了。大姐说：这次我是作为自己去杭州的，住房拿钱。她就是这么做的，跟的公务员，也由她出钱。邓大姐吃的饭很简单。鱼、鸭、蔬菜交钱，按顿交钱。她说：我不给这里留下什么麻烦。这两个人廉洁奉公一辈子，不要稿费。总理侄子周二辉老伴去世，有困难，欠2000多元。大姐说：“有什么困难自己解决。”去年（1991年）3月拿3000元替他还账。有一个叫胡爱梅的，与邓大姐没有亲戚关系，只是同志关系。大姐知道她有点天赋，从北京幼师，保送到音乐学院学习，大姐找赵炜说，她在音乐上有才能，给她5000元，花3000元买了架钢琴。我仍负责买运到她家里。大姐廉洁，水池没水了，土地种点菜，用水浇了地，到秋天大姐真的付了钱。院里的水果归机关事务管理局。核桃、梨留下吃的也给钱。她认为树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