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权力机构采访
我多次采访全国人大的活动。重要的新闻一般都要赶在《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所以每次活动都很紧张。对于会议的内幕，当时没时间去思考，现在翻看我的记录，还是值得整理一下。
五届人大第十二次常委会
1979年11月27日，邓颖超主持会议，讨论大中城市安全，维护法制问题。她要求会议开得活跃一点。
王府井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福桂说：听了武新宇作的说明，很受教育，强调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大好形势，保证“四化”顺利进行。社会风尚不够好，不如解放初期，犯案很多已影响安定。我们搞“四化”，群众有“四怕”。上班后家里的门能不能不被撬锁。我们单位就有，不改变这样的情况，没法搞“四化”。王府井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是个门面。人身没有保障。犯罪分子非狠狠打击不可。作一个战役来打，犯罪分子大部分是在校学生，对屡教不改的要发配到边疆，成批地进行改造。还有一些人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屡次抓，屡次放。存在的实际问题，有的青年安置不了，游手好闲。大小伙子出去转转，闹事。公安人员挨打，我们为什么不动他，让坏人打好人？过去坏人怕好人，现在好人怕坏人。农民的钱，坏人硬掏。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红色资本家、全国工商联主席荣毅仁说：治安问题的确要加以整顿。有了法非执行不可。1966以前，社会情况怎么样？“四人帮”把治安搞乱了。“四人帮”要审判。搞过打砸抢的，后来又担任工作的人要撤职。否则，打砸抢没事。西单墙是民主墙还是革命墙，是反革命墙，撤掉；是民主墙，留着。不能听外国人的。我们的事自己管，不能让外国人左右。
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季方说：要给予控江路那5个人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上海市委难道没有责任吗？他们在上海做官当老爷，控江路事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上来的。有部分人就业就满足了，还有多数人没有就业怎么办，至少要了解了解这些情况。公安局前面抓，后门放。有条例很快就好起来。开放自由市场，有投机倒把、赌博摆在大街上，要宣传。
共青团中央书记李瑞环说：直接影响到党的关系。没有安定环境，没有亿万人民团结一股，“四化”是完不成的。宣传上有自由化倾向。一、关于民主化的问题。基层干部很软。每前进一步都要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干部老说话，难免有错，也难免得罪人。基层没有这股劲，把底下搞软了，上面能硬得下去吗？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不是正常出现的，对我们的民主是个侮辱，好像只有西单有民主。贴大字报的人哪一个是认认真真读书，一年上不了几天班。二、反特权，宣传上有毛病，党风是有毛病。传统遭到破坏，但是不是要在报纸上来纠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火上加油。一个一个问题否定，这个不好。这不是抹黑吗？点多了也是黑的。一个军人把我们的弱点告诉敌人。这是有来历的。老干部绝大数是好的。为什么不宣传那些好的呢？坏的在党内处理。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多的国家，很深厚。小资产阶级常见的“你穷了，他笑话你。你富了，他生气”。往往把群众觉悟估计得过高。目前报上煽动成这样，好处在哪儿？三、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文革是“四人帮”的破坏。党风上干了大量坏事。但直接教训不能离开当时的背景，不要离开“四化”总目标。把黑暗时期变成光明时期。中央花了好大的力气。离开了总任务、总目标闹不好。报纸提法不明确。宣传张志新，是为什么？是为了恨“四人帮”，是为了抓人吗？不是。蒋爱珍打死人，没罪，登这干什么。判魏金生，《光明日报》登“政治理论可讨论”。报纸究竟有领导还是没领导，算不算工具？如党性人民性的问题，趣味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客观报道，宏观多了。舆论上有一种不统一，离开总任务，离开马列主义原则。有些事上办的有毛病。基建方针为什么30年老弄不好，一会儿上去了，一会儿下去了。第一届人代会我就提了，结果一下子招了很多人。基建怎么样集中呢？没法综合平衡。集中是相对的，为什么不研究研究。30多年来凡是集中的工程绝对周期缩短了，工期效益降低了。没有把基建看成一门科学。建议一是理论讨论要有方针，要进一步讨论实践，不光是检验，特别是辩证法要好好学习，现在片面性绝对化不少。二是搞安定团结的大宣传，大造舆论。集中力量宣传青年人的前途问题。
会议开到这里，主持人邓颖超说，会议延长两天。
第二天，也就是1979年11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举行大组座谈。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秀峰说：完全同意首先在大中城市坚决打击破坏社会治安分子，坚决保障“四化”的进行。怎么办？公检法被砸烂后，现在要支持他们的工作，要配合，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他们的工作不好做。这个时期社会治安很坏，九·九事件不过是突出的，怎么来的？“四人帮”残余在表演，流毒在起作用。有工作上的原因，主要是敌人的流毒影响，劳教的人立足于强调改造，把他们从“四人帮”流毒之下改造过来，争取过来。发言中要注意处理人民内部纠纷问题，处理不好就要转化。上访的人这么多，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人要依靠基层，要解决纠纷。我们注意刑事而不大注意民事。基层组织要多做工作。原来的法可以重新颁布一下，宣传要慎重。报纸评论员文章稍微有一点不够全面的党风，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李瑞环反映了基层干部的意见，“四人帮”把基层干部整得不轻，对青年上山下乡要继续宣传，不宣传，将来怎么办？每年有七八百万报名考大学，录取的只是30万左右，只占4%。96%做什么？光是城市安家、就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上山下乡，农村需要，国家需要，要率先到农村，不然城市的人越来越多。安置待业青年，北京做得很有成绩。抓紧对坏分子打击，问题不难解决。人大会要尽量出席，受人民的委托，这是权利，尽量发言，表表态也是必要的。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老红军袁任远说：大字报的问题，解放以后到1957年，没大字报。大字报原来有规定，不准涉及秘密，不准涉及男女生活。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性质完全变了，变成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用大字报吹捧人。粉碎“四人帮”后，有一个时期大字报很少了。去年大字报又多了。今年三四月后就集中到西单了，封为民主墙，不仅北京有，上海、天津也有。大字报弊多利少，应禁止。现在大字报变了，变成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恢复1957年大字报不要上街的规定，要刹住这个车，如不禁止，几个月后可以遍及全国。
董天祯说：维护社会治安要有个良好的团结局面，才能保证“四化”顺利进行，否则会受影响。要看到帝修反敌人。建议中央、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应看到与群众盼望的有距离。这些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先是“四人帮”的流毒，派性没有根除，贯彻法律不够严，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人大怎样发挥委员作用，搞一个简报、刊物，让京外委员看。老前辈廖承志、叶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目的组织一些检查工作组，监督落实检查情况。对投机倒把分子不能手软，对刑事犯罪分子有点手软，大张旗鼓地搞社会治安，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要总结宣传报道上的不足。要做点自我批评，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稳妥。民主有阶级性，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民主。这些少数人的目的究竟是干什么，是不是全心全意在为国家着想。解决冤假错案，不采取这种方式就不能解决吗？在当前来讲不利于“四化”。
彭真说：大家都关心大城市治安问题。现在全国治安情况是好的，特别是乡村时好时坏，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有些突出问题。北京、天津、上海八九十三个月杀人案89起，每天平均有一起。强奸案141起，抢劫案616起。“九·九”控江路事件引起了注意，台湾很注意这个问题，“十·十”有6个犯罪分子结伙抢劫，然后到饭店大吃大喝。天津有40多个流氓分子到处拦车辆，见商店就抢，伤了14人。广州、太原也有类似情况，殴打警察，光是广州一个市三个月内就达82起。刑事犯罪猖獗的地方群众不满意。女工下班父母接，上班请保镖。过去是坏人怕共产党，现在是共产党怕坏人。有人说，粉碎“四人帮”三年了，连这个都弄不好，有法不依，这个问题非解决不行了。从法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要不有些人没法处置。有些人小事不断，大法不犯，气死公安。有的派出所成了他们经验交流的场所。现在20岁左右的人恰恰是林彪、“四人帮”时长大的，他听到的是“打砸抢”。今年就业1400万人，今年已解决800万。上海解决了45万，还有十三四万没安置。犯罪的人50%是中学生，还有小学生拿刀捅人。林彪、“四人帮”10年的破坏。三年工作有很大成绩，离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许多父母给领导机关写信。有的人被打得半死，出去还干。工读学校不好办。有人提出电影的影响。有一个杀人犯说，尼罗河惨案就是这么干的，杀了好几个。对青少年要选择一下，什么都是为政治服务，专门讨论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这次治安会的共同意见：
1.集中力量打击刑事犯罪，杀人、强奸、抢劫、行凶头头、教唆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四化”要人搞，坚决煞住大城市破坏秩序的歪风。
2.注意政策，区别初犯和惯犯。18岁以下的要分轻重缓急处理，没有轻重，光有法也不行。工程、矿山、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家庭全部党员齐心协力来搞，看你坏人往哪里跑。专门机关要与群众相结合，教育学生，鼓励打击少数。对青少年18岁以下的要耐心教育，对于惯犯、教唆犯要法办。对凶杀犯要严肃谨慎，坏人有时找替死鬼。打击要犯，及时破案、法办。很快破，很快法办，打得稳准，不管你是什么人。严禁逼供信，防止诬陷，防止派性干扰，防止林彪、“四人帮”残余转移目标。该办的办，该捕的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力求少捕少杀，一下搞那么多人容易出错。法律是个准绳。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说你那是对的，这里不是空话，是社会秩序，工作秩序，人民生活秩序。
3.注意敌情。这是实打实的，要组织力量对那些已经暴露的，群众要求法办的，已掌握的可破案的，组织力量抓紧处理，早一天早一个小时好。首先要处理一批典型的案件，有选择的在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公布，进行法制教育，做教材，少而精，不要登得太多，不要登错误的，不确实的东西。做好犯罪分子家属的工作，尽可能把坏人改造成好人。坦白好的从宽处理，对自动交出凶器的，要区别对待，没有犯罪的要区别对待，没犯的不追究。罪行轻免于处罚，要加强治安管理，要组织力量进行巡逻。我们的干部思想混乱，缺乏用法律工作的经验，单群众着急得不得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头脑要清醒，戒骄戒躁，急躁则欲速不达。坚持不打无准备之仗。
4.领导与队伍。党委要统一领导，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党政军民学一起行动，并在工作过程中发挥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光荣传统，恢复老传统。有的军人见了也不管，消除军民隔阂。公检法采取集体办公，分头处理，防止公文划圈。加强机关、厂矿的治安保卫工作。军队是个很大的力量，要积极支持，恢复军民团结，协助地方维护秩序，任何军人要制止犯罪，将犯人扭送公安局。
5.要动员宣传。省市区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要亲自抓，报道案件要少而精，不要引起错觉，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6.善于运用法律武器，要重新登一下法律。对少数人利用西单墙搞非法活动。大家很愤慨。因为宪法上有一条。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调查各方面的意见，胡愈之建议交地方政府处理。他们有权有能力处理。北京市党政领导去做。对青少年还是采取耐心教育，他们是“四人帮”害的，娃娃们没责任。
谈到大城市的治安，彭真说：有些城市的秩序很不好，原因很多。乡村秩序一般比较好，城市秩序有好有坏，比较严重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最近北京秩序好一些。大中城市治安不好。
1979年11月23日开了会，22日，公安、法院、卫戌区部队专门集中力量解决大中城市治安，重点是打击凶杀、轮奸、抢劫的。过去警察挨打，坏人打警察。解放军放哨，老百姓来打，只好不还手。这次开会集中力量打击杀人、强奸，严重的特别是团伙、成帮结伙的头头。八九十月北京杀人99起，强奸141起，抢劫600起。北京有一个人捅死支书，一共杀了支书家8口人。六十几中有一个学生，说要他缴学费，偷东西，见到他的同学，结果把同学杀了。问他为什么杀人，他不在乎。光靠公检法不行。有一年游行，毛主席问我，群众组织起来没有，后来就组织了居委会，解决民事纠纷。上海有个人权月报，有许多是王洪文的小把兄弟。王洪文的人权受点限制了。成立个社团要登记，期刊也要有条例。婚姻法送到法委好久了，规定多少岁可以结婚，意见不一致，还有计划生育，既然大中城市治安问题严重，党政军学都来解决这个问题。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说：上海的事，令人很愤恨。怎么一年来公安就一点没发生作用？公安机关不执行公务的原因是什么？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国家非常忧心。坏分子藏在什么地方？居委会为什么不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不管？1949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学生到东单看电影，晚上两个美国兵强奸女学生。在帝国主义眼里把我们看成殖民地，这是万万不允许的。现在西单为什么搞这个民主墙？有许多帝国主义特务在那里。坏分子让他这样横行，如魏京生，怎么得了？帝国主义再骑到我们头上，与“四人帮”的残余联系起来。不想个办法，不充实我们的公安人员不行。现在北京闹到八九点钟，晚上不敢走路了。这样下去，我们怎么搞四个现代化？1.充实公安人员。2.居委会增加力量。3.上访、民主墙要想办法。不要让他们得意。他既然给我们下不来台。我们要一万个不能容忍。中国人口多也是问题，那是十八二十岁的人，现在是10亿以上人口，再不抓计划生育，再过20年，怎么搞生产？大家要发动起来。魏京生出卖祖国，苏联写信保他，有条例就要执行，做到安定团结。英国女王的旁边就有一个苏联间谍，不能说是太平世界。这个问题到了很好认识的时候了。
开国上将韦国清说：要发挥无产阶级的威力，上下一致，针对破坏治安的少数分子，统一来搞，乱抓也不行，问题是怎么落实。
彭真说：管政法的同志开会。他们很气愤。讲民主不讲专政，讲民主不讲集中，讲长官意志，长官不能有意志。让大家都发表意见，不要光是我一个人说。
1983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开会。
许德珩说：全国有192000个案件，还有已挂号的案件24000，一共21万多。最大的贪污犯1200万元之多，这是超过历史上所有案件，是阶级斗争。中纪委处理了130000，还有60000个案件没有处理。非常拥护这个报告，对于大案要严厉打击，决不能手软。数量不少。解放初期，在天津处理了两位，一个叫刘清山，一个叫张子善。现在全国搞经济建设，一定要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不放过一个贪污犯。
经济学家许涤新说：经济领域的犯罪不是一次打击就消灭了的。规章制度很重要，定了制度必须遵守。如果牵扯到中央，也要判，那样大得人心。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陈丕显说；报告很好，很重要。从1月到现在，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这场斗争，打击了一批经济犯罪，基本上遏止了猖獗一时的经济犯罪活动，斗争的进展是健康的，对案件的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没有引起不利的社会震荡，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这场斗争大得人心，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我国进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要长期进行下去，这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我们要有两手，一手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不行。
老红军刘瑞龙说：打击经济犯罪对保护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有利，应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传达，使大家知道这个精神。我自己深受教育，鼓舞人心。报告表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斗争是英明的、正确的，是非常必要深得人心的，至中央指示下来，一拥护，二担心。经济犯罪活动是不是能攻得动，轰得开，是不是打下去，是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这些都有点担心。中纪委对犯罪分子打击十分有力，作了全面事实求是的评价，十分鼓舞人心。整党十分必要，通过整党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老红军段苏权说：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价格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只能起调节制约作用。乱涨价，生产资料也乱涨价，怎样起调节作用？乱发奖金，乱花钱。最近干部住房面积调查涉及到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闭关自守，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不出来，也是个失败，这个斗争是长期的，经常面临的问题，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是少数，谋私利的是少数。想个人利益多了。同坏人坏事作斗争遭到排挤打击，有人保乌纱帽。
民建中央顾问罗叔章说：我眼睛不好，在家，一天听5个小时的广播。
打击严重犯罪分子
1983年8月25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向人大汇报了全国打击刑事犯罪的情况后，彭真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上说：严重犯罪分子民愤很大，是当前全国最大的问题。全国的团伙犯罪有四万多，菜刀队随便砍人。我们要集中力量从重从快打击一切犯罪。这要靠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彻底消灭各种团伙。历史上我们这个国家做到了。五一、国庆百万人集会，我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做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曾经做到过。有人与美国比。他们有多少人，我们有多少人，要与自己的历史比。
陈丕显说：什么时候要宣传，什么时候不宣传，要动脑筋。我们也不怕外国记者歪曲。他们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这次报道说得好。
1983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说：北京市公安局采取的措施大快人心，对全国也有影响，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逮捕的人数不确切，可能是三四千，一般人反映说“抓的不够”。在京采取行动时保密工作做得不好，有的潜逃了，要引起公安部门的重视。宣传工作做一些，教育人民，教育失足青年。
武汉的张秀龙说：要准要狠。犯罪分子太猖獗，特大案件有1400起，杀人犯占12.7%，强奸犯占10.6%，二王在武汉三进三出。公安人员被打死。在九江盗枪，在广济打死食品部门一个女同志。1983年4月19日，巴东县有一偷东西的罪犯用斧头尖刀杀死李玉兰家四口人，砍伤一人。武汉一中学教师散发七次反革命传单，与台湾挂钩，搞破坏活动。打击刑事犯罪迫在眉睫。
陈丕显说：8月13日、14日武汉抓了4659人，河南抓了28806人。犯罪分子家属还围攻公安，说“还我女儿”。人大常委会本身手软。
科学院院士王之卓说：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大快人心，对推动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很大作用。
大庆油田功臣周占螯说：大庆抓了400多人。人民干警拍手称快，合乎民心，合乎民意。这样可以挺起腰杆干“四化”，挺起腰杆走路了，挺起腰杆敢斗争了，保护了人民的利益，集中力量搞“四化”。对刑事犯罪从重从快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83年1月至7月大庆市发生52起案件，大案4起。7月份杀人案8起，手段很凶残。
1983年6月27日继续讨论打击犯罪问题。
以上这些内容没有公开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