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成立的全国政协，不是党和政府的最高机关，也不属于哪一个派别。它包括众多的政治派别。它对政府执行法律、法令实行民主监督。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个组织。全国政协履行提案、视察、反映社情民意的职能。政协是各参加单位和委员行使权利，开展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也是委员知情明政团结党派的重要途径。正因为这样，全国政协就成了广播电台必须采访的单位。
1963年以后，自从我开始做时政记者，经常采访政协的活动。政协的地位很高，通常仅次于全国人大的活动。有记录可查的是我参加了197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我的最大感受是全国政协委员做事认真、素质高、知识面广。参加政协的讨论会，记者可学到很多东西，但落在广播新闻稿上的却是老一套。
根据我的采访笔记，把没报道过的事情，公布于众。
那是1979年6月23日，我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国务院各部委组成的小组讨论会。
有一个委员发言说：农民应养猪，投资少，周转快，一年就可有收入。又有油吃。猪粪可以改良土壤，抗旱保墒。鸡猪同养，还可以搞沼气。养龟好。龟是高档滋补品，可以换外汇。
山东招远县的赤脚医生说：鸡粪里有6种氨基酸，能保证人体的白血球，吞噬毒菌，可以做成注射针剂。鸟粪可以治冠心病，因鸟吃毒虫，喝鹅血治食道癌。芥末是治小儿肺炎的特效药。中草药大有作为。
有的委员提出：国际上出口进口要平衡，发展旅游业，赚外汇。借外债不一定是坏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欠外债。借的外债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不能躺在外债上，靠出口东西，增加还债。在国内财政上要有盈余。促进消费，促进生产，用高消费促进生产，增产节约。西欧国家做出了贡献。
有的委员说：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一点。计划应简单明确，应该有统计学。这是我们的缺门。要宣传旅游业。好的风景让日本人来拍了。日本研究中国的许多古迹。日本有敦煌学。
吴钟岭委员说：八字方针，“调整”讲得很细，调整是必要的，不仅把调整具体化，也要把“改革”具体化。“整顿”也应提出具体要求。“提高”是指产品质量的提高，技术的提高。计划部门对于生产情况了解的不太够。我国的工业潜力还是很大的。农机引进，不要忘记科学。农业发展要与机械化结合。
王再天委员说：农业问题，方针是毛主席早就定了。但具体工作起来就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他农作物一扫而光。
司马义·牙生洛夫委员说：“四人帮”否定经济规律，给经济造成很大损失，比例失调。为了高速度发展，必须大规模地调整。农、轻、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有比例的发展。这样才能加快“四化”建设速度。当前农业投资从10%增到14%。我们要继续提高，说明农业是名副其实的基础。新疆的耕地占2%，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已延续好几年。每年几亿斤。去年打了翻身仗，粮食达到自给自足，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口粮不够吃。每人收入一年不到30元。国家规定的急需品，需要45元。毛主席在1963年对新疆的工作有指示，经济要一年比一年发展。“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第一条就是国民经济。农业没有很好发展，新疆顾全大局，坚决完成国家统一部署的任务。宪法第25条规定“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国家应采取有效的大力帮助”。国务院必须尽快执行。
章太炎79年的衣服
1981年10月，苏州机械局建筑设计室的章导先生，为了纪念章太炎，把章太炎穿过的衣服送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章导说：这是先父1902年在日本时穿的，式样像日本的和服。日本人称为羽织。中国人穿在长衫外边的马褂。先父在日本为了避开清政府鹰犬的注意，有利于开展工作，他就制了这件羽织。日本人习惯在羽织上绣上家族的徽，显示自己的家庭关系。章太炎则用汉字作家徽。章太炎说，这表明他是中国人，并非同化异国的习惯，同时，表示他在日本时对祖国的怀念，时时不忘光复祖国的责任。在反袁世凯的斗争中，先父被软禁。1914年5月23日，章太炎把衣服交给其夫人汤国梨。先母一直珍藏至今，偶然有破的地方，她都会亲手缝补，襟前的白线就是。先母1980年去世。章导说：母亲一再教育我们，这件衣服表示了父亲爱国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应该学习父亲。母亲认为，她活到70多岁是党的关怀。她临终前交代我们：“我死后，你们把父亲的衣服和信，还有他在中山公园照的照片献给国家。”
小组会上献计策
1981年12月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五届四次会议上第33组开了座谈会。参加的是特邀人士，有文化部、对外文委、教育部、文物局、出版局、文字改革委员会、社科院和中国文联的知名人士，讨论赵紫阳的政府报告。这样长的会，不可能在新闻中报道。下面我挑几个有趣的发言，说明当时就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经济学家孙冶方说：我国有待业青年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物质文明不发达。8月份，我在《哲学研究》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不同意于光远的文章观点”，结果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我捧着马列主义的神主牌讨饭吃，骗稿费。有一种观点说教育也是生产部门。澳大利亚把教育当作第三产业。三机部去英国考察，英国说三叉戟的原理是根据中国的原理设计的。吴仲华的科学只停留在精神经济学上。物价以后还要提。调整就发奖金，不是因农产品提价，而是工业管理改革坏了。主要不是全国搞改革的试点企业。前年搞调整主要是压缩基本建设。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当初提出的不是这个口号。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计划是60亿，结果超过70亿。赤字不是支出农产品的70亿。在科学、卫生、文化、教育上支出的很少。我认为，老企业投资少，收效快。新企业投资多，收效慢。老企业应该改进，不能改进的应该丢掉它。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学术发展应该展开争论。
二机部五局总工程师吴征铠说：农业上说依靠政策和科学，那么工业要不要依靠政策？工业也需要，对农业讲是对的，对工业讲也是对的。解决能源问题，也应该把发展核电站列入计划。我们长期提水力、火力发电，而将来核能的前途无限。核能是最安全、最可靠、最经济。国外反对核能是反对的核恐怖，实际上对人没什么影响。二机部研究核能，26年接触过放射性，没有一个人受害，也没有癌症的发展。国外反对核发电有它的政治根源与经济根源。日本人就不怕这个，因为日本的资源太少了。我们国家是不是就资源丰富了呐？上海搞个金山核电站，要烧掉石油，因为上海用煤和水电不可能。核电站必须立足于国内，有计划地发展核能核工业是必要的。第二条意见，现在我们的工业技术浪费严重。许多问题讲节约原材料，但质量耐用不够。纺织工业中的咔叽和灯芯绒布不耐用。第三个意见是关于教育问题，一个从幼儿、小学、中学抓学生的教育，要眼光远一点。教育方针应该放在中小学。另外要注意各科的平衡。科研要为经济服务。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各个部门都需要有科研。科研有长远的，有短期的。有些科研项目虽不能马上生效，但将来的用处很大。有些学科看起来抽象，但不用它还不行，如激光、无线电、计算机。近期与长期的结合实际上是个储备。谁出口东西，谁就能用外汇。二机部要买美国的直升机，用于地质考察，二机部没有外汇，结果被大庆买走了。卖铀主要是赚外汇，我国的铀不能卖。卖生铁给日本。日本很高兴。这很不合算，这等于把焦碳和矿卖掉了。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钱临照说：为什么小学、中学都追求升学率？小学升到中学也很困难。大学一年比一年困难，因为大学是铁饭碗。我同意叶圣陶的意见，什么原因？因为教育制度的问题，奖励什么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不一定去研究所。要大办一些职业中学。两年毕业，到社会上就可用，在电视上上学的脱产工资照拿，而且毕业后可拿到文凭。文科需要的很多，如会计、秘书、档案。秘书这个行当要懂很多东西。农业老师下去，帮助农民科学种田。
科学院声学所所长汪德昭说：这个报告是对国家形势，对国家前途很有眼光的科学论文，有分析，有数字，有试验，有方向，如，有灾害，工业产值不但没减少而且增加了10%，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抗旱抗灾中惊天动地。看到三中全会后的农村形势。1980年有2600多重大科学成果。杂交水稻卖给美国，美国与中国的方法对比，我们增产160—180%。中国农村建房子应该工厂化，请建筑部门考虑，又快又适合中国的情况。科研要与经济挂上钩，科学技术怎样与国民经济相结合，如甘肃一带麻雀很多，每年麦收季节对农民的危害很大，用声学办法诱引麻雀，效果也很好。国外也有用这种办法的，但没有一个单位给我们下达这样的任务。
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说：科研人员应与企业单位有密切的联系，现在基层单位很需要科技人才，而北京的研究单位很多，没有很好发挥才能。
1981年12月3日，我上午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次讨论会。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刁沼芬说：报告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调整工作是成功的。我去江门、新惠调查，产量质量都提高了。
民建中央副主席、广东省副省长郭棣活说：讲实在的报告，可以使人信服，而且又指出了前进的目标。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克服官僚主义从国务院做起，很重要，在克服官僚主义的同时应该整顿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存在老、弱、能力差的问题。人要少而精，不要排那么多。搞“四化”要精通业务，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要有一定的文化科学水平。行政干部要有考核制度。机关干部没有奖金，物价一直在涨。
广州化学研究所副主任、副总工程师酆云鹤说：浪费水的问题不是一个人。钢厂到9点了还亮着灯。稻草造纸好，但稻草都做了肥料。
下午，我听了教育界的讨论。刘颖建议争取研制出口产品。把出口产品作为研制、生产单位的目标。这样我们的经济就活了。关于能源问题，我国一直是能源很紧张的国家，而且是浪费的国家。石油的浪费，工业用油烧掉4000万吨，一吨油250万美元。4000万吨油就是500亿美元。烧锅炉不要烧油，在今后10年内逐步用烧煤来代替烧油，争取把4000吨油节约下来。自力更生不要什么都自己做。我们要算账，高等学校的科研问题。教师不能推动科研，就不能培养学生。全国高校的师资25万，科学院几万人。高校科研长期被忽视，长期没有科研经费，去年才给了1700万。
周志宏说：能源各方面都能节约。时间的浪费太多了。搞科研需要工作条件，有钱，有师资，有设备，现在教师的待遇最低，环境最不好，工作条件差。
刘颖说：日本全国七部计算机都设在大学里，是真正的培养人才。西德光学仪器厂，中国定了八部，谁有钱谁搞。
王福重说：大学毕业后，怎样择优录取，不能是铁饭碗。
谢立惠说：人力的浪费大，培养的学生有的在下面当会计，扯皮多，纠纷多，而且还在增加人。顶替风，孩子顶替教师，只能当职工，职工越来越多。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比30，大学就是从数量到质量都要有所发展。学校太大不好，分校可大发展，对师范教育要重视。
李春芬说：大学的体制，要通盘考虑专业设置，不要重复。国外是社会办大学，我们是大学办社会。
刘崎说：根据资源和经济条件综合发展，充分利用水源，受益很大。
尖锐的批评
在1981年12月4日上午，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32小组会上，我听到了很尖锐的批评，说明政协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会议一开始，刘亚哲就激动地说，我的发言很多，没在简报上登。你们要写小人物，无名英雄。政协的大会一年一次。开一次会，我就等于大学毕业一次。我的发言不登，这是框框这怎能交流经验？政协委员要扬长避短。短不要吹喇叭，要看出问题，看出水平，要提出措施。一、为人民为群众服务的问题。两个高度文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互相联系的。胡同里的公共电话多得很，人家要去打电话，他去睡觉了。人家去上班，他又去买东西了。一个院住七八家。半年也不给我接一次电话，好容易一次晚上，大家睡了。他大声喊：“刘亚哲！”我说：“你小点声。”他说：“活该，在哪个院我都这么喊电话。”弄得周围群众对我很有意见。我收到70多封信都是要求落实政策的。
1981年12月4日下午，在政协全国五届四次会议上小组讨论农业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戴松恩说：今年在大灾之后，历史总产量接近1979年，是建国后的第二个丰收年，了不起，是奇迹。发展农业要依靠政策，全国自从实行集体所有制以来收入增加。大家都要求有农业科学知识。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大力推广增产措施，一要因地制宜，二要行之有效，防止搞欺骗行动。如何更好更快地发挥老专家的作用。专家都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结果兼职多，会议多。高科技力量集中在北京，边远地区很少。
水利部的覃修典说：水电是解决农业还短缺的关键，今后10年以煤代油，应以水代油。水电队伍处于半窝工的状态，要调整。
黄兴后代谈革命
1983年6月7日，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我采访了黄一中。
黄一中是黄兴的二公子。黄兴因为投身革命被清朝政府通缉，被迫毁家亡命于日本。
黄一中1914年去日本求学，寄住在黄兴的好朋友宫崎滔天家。1925年转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他为财政部关务署科长。20世纪40年代，他是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兼统计局局长。当时，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就是黄一中统计出来的。
我采访时，他说的第一件事，我父亲组织了华兴会。康有为、梁启超上书给清朝政府，孙中山也写过。那时革命也很难。重要的是团结，不团结做不成事。孙先生和黄兴一直在日本组织第三革命。孙先生与我父亲谈得很接近。孙先生提出要搞一个组织，我父亲赞同组织华兴会，我父亲发起的。孙先生出来演讲，得到大家的热烈赞同。我父亲推选孙先生当领导，大家没意见。章太炎反对孙先生。革命党人在日本，日本害怕，有一个商人送给孙中山一万元。孙先生拿出两千元办《民报》。章太炎办《民报》。后来辛亥革命成功了，章太炎在上海，让我父亲到南京组织政府。我父亲第二天要去南京时，接到孙中山从日本起程回国的消息。我父亲说，孙先生不在中国，我当。现在知道孙先生要回来了，我不能组织政府，太平天国就是争权。我父亲突然决定不去南京了，在上海迎接孙先生。第二件事，孙先生要让位袁世凯做总统。袁派人刺死宋教仁。我们打电报，一份给胡汉民，一份给戴元凯，要讨袁。他们回电说“现在不能起来”。孙先生要自己去上海打。我父亲说他太冒险，劝他别去。结果我父亲替他去了。这事情失败后，孙先生提出要改组国民党，要另外组织一个党。我父亲与孙先生意见不同。我父亲认为，这个时候改组国民党是把我们的人推出去，不是时候，要绝对服从孙先生的命令，要发誓，要打手印。孙要把我父亲的兵让给他两年。我父亲说，革命同志为革命，你现在让我把人交给你，办不到，对革命不利。孙先生让黄兴休息两年。孙说，干成功了，回来办政治。干不成功了，再交给你。后来孙辞行去美国了。孙先生送给黄兴一副对联。蔡锷问黄兴：“起义的时候到了没有。”黄兴给蔡锷写信说，辛亥革命时，蔡在云南，组织教导队，把蔡救出来。蔡从北京赶到天津。到天津马上跳上船去日本。蔡锷起义把袁世凯气死了。蔡与黄能这样团结，革命才发展得这样快。
黄一中建议中国的科学发展一定要赶上时代。他在政协会上讲了日本的故事。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把军阀割据权交给皇帝，让皇帝管国家的事。过去的军阀有社会力量，打朝鲜，向外扩张。日本的伊滕博文到欧洲跑了一趟，感到日本不行，搞建设只有欧化，学欧美。日本埋头搞建设。日本的总理权亚尼与孙中山、黄兴的关系很好。权亚尼说：“你们不懂中国，不懂中国人。中国有一个民族性，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我在日本读书13年，学经济的。中国1949年后，民族工业近代的高潮，人心大好。那时，毛主席提出抗美援朝。毛主席说：“这个仗非打不可。”斯大林看得很准，中国是一个榜样。中国最近这二三十年可以做5个原子弹，可惜了，反右损失。叶剑英委员长把《宪法》修改工作完成了，这是大事，国家有了宪法。邓小平提出搞“四化”。“四化”搞不好，唱调调不行。赵紫阳的报告要发展五年计划，这一点很重要。要想长远一点，五年计划不要影响下一个五年计划，我们走的路不要堵塞。
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
1983年6月，在政协六届全国会议上，罗明橘讲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他在唐山大学学土木桥梁，1926年毕业，做了6年的土木工程师。然后公费出国，在美国学航空和土木，1934年毕业，得了硕士。1935年在美国理工学院麻省做研究工作，1936年回国，在军队做了一年工程师，然后改教书。1936年到1937年在广东教书，1937年到1944年在北洋大学当系主任。1944年出国考察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空事业。当时，德国刚刚投降。美国让我留下，在飞机场做事。后在西安大学学造船。1959年，我在广东华南工学院造船系当一级教授。1984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50周年，写信给我邀请我去美国。25周年时，也给我写信，我不敢回信。好久没有通过信了，结果文化大革命还真搞到我了。说我里通外国。其实，我没有通过一封信。结果不让我加入共产党。1955年，香港请我去讲课，我没去。整我的人说我偷渡，我没偷渡。还说我骂林彪，攻击副统帅。我说，我没见过副统帅。我说，中央首长我只认识周恩来和杨秀峰部长。我当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周总理打电话要保我。1972年6月1日，我被解放了，看5头水牛，每月381元的工资降为40元。1972年12月14日，又无缘无故斗我，说我攻击江青。我从来没骂过人，没讲过闲话的人，怎么会攻击“文革”的领导人？抄我的家8次。1972年，尼克松访华。让我回工学院扫地。后来让我去航运局修船。有一条船，工人搞的需要134万元，容300吨，而且不能出海，只能在内河用。我搞的船只用50万元，容800多吨，比工人的减少84万元，还可到海南岛运矿砂。一个“反动”学术权威能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当时，陶铸书记让我去搞军用机场。18吨的轰炸机，挖六七米深，已挖了600万立方米的土，一年左右的工程。我计算了一个星期。文化大革命前，我都是义务劳动，没报酬。康生让我去，我不去。造反派就说我骂了他。我是1972年6月1日解放的，突然接到12月14日的通知，让我签字，说我攻击“文革”首长，属于革命性质，因为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没抓我。我儿子1967年毕业，7年没工作，在家闲着，耗费他12年零8个月时间，一直拖到1978年。康生死，让我去参加追悼会，我不去。周总理去世，我不能不去。周总理对我关怀，打了两次电话。华南工学院人事处的李同志，告诉我确实有这事。总理追悼会，我去了，用《诗经》体裁写了挽联，把桑比作好人。“交交黄鸟爱集于桑，音容宛在令德难忘。交交黄鸟爱集于棘，献身莫渎，意何有极。”那时“四人帮”掌权，工学院不愿开追悼会。我的学生从国外回来想来看我，也不让进。1978年6月，工学院让我签字，说要给结论。结论里说我“犯了一般的政治性错误”。革委会的人让我签字。我儿子说：“不签”。拿毛主席著作辩论。专案组不敢辩。过几天他又改改，签了三四次。我儿子在多伦多攻读博士，今年我到美国开会。我把1600美元交给政府了。我懂法、英、德三种文字。广东省派一个副局长到我家谈话，后来我才知道是方毅副总理的关怀，北京要开科技大会。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质量要相同，数量也不能少。人家有的咱也要有。
六届人大和政协会前
六届全国人大和六届政协召开前夕，中共中央邀请了130多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民主协商各个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
1983年5月31日，胡耀邦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谈六届人大和政协的领导人候选人名单。这次会开得很长。
胡耀邦把中共中央酝酿的有关国家主席、委员长、政协主席、总理、军委主席的名单向民主党派全盘讲了。这个名单是经过了长期酝酿、反复研究、同各方面反复交换意见后形成的，酝酿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他透露了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和注意到三个梯队的问题。
然后，薄一波受党中央的委托做了补充。他讲了各民主党派的特征。他说，这些同志斗争历史长，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曲折，与中国共产党都是生死与共，休戚相关，他们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他指着许德珩说：“像这位老先生九三学社，93岁了。”这时，全场都笑了。第二天又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第二次党外人士会
1983年6月1日，党外人士继续进行会议。
中国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孙晓村说：88岁的胡厥文对第三梯队很感兴趣。他腰疼，胃切除，癌细胞扩散。他看了候选人名单，不疼了。他说，这次名单的安排对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产生很大影响。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说：这个名单反复考虑，仔细审查，来来往往经过了很长时期，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昨天开完会，我回去以后同大家商议，大家一致拥护。茅以升打电话给我，说在副委员长里没有科学家。
全国政协副主席、开国上将董其武说：完全拥护，保证投票。一波同志讲六届人大的名单是反复调查提出来的，一是大量的共产党员退出，避免职务的重复。增加了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党内年老的退出，在各民主党派里却不限制。领导人青年化，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
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子昂说：政协也应成立个顾问委员会。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朱学范说：领导人年轻化对“四化”建设，对统战工作有好处。我国的民主是通过协商的真正民主。民主有两种，一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一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提的意见是广泛的民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说：建立第三梯队是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长治久安的问题，完全拥护。
民盟中央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说：新宪法有很重要的特点，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对知识分子极为重视。搞“四化”建设，没有知识不行。中国共产党花这么多力量搞出个名单不容易。配备一二三梯队很有必要。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我们要继续与党合作，在人大和政协做出贡献。
胡耀邦作了《展望未来五年》的发言。他说：今后五年对台湾收复主权总要有个步骤，台湾回归祖国不要遥遥无期。台湾的变化也有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们骄傲了。60年代他们天天叫嚣反攻大陆。70年代后，他们的气消下来了，无所适从，有的人开始感到走投无路，完全分崩离析了。近来情况继续走下坡路。不知你们对台湾研究过没有，可能在1997年前收回香港。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加强港澳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来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
胡耀邦说：今后五年搞得好就是使经济一年比一年好，要不断安定团结，奋发图强，孙中山讲的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我们下决心必须在今后五年中使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更加兴旺发达。在党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要更加团结，发奋图强，目的是争取使国家一年比一年更好。
最后，胡耀邦用“勿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做了结束。
民主党派谈共产党的文件
1984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召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座谈中共中央将要提交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代表大会上的文件。此次活动没有报道过。
起草文件小组的林涧清首先解释，关于起草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邓小平说，最理想的是搞一个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的各项工作起重大作用。书记处的同志一致同意。他说，耀邦、紫阳等6位领导同志负责起草文件。在此以前，中共中央于4月召开了议题为三中全会的会议，几个同志研究文件起草工作。六届全国人大期间，征求了江苏、广东、安徽、四川、福建等省市领导对文件起草工作的意见，与经济部门进行了座谈。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应着重讨论城市改革及经济体制问题。小平的讲话起了决定作用，使文件的指导思想更明确了。9月初，稿子经过多次修改。9月中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包括20个大企业的单位常委分别对这个稿子进行了讨论修改。一致认为，总结了近几年城市改革的经验，提出现行弊端，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意见，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四化”建设中的客观要求，架子基础是好的。这样就又修改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原则通过，准备将文件提交三中全会。
林涧清说，农村改革已取得很大成功。这个文件没讲这方面的问题。城市是经济中心，是各个国家各种命脉的枢纽。城市改革不可能不牵动全国的经济问题。围绕这个改革又涉及到价格，涉及到整个改革的体制。行文中提城市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体制改革。文件分十节。第一、二节是讲在当前形势下改革的迫切性和根本任务。改革的任务一方面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比较完整地概括了这种模式的弊端。我国原来经济体制过于集中，使企业缺少活力。企业与职工缺乏管理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至关重大的事情，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文件指出，主要确定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两方面的正确关系。解决捆住企业手脚的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者。把企业资金搞好，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文件的第四、五部分讲改革计划体制，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的问题。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过去，长期以来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文件指出，商品发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也不能例外。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必然产生盲目性。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好的，所以实行计划经济通过杠杆来统一，不是相互排斥。我国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商品发展与交换的主人翁是工人阶级和全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纲领性文件，必将使社会主义认识实践提高到新水平，使国民经济发展有一个新飞跃。十二大的文件将起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说：中央委托我们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开这样的会。这个文件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文件，请大家提意见。第一、我们希望这个文件更完善，更好地发挥经济体制的作用，在实践时比较顺利。民主党派比我们有经验，有见解，也要照顾到你们的身体。身体好就来。第二、文件发给大家，拿回去看。也要注意保密，现在开会，消息也飞出去了。第三、现在讨论文件，将来在执行中希望各位更要与我们共事共行。已有4000人参加了对文件的讨论，政治局讨论了，各民主党派不要以为已经通过了，还要集思广益，广泛民主嘛。
第三次党外人士会
1984年10月13日，党外人士座谈会继续进行。
中国民建中央的孙晓村：文件是划时代的文件。农村大好形势。城市改革迫切跟上去。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用苏联的一些做法。重要物质采用调配的方式。国民党搞了22年，把经济搞得千疮百孔。在这种废墟上我们开始建设，当时是有必要的。1949年12月，全国掀起涨价风，上海、武汉抢购粮食、纱布。结果集中优势把粮食和布运到上海。当时，毛主席提出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北京过年没菜吃，只有大白菜，到夏天蔬菜多了，分配有问题，大批扁豆、洋白菜、西红柿在街上过夜。每年对菜的政策性贴补。商业企业没有自己的责任。你搞得好取得利润，就可多劳多得。应该把城市的菜变成经常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收入。中央远见卓识，改革了计划经济。建议人事制度也要改革。没有大学文凭也要用。如有一个机关，要干部，不要工人。工人来了只能干勤杂工，这个工人能写也不行，这个青年有能力就是不能当干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鸿沟还那么深？
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80岁的古耕虞说：过去僵化的模式是苏联的。弊端是官商不分、职责不分、条块不分。两个缺点，一个缺点是过去没货就发票证。人家说社会主义不搞商品生产，生产力不发展，没有商品，不用票证限制也不行。价值规律似乎不起作用了，不讲流通，不讲供应。一方面没货，一方面仓库的东西又堆积如山。我们的市场变成了买主的市场。第二个缺点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文件把弊端点出来了。4000个学者总结出的经验，说我们要搞改革。35年的经验与教训，今天非下决心改不可。作为国民经济来说，每人240美元，翻两番，与世界稍微发达的国家差距还很远很远。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徐萌山说：文件的第29页说“全党必须明确对外开放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世纪，是战略国策”，这很重要。
87岁的胡子昂说：开国以来，有今天这样的文件不容易，经过多少人的手。我在床上病了17年，每天听广播，常常有惊人的语言，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大家都在注意这件事。
陶斋说：文件有16000字，今天不可能逐字逐句改，第32页讲了科技教育的体制，但也应加上文艺战线的体制。第10章对肃清“左”的流毒没提。这次提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根除整人的恶习。在这一条中加上一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肃清‘左’的流毒”。
孙晓村说：文件中应加上“过去习惯单纯用的行政手段，而不善于用经济杠杆的管理经济体制”。
古耕虞说：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应该尽快考虑。一个大学生的工资还赶不上保姆收入。
第四次党外人士会
1984年10月14日，民主党派的座谈会继续进行，还是讨论赵紫阳的政府报告。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钱昌照说：要改革就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主席多次讲到要调查。为了少犯错误，在对外开放上必须大兴调查之风。这样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否则对内可能搞乱。对外可能吃亏上当。第二党内要制造一种空气，教育是先导，尊重知识。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要明确，教育应与经济平起平坐。搞现代化建设，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中小学是基础，高等学校要抓精神文明建设。不搞好教育，怎能搞好现代化建设，一些地方文盲很多。1939年毛主席提出，要扫盲。对农村是这样，对城市也是这样。加快农村的改革步伐。农村经济发展为城市提供条件。必须加快经济立法，对内对外需要健全法制。要抵御资产阶级的侵蚀。党的思想作风必须为总的任务服务。这样党就充满活力，才能保证党顺利前进。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名誉主席、历史学家周谷城说：抓住重心，要在社会主义计划下，充分利用价值法则，杠杆作用，不要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应该是统而不死，放而不乱。个人不吃集体的大锅饭，集体不吃国家的大锅饭，做到人尽其才。天下的事情就是走钢丝。教育是最最要紧的。人才不是从天降，教育还须猛着鞭。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培源说：报告总结了35年的经验。僵化模式就是故步自封。振兴中华表现在社会主义积极性上。
孙越歧说：党的体制改革先从农村下手，经济承包责任制，各式各样的农村养鸡。种花的专业户。商品生产大大增加了，必然要冲击到城市。现在要搞活企业，执行价格政策，政企分开。搞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做好利改税。搞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要解决企业的活力，也像农村一样，用承包制。价格与价值不要脱节。光改变生产关系不行，要依靠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我们多少年都是只重视手，而忽视脑力劳动。我参观日本丰田汽车厂，他们有三个研究所，一个研究当前发生的问题，一个研究设计的新模型，一个研究将来汽车的新变化。脑比手重要。这里牵扯到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不调整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行。
中国民建中央副主席、土木建筑材料专家黄大能说：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秦皇岛迫切需要民建和工商联提供人才。中年知识分子普遍希望工资改革。物价涨幅快，人心浮动得很。一方面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同时把现有的人才合理使用。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老记者浦洁修说：农村改革形势非常好。农村包围了城市，这使城市必须改革，城市不改革，农村也不能巩固和发展。建议在文件上加上“减少扯皮的事情”。不要鼓励青年人消费，有了钱自然会去花。
第五次党外人士会
1984年10月15日，中央继续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到会。他首先与程思源握手，并说：“程老，你好？”王兆国对在场的人说：“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办公厅就是办事的机关。”程思源说：“久仰，久仰，我在电视屏幕上见到过你。”
华侨领袖洪丝丝说：文件里提到“鼓励消费”，不适合我们的国情，提得太早了，会有副作用。日本提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他们的汽车有新式样的，旧的就不要了，家具旧了也不要了，衣服穿了不洗就扔掉，是浪费。消费不能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到东西多得不得了的地步。你现在鼓励消费，生产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多。有许多青年用钱没有老一辈那么节俭。青年在饭馆吃饭大吃大喝，结婚有“几个腿”的。农村婚丧喜事铺张浪费。还提鼓励消费，有副作用。两个弊端，一是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引起物价上涨。老百姓看形势好，主要看菜篮子。国民党为什么垮台？一个是抽壮丁，不得人心，一个是通货膨胀不得人心，二是不利于治安。青年人有钱就攀比，互相学。文件的第30页“启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宏大的队伍”，偏重于才，而不重视德，应加个“廉洁公正”。
赵启正说：宝钢能不能迟点开工，那个地方不适于搞这么大的工厂。现在我国的文盲有2亿5千万。
大锅饭里没有饭
1984年10月16日，党外人士座谈会继续进行。
周谷城说：国家不吃大锅饭，吃聪明才智饭是大节约。过去中国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现在吃学问饭、人才饭可以发大财。
胡耀邦说：明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根据党章第十二条规定1989年9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党的县级和县级以上在必要时可以召开党的会议。这次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通过七五计划纲要纪要。二是人事安排，明年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退下来一点，补一些新人。这是十二大党章上规定的，可以补4-5%，明年可补47位。主要是50岁以下的。明年党代会会有相当大幅度的人事安排。
胡耀邦说：参加党代会的代表有1000人左右。分5个方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00多；中顾委委员172人，重要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补上这三个委员会的省、自治区、大军区党政军群各个部门主要负责人20多位；十二大以来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个同志、有些中青年干部，经济、科技、文教330左右；名额分配到各省、各部门、解放军推选，报中央审批。
他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为迎接党代会的召开而努力奋斗。
显然，胡耀邦的话没有说完。于是，他于1984年10月19日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讲话。胡耀邦说的第一部分是经济改革问题。他说，有一个稿子，到昨天才改出来。改的地方很多，几百个地方。初稿改了9次，9次量衣，不是7次量衣嘛，比较稳妥。现在来看，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重大决策上，怎样改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改革，经过反复考虑可以站住了脚。前几天周谷老（周谷城）说要万无一失。如果从理论上决策上讲，比较稳妥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的。周谷老好心肠，希望我们万无一失，但在实际工作上会不会万无一失，希望万无几失就差不多了。万无八失、九失这个也很难免。听了周谷老的讲话，把明年的四件大事抓好，经济上两件：一是改革；二是七五计划。政治上两件：一是继续整党；二是调整班子。这两件事由我亲自抓。胡启立第二梯队，50多岁了。希望明年在主要事情上不出现大的纰漏。出了大的纰漏，明年的人代会、党代会不好交账。中央自己把精心指导的任务担当起来。文件公布以后，明天中午广播，后天见报，肯定会引起国内国际强烈反映。国内反映是会有所不同的，这是因为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接触的深浅不同，利害关系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反映，不同的看法。在1亿1千6百万职工来说，其中有8千多万是企业干部、知识分子、科研干部。这里面，绝大多数是欢欣鼓舞的，因为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干部放开手脚干，收入很快就可以增加。大锅饭是习惯用语，实际上也不科学。大锅饭里没有饭，是大锅稀饭，大锅汤。这是个习惯用语，现在不一定改了。搞了30几年的革命，大锅里没有饭。今天彻底砸碎了那个吃大锅饭的问题，革命与职工的利益结合了起来。他们为什么不欢欣鼓舞？起码是绝大数人拥护。首钢调查结果：1万多人，大概有百分之六七表现不好的人骂娘。这些人吃大锅饭习惯了。他们说：“妈的！这个办法可把老子累死了。”这是一些懒人，想占便宜的人，但绝大多数的人是欢欣鼓舞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志，包括各民主党派、学校、科研单位，2100万左右。这2100万职工、干部、知识分子反映可能不一样。许多人是赞成的。特别是文件细细想想，会想通的，一部分或者一少部分同志不关心。他们首先关心工资增加不增加。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反映，问这次会议允许不允许知识分子搞第二职业。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很遗憾。还有一些人，在具体问题上赞同。有些经济部门的同志还想不通。他们瞎指挥惯了。中央说要简政放权，来用新办法领导企业。他只相信他自己长时期积累下来的错误的办法。现在让他适应新情况，他怎么能通？他一下子适应不了，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改革文件，可农民却兴高采烈，抵制的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当权派。经济改革也有一部分人反对，那是经济改革的领导干部。三种人并不多，也查出一部分思想不通的人。有欢欣鼓舞的，有兴高采烈的。在短期内发生这样那样的议论、谣言不奇怪。所以要冷冷静静地加强领导。
胡耀邦说：宣传上不要乱宣传。昨天我写了个意见，一个是物价问题，一个是宣传上的意见。也可以发给民主党派的人士看看。只要预先分析情况，组织各级领导加强讨论，不可怕。乱不乱得起来？改革这么个大事情，会不会乱下去？我说，不会乱下去。实际上改革已经酝酿了三四年了，如利改税、打破两个大锅饭的办法、工资与企业挂钩、采取责任制，所以乱不起来。当然啦，我们历史上的改革。一种情况是改革失败，受到挫折就灰心了，或者说另找个机会再来。宋朝柳宗元也是改革派。改革后写了一首诗，鹰击长空。他是大文豪、诗人、改革家。还有一种是开始改革，希望改革，又担心改革，而改革真上阵了又害怕，又担心，叫临阵而惧。我的意思是讲改革临阵而惧，徘徊不前的同志们最担心的主要是物价问题和工资收入。只要精心指导就不怕。如果不涉及物价。这个改革是改革不好的。我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在物价改革、调整上现在有两种思想，有一种叫正确的思想。改革体制是为了把生产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更富裕一些。有人想乘改革之机抓一把，多提价，拿来发奖金。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涨价会。开始还考虑要不要打招呼。我说，不要打招呼，提早打招呼会发生抢物资。让他妈的上个当去。一种思想让我们的经济上去。
胡耀邦说：关于物价问题有三点指示：一、中学课本可以适当提价，只能保本为利，决不要从小孩子身上赚钱。二、物价由全国定，今后物价怎么管，大家必须遵守。三、正确调整物价。这是决策，什么物品需要涨价，需要研究。有些人不管产品质量。这是歪风。我看乱不到那里去。重要的基本生活资料由国家掌握，只要自己不犯错误，柴米油盐酱醋茶煤涨不起来，国家定的。2100万国家干部的工资来个彻底改革。分基本工资、职务工资、资历工资和考勤鼓励。明年一月开始。拿出几十个亿来涨工资。不会因物价的某些调整而影响这部分人的生活。中小学教师也要增加工资。如果物价工资解决了，还有什么可惧的呢？一是不束缚，一个是坏份子，一个是工作上犯错误。这是国内不同的反映。国际上反映也会强烈。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些友好人士，好心肠的人会同情我们，赞成我们。有人对改革要造谣的，咒骂我们的。我们要尽量争取朋友。增加经济往来，不搞霸权主义，不搞老子党，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部分人走自己的路。顺乎潮流，适乎人心，维护世界和平。多数人反霸。我们反霸。人民希望国家富强起来。这就是人心。人心得天下。国家人民更快地富强起来是我们党想办的最核心的事情。
撤掉小篱笆 丢掉小算盘
胡耀邦在第七次党外人士会上讲话的第二部分。那是1984年10月16日，他说：中央比较开明，广开门路，不是一个开字嘛，开放政策不是一个开字嘛，开创新局面，不是一个开字嘛。你又开，又明啊。这不容易啊！大家希望中央好，希望中央的任务健康长寿。主要靠什么？一要靠正确政策，调动10亿人民的积极性，着眼于10亿人民，这就叫全局开明，叫有本事。随时随地了解广大人民的愿望，要代表人民的意志，把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做人民的代理人，要当人民的勤务员，不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这几年靠人民，人心所向，金石会开。二靠我们的健康的政治生活。把两千多万工人阶级、老干部、新干部、党内干部、党外朋友、工农出身的人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大家同舟共济，息息相通。不要只相信少数人，不要迷信少数，更不要少数人说了算；不要搞亲属关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不要搞小团体利益，要想大局，不要计较小团体利益；广开言路，集中起来，不要怕人讲怪话，不要怕人讲不同意见，撤掉小篱笆，丢掉小算盘，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三、要长期打算，把后起之秀提上来，好好培养下一代，关心后一代。这是全国全民族的大事。老同志要传帮带。信息社会，我们从中央就不懂。真理不怕讲透。我们讲了不要打人。打人反过来说明你那个真理不高明。顺乎人心，水到渠成，志在腾飞，无愧前人。
香港问题回归前的舆论
1984年8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传达了中央宣传部有关报道精神。
关于中英谈判，现在已进行到第二阶段的第21次，还要进行三到四次。9月下旬两国政府草签一个文本，还有两个附件。
关于香港问题的12点政策，草签以后发消息。全文刊登联合声明，发表社论和文章，阐明我国政府鲜明的立场。报道内地、香港、台湾对联合声明的反应，草签联合声明后要对大陆进行教育。英国要么全盘否定，要么肯定，不能修改。两国政府通过立法手续进行修改。我国10月底，11月初正式交到人大讨论，能不能批准，还不一定，如果有效的话，要经过三个阶段，草签、通过、签字。除了公开宣传以外，还要向国内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内部要搞个宣传提纲，宣传解决香港问题的重大意义。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受屈辱。香港问题的解决是民族在消除耻辱上迈出的一大步，是大事。对于增强民族意志，增进爱国心是一大发展。双方要互相尊重，为其他国家解决争端提供范例；要宣传香港的特殊条件，宣传香港恢复以后，充分照顾香港的现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宣传香港的国防、外交由中央管；财政收入不上交中央；可以以中国香港与世界各国发展旅游等；自治并不等于是独立；宣传过渡时期港英政府有责任使香港繁荣与稳定；希望香港人以当家作主的态度关心香港；宣传香港特区政策，制定基本法；宣传我国这个问题政策不是多边，我们相信香港的前途充满希望。宣传上要有针对性，同时照顾到三方面的对象。不要把香港说得一无是处；不要涉及澳门；开始宣传，规模不宜搞得过大，要实事求是。香港问题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英国人民。可综合各国的反应。通过外国人反映我们的观点；对反动观点要加以批驳。台湾是国内的问题，性质截然不同。这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解释性的宣传，态度要温和，只提港人治港，不能讲台人治台。台人治台是支持台独；讲香港地理位置、现状；请有关人士发表谈话。不要套在台湾问题上，不回避历史的三个条约。
25、冯玉祥儿子的三封信
2004年2月，我找出装满名片的纸箱子。那些名片都是我做政治外事记者时积攒下的。退休后，这些工作关系的人，基本上用不着了。在清理名片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冯洪志先生的名片。上面写着他是美国泰山工业公司总裁，地址：美国新泽西州伊莉莎白市斯达勒斯街153号。
我端详片刻，显然是在北京的某次活动中留下的。
记忆把我带回到1992年10月21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礼堂，举行纪念冯玉祥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当时，各新闻单位都及时做了报道。在座谈会上讲话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程思远，曾长期担任冯玉祥先生的秘书、原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外交学会副会长赖亚力，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茂荪夫人王枫，胡景通，于志恭，冯玉祥先生的女儿、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冯理达。这么多人发言，新闻单位肯定不可能一一报道出去。
当时，座谈会上还散发了冯玉祥儿子冯洪志的材料。在当天的新闻稿件中无法一一写出。我只发了300字的消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这对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怀抱前还是有纪念意义的。
冯玉祥，1882年出生在安徽巢县，11岁就当兵。1948年7月13日，冯玉祥一家登上苏联“胜利号”油轮，准备到苏联转道回国。9月1日，在黑海航行途中，因放电影突然失火不幸遇难。骨灰安葬在泰山。
冯玉祥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民主斗士。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冯玉祥参与过我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1924年，冯玉祥军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溥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1947年11月，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国纽约成立。冯玉祥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发表过《我为什么与蒋决裂》、《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等。
1941年，冯玉祥60大寿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撰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盛赞他“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
冯玉祥将军逝世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冯玉祥的家属，表示痛悼，称誉冯将军“置身民主，功在国家”。1982年，在冯玉祥诞辰100周年时，邓小平说过：“冯玉祥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时间为国家和人们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1992年10月21日，民革中央举行冯玉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那天，我看到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志写给国民党当局的三封信。这些信有的刊登在国外，有的刊登在范围不广的机关报上，过去我都没有看过，更没办法写进我的消息中。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信写得有情有理，字字句句都透着冯玉祥的后代对祖国的热爱，对统一祖国的关心，对推进国共谈判，实现一国两制有着现实意义。信写得文采飞扬，我实在舍不得丢掉。摘录一些留作纪念。
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与共产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1987年9月16日，蒋经国严正重申“反共基本政策不变，光复国土目标不变”。他们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目标”。
在这种形势下，冯洪志先生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与蒋家的特殊关系一连三次给国民党当局写信。
第一封是旅美华侨冯洪志1982年10月29日致蒋经国的信。不知是什么原因拖到1987年8月21日才刊登在华侨报上。
信的开头称蒋经国为“仁兄大监”，然后深情地回忆起30年前冯玉祥的儿女也就是冯洪志的哥哥冯洪达，姐姐弗伐和他本人与蒋纬国在德国共同留学“以学书学剑之志，同怀报国之心”的情景，以此拉近关系。
接着，谈到冯洪志利用父亲百年诞辰回到祖国，与兄弟姐妹，“共沐先父之德荫，承祖国政府之优渥待遇”，“借机一览祖国河山之壮丽”。他为祖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蓬勃发展而感到信心百倍。
信中用很大篇幅写了蒋经国的先父和冯玉祥早年追随孙中山，后来国共合作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家远适台澎，立元称国。还称赞1981年叶剑英发表的九项统一发展方针，大仁大意，昭信全国，合情合理顺应人心，海外侨胞，无不欣然盼其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信中说：“素念吾兄爱国情殷，卓识高见，必能顺乎人心，适乎潮流，率土归来，完成统一大业。不囿仍斤斤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词，坚持分裂之局。”信写到此，冯洪志先生写了一大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祖国大陆的建设实现了先生的蓝图，而蒋介石在台湾，以三民主义为词，坚持分裂祖国。
信的最后说：“岁月无情，人生易老，吾人均已年届垂暮。先人所系之铃，由吾兄解之，则上无愧对先人，下无累及子孙后代，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利害去从诀于一念，是非功罪定诸百年，吾兄明达，善自决之，时维新秋，诸希珍摄。”
这封信之后，海峡两岸的形势多少有一点松动。蒋经国在“探亲”问题上，有点顺应民心。
1987年7月，在“七七事变”50周年之时，冯洪志又给蒋经国写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更加热情、坦诚、直白，表现出作为冯玉祥的后代盼望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
他在信中说自己旅美40年，一直保留中国国籍，潜心研究科学，未入政介。也就是为了他父亲的事，屡访祖国大陆。看到了国家的变化和统一的大势所趋，“饱览建设新貌，深受鼓舞，尤其顺利解决香港问题，使逊清丧失百年之主权，指日收回，开古今中外历史之创举，树和平解决争端之楷模，国人振奋，举世瞩目。台湾问题虽属内政，但援例实行，并更优渥，衡情度理，义无反顾。吾兄明智，尚能顺应民心，当机立断，依然与大陆对话，亲手实现和平统一，则不仅两岸同胞额手称庆，妻离子散者得以团聚，侨居海外者增添光辉，即以台湾党政诸公而论，也可弥隐患于未来，保殊容于当世，何乐而不为哉？”信中直接劝蒋经国“民族存亡，不容计较旧怨”、“保殊荣于当世”。
信中说：“国人如此，政党亦然，综观现代中国历史国共两党离合，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事实昭彰，义理明著。”信中列举“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历时8载，终于赢得胜利”。
爱国爱家的冯洪志一贯把“立身处世，忠孝为先，敬老尊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了打动蒋经国，他回国还特意到浙江慈溪看望了蒋家坟墓和旧居。信中讲了他培土、瞻仰、祭奠、参观的全过程。信中说明他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墓的感受，很希望权厝台湾的灵柩能归葬于风景秀丽的紫金山鹿，可见冯先生的用心良苦。
在香港、澳门已经回归，在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今天，回顾冯洪志先生写给台湾当局的信很有意义。
在我翻阅1991年10月23日民革中央办的报纸《团结报》时，我再次看到冯洪志于1991年9月16日写给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信。他希望台湾当局力排干扰与大陆开诚谈判，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于这封信，我不想摘要了，全文如下：
登辉先生锡鉴：
久慕清光，未亲××，缅念起居，遥祝康泰。洪志早岁负笈西欧，进入中年后旅居美国40载。平日秉承焕章公（冯玉祥）遗训，除从事专业外，心系祖国安危，力图有所报答。1982及87年曾先后致信蒋经国兄吁请早日与大陆当局对话，开放人员往来，促进祖国统一。不久，旅台同胞得回大陆探亲，两岸对峙局势开始有所缓和。我公执政以来，一再声明只有一个中国，并逐步放宽大陆人员访台限制。不久前同意非法囚禁54年之张学良将军至美探亲，张将军与先兄交谊素笃，其婿与洪志在德国同学而有过往，得讯不胜雀跃。最近又正式宣布结束长期坚持之“战乱时期”，使两岸关系耳目一新，中外人士莫不赞赏，具见老成持重，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同凡响。然而古人有云：“理乱解丝，贵用快刀，排疽怯毒，不惜断指。”衡以目前我公种种措施窃以为顾忌叫多，步调迂缓，尚不足以慰广大两岸同胞及海外侨胞喻喻之望。
即从两岸交通而论，尚未完全解除限制，实现双向交流与直接通邮通航，因而造成诸多困难。例如辛亥革命乃中国近代历史上推翻帝制、缔造共和之重大事件。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及“九一八”60周年，两岸人士理应隆重纪念，但据洪志所知，大陆许多有关人员欲去台湾参加纪念活动，因入境难获批准仍须绕道港澳或其他地区，不仅费时费事，而且经济负担增多，难以成行。其余探亲、探病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大陆专家学者可以在其他国家与台湾专家学者自由切磋，而在同属中华国土之大陆与台湾却相互隔绝。凡此种种，均不利于民族团结及经济文化交流。相反，曾经屠杀我千百万同胞国家的人员与台湾之间不但可以来去自由，直接交通，且于入台湾以后，还特为设置‘红灯区’，任其恣意进行侮辱中华姐妹人格之享乐。对比之下，能不令人发指！
更有进者，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台湾物产富饶，市场活跃。某些异邦久欲得而甘心。甲午之役，“九一八”之后，殷鉴不远，如我炎黄子孙不能团结一致，共图振兴，则株受一隅，终难立于不败之地。先父生前为因团结御侮，曾与介石世叔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取得显著成果，洪志一介书生，致力于科技事业，向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鉴于祖国统一大业出现可喜曙光，前景美好，因而不揣冒昧，坦率陈言。还望我公当机立断，力排种种干扰，毅然与大陆当局开诚谈判，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首先实行两岸直接通邮通航，便利对等交流。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为此如有驱策，洪志义当效力。并颂时安！
冯洪志先生的三封信代表了海外千万同胞的心声。在今天台湾当局执迷不悟，幻想推行台湾独立的形势下。我们可以想到有多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少专家学者，多少民主人士，多少侨胞在为祖国的统一做着贡献。待到台湾彻底解放的那一天，人们不会忘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