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党籍赌来的报道
1986年时，台湾当局对大陆执行的还是几十年坚持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使海峡两岸关系处于隔绝状态。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正驾驶王锡爵利用经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到香港的机会，突然转飞广州，回到阔别了37年的祖国。这是举世瞩目的事件。
我有幸采访了这一事件的四场活动。即：王锡爵先生驾机到北京。田纪云接见王锡爵。王锡爵举行记者招待会。B198货机飞往广州。每场活动都及时发稿。
我的体会是“果子不会从天降”，只要本台争取采访，自己写稿，主动送审稿。说明广播时效性强，主管部门是会支持我们的。
这次报道概括为六个字：合情、合理、合法。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
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18岁的他，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飞行历史达两万多个小时。
王锡爵在台湾有妻子和儿女，专业称心，生活富裕，但他思乡心切，看到与大陆“三通”遥遥无期，又特想在有生之年看到父母；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响应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唤；对台湾的一些不公事也令他愤慨。基于这种思想，他早有回到祖国的念头。他也曾想过驾驶客机时借机飞回大陆，那样惊动的旅客太多，不合适。选择货机下手比较单纯，但华航机队中只有两架货机。为此，他提前一个月向公司申请飞东南亚到香港的货机。1986年5月3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叶落归根。这架B198飞机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买的。5月2日，他与副机师董光兴、机械员邱明志从台北飞到新加坡住了一夜。第二天再飞吉隆坡、曼谷到香港。当飞机快到香港的时候，王锡爵故意把邱明志支开，让他去拿水果。他乘机对董光兴说：“老大哥，最近国际上劫机事件很多，咱们很久没做反劫机演习了，来场演习吧！”随即就把董光兴双手铐在座舱把手上，等邱明志拿水果回来，王锡爵才亮明要飞回大陆，让他们不要反抗，否则，同归于尽。这样，王锡爵才顺利地飞回了祖国大陆。
他的行动轰动世界，令人赞叹。
当天晚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宴请了王锡爵。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当时，这可是石破惊天的大事，意义重大，迫使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同意由台湾华航出面同大陆中国民航会商。由此，开启了两岸正面接触和对话的先例。以后，在中共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推动下，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更迫于国民党老兵对大陆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之情，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于1987年开放了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使两岸关系出现了新局面。
1986年5月3日，中国民用航空局给台北中华航空公司一封电报。电报中说：“你公司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台湾华航公司表示，将遵从政府规定的“不予接触的原则，对谈判不予理睬”。
1986年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举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
大陆方面做得很妙，一再声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解决，无须通过第三者处理。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1986年5月5日，中央召集宣传单位开会，确定报道口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汝峰传达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一要站得高一点，落落大方，不要就此事大做文章，也不应低声下气。二、宣传要适当，表扬王锡爵用实际行动飞回大陆，搞“三通”。三、争取台湾派人来，蒋经国不搞“三通”行不通，不得人心。对王锡爵我们欢迎，其他二人尊重他们的意见。四、稿件送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先审。原则上由新华社发统搞，如果各单位要采写稿件，由秘书长审。王锡爵去外地的稿件也要由陈俊生审。
5月3日，胡耀邦定了调子，性质是起义，对外不这么说。为的是下一步好做工作，不要用回归、起义、投诚来压人。愿意留，我们欢迎。愿意走，就走，说明不是我们逼着他们来的。不是不做文章，而是不拔高，不搞专题访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说：这两天，严格按照中央的规定办事。中央决定由新华社发稿。大家想想办法，怎样争取时效。
5月5日下午，中央台临时召集有台长、新闻中心副主任、时政部、台播部记者参加的会，再次传达国务院的指示。会上强调：我们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这件事上不能自作主张。国务院要求新华社统一发稿。我们的记者可以采取积极态度，万一没有发稿权，也不必勉强。
1986年5月6日，早上我一上班，就被叫到台长办公室。台长派我去飞机场采访王锡爵到北京的消息。当时他给我的任务是，自己不写稿，晚上《新闻联播》前到新华社抄一份稿子就行。
离开台长办公室，我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不写稿？这怎么行！”
5月6日7点半，我就到达机场，由于到的太早，接待单位的同志还没有进现场。我只好等了两个多小时。
在飞机场休息室，我采访了特地从四川赶来的王锡爵的父亲王伯熙和两个弟弟。采访中得知，1982年在香港时，王锡爵写信给父亲，让他到香港见面，任何东西也不要带，只捎一包家乡的土。他对父亲说：“如果这一生回不了大陆，就与这包四川的土同葬。”多么赤诚的爱国心啊。再有半个小时，这一家的父子、兄弟就可以重逢。而海峡两岸还有多少父子、母女、夫妻、亲友不能团聚？一种骨肉同胞分离的酸楚悠然而生。
上午11点多，我们离开机场休息室。听到从东边传来隆隆的轰鸣声。机场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华航的飞机到了。我向接待单位说明，我要先发一条简明新闻。开始，接待单位的同志说：“昨天晚上，你们的领导参加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事宜的会议，要等新华社发通稿。”我说：“那样就晚了。新闻单位要求不同，我们中午有新闻节目。”他说：“等活动结束，你跟着我们的车去中南海国务院再说。”我说：“机场到城里需要一个小时。”我反复说明稿件的重要性。他还是不答应。我说：“来了那么多外国记者，咱们不发，人家也会发。”我从走廊跟他到大休息室，又从大休息室跟他到小休息室，一再说明，我不会发更多的内容，只是告诉听众，王锡爵的飞机已经飞到了祖国首都，谁谁去接就行。我把稿件念给他听。他还是不愿答应。我急了，拍着胸脯说：“我拿自己的党籍向你保证，稿件绝没错。今天来了那么多海外记者。大陆不能等到晚上才播。”接待单位的同志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说：“好吧，我也斗胆批准中央台先播。”
于是，我迅速用电话把稿件传到编辑部，编辑冯素瑛也积极配合，临时安排节目次序，临时请播音员录音。飞机11点零7分到达到。我们抢先定稿。11点半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明新闻》中播出了。那时，记者们的通讯工具落后，还没有手机和电脑。我是现场发的第一条新闻稿。比各报早发20多个小时。
发完稿，我赶快到机场，只见东边滑行过来一个庞然大物。快速看到机舱里坐的驾驶员穿着台湾华航的短袖制服。当200多中外记者站在南边，面对飞机，向上看，只有我一个人是站在北边，背对飞机，面对观众。眼睛向下看。我在捕捉这位82岁的王伯熙老汉见到大儿子时的表情，是想听听王锡寿见到大哥时的第一句话和第一个动作。暮年之时，谁不想亲人？飞机慢速滑到人群前，还没有停稳，发动机还在咔塔咔塔作响。从四川专程来接亲人的王锡寿早已经透过驾驶仓的玻璃，看见了他大哥，然后赶快拍拍父亲的肩膀指给父亲看。鹤发童颜的王伯熙热泪盈眶，连声说：“看见了，看见了！”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了稿中。当飞机停稳后，我才看见货机上写着“B198号和中英文写的中华航空公司”字样。接着是欢迎的场面，握手、讲话声。平时，只给主宾献花，这次还向王伯熙大爷献了花。我在新闻稿里还写了一些人情味的细节。做记者就是要眼明耳灵。走出机舱的王锡爵内心活动复杂，外边可以看得出他很激动，只严肃地说了一句“大家好！”
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向前跨了两步，迎上前去，同他握手。在乱哄哄的人群中王锡爵转过身后，突然发现自己父亲和两个弟弟也特地从四川赶来迎接。他顿时喜笑颜开。轻轻地说：“您老也来了。”接着，他深情地讲了一段盼望海峡两岸早日通航，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肺腑之言。他说：“谢谢大家这么热情地欢迎我。我能回到祖国大陆，非常高兴。祖国提倡海峡两岸通商、通航、通邮。今天算是一次首航仪式。我希望从今以后能加强海峡两岸的交通来往。我盼望祖国的统一事业早日实现。”
胡逸洲说：王先生的行动充分表达了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再次说明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以至进一步和平统一祖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说：这次到广州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师邱明志先生。我们主张“三通”，来去自由，对他们，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见。中国民航局已发电邀请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飞机、货物及其他人员的处理问题。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为好。胡逸洲欢迎王锡爵到老家和各地看看，欢迎王先生为发展祖国的民航事业和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离开机场进城已是12点半，中午写好稿已是下午两点。我立即送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审阅。下午三点定稿，此稿同时也送胡启立一份。广电部三个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用的我写的稿。
下午，田纪云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王锡爵时，新华社记者利用此机会让在场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审查上午货机到北京的稿，晚上五点又要新华社再把稿子送到秘书长那里审。果子不会从天降，如果等新华社发稿就大大的晚了。广电部三台的重点节目就无法及时播出。
我的稿件符合报道口径，非常合理。集中体现在田纪云会见这条消息上：开始就阐明和平统一祖国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王先生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举动；继续宣传了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来去自由的主张；希望台湾方面能来谈判。王锡爵表示相信，祖国一定能早日统一。此稿在当天下午四点在现场定稿。电话发稿。
第二天，1986年5月7日，王锡爵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我记得，他开始讲话前就说。“我不会讲话，又因为年纪大需要戴眼镜，尊容不好看。”他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风光文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用大量篇幅揭露了台湾政府政治上腐败，经济犯罪多如牛毛，中华航空公司年年经营不善，交通很乱。他感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精神压力很大。他说：“回到祖国是他多年的心愿，加上令人压抑的原因，加速了我投奔祖国的决心。”他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准一天比一天提高。人民个个都能安居乐业，享受太平盛世。他说：“要达到这个境地，还需全国上下加倍努力，因为我们比先进国家起码落后了20年。”他号召与台湾“三通”，这次是首航典礼，要为祖国提供航空服务。他声明这次回国是他个人行为。台湾当局不要迫害他的家人、长官和同事，他们是无辜的。
稿件是送国务院秘书长审定。王兆国删掉“空中没有打斗”这一段。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根据中国民航与中华航空公司在香港达成的交接货机和两名机组人员的协议。这是海峡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新标志。北京与台北在谈判中，不涉及政治，纯属业务会谈。双方各做了一大让步。这在国际上反映强烈。
双方达成的协议要求双方共同遵守。协议达成后，停留在北京15天的货机飞往广州，准备在24日在香港办理交接手续。
我在报道中不渲染，不大做文章，及时准确地做了报道。
5月20日上午11点，我突然接到部总编室通知，要求我下午一点半到首都机场，采访B198号货机飞往广州的消息。这次又来早了，坐等了一个半小时才了解到：飞机由中国民航机组驾驶，王锡爵不来送行，没有高级领导人出面。不涉及谈判中的情况。这些精神新华社记者已于头一天晚上就知道了，并写好了未定稿。此活动，主管部门再三强调由新华社发通稿。
我边采访，边写稿，着重从听众关心的几个问题写起。如：谁驾驶？飞何处？飞机维护与保养情况。
在回城途中的汽车里，我把稿件改好，直接坐车去国务院。台播部的刘军同志冒着炎热在中南海西门把稿件抄好，一直等定稿后才回台。稿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飞机起飞前，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李学忠对记者说：“华航波音747货机在北京停留期间，中国民航北京维修基地对飞机进行了很好的维修和保养，机舱内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飞机处于良好的适航状态。”
我去人民大会堂采访另一个新闻活动了。
下午18点新华社的稿子还没有送审。中央电视台的稿件到19点零5分还没有找到审稿人，只好又用我写的稿件了。再配上他们拍摄的画面。
采访现场，《大公报》记者巩双印对我说：“我真羡慕你，你可以近距离采访，稿件写得那么细，那么有感情。”国际台副台长张振华也说：“早上我听了中央台的新闻，稿件比其他新闻单位写得好，有感情，生动。”
几天后，广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曹璐把这篇稿件要走，她要给学生讲讲，记者要机敏，随时注意抓独家新闻。
1986年6月11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编印了第28期简报，发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各省市区广播电视厅，介绍了“王锡爵驾机返回大陆事件报道情况”。
简报中说：从5月3日到23日，20天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稿18条，其中自采5条。这次报道任务认为完成得好，引起海内外重视，受到观众、听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