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革命的同时，把新中国的外交路线也革乱了。
外交工作出现了许多荒唐的做法。即便在当时，人人需要表现自己是革命派的年代，也令人啼笑皆非。
1967年，我经历的三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革命不能强加于人
当时，全国一片红海洋。每人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每天早上一上班，手举毛主席语录，面对毛主席像念毛主席语录或唱忠于毛主席的歌。开大小会，甚至接电话都先说毛主席语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明显的是革命输出。
许多驻外人员、涉外人员、留学生，甚至有些华侨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和文化大革命宣传品，可笑的是与外国人会谈也要念毛主席语录。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缅甸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校方要求学生摘下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
1967年6月27日和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的民众包围了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集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人冲进了使馆，杀害了我国援助缅甸的经济专家刘逸。
6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国外交部给缅甸政府的照会。醒目的大标题是“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华侨，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当天早上，我没有听广播，到办公室后，组长陈寰让我马上赶到缅甸使馆采访群众到使馆游行示威的消息。一般情况，没有请柬是不能进到使馆里面的，但那天我也不知道让我来使馆干什么，使馆门口一个人说：“你是来采访刘免事件的？”我还煞有介事地说：“对，对！”其实，我进使馆后才知道被杀害的中国人叫“刘逸”，不是“刘免”。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愤怒的群众从缅甸驻中国大使馆门前走过，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高呼抗议的口号。有些人往使馆墙上扔了墨水瓶，砸了玻璃。我在使馆站了两天。
为此，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卫戌区司令员傅崇碧。总理指示，群众只许在使馆外边示威，决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两国领导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才使中缅关系没有恶化。正如1971年缅甸总理奈温对周总理说的“我们不愿意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