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的一次不寻常出访
1989年北京发生的“六四”风波在历史上浓浓地记下了一笔。若干年后如何评价，那不是我的事。我只从记者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下我的难忘经历。这是当时的认识。
万里1916年12月出生在山东东平县，抗日战争时参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部、北京市的领导。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带头搞农村改革，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所以当时流传过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1988年到1993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3年离休。
1989年5月4日，外交部发布新闻：应加拿大参议院议长夏博诺、众议院议长弗雷泽联名邀请和美国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奎尔的邀请，于1989年5月12日到6月1日分别对加拿大和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陪同人员：万里委员长夫人边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志、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明、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全国人大外事局局长石国宝、新闻局长张虎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万里秘书王顺生、还有工作人员15人、上专机记者9名、驻外记者加拿大四名、美国20名。专机机组领队是民航局副局长闫志祥、机长龚建华等20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我随同采访。
1989年5月12日下午三点半，万里委员长和夫人登上一架中国民航专机波音707离开北京，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航程1182公里。
从这一天开始，首都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一小撮坏人煽动学生到党中央、国务院办公的地方新华门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进而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开了抢，死了人。
回顾在此以前，1989年4月16日，胡耀邦总书记因心脏病去世，天安门开始是出现花圈、挽联，后来群众参加悼念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带着两个孩子到纪念碑西边的小灌木丛中系上了小白花，表达我们对耀邦同志的尊敬和思念。
绝大部分是真心诚意的爱国爱党行动。但也有个别搞政治阴谋的人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招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如1989年4月21日反革命煽动分子金观涛就扬言“中国大乱之至、中国危亡在日，诸位拭目以待之”。
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学生冲国务院中南海，、静坐、游行、喊口号这一套比较反感，那十次年的结果是党组织瘫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濒临崩溃边缘。苦了老年人，伤了中年人，害了年轻人。
1989年4月22日，我参加了胡耀邦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工作，。早上，因游行的群众堵塞交通，差点没进到人民大会堂。后来又因天安门聚集几万学生，灵车没办法绕天安门广场一周。继而，广播电台取消了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全程现场报道计划。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家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所以，4月27日，我去采访了全国工商联反对动乱的座谈会。
1989年5月4日，我本应该去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采访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出了广播大门，硬是坐在汽车里40分钟无法前进。后来，让外交部通过传真机把稿件发了过来。就是在这一天，赵紫阳总理说：“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学生绝对不是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
5月8日，我去中南海采访赵紫阳会见土耳其人民党代表团，我把赵总理的思想写进了稿件的导语中，这符合我的意图。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赵总理。
5月10日，我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招待所采访，由于游行队伍太多，车辆不通，我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广播电台。
在这种形势下出访，随访的每一位同志的心情都非常沉重。我在焦虑和不安中度过了13天。加拿大的电视铺天盖地地报道了北京发生混乱不堪的动乱镜头。中文报纸刊登了所有领导人的名字。我们出差在外，作为共产党员，我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不了解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脑子里总在想：建国40年，怎么还会出这么大的问题？我心情沉重，焦虑不安。当着中央电视台记者沈忱的面，我难过地掉了泪。
好心人怕乱。而那些住在国外的中国民联分子却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为国内的反动分子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本身就说明了斗争的激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也为政府迟迟不采取措施控制局势而着急。
万里出访的计划一改再改。我的发稿数量和质量一减再减。一种与国、与党同生死、共患难的责任感在驱使我，恨不得马上飞回国。万里的秘书告诉我：“老头急得睡不好觉。医生劝他注意身体，他大发脾气说：‘我能不急吗？’”
从5月13日至16日，万里先后访问了温哥华的人类学博物馆、斯坦利公园水族馆鲸鱼表演、在四季旅馆出席加拿大联邦议长弗雷泽举行的宴会。万里的专机留在温哥华。
1989年5月14日是星期日，上午坐船从温哥华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会维多利亚市访问。维多利亚是一个停泊远洋轮船和渔船的港口。早在100多年前，成千上万的华工在当地参加了修筑横贯加拿大全境的太平洋铁路。现在与我国苏州结为友好城市。在船上我与万里同志合影。中午参观布查特花园，满视野的各种颜色的郁金香，非常美丽。晚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督林思齐和夫人举行宴会，盛情款待万里和夫人。林思齐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总督。宴会前，万里称赞林思齐和许多华人为开发和建设加拿大所做的积极贡献。
万里在宴会上说：中加建交以后，中国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表示，相信通过海上和空中两条友谊的纽带，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更会有长足的发展。
基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上面这条消息才用了230个字。
5月15日下午，万里委员长坐加拿大包机返回到温哥华转坐万里的专机到达加拿大中部城市萨斯喀彻温省省会里贾纳市。万里委员长受到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迪瓦因、省议长阿诺德·图沙和夫人、华人代表的热烈欢迎。
万里到省议会厅拜访时，省议会议员和反对党正在讨论国有化的企业如何转为私有化的问题。当时，会议立即暂停了下来。省议长和反对党领袖都有所表示。但在当时国内的情况下，这条消息才用了100字，是《新闻联播》的第15条。。
万里委员长参观已有60多年历史的里贾纳大学。这所大学授予万里里贾纳大学民法名誉博士学位。在仪式上，万里穿着红色黄领的学位服，接受了证书。这是里贾纳大学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活动。校长巴勃和校董事会董事长里德尔在讲话中介绍了万里的生平，表彰他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为发展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贡献。
万里说：里贾纳大学与中国的山东大学结为姊妹学校。山东又是我的故乡。贵校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万里还介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他说：作为里贾纳大学的新校友，我将为增进中加两国友谊，为促进两国学术和教育界的交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继续努力。
当天上午，万里接见了正在里贾纳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称这些年轻人是下个世纪的未来，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万里的陪同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顾明在里贾纳市市长、里贾纳大学校长和萨斯喀彻温省贸易与投资部长举行的午宴上，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
谈到中加两国的贸易关系，顾明希望双方都采取积极措施努力促进中国产品进入加拿大商场，减少贸易逆差。他说，如果加拿大产品能够在价格和贸易上有足够的竞争能力，在技术转让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条消息是《新闻联播》的第18条。
1989年5月17、18日，万里到渥太华访问。这两天的活动很重要。拜会1984年就任的第23届总督让娜·索维夫人、总理马尔罗尼和副总理马赞考茨基。这些活动我都发了新闻。
5月17日上午和下午发的新闻稿中都涉及到学生的游行示威。我觉得万里讲得对，讲得的好，都写进新闻的导语中了。
上午，万里与加拿大总督索维夫人会见时说：“现在我国学生、知识分子、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敦促加快改革进程的爱国行动。我们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将要讨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谈到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后，万里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子慢了一些，民主发扬得不够，群众监督也不够。在上个月闭会的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说：“总的方针是，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一定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同时也要借鉴外国的一些好经验。”
5月17日下午，万里对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谈到北京最近发生的游行。他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学生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全国人大要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及搞好廉正建设方面，进行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万里说：在群众游行、示威、罢课、绝食过程中，政府和学生以至各界都表现出理智和克制的态度。他们提出的问题，党和政府近来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对学生要进行说服教育，在坚持建设和改革的大政方针和稳定国内局势的前提下，政府和群众要坦诚地对话，使学生谅解国家面临的困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5月19日，万里离开渥太华到加拿大重要的工业、金融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多伦多。在这里出席的都是省领导的欢迎活动。
5月20日，参观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安大略省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赵紫阳总理、李先念主席、杨尚昆主席都曾访问过。继1985年江苏省城与安大略省建立友好关系后，重庆市和马鞍山市也相继与多伦多市和哈密尔顿市结为友好市。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助于双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关系。加拿大为我们提供粮食、木材和化肥。中国向加拿大出口纺织品、服装、食品和原材料。我国的留学生在安大略省有1400多人。
尼亚加拉大瀑布，非常壮观，这里位于多伦多市100多公里的尼亚加拉城，与美国交界。它是尼亚加拉河水从61米高的悬崖飞泻而下形成的，是世界奇景之一。一个名为山羊岛的的小岛把瀑布一分为二：一边属美国，55米高，328米宽；一边是马蹄型的属加拿大，53.6米高，640米宽。瀑布不论春夏秋冬，奔腾不息。我们登上高达156米的观赏塔，瀑布全景一览无遗。
在多伦多，我与万里登上电讯塔，鸟瞰全城景观。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无支撑建筑物，高达553.33米。每年吸引200万游客。在塔的335米处至366米处建有七层旅游、娱乐、旋转餐厅等。，安装四部时速32公里的电梯，一次能运载1500人上瞭望台。我去参观时，服务员端着盘子为每个中国客人送了一杯水。没想到回国一个月后，加拿大使馆给我寄来一张欠款单，说我喝了一杯饮料没交7加元。我不知道是免费的，顿时苦笑不得，让中央台财会科去处理。
由于北京动乱，万里到了多伦多以后，形势更加复杂。多伦多的20万华侨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人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989年5月21日，万里出席多伦多600多华人在假日酒店举行的招待会。19点入座。招待会隆重、热烈。招待会开始，奏两国国歌，双方讲话。
20点30分，介绍嘉宾和中国代表团。20点45分，介绍侨团。
菜谱上有中加两国国旗。四种沙律：混合蔬菜沙律、土豆沙律、海鲜沙律、牛肉沙律。五种冷盘：彩蛋酸羹、深海八爪鱼、巧烤中猪、豉油上鸡、蜜汁叉烧。九道热菜：蚧肉芥兰花、甜酸咕噜肉、糖醋西湖鱼、鲜虾芙蓉、卤汁牛肉、杏仁鸡丁、广东炒面、星州炒面、扬州炒饭。多种点心：加式西饼、新鲜水果。
5月21日晚7点半，当招待会主持者说“请青年作曲家给弹一首中国畅想曲”时，台下立刻活跃起来。谁也没想到在此之后会出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那位青年人只弹了一小段音乐就跳到台上大放厥词。他说：“我是作曲家，但我今天只能弹《马赛曲》。中国在动乱，中华民族在危机。万里必须中断这次访问，赶快回国处理国事。”说到这里，台下的人才恍然大误。这个年轻人在发表反动演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这时，有的华人跳到台上，阻止他再讲下去。有的在台下呼应。在推推搡搡中，这个年轻人一边被拖出场外，一边高喊：“打倒李鹏！”场内的人，一个个都站了起来，也有个别人鼓掌，跟着喊口号。扩音器马上被关掉。加拿大警察赶快把那个家伙撵出了宴会大厅。
稍事安静下来后，招待会继续进行。这时的我心情紧张，食品虽然丰盛，但没有心思去吃。
随后万里在21日的招待宴会上的讲话打破了沉寂。他说：“中国政府一定能处理好学生动乱，稳定局势。”台下掌声一片。
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居住加拿大的几十万华人致以亲切地问候。
万里向关心故乡的海外同胞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他再一次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他说：学生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与政府的主张和努力目标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在动乱中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万里指出：根据我国宪法，政府有权采取必要的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就什么也搞不成。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就难以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就毫无希望。这是大家都绝不愿意看到的。
万里表示相信，我们能够以冷静、理智和克制的态度，克服困难，妥善地解决问题。
万里说：定居在加拿大的华侨与华人是促进中加友谊的桥梁。他欢迎大家随时回到祖国去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进行各种经济文化交流。
他的讲话博得全场华人的热烈掌声。
华人代表在讲话中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在安定的环境中取得成绩，预祝中国繁荣富强！
在加拿大的10天，我遇到了特殊情况。
回国以后我没有查到中央台新闻节目采用我发的稿件情况，5月18日至21日没有用一条。这在广播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按计划，5月21日，万里同志参观安大略科学中心。9点30分，20多个西藏分裂分子举着标语牌示威。一个个都穷凶极恶地挥着拳头，狂呼乱叫，高喊“西藏要独立”的口号。有一个西藏分裂分子的拳头差一点碰到我的脸。我愤怒极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侮辱。最后还是加拿大警察把这一群民族败类关在大门外了。可他们还是在玻璃门外喊叫。其实，那天，万里委员长、曹志秘书长的议程临时有了改变，他俩没去参观安大略科学中心，参观团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顾明同志带一些工作人员。看来，这些西藏人没有一个认识万里的。有的是高薪雇来的白种人，即便有几个穿着藏袍的人也是藏族上层人士的第三代。这些人恐怕连中国都没有回来过。使馆的官员问一位白种人：“你们了解西藏吗？”那个人没有回答，赶快走了。
5月21日，万里结束了对加拿大的访问，第二站应该是美国。晚上整理行装的时候，行李卡写往何处呢？谁都不知道，一会儿说不去美国了写要回中国，一会儿又说继续访问美国。中央当时也有两种意见。最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名打电话让万里继续飞往华盛顿。
1989年5月22日，万里应美国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奎尔的邀请从加拿大到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下午，在奎尔的办公室会见了万里。他们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谈了一个小时。
10年前，万里曾经访问过美国。他对奎尔说：近10年来，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得平稳。不久前，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中美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有很大潜力，希望今后能不断巩固和发展。
奎尔表示同意万里的看法，认为发展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国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谈到最近戈尔巴乔夫访华。万里强调，这次访问使得中苏关系取得了正常化。这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
谈到柬埔寨当前的形势，双方认为，国际舆论应该继续向越南施加压力，继续使柬埔寨成为和平、中立、独立结盟的国家。
万里委员长还应奎尔副总统的要求介绍了国内最近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绝食等情况。万里说：对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来说，必须保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新的成果。学生们提出一些要促进民主、整治腐败的要求，这要逐步得到实现。万里强调：根据中国的宪法，政府有权采取必要的手段来维护社会的秩序。
5月22日下午，万里会见美国国务卿贝克时，万里说：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影响到社会秩序。为了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国政府采取了坚定措施。关于反对贪污、腐败、官倒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这些问题必须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逐步解决，在动乱中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这条消息《新闻联播》的第5条，用了460字。
1989年5月23日，万里决定中断对美国的访问，而且找了一个谁也无法驳倒的理由“因健康原因提前回国”。
取消了与布什总统打网球的日程，取消了七天的活动，没去奥兰多参观宇航中心和迪斯尼乐园，没去纽约参观股票交易所，更没有经过意大利回国。
回国前，16点，布什总统会见了万里。因为记者也要与万里一起于18：00离开华盛顿。17点时，我没等朱启桢副外长讲完，就迅速写成稿子，一边用传真机传稿，一边结算房钱。
夜航10多个小时。1989年5月25日晨3点半，万里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机场上一片漆黑。万里和夫人乘旅行车进入市区。按原计划，工作人员在上海停留30个小时。可是，机场上没有车接我们进城。正纳闷时，只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正在与机组阎志祥副局长协商。最后决定，专机连夜飞回北京。
因为是临时决定，我们在机场的休息时间很短，我必须在上飞机以前把万里回到上海的消息发出去，否则，我人在飞机上，无法发稿，当天早上的《新闻报摘》节目就无法报道出去。在机场我第一个拿起电话发稿。当时北京的编辑告诉我，时政部的记者已留下了未定稿，说“万里于25日回到北京”。我再三强调是上海而不是北京。其他人见我往北京打通了电话，纷纷也去打。
1989年5月25日，在北京宣布戒严后，我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从电视上看了李鹏总理会见三位大使的新闻，意识到上层的政治时局基本明朗。坏人利用学潮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意识到赵紫阳出了问题。但问题有多大，我搞不清，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几天后，北京发生了“六四”风波。这是我没想到的。1989年6月4日1点多，儿子悄悄在我床头放了一个旧拖把棍并说：“给你的。”我们没开灯，静静听着街上的响声。起初，不知道是枪声。
接着，我就参加了报道“六四”的新闻。举例如下。
1989年6月12日上午，我到天安门采访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和中顾委部分常委看望慰问部分戒严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用录音报道形式发稿。
稿件除了交代谁去干什么外，首先用了部队雄壮有力、整齐的口号声，然后说：中顾委的一些同志大多数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排列在天安门正门和内院的官兵高呼口号。中顾委的同志向他们招手表示亲切和崇高地敬意。宋任穷对戒严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说：（以下是宋任穷的实况录音）“在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中，你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英勇反击反革命暴徒，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粉碎暴乱后，你们又不顾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克服困难，立即投入排除路障，清扫街道，为老百姓运送粮食和生活用品，宣传群众，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中去。总之，你们为维护首都的安定，为保卫用几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各族人民的利益，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保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下了新的伟大功绩。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们这些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士、老同志感谢你们，你们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表明：你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不愧为光荣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你们的正义之举，正在受到首都越来越多的市民和学生的理解和热情支持，并必将激励各族人民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宋任穷说：（录音）“同志们！反革命暴乱尚未完全平息，斗争还须继续进行。极少数暴徒及其幕后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制造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人民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他们的阴谋虽已败露，但还会继续捣乱，直至彻底失败。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希望你们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在各族人民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下，依法严厉打击极少数坏人，继续深入进行‘热爱首都’的教育，竭尽全力保护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彻底平息暴乱、全面稳定局势再立新功。”
宋任穷说：（录音）“6月8日，邓小平同志同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极为重要，不仅深刻阐述了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我们的方针，而且为我们认识和总结过去、思考和开辟未来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大家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革命创业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继续奋勇前进！”
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在讲话中感谢中顾委的老前辈对戒严部队、武警和公安干警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他表示，我们一定不辜负老首长、老同志的期望，坚决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戒严任务，做“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
1989年6月13日下午，我又去采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芳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看望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受伤的公安干警和戒严部队的官兵。
从6月3日以来，北京军区总医院收了219名伤员，其中大部分都是脑外伤。吴学谦对伤员们说：我们代表国务院、李鹏总理来看望你们。你们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首都局势中立下了大功。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安心养伤，早日恢复健康，为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保卫人民的利益做出新的贡献！
与“六四”有关的采访还有1989年7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国会将讨论通过对华制裁修正案事件。外交部发言人说：“目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当然，出现这种困难，责任不在中国方面。原因是美国在不久前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陷得太深了。美国国会在当前的情况下，通过制裁中国的法案，这样只会给中美关系投下新的阴影。”
1989年11月22日，我去全国政协采访外事委员会举行的全体会议，对美国众参两院相继通过制裁中国的所谓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干涉中国内政的新升级表示极大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会上通过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完全赞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声明。
声明中说：中国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平息旨在推翻合法政府，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乱，纯属中国内政，丝毫也没有触犯美国的利益。倒是美国的某些势力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暴乱，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账。现在，美国国会竟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一意孤行地通过了进一步制裁中国的议案。这是恶化两国关系的又一严重步骤，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充分暴露了霸权主义的丑恶面目。美国国会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发言的委员们说：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制裁也是不能得逞的。它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更加奋发图强。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屈服于外来的压力，也决不拿原则作交易。
一些委员说：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关系。
有的委员说，我们十分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目前中美关系出现的严重困难，是美国造成的。今后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我们奉劝美国国会幡然醒悟，立即取消对华制裁的修正案，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恶化两国关系的行径。如果认为通过几个所谓的决议，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动摇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那是痴心妄想，注定要失败。
有关“六四”事件的稿子，1989年12月28日，我还发了头条新闻。由李鹏总理亲自审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那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出席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他们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的武装警察部队指战员表示崇高地敬意。
李鹏在讲话中说：今年（1989年）春夏之交，武装警察像解放军一样参加了制止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暴乱，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功劳，向你们表示感谢。
李鹏强调，我们的武装警察是人民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部队，是忠于人民的部队，希望大家要继续发扬我军光荣的优良传统。
李鹏说：现在全国的局势趋于稳定，但斗争是长期的。全体武警战士丝毫不应放松警惕，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觉悟，加强训练，提高业务素质，对一切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江泽民在讲话中表示完全同意李鹏同志的讲话，祝愿武警部队指战员在新的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
武警部队党委扩大会议是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武警各总队、武警院校和森林、交通、水电、黄金部队指挥部以及边防、消防总局、武警总部机关负责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