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的存在与自然与社会中的其它各种物品一样成为进行加减乘除的数字，每个被包括在计算中的人的意义只不过是为总数贡献了一个1，不论是正面意义的1还是负面意义的1。在估算可以被利用的人力资源时，那就是一个正面意义的1，是asset，在估计成本和消费时，那就成为了负面意义的1，是liability。
但是，正如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的索伦克尔凯郭尔指出的，人与可以按个头计算的动物不同，每个人自身就是他/她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虽然人类社会的很多活动中，所涉及的人的数量不但对结果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如两军对阵及市场经济中的人数）而且可能是活动本身的意义（如需要服务的对象），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无法用简单的数字来进行计量。
当然，人群中有领导，有阶级，这一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人们体会到人类社会之非均匀性，而非均匀性是有悖于对于人进行数字化思维的。但是，这种社会个体差异本身又可随着社会层级的变化而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数字所取代。比如，在一个班里面，班长是超脱了士兵的数目的特例，但是在一个集团军里面，班长只不过一个数字而已；在一个国家里总统是超脱了普通人的一个特例，但是在世界的历史中，除极个别的特例外，多数总统又成为了数字。因此，如果我们的着眼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比，那么人的价值很容易就数字化了。
对于人的数字化解读给人们带来的一个错觉是，对于社会的投资最重要的是人头数字。虽然都承认各领域的专家的作用，但是一旦领域学科形成之后，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人头数字了，一切预算都是按需要运用的人头与服务对象也就是受益的人头来进行计算了。但是，人们在进行上述的数字化思维时通常忽略了一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绝大多数的创新性的突破都不是按照统计的分布发生的，而是呈现出以小概率的孤立点上的突破通过扩展来带动大面积社区乃至全世界的范围的普及这样一个模式。不论是宗教哲学艺术特殊技能还是科学工程技术，都表现出这样的一种一般特性。
很显然，主导社会投资的数字化思维是有悖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以点带面的基本特点。而社会思维与社会的自然规律之间的这一相悖之处显然是不利于文明的创造性的突破的，尤其是当数字化思维与主要矛盾那样的功利哲学相结合后，它会成为对于文明的创造性突破的一种强大的阻力。
人们或许会认为今天的科技界工业界的创新突破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给，因此没必要在乎文化在奇异点上的突破。但是，历史在在地告诉我们，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某些解构性的缺陷很难从主流结构内部得以解决，因而往往会给局部社会乃至世界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以致于最后要由非主流的奇异性的突破来加以解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它们所反映的恰恰是人类文明自身有着在所谓的正常情况下拦阻奇异性突破的力量存在，而本文所讨论的数字化思维便是这种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
虽然索伦克尔凯郭尔关于个人价值的论述为后来的所谓存在主义者们所沿袭，但是，由于存在主义者们在失去了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思考的神学基础的前提下单一地强调个人的意义，试图以个人为本体来看待世界，结果他们的思考反倒是有利于本文所讨论的数字化思维而有悖于上述的人类文明的以点带面的特点。首先，他们忽视社会影响的思维本身就与以点带面的特点相悖；其次，因为活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国王，都无法完全摆脱社会公平的制约，所以在公平原则的作用之下，试图忽略社会影响的世俗存在主义必然是在宏观上顺应数字化的平均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