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回忆文，作者程怡 ，其父程应镠 是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三级教授，叔叔程应铨清华大学建筑系讲师, 程妻就是离婚后嫁给梁思成的林洙。
程怡: 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
暑假呆在家里，翻看《沈从文全集》书信部分的21卷。这一卷的第一张沈从文的照片，是我叔叔程应铨照的，那是1965年。那时我还没见过叔叔，只知道叔叔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书，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叫小老虎，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儿叫小妹。家里有小老虎哥哥小时候的照片，是和奶奶在一起照的，比叔叔更象奶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照片当然是叔叔照的。我后来见过叔叔的女儿，但从未见过这个哥哥。
这一卷中有反右以后沈公公给爸爸的第一封信。沈公公的信一开始就说：“一小时前，王逊]到我家中来，谈到你，才知道你们还在学校工作，十分放心，十分高兴！孩子们想必都已长大了。几年来总想到你们，可不知道如何通信。我和兆和今年春天由江西回北京时，路过上海，住了三四天，想打听你们消息，问陈蕴珍，她也不知道。先一时听王逊说及，使我回想到在昆明大家生活的种种。廿多年来，社会变化好大！可是古人说的‘衣惟求新，人惟求旧’，我们过了六十年岁的人，总还是带有一点古典感情，或者说是保守落后感情，为着一些老朋友工作和健康，常常系念。”读到这段文字，我突然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
我爸爸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但57年以后都断了往来。记得60年代初，周游伯伯到上海来开会，辗转托了很多人，甚至他在上海市委统战部的老战友，才找到了当时已经成了“摘帽右派”的爸爸。爸爸当天晚上被周伯伯留在和平饭店，和周伯伯住在一起，回来说暖气太热，话说得太多，睡不着。据说周伯伯一看见爸爸就大叫：“你怎么可以让我们这样找你！” 70年代初，我还在东北插队，途径北京的时候，在一个叫做“水碓子”的工人新村式的房子里，看到了周伯伯，文革中他受了很多苦，但一听说我是程应鏐的女儿，依然谈笑风生，谈我爸爸和四舅舅年轻时的故事，他们当时都是抗战前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很喜欢爸爸的这个老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尽管当时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但还是让我留下来一起吃饭，我记得有煮玉米和辣椒炒的泡豇豆，我吃得很香。
我这里有一幅沈从文先生送给我父亲的字，上面是一首沈先生在“文革”期间写的五古。很多字我都认不出来，爸爸告诉我沈公公写的是十七帖，没有受过中国书法训练的我，自然是认不得的。
我记得1976年沈公公到南方来避难时，曾拿一个小本子录这首诗。他说，当时写就即寄给我爸爸看，所以自己反倒记不全了。他抄的时候，我就在一边辨认，不认得的字，沈公公就告诉我。其中几句至今记得：“应市鸳鸯缎，两面有花纹。朝夕寒温易，随时宜翻腾。新儒精易理，入秋早上身……”沈公公笑眯眯地告诉我：“小妹呀，那是有意思的嘞！”于是我知道沈公公是在讽刺当时一位炙手可热的学者。50年代初期，沈公公吃过他的苦头。
80年代中期，有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向沈公公索要墨宝，并希望得到这首诗的全文。很少拒绝别人请求的沈公公，这一次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位学者的请求，他说：“你要这个有什么用？落井下石的事情，别人对我做过，我却不会对别人再做。”爸爸听说此事后，非常感慨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这样做人了。”
也是那一次过北京，我还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堆满了书稿的小屋里，看到了沈公公。爸爸以前老说沈公公是一个多么多么有趣的人：比如56年到我们家，让我们四个孩子一字儿排开，然后掏出他从北京带来的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搿到我们张开的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我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我记得那天是小舅舅带我去的。我的小舅舅李宗津是个油画家，他抗战结束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美术，和沈公公是非常熟的。那天我们在东堂子胡同吃饭，沈婆婆就在门边搭建的只能容半个身位的小“厨房”里给我们做了一大锅红菜汤，我们站着喝汤，但都觉得那汤比莫斯科餐厅的红菜汤还好喝。30多年过去了，沈公公、沈婆婆和小舅舅都已作古，我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顿难忘的午餐。那天下午沈公公还带我去逛了故宫。小舅舅一听说沈公公要亲自带我去故宫，为我讲解，就也要一起去。我还记得沈公公为我们讲解时表情是多么有趣！
在这封长信的倒数第二段，沈公公写道：“流金，国家发展十分伟大，个人实在渺小，不宜为任何个人小小挫折而放在心上，盼望你健康依旧，情绪依旧，趁年龄盛茂，把一切精力用到国家有利工作上去！……什么时候我们能有机会谈谈，或有机会作一回十天半月旅行，就真好！因为我还希望从我们谈话中，会能使你感到高兴，并能得到一点鼓舞。”我不知道爸爸当年接到沈公公这封信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而我今天把这些文字输入电脑时，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保证眼前的屏幕不被泪水模糊。
这封信有一段短短的附言，那是关于我叔叔的：
“听说应铨离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爱人已和我们一个最熟的人结了婚。他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情形怎么样？如还在京，告他什么时候来我家谈谈如何？一到礼拜天，家里小将和他们女朋友一回来，即相当热闹。我们还是什么玩都不大会，只坐下来听古典音乐，似乎倒和‘老悲’、‘老柴’、‘老莫’挺熟悉要好！”
爸爸是肯定不知这“三老”为何人的。我爸爸出身于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程氏一门清代颇出了几位人物，其中就有一位是监造颐和园的。我叔叔当年受到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赏识，据说也是因为他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而我爸爸学的是中国古代史，尽管读的是燕京大学这样的洋学堂，对西方艺术却完全外行。我第一次听说有个指挥叫托斯卡尼尼，就是在和叔叔聊天的时候，但叔叔对摄影艺术的兴趣似乎更大些。
1966年春节，我去江西老家看奶奶，结果奶奶却中了风，姑姑把奶奶从老家接回南昌治病的时候，叔叔和爸爸都赶到了南昌。半个月以后，奶奶去世了，叔叔和爸爸一起回到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叔叔。叔叔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有一天我们家还来了一位高高的漂亮的年轻女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叔叔的学生，上海人，叔叔的女朋友。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听到爸爸和叔叔在书房谈话，爸爸跟叔叔说，应该多为人家女孩子着想，她那么年轻，和你在一起会有很大的压力，你们还是保持友谊吧。叔叔好象对爸爸的这种道德训诫毫不在意。他不象爸爸那么严肃、沉默寡言，他成天嘻嘻哈哈的，袜子的后跟破了，妈妈为他补袜子，他就跟我们说：“老生四十五，衣破无人补。”他把我和弟弟带上街，我们的物质欲第一次得到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满足。我一生穿过的唯一的一双网球鞋，就是叔叔给我买的。我和弟弟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叔叔要在南京路、汉口路的照相器材店停留很久。叔叔见我们两个不高兴，就带我们去国际饭店附近的“凯歌”买起士林咖啡糖，那种糖的包装很特别，白纸上印有蓝色的地球仪。糖很贵，爸爸总是半斤半斤地买，每次至多给我们一人两粒，可这回叔叔给我们买了很多，他要让我们吃个够。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有点儿犯嘀咕，我们对叔叔提出了这么多要求，回家会不会挨骂？我对叔叔说，爸爸不许我们跟人家要东西，今天我说不定要挨骂的，叔叔说：“不会不会！我怎么是‘人家’呢？你爸爸是我的哥哥啊。”回家以后，爸爸果然没有责备我们。叔叔还买了很多小国光苹果，每顿饭后总会拿出小刀给大家削苹果，皮削得薄薄的，一圈一圈的，绝不会从中间断开，这样的技术不要说爸爸没有，就连妈妈也没有。
叔叔在上海不能多呆，因为他还要回清华去上课。他划成右派以后，工资没有降，还是照样教书，据说他的罪名是反对当时北京市的“旧城改造规划”。这么大的事情本来轮不到他这样一位年轻教师说话，但他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手。他居然嘻嘻哈哈地跟爸爸说：“我戴帽子是因为他们说我反彭真。”1966年，我上初一，已经知道彭真是谁了，他当时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就是真理啊。
叔叔并不永远嘻嘻哈哈，比如谈到小老虎哥哥的时候。他说林洙58年跟他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是让林洙感觉好的，一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那时林洙作为年轻的建筑家的妻子觉得很风光；还有一件就是叔叔译了一本很好的书，得了不少稿费。林洙还说，如果叔叔能在两年之内解决问题，那么他们还有复婚的可能。叔叔说：“她不许孩子来找我，三年困难时期，小老虎吃不饱，我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片上，孩子放了学就偷偷上我的宿舍拿馒头片吃，如果让她知道了，孩子就会挨打……”
叔叔说他把偷偷跑来看他的孩子带出去吃饭，林洙就说他要把孩子带坏，妈妈问怎么会这样，叔叔说，因为他让儿子喝了啤酒。妈妈说，不该让孩子喝酒。爸爸在这样的时候，总是不说话的。现在想来，我叔叔真是挺难的，自己孩子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老师，大家都在一个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而想见自己的儿女，却见不到。我现在还保存着叔叔当年给我和弟弟照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对着叔叔笑得那么开心，叔叔在想什么呢？他的一儿一女和我们差不多大。
几个月后，文革开始，我们亲眼看到父母受苦、受辱。那时，我们家族中的大人，除了在国外的，几乎无人能够幸免于难。据说，叔叔的境遇算是好的。逍遥派。除了摄影和建筑之外，他还喜欢打网球和游泳。我小舅舅的儿子他们去清华游泳池游泳，常常看到我的叔叔，而且他们都知道叔叔游得很好。谁也没有想到象他这样一个成天满不在乎的“乐天派”会自杀，会在1968年12月13日投水自杀,死在结了冰的清华游泳池里！据说当时迟群他们带着工宣队进高校“清队”，每个老师都要叫去交代，“要写出来。人人都得这样做”。我叔叔被他们找去谈了一次话，就自杀了。69年初，清华通知爸爸说叔叔“畏罪自杀”。爸爸整晚默默地坐着，看着窗外，冬天的夜很黑，外面风很大，爸爸只说了一句：“他真是不负责任！”我后来才明白，爸爸这句话是为叔叔的两个孩子说的。那时候，我已经快要下乡了，小老虎哥哥也差不多吧？
1974年，从春天到秋天，我一直在北京，小舅舅那时动了直肠癌手术，舅妈和表哥轮着去积水潭医院照顾舅舅，爸爸收到舅妈的信，当晚就带我赶到火车站，给我买了张从福州经过上海去北京的火车票，让我去帮忙。有一天，我在天津大学建筑系教书的大表姐到北大燕东园舅舅家找我，说她从清华来，在那儿看到了小妹，她希望我也能去看看叔叔的女儿。燕东园到清华西南院儿并不远，我却是犹豫再三才一路找过去的。人们给我的似乎都是冷眼，因为我要找的人是林洙。梁思成去世后，林洙和她的母亲、女儿住在 西南院那所著名的平房里。但不是全部，一半房子被收回了，这是林洙亲口告诉我的。
我叔叔的女儿和我差不多高，我想这是我家的遗传，我的身高是1米70，姐姐比我还要高一点。我还是按照从前叔叔的叫法叫她小妹。她当时在北京的工厂工作，有一只手风琴，我们在一起玩了一会儿琴，她把相册拿给我看，我在那儿看到了小老虎哥哥，我记得他当时插队在大寨，照片上有大名鼎鼎的陈永贵，我的这位哥哥象是坐在地上的，黑瘦、漂亮，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象极了。他那时还在大寨，小妹说他不怎么说话。
几年后，我哥哥和弟弟都去看过小妹，她也管他们叫哥哥。但他们都没有在那儿见过小老虎。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小舅舅就到上海来了，我们家那时极为拥挤，我晚上就在爸爸妈妈房里打地铺，我的小屋就让小舅舅住。不久，“逃难”到苏州亲戚家的沈公公也到上海来看爸爸，我家小小的两间房当时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巴金、王辛笛、许杰先生都来看过沈公公，小舅舅还给许杰先生画像，记得也给沈公公画了一张铅笔画像。舅舅一直住到十月“四人帮”垮台之后。
沈公公来的时候应该是夏天，因为有一天他让我陪他去武康路巴金先生的寓所，两位老人谈天的时候，巴老伯请我吃当时四毛钱一块的冰砖，对角切的一半儿，放在一个玻璃小碟子里。那一天，巴老伯还送了我几本俄国小说。《别尔金小说集》、《父与子》、《当代英雄》，我珍藏至今。当时他和沈公公坐在楼下走廊里聊天，完全不象是历尽劫难的文人在一起诉苦，而是彼此间莫逆于心的亲切。我回家和爸爸谈起我的感受，爸爸说：“君子不忧不惧。”我第一次知道这话是孔子说的，说得真好！我喜欢。后来我写过一篇回忆沈公公的文章，就以这句话作为题目。
一天，不知是怎么开的头，沈公公和小舅舅谈到了林徽因。小舅舅是个艺术家，对林徽因一直非常崇拜，谈到当年在清华园参与国徽设计，小舅舅对林徽因的鉴赏力与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国徽上的“小天安门”是高庄的创意，据说林徽因先生一看到这一稿就把自己原先的“大天安门”方案否定了，说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天安门更显得宏伟壮观，并极力向周恩来推荐高庄的创意。小舅舅曾被徐悲鸿称作中国人像画家第一人，他给林徽因画的油画像原来一直挂在梁家的客厅里，据说林洙和梁思成结婚以后取下了那张画像，梁思成的女儿因而给了林洙一个耳光，并拂袖而去。此事从清华一直传到北大。沈公公说，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他和林巧稚都买，梁思成却没有登记，林巧稚就调侃说：“现在梁公的钱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公公说：“林洙就是爱。”这样的批评应该是沈公公说得很重的话了。因为他亲口告诉我范曾怎么说他“爱钱”，文革时历史博物馆批斗他时怎么做一个大大的“孔方兄”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这样的污蔑是很生气的。
林洙是抗战时爸爸在昆明天祥中学教过的学生。抗战结束，战时为盟军当翻译的叔叔从缅甸回来，爸爸把他介绍给林洙一家，当时叔叔和他们一起搭车回上海，爸爸要叔叔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的父亲也是学建筑的，非常赏识叔叔，后来就把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林洙嫁给了叔叔。叔叔去清华工作时，林洙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是进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当了系秘书。我最近看林洙写的书，说是反右以后因为程应铨的牵累她从系秘书的职位上下来，进了资料室，这当然是事实，但却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
1980年，爸爸去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叔叔的朋友，当时清华建筑系的负责人吴良镛先生，带着叔叔的两个孩子去看了爸爸。在吴良镛先生看来，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叔叔的血脉，是我们程家人。我不太明白爸爸为什么不再和他们联系，但我知道，见到我的两个堂房兄妹后，爸爸很难过。他想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也不好问。只知道当时他们都没有上大学，而我和弟弟都已考上了华东师大。爸爸后来在病中多次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同年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最高兴的事情。
有一回，哥哥回来说，小老虎在北京某国家机关开车。他和小老虎碰巧坐上了同一列火车，两个人彼此对视了几眼就知道对方是兄弟。尽管那之前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哥哥六三年去北京上大学时，已经看不到叔叔的儿子了。哥哥说，那种由于血缘而产生的感应实在很奇特。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象是学生物的人说的话。在我看来，他们一下子就能辨识对方，是因为叔叔和爸爸长得实在是象。
99年春天，叔叔中学时代的同学、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突然寄了一张剪报给我。当时妈妈去美国还没有回来。我记得那是清华的校刊，校刊上有一位当年负责南京秦淮河景区规划的清华老校友写的纪念叔叔的文章。大意是说：五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念的不是城市规划专业，只是旁听了叔叔当时讲授的这门课程。后来他到山西工作。八十年代秦淮河工程在全国征求规划负责人的时候，他竟然入选了。清华校庆的时候，他徘徊在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想到年轻时因为对叔叔的课感兴趣而常常去叔叔家聊天的情景。他说叔叔当时身体不好，不太出门，喜欢的就是书和经常趴在膝头的儿子小虎。他说他只知道叔叔后来划了右派，并在文革中含冤死去。在文章的结尾他说，程先生的儿子小虎应该已经很大了，他一定继承父业，生活得很好吧！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心里很痛。如果没有反右，小老虎哥哥会在自己父亲的书房里长大；如果没有文革，他也应该在他母亲的后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养育下长大。但已经发生的一切是不能如果的……
前年整理爸爸的文集，读到爸爸写的几首与叔叔有关的旧体诗。手足情深，令人泣下。叔叔最后读到的应是下面这首：
简应铨
岁末怀吾季，芸芸谁独醒？有身成大辱，何人问死生！
除夕风兼雨，孤灯暗复明，梦回惊岁换，不尽古今情。
“有身成大辱，何人问死生！”我叔叔在他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时候代人受过。并承受了别人很难承受的屈辱。据说清华建筑系的有关领导在林洙嫁给梁思成之前曾经问过叔叔有没有与林洙复婚的可能，叔叔毫不迟疑地说：“没有！”文革前夕，那位漂亮的上海姑娘曾被要求与程应铨断绝往来，如若不然，毕业分配就会有问题。后来听说那女孩去了云贵高原。这些直接伤害我叔叔的人里，有很多曾经是他的老师、同学、朋友。那个时代在多少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痛我们无法计算，它扭曲了多少人的灵魂也无从统计，但生活毕竟是进行着的，有情有义的人，无情无义的人，或者介乎有情无情、有义无义之间的各色人等，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了过来。然后，有的人会写写回忆录，然后，大家都会老死……人性的弱点往往呈现在人的自我表白中，林洙倘若不在“回忆”自己与梁思成的爱情时再一次让我的叔叔受辱，我又何必写下这些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