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方向错了，越往前，越失败，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亦然。中国的改革开放自毁长城遗患至今！
改革开放初期，特色政府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发展思路，实实在在是自毁长城以至遗患至今。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在贸易关系中的不断让步造成如此被动，以及中兴等企业被技术封锁时的一筹莫展，几乎都是特色政府那个发展思路种下的恶果。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代表团考察西欧，西方国家经济之发达、技术之先进，一下子就把谷牧给“镇住”了。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人均的话，差距就更大。”
谷牧“落后二十年”的结论，一下子把中央领导给“镇住”了。考察报告提交不久，邓小平提议召开政治 局会议。6月30日，政治 局会议专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11点。紧接着，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谷牧回忆，邓小平和高层就此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与此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为政策的高频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提了几十年的口号悄然不见。自此，高层对西方产生了一种“迷信”，一下子拜倒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以至于后来有人称邓小平为“买办”。
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的技术政策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被抛弃，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必然。有三个例子可以生动地反映这种变化。
特色政府的特色长官就这么武断独裁, ”就这样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这是改革开放后特色政府内的特色长官们就是这么决策的, 就是将这些决策的所谓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的。
根据新华 社资深记者李安定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一汽的汇报，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人饶斌和李刚（两人都担任过一汽的领导人）叫去旁听。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事件：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李安定以记录饶斌口述回忆的形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时，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 饶斌当场进行了争辩，说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并不比国外同类车多。 大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给我停产就完了。” 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领导回答：“以后就进口吧。” 于是，红旗就这么当面给枪毙了。后来上海牌也在组装桑塔纳的过程中被抛弃，中国轿车工业走上一条自己不开发而是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
被“枪毙”的还有运10——中国开发出来的第一个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型飞机。运10项目是由毛泽东提议和周恩来批准，于1970年启动。经过10年的开发，运10于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试飞成功。至1985年2月，运10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七次从成都飞到拉萨。但运10刚刚试飞成功，中国开始与美国麦道公司商谈合资组装麦道飞机的计划。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以三飞（1981）179号文向中央财经小组上报《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提出替代运10的方案是引进美制DC9-80飞机，但因民航总局不要DC9-80而未能立项。以后又由上飞从1985年开始执行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25架麦道82飞机的项目。1984年6月，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员“联合上书”，呼吁不要去组装麦道飞机，提议在运10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干线机型。国务院总理在来信上批示：“此事不再议”。1985年2月，因申请3000万元燃油费未获批，运10停飞，事实上被下马了。
政策的转向在“枪毙”红旗和运10之前就已经开始。根据有知情者披露，1981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爱萍与与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发生了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在会上，张爱萍提出不能因为引进法国核电站（功率90万千瓦）就抛弃秦山核电站（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核电站，功率30万千瓦）。尽管张爱萍并没有反对引进，而且从战略上和核工业“军转民”上陈述了建设秦山的意义，但赵紫阳显然不以为然。最后赵紫阳不耐烦地说：“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爱萍说：“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会议不欢而散。
由于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压力，秦山核电站最终被批准上马（1983年6月破土动工，1991年12月并网发电，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核电站）。不过，由于这个项目获批是以“30万千瓦的核电站就此一个，下不为例”为条件的，所以它并不构成“路线”，后来几十年的中国核电发展还是走上以购买外国核电站为主的道路。
枪毙或抛弃这些项目的逻辑是什么？直接说出来的原因是它们在技术上落后，如红旗耗油、不可靠，运10超重，秦山核电站功率太小，等等。但是，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最最明显的就是 ”就这样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从知情人士的隐晦叙述中，当特色政府的领导层在1984年年末决定改革国防工业体制时，有关的文件中曾经有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被删除）。这种说法含有让军队和国防工业忍耐和等待的意思。不过，张爱萍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
从此以后中国自主研发的勇气就这样丢失了。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当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和科技衰落的历史阶段。根据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回忆，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他深感屈辱地说：“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
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道：
“……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孟戈非讲的这个事件发生在1982年，但它不是一个中国在困窘阶段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发生巨大转折的一个标志。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依靠引进来实现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它可以由一个“三段式”的逻辑来概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但此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放弃自主开发，就没有任何工业和企业能够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轿车工业。不仅如此，“三段式”政策还导致一些工业被瓦解，最可叹的就是半导体工业。
尽管中国没有在计划体制下发展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工业，但一直保持着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基础。在改革开放初年的进口品冲击下，为军工生产是中国半导体技术和工业能够生存下来以图发展的唯一可能。但随着国防工业被放弃，在计划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基础被市场需求的中断所瓦解，等到中国再想发展半导体工业时，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引进生产线的道路——这个变化导致对半导体技术研发的产业需求消失。纵观历史，中国半导体技术的落后不是发生在计划经济年代，而是决定性地发生在“改革开放”阶段。
在实行“三段式”技术政策后的20年里，中国工业从总体上逐渐陷入技术依赖的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敢于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勇气。于是，“三段式”技术政策在1990年代就演变成为“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
中国特出政府将中国 特大市场拱手相让给外国资本家，连同技术什么也没有拿过来给中国。自从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积极“引进”外资，到199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要求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热潮。直到2003—2005年，还发生过一场外资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风潮。所有这些做法都出于一个信念：外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当然，外资主导的出口部门大量雇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但这也是一出中国版的“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当今天中国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人们才发现中国工业普遍缺乏技术。
进入21世纪后，当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在美国引发“中国威胁论”时，一位美国观察家Gilboy认为中国“无害”，因为：第一，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被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所主导；第二，中国工业企业深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关键元件和制造设备；第三，中国企业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骤去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扩散，使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
在分析了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后，Gilboy指出：“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企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展出的那种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
在讨论美国是否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衰落时，美国评论家Beckley指出，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实际上“并不那么中国，也并不那么高技术”——9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生产并由进口元件组成的，只不过是在中国组装的。这几位美国作者的说法真实性另当别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
但被“枪毙”掉的运10和红旗仍然在中国人的心中“阴魂不散”。
然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工业在技术上其实并非“一片荒芜”，而是在一系列工业领域出现了技术突破，这些领域包括核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工业。但是，只要稍微观察一下那些今天具有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就会发现其技术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自力更生”阶段，换句话说，这些行业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被“枪毙”掉的运10和红旗仍然“阴魂不散”，虽然它作为产品或研发体系的物质形态已经消失，但它只剩下象征意义的身影却一直纠缠着今天的人们，甚至仍然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运10下马后，围绕着中国要不要再造大飞机的争论从来没有消失过。每当政治气氛允许或出现什么契机，中国再上大飞机的建议就会被重新提出。
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论在2007年得到一个结果：国务院于这年2月正式宣布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最后压倒所有反对意见的力量来自一个历史事实：中国曾经造出来过运10。于是人们再次看到中国工业精神的力量：虽然运10作为一个项目因被抛弃而以失败告终，但40年前毛泽东时代的壮举却永远改变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因为有过运10，所以中国人自己能造大飞机的梦想一直不灭；因为有过运10，所以反对中国研制大飞机的人一直不能占上风；因为有过运10，所以国际航空工业界一直对中国“另眼相看”。于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10，竟然继续在塑造中国的历史。
中国自力更生的“精神原子弹”能够被顽强地继承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主流世界观的框架。从那个基础被奠定后，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主导。但願如今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能意识到并重新重视和捡起这些重要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