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父亲的战友
作者：马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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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永远无法存储。
他们删除也不正大光明，而用这种诡计手法。
我只好将原文修改，压缩成这篇。
一、父亲的战友资格很老，官儿不大
看到父亲文革中写的一些交代材料，感觉父亲身边的几个战友资格很老，官却不大，都比较受压，不官运亨通。
什么原因呢？
百思不解。
比如马载，原十分区地委书记，1926年入党，黄埔四期学员，跟林彪是同学，解放前曾任热河省委副书记，解放后却去石油部当基建司司长，以后又调到四川石油学院当院长，级别一直原地不动。
还有侯薪，1926年的党员，解放前当过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可解放后仅任商业部人事局长，离休前只是中国科学院学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办公室主任。
抗战初期侯薪曾任阜平县县长、县委书记，而同期担任此职务的王平，1930年才入党，解放后却授衔上将，总后政委，两人有天壤之别。
还有张平之，父亲的好友，深泽老乡，也是1926年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以后一直原地不动。
另外，父亲有位在南京工作的好友齐健秋，是1928年的老党员，河北蠡县人。
抗战初期做过张仲瀚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江苏省教育厅和省科委当领导，可能因为属于知识分子干部，一直受压，最后也就是厅局级干部。
这些老干部为党工作多年，忠心耿耿，却始终不被信任和重用，甚至被打压，如1927年老党员何朗明。
闲暇，我常常琢磨这个问题。估计有山头原因，实力原因，还有政策原因。
据中共河北党史有关资料记载：河北在大革命初期就有了党组织。
1921年3月，邓中夏受李大钊的派遣，来到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了共青团组织。
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中共北方党组织又派遣邓中夏、何孟雄到保定从事建党活动。
1922年冬，保定已有共产党员。1923年8月在安平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4年，河北建有中共党支部13个。1925年已增到49个党支部，中共保定支部也在这年成立，书记先后是史文彬、张廷瑞、张福堂。1926年河北增加到124个党支部。深泽县支部就是1926年4月建立的。
书记是王子益。可以说，保定地区是中共早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到1927年8月，顺直省委所属共产党员（包括北京、天津）已有2，600多名。不过，这些20年代的河北老党员解放后全部默默无闻，没有当太大的官。
原因肯定与党内派系有关。由于党内派系错综复杂。以井冈山的毛泽东势力最大。
北方局的历任领导李大钊、王荷波、贺昌、孔原、高文华、刘少奇等的人脉势力根本无法与毛的中央红军嫡系队伍相抗衡。
北方局下属河北省委的干部自然不是嫡系，不可能担任重要职务。保定地区的干部虽然资格老却进不了核心，这是党内派系，山头的原因。
还有一个实力原因。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党员均从事地下工作，知识分子居多（当时高小文化就算知识分子，河北较富裕，有小学文化的很多），赤手空拳，不带兵打仗。
他们没有队伍，没有枪杆子，在党内缺少实力。而红军干部掌握枪杆子，握有部队，实力雄厚，在党内的话语权肯定高于白区干部。
夺取政权后，各省市主要领导当然要被红军干部所掌握。
但北方局的地下工作也是卓有成绩的。可以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顺利创立与河北省20年代就有党组织大有关系。
由于有党的早期影响，才能迅速建成了一个那么生气勃勃的，全国首屈一指的根据地，被毛泽东赞誉为“模范根据地”。
这其中早期党组织和老党员的功绩显而易见。可晋察冀的这些做地方工作的老同志，除去中途变节退伍的外，多数后来却不同程度遭到贬抑，这里就有政策原因。
据知情者披露，毛泽东曾对白区干部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政策。
解放后的历史证明，这一政策被广泛地执行。
比如侯薪解放前当过中共保定市委书记，解放后再也当不了保定市委书记。
北方局老领导刘少奇、彭真自然会尽量减少这一干部政策的消极作用，可对一批20年代的河北老党员的命运仍然还是发生了影响。
由于极左意识盛行，倘若北方局下属的同志再被捕过，那就雪上加霜，命运更加坎坷。文件上固然没明讲，但很多领导心目中都认为凡被捕过，活着出来的人都有叛徒嫌疑，必须提防。
原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的遭遇就非常典型。他1941年11月被俘后，关进石家庄，后押到北平。在从北平押往保定时，冒险跳火车逃跑成功。
回来曾当面向聂荣臻司令员陈述逃跑经过，却不被信任。送到延安长时间审查，为此朱占魁愤而以死抗争，投崖自杀。跌伤后被抢救过来。
为顾及影响，给他安排个没有实权的副旅长干。
多年后，旅日学者萨苏在查阅日文史料中，发现当年朱占魁的确是“跳火车”逃回来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朱占魁跳车逃跑的过程。并承认“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
解放战争中，朱占魁在战斗中再次被国民党俘获并变节，后又率部起义投诚。国民党有关文件写道“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深深体认，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其本质总是难以改变的。
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可作为我们反共斗争中惨痛的教训。”这两段史料足以证明：朱占魁在日本兵和国民党眼里，始终是不肯背叛共产党的一条汉子。
然而解放后却判处他无期徒刑。1975年被特赦，坐牢24年，恢复投诚人员身份。
马载、侯薪估计也是由于多次坐牢，而一直难以获得信用。
二、父亲身边有多个战友不幸挨整
感觉父亲非常胆小怕事，在官场上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估计他是被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给震慑住了。根据他履历表上填写的证明人，很顺利地找到一些他的老战友的姓名，可其中很多都遭到了整肃，这似乎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1）张明（1905—1938）
母亲的好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朝鲜人张明的遭遇，父亲肯定多多少少会知道。
因为张明1932年初到保定二师任教，在保属特委领导下工作，而父亲也隶属于保属特委（这年被派遣到涿县筹建县委）。当时地下党员寥寥无几，他们很可能有过接触。谁曾料到这位参加过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的朝鲜同志，去延安后不久即被当成日本特务秘密处决。
张明1905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14岁来到中国。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又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定居北平，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
1932年来保定二师工作。8月，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向河北省委发出了《保定特委部署蠡县、高阳游击战争致省委的报告》，肯定了这个带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报告。张明却表示了不同意见。
为此，河北省委严厉批评了张明：“反对武装起义的人是害怕革命，是反革命分子。”
张明不服，独自去北平向上级党组织申述了自己的意见，阐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搞武装暴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但他的意见又遭到上级党组织的否定。
在得知高蠡暴动失败，牺牲了数十名同志后，张明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联合25位持相同观点的党员一道联名写了份意见信。
然而上级领导却据此认为张明是右倾分子，正在走上托派的道路，对他产生怀疑和排挤。
后因叛徒告密，张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仍积极为党工作。
1936年，张明成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劳动党驻陕北苏区代表。由于他明确反对高蠡暴动，又两次被捕，曾在日本监狱关过，被某些领导怀疑是托派分子、日本特务，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对张明进行了审查，后经康生批示秘密处决。
直到1983年中央组织部才给张明平反昭雪。
张明在延安失踪后，其妻赵亚平很快就被撤销了冀中妇救会主任的职务，被调到《晋察冀日报》做编辑。解放后当过妇女干部学校的副校长。
赵亚平与父母的关系异常密切，是母亲能够推心置腹说话的挚友。60年代，她家与我家离得很近，走路10分钟。几乎天天都要串门。
2）贾振峰（1909—1939）
父亲的履历表上记载，在1932年1月到9月期间父亲曾在河北涿县乡村师范教书，作为保属特派员从事地下工作。证明人是贾振峰。
根据《保定人物志》介绍：贾振峰是深泽县小贾庄村人。1927年参加中共，曾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参加和领导过高蠡暴动。失败后躲避起来，最后转移到天津，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苏州监狱。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被释放，辗转来到延安。1938年4月，由陕北公学介绍到山东工作，任中共山东分局抗日军政干校教务主任。1939年上半年被中共山东分局的保卫部门定为托派逮捕处决。1985年10月20日，被平反昭雪。
深泽老乡，老干部武光特写诗纪念：《悼贾振峰同志》
抗战方酣杀敌忙，生死关头宜自强；
霹雳大祸从天降，有人诬尔为托帮。
日寇求除兄先亡，非死敌手系内戕，
绝世奇冤终平反，遗恨长存永难忘。
3）杨英（1906—1994）、王郁文（1919—1976）
杨英是父亲在十分区的老领导，原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
1954年，随着高饶事件被揭露，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指控杨英和市委常委、市委工业部长冯文彬暗中勾结，进行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
经中共中央批准，1955年7月天津市委撤销了冯文彬、杨英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冯文彬由6级降为8级，杨英由8级降为13级。市委并将这个决定在全市党内传达。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又将天津市委对冯杨的处理报告批转全国党内传阅。杨英随即被下放到天津东郊的双桥农场当副场长。在天津党史上这被称为“冯杨事件”。说他们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冯杨被处理后，下面又倒了一批干部，其中就有父亲的搭档，老战友王郁文。1942年9月父亲任十分区第一联合县县长时，王郁文任县委书记。
当时他的名字叫王达，河北省安平县张庄村人，1937年参加中共。有关王郁文的事迹在网上可以找到。解放初曾任天津北郊区委书记、和平区委书记。
在战争年代，此人非常勇敢，被老百姓交口称誉；解放后依旧刚直敢言，结果被打成冯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从10级降到14级。
发配到天津红光农场任副场长。文革中，牙都被造反派打掉。
父亲与这两个十分区的老同志非常熟悉，不曾想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反党分子。
4）苏玉振（1919—2012）
1957年反右斗争中，父亲在十分区的老战友苏玉振也被打成了右派。1939年父亲曾任霸县县长，而苏玉振不久就调去霸县做县委书记，他们知根知底，关系密切。
解放初期，苏玉振曾任天津专区公安处长。1952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后，株连了一些干部。
天津地委委员8个人中有两个被开除党籍、两个留党察看、四个撤销党内职务。苏玉振就是四个撤销党内职务的之一（1983年处分撤销，予以平反）。随即公安处长被罢免，调到省委统战部任副处长。1957年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反右期间，苏玉振被定成右派，从13级降到15级。据苏玉振说，文革中，连造反派都觉得他这个右派当得冤。只不过奉领导之命，在会议上宣读一下统战部替民主人士王葆真辩护的意见。
父亲多年来一直与苏玉振保持着联系。2012年盛夏，我曾与住在医院里的苏玉振老人通过电话。
他听说我是马建民的儿子，非常激动，竟然哽咽了起来。当时，他已经93岁，早已从保定市人大副主任退下来。可能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百感交集。
我们此前素不相识，这是第一次通话，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承诺有空时一定去保定看他。不料通话后2个月，老人就去世。
5）何朗明（1908—1984)
1965年四清期间，父亲的好友何朗明突然被揪出来，逮捕入狱。这肯定对父亲刺激很大，十分的震惊。
何朗明也是深泽人，1927年的老党员，在冀中干部里大名鼎鼎。他是光头，身材魁梧，双眼炯炯有神，说话洪亮。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形势极端残酷，冀中根据地不复存在。
为保存有生力量，经七地委书记张达、副书记张庆春同意，何朗明来到敌占区隐蔽和工作。
但下面的同志并不知情，误以为他叛变投敌。
为此，深极县委还曾决定处决他。他闻讯后没有逃跑，反而去寻找县委。他对前来处决他的县委书记张亮和王培陈述了实际情况，终于消除了误会。以后恢复了党籍。
父亲跟何朗明的关系极好。两家孩子的关系也极好。父亲前妻的女儿从农村来城市就是何朗明在龙烟铁矿当党委书记时给安排的。我们都叫他何老浪。哥哥还与他大女儿交过一段朋友。
1947年，何朗明在安平县领导土改时，曾破获了一个以韩万堂、高俊英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引起了党内个别同志的不满。
1953年何朗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述为破此案自己的遭遇。中央责令刘澜涛、林铁处理。
结果河北省公安厅长陆治国、唐山市公安局长李小章、省检察院处长焦玉珊及深泽老乡何绳武、王培等都受到了批评处罚。
这些人对何朗明怀恨在心，暗中活动，捏造事实，不断举报何朗明是叛徒、日本特务……
1964年开始四清，原中监委派驻的四清工作队一到建工部就把矛头对准了部长刘秀峰。
身为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朗明看着不公，曾当面跟分管建工部的薄一波争辩过。后来为此还给毛主席写了封长信，揭发建工部四清工作队的一些极左做法，反对把建工部说得漆黑一团，替刘秀峰鸣不平，结果此信惹了大祸。
工作队对他恨之入骨，利用过去举报他的材料，把他的历史问题又翻了出来，硬说他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
该工作队推翻了以往各级党组织为何朗明做的没有问题的结论，拼凑了三大罪状：一、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根据地情报；二、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三、残害村干部、贫下中农和陷害党员干部、群众。
工作队如此狠整何朗明是为了整倒部长刘秀峰，说他重用包庇坏人。1965年1月何朗明被正式逮捕，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央还下发红头文件，把建工部揪出日本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何朗明的情况作为四清运动的重大成果传达到中央各部委、各省市。
何朗明案成为四清期间，被逮捕的党政干部中的一个著名案件。
由于何朗明曾担任安平县委副书记，帮过河北省委一把手林铁的夫人弓彤轩的忙，结果林铁也受到牵连，说他包庇坏人何朗明。
何朗明是父亲的深泽老乡。他为人仗义，经常替别人打抱不平。
但脾气大，嫉恶如仇，整人也凶狠，冷酷无情，伤了一些人。1964年那时，人们都爱上纲上线地分析事物，宁左勿右。
何朗明又搞过一段公安工作，得罪过一些公安系统的干部，就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最终在四清中被整成坏人，逮捕入狱。直到1978年才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4月保外就医，坐牢14年。
何朗明出狱后，哥哥青柯多次去他东四的家中看望。80年代初，何朗明曾到中纪委反映，要求彻底平反。黄克诚书记亲自接见过他，并安慰道：“我听说过你的事情，老同志受了多年的委屈，我们很快就会给你落实政策，回去等着吧。”
可惜黄克诚因病无法工作，何朗明的案子又落到了原来处理他的人手上，认为四清的成果不能否定，坚持不给平反。
1984年何朗明病逝，终年76岁。后来，连当年对何朗明有意见的陆治国（1973年恢复工作后曾任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都说：敌伪档案里并没有查到何朗明投降叛变的记载，我们的地下组织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何朗明去世6年后，199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准，北京市高院再审，终审宣判何朗明无罪。
判决书说：原判认定：一、何朗明1942年去敌区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解放区大量情报，破坏我党京津贸易机构是没有根据的；二、认定何朗明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亦缺乏证据，均不能成立；三、原判认定何朗明残害村干部和贫下中农以及捏造罪名诬陷党员干部和群众等事实与实际不符。
何朗明在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但不构成犯罪，不应以犯罪论处。
既然判决书把那三项罪名全部否定，既然何朗明被宣布无罪，当年建工部开除其党籍、公职的根据就化为乌有，理应恢复他党籍和公职。
但建工部说此案是中纪委办的，党籍和公职问题必须由中纪委定夺。
可中纪委却坚持当年处理正确，何朗明的问题不能平反。
2004年何朗明的子女再次给中纪委写信，托哥哥马青柯交给101中的同学曾庆红，曾庆红批给中纪委。
中纪委在复查后，依然维持原来结论。
四清运动是根据毛泽东1962年9月提出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导思想进行的，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伤害了成千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应该予以否定。
而建工部是四清运动的重灾区。打倒了部长刘秀峰、办公厅主任王应慈、研究室主任王唐文等多位老同志，株连的更多。
更是绝对应该否定！刘秀峰1971年被迫害致死。1980年被彻底平反。
目睹刘秀峰部长被诬陷，当时的研究室副主任廉仲、屈飞等都曾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对薄一波和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他们均被打成刘秀峰反党集团成员，但最后都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唯有同样为刘秀峰说话，给中共中央主席写信的何朗明却至今没有平反，恢复名誉。估计是有几个大领导都在这个案子上表过态，因此将错就错到现在。
何朗明的遭遇对父亲的震慑可以想象。昨天还一起吃饭喝酒，今天就被逮捕，进了大狱。
6）邓拓（1912—1966）、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说：“现已查明他（邓拓）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
在党报上公开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一击。
已经挨批很长时间的邓拓2天后在家中自杀。
父亲1946年调到《晋察冀日报》任秘书长，即天天与邓拓共事。邓拓的爱人丁一岚说：当年邓拓、胡开明、马建民三家住的地方都紧挨着。
解放后父母与邓拓夫妇俩还一直互有走动。
为此，文革开始后，父母多次在检查中交代和解释自己与邓拓的关系。
老革命邓拓一转眼就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坏人，成了全国大小媒体激烈批判声讨的大黑帮。
父亲肯定非常恐惧。他立即把邓拓写的一副挂在他卧室房梁上的“气冲霄九”横幅给摘下来烧掉，并焚烧了两人来往的所有信件。
7）王亢之（1915—1968）
随着文革的深入，1968年春天，父亲的深泽老乡王亢之自杀身亡。抗战期间，王亢之曾被敌人抓住过，但冒险逃脱，这就成了他的一个污点。
1947年，王亢之调到《晋察冀日报》任总编辑，父亲曾与他短暂共事过。
解放后，王亢之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后又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
1968年2月28日，江青等接见天津市各方代表时，硬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
在场的王亢之自然不能同意。江青在大会上气势汹汹说：“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务，你领过帕司（通行证），你要老实交代！”亢之当场站起来辩解：“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更没领过帕司。”
顶撞了江青之后，他预感到自己没有好下场，隔了一天，于3月1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由于王亢之是深泽人，深泽县是个老区，老干部很多。江青恶狠狠地说：“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随之天津市抓了307个“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
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也先后揪出了1500多人叛徒。
所以，深泽老乡王亢之被打成叛徒后，父亲极度紧张，在家里说话声都跟蚊子叫一样，好像声音大了会把造反派给招来。很快各单位都开始响应江青指示，积极追查深泽县的叛徒。
父亲作为老干部被三结合进北师大革委会里，立马给从革委会清除出去。他被视为有叛徒嫌疑，终日坐在小马扎上反省和交代。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为表现态度好，竟把母亲的入党时间有所隐瞒的问题也交代了出去，导致了夫妻之间最深最深的裂痕。
……
在耳闻目睹了身边这些熟人的最后结局，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或是蹲大牢，父亲自然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官场如坟场，说完蛋就完蛋。党内斗争你死我活，血腥而无情。
父亲领教了革命不但会被敌人杀害，还会被自己人处决——他自然害怕，失去了早年的热情和斗志，不求上进，但求无过，保住自己不挨整变成了生活的首要任务。
何朗明得罪人，导致蹲大狱的教训让类似我父亲这样的干部越来越多，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在外面谁也不敢得罪，畏首畏尾，唯领导是从，见了扫大街的也点头哈腰，毕恭毕敬。
